中国还靠放开生育解决劳动力短缺？全球化时代必须跳出这个魔咒了

撰稿 | 任大刚

中国人口增长势头已经大大趋缓，易富贤、苏剑两位人口学者甚至认为，2018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不过一些人口学者不同意这一测算，但并不乐观，譬如人口学者何亚福认为，人口负增长会在2027年之前出现。

在人口学者忙于计算人口数值之际，不少二三四线城市纷纷开出优厚价码，加入抢人大战，一时热闹非凡。

图/图虫创意

中国的舆论，已经从30多年前将人口增长视为洪水猛兽，到短短数年间彻底扭转为高度忧虑人口减少，渲染末日来临。舆论对宪法载明的”基本国策”快速翻转，罕见地富有戏剧性。

01

人口激增与全社会“黑社会化”

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把人口增加当成一项执政成功的重要标志。人口增加，说明天灾人祸少，社会很稳定，老百姓安居乐业，当然拥护执政者，相应地，国库收入也会大幅度增加。

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在清代以前，少则千万左右，至多也就1亿左右。执政者耗尽心力，人口增加也很有限。

这种状况在清乾隆末年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突然从明末战乱的7000万猛增到前所未有的3亿多人，这是康乾年间之所以为盛世的象征和“杰作”。

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原因主要有，战乱平息，清政府实行轻赋薄徭；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也就是废除了人头税，变相鼓励生孩子；原产于美洲的红薯和玉米传到中国，这些作物耐旱耐寒，使中国农作物面积迅速扩大，带来人口大幅增加。

不过，红薯玉米尽管能填饱肚子，但毕竟是粗粮，在物流技术相当落后的情况下，玉米红薯之类转化为肉蛋是没有全局性意义的。农业的产出实在很有限，贫瘠之地的人，天然想要移民到温柔富贵之乡，但初代移民，往往贫无立锥之地，反而导致人地矛盾异常突出；而政府也在鼓励湖广等地的农民向四川这样的荒凉冷落之地移民。几种因素，促使离开故土谋生在清代以后成为一些地方的重要特征。其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数量如此之多的“游民”。

“江湖”在康乾盛世以前就有，明代话本小说《水浒传》里就有了完备的江湖体系，但只是到了清代，游民的大量出现，江湖才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

而离开故土，也就离开了家族的庇护，单个的人亟需加入一个新的组织，才能保证人身财产安全，黑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因此，中国社会逐渐出现以江湖为背景和底色的“黑社会化”。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黑社会化”由底层游民向一般农民、地主阶层、读书人、官僚、军队蔓延，最终，是整个社会的“黑社会化”。

因此你可以看到，在民国的四川，90%的成年男子加入黑社会组织——袍哥，甚至两岁的孩童已经由父母做主，加入了袍哥组织。在上海，青帮的三个大佬一跺脚，上海滩就会抖三抖。而蒋介石对部属的钳制，更多利用黑社会式的个人人身依附关系来驱策。最重要的是，清政府就是被会党推翻的。

这场起于数百年前的全社会黑社会化的运动，影响之深，之广，荼毒无穷。

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性成因，说到底就是一种小农式的农业生产方式所能提供的财富资源，不能承载如此巨量的人口，导致恐慌性的抢夺，于是个人的礼义廉耻，社会的公平正义，荡然无存，无从谈起。

值是之故，中国人对“游民”恐惧至深。上世纪90年代，在经历数十年严禁自由迁徙之后，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打工，一度引起很多历史学家的恐慌。一些地方政府如北京南京等地匆忙出台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的政策意图驱赶，不能不说与担忧“游民”的巨大冲击有莫大关系。

计算中国土地的出产和承载能力，即中国土地是否能够养活中国人，一直是计划生育最有力的说辞。

02

人口问题与“粮食禁运”

实施计划生育，除了担忧人地矛盾，还有一层担忧是“粮食禁运”。

中国东临大海，北面苦寒，西靠高山大漠，南面烟瘴之地，表面地域广大，但实际上是个很封闭很孤独的帝国，因而观念上非常推崇自力更生，具体到粮食问题，则信奉“粮丰农稳天下安”，粮食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就异常紧张。不过，这也是中国古代行之有效，并且被反复验证的经验之论。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贸易体系的建立和物流工具的改进，粮食成为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之一，但由于粮食问题事关社会稳定。因此，粮食在特殊时期又是一种战略物资，粮食禁运也就成了国际争端所考虑的通常手段。

据统计，1919-1984年间，全世界范围内共发生103次经济制裁，其中上世纪50年代后发生的85次经济制裁中，涉及食物贸易禁运10次，10次食物禁运的绝大部分，属于中断援助性粮食出口，或者禁运对象覆盖包括粮食的大量乃至全部商品贸易。1974年，美国农业部长就公开宣称：“粮食是一种武器。”这种史实，更加坐实了对“粮食禁运”的担忧。

▲海港谷物终端全景（图/图虫创意）

那么粮食禁运是否真能起到如期效果呢？可以看看历史上最重要的粮食禁运案例——美国对苏联的粮食禁运，来说明效果究竟如何。

1979年12月24日，苏联入侵阿富汗。10天后，美国政府宣布对苏联实施惩罚——粮食禁运。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也同意参与这次贸易禁运，不过诡异的是，他们承诺的是保证向苏联出口的粮食不超过“正常和传统”水平，禁运一开始就打了折扣。

这里还有个背景需要交代。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净进口国，而美国是苏联最大的粮食贸易伙伴。禁运发生之前，苏联向美国订购了2500万吨粮食，占到苏联进口粮食总量的70%。这段史料说明，美苏两个处于冷战和意识形态严重对抗的国家，粮食贸易并没有终止，苏联人民仍在享用来自美国的粮食产品。

禁运发生之后，按照规定，除了1975年美苏粮食贸易长期协定规定的美国有义务出口的800万吨粮食外，中断的是1700万吨粮食的出口合同。按理说，美国的粮食禁运，可以给苏联致命一击。

但事与愿违。1979-1980年度，苏联进口粮食高达3120万吨，与进口计划只有10%的差距。也就是说，美国的粮食禁运是无效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北京大学卢锋教授认为：

第一，粮食出口国利益不一致。譬如阿根廷，禁运联盟成立才几天，阿根廷政府就公开宣布不参加粮食禁运，理由是事先沟通不充分，但恐怕谁都知道，阿根廷这样以农立国的国家，一旦丢掉苏联这个大市场，损失显然要比美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要大得多。

第二，难以控制粮食转运。禁运前，华沙条约国计划于1980年进口1600万吨粮食，粮源主要是美国。禁运后一个月，进口计划上调为1800万吨，其中2/3为前苏联需要的饲料粮。此外，美国最大的5到6个粮商，通常经营86%-90%的美国粮食出口。这些公司总部设在美国，但在国外有分公司，同样可以经营贸易。由于粮食市场竞争激烈，这些大公司对客户，尤其是重要顾客的服务，极为尽心严守商业机密。政府很难有效阻止它们通过海外分公司向禁运对象国秘密销售粮食。据分析，1980年，这类泄漏性秘密交易可能达到500万吨。

第三，粮食禁运国也在犯规。搞笑的例子是，1980年6月，美国政府允许美国粮商的国外子公司向前苏联出售非美国产地的粮食。1980年年11月，美国与中国签署长期粮食贸易协议，规定直至1984年，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600万-900万吨粮食。这被加拿大、澳大利亚视为美国利用禁运来蚕食它们传统的谷物出口市场，使它们对禁运脆弱的支持丧失殆尽。

第四，其它国家乘虚而入。西班牙此前一直是小麦净进口国。但它1981年向前苏联提供了80万吨小麦和大麦。泰国抵制美国压力，于1980年12月与苏联签订10年双边贸易协议，规定泰国每年对苏联出口50万吨木薯饲料、45万吨玉米与23万吨大米。

至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分歧，由于涉及不同利益集团，更是让粮食禁运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最终导致美国对苏联的粮食禁运彻底失败。

之所以要谈到这次最著名的粮食禁运，是因为当中国开始向世界市场大规模采购粮食之际，总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指出，要警惕国际社会对中国实施粮食禁运，并顺便提到实施计划生育控制乃至减少人口是如何必须，如何英明。

03

中国人口多了还是少了？

如上所述，在小农经济时代，人多地少引发社会溃败。如果遇上天灾人祸，人多粮少将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小农时代的科技水准，也决定物流技术的落后，即便知悉一地粮食短缺，其他地方的救助也是困难重重。

典型案例是1877-1878年的丁酉奇荒。来自江南地区等地的赈灾粮食从水路运到天津等沿海城市后，雇人送到山西，被雇佣的人本身来去两个月，也要消耗所运粮食的一大半，这导致赈灾效果奇差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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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时代的粮食短缺有三大特征，一是农业基本靠天吃饭，遇到旱涝灾害，无能为力；二是灾害信息无从顺畅传播；三是物流技术相当落后。再加上一个低效政府，导致灾害影响成倍放大。

当经济形态仍以农业计划经济为主，而政府组织动员能力空前强大，选择计划生育基本上是逻辑必然。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逐渐融入国际市场以及物流技术的飞速发展，事情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粮食来源逐渐国际化了。中国的大豆进口1995年从零开始，到2016年达到8000多万吨，2017年更超过9000万吨；大米从1990年的零开始，到2016年的350万吨。加上玉米，小麦、高粱、油菜籽等等，2018年，中国粮食进口量超过1亿吨。这还不包括无法统计的走私进口。

中国的粮食问题未必是主动寻求国际贸易来解决，反而更可能是，国际市场的粮食需要中国市场来解决。如果在粮食问题上只是强调自力更生，那么不仅关闭了解决自身问题的通道，同时也在关闭解决国际粮食生产问题的通道，而且需要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

其次，融入了国际市场，你就成了国际粮食产业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整个链条的一部分，资源可以在全球视野下得到优化。这不是说因为要依赖国际市场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从而就要放弃本国农业，而是说，中国的农业，在过去数百年间，不少地方已经存在土地开发过度的问题，一些地方还很严重。而恰恰是中国粮食进口越来越多的20年间，中国土地得到很大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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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1日，英国《自然》杂志子刊《自然可持续发展》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和印度通过土地使用管理引领世界绿化》的论文。文章称，近年来全球绿化面积正在扩大。2000年到2017年的卫星数据表明，地球植被面积的扩大，主要归功于中国和印度。其中，中国为全球绿化进程做出的贡献中，有42%来源于植树造林工程，印度的绿化则主要是农业用地造就的，森林增长面积仅为4.4%。

问题已经很清楚，在整个国际资源的分配分工中，中国的相当部分土地资源并不适合生产粮食，中国应该主动放弃，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牧就是主动放弃土地的粮食和肉类生产功能，而把这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其他农业基础更好的国家和地区。其原来从事农业劳动的青壮年劳动力则进入工厂和城市，提供更高附加值的生产和服务，其所得的一部分，从国际市场换取粮食和肉类。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问题，那么就会发现，实际上，今天中国人向全世界提供价廉物美的工业品的同时，也在从全世界换回自己需要的粮食（当然也包括石油等大宗必需品），也就是说，中国服务世界，世界养活中国。只要中国人能够稳定地并逐步地提高服务全世界的水平，那么中国也就可以从世界源源不断获得所需要的粮食。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农时代“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在全球化、市场化时代，已经成为一个伪问题。从中国服务全球的角度看，“中国人口是多了还是少了？”是中国问题，更是全球问题。

04

置于新技术时代的人口问题

现代物流快进快出，市场经济对灾害的独特修复能力，现代农业和水利技术的发展，以及所谓粮食禁运的无效，决定了一国实施计划生育在观念和现实世界的落伍。

这并不是说全球已经消灭饥荒，在今天，一个国家要发生严重饥荒，一定是这个国家发生了系统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粮食生产的不足。

系统性的问题包括：一，大面积水灾旱灾后，信息不畅，政府反应严重滞后，如果加上贫困，没有真金白银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而只能依靠国际援助，饥荒难免发生；

二，全体国民犯下让全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错误而被集体惩罚。如果我们坚信中国不会犯系统性错误，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应当担心中国的粮食问题，顺理成章，我们也没有理由担心中国人口过多的问题。

但是在计划生育严格执行30多年后，普遍认为中国面临两大严重的现实问题，一是新增劳动力大幅下降，二是人口老龄化严重。于是，鼓励生育的舆论迅速成为主流意见。

实际情况是不是真有那么严重呢？

当前，劳动力供给减少导致用工成本上升，已经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它使一些产业和工厂不堪忍受，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印度，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正在快速增加。

全球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在2003年-2010年维持在100万稍出头，但是从2011年开始，增长速度迅速，预测2019的开动台数约可达260万台，2016年-2019年，平约每年约增加 10%。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最高的国家是韩国、新加坡、德国和日本，均超过万人300台，高的达到万人500台。

▲制造业竞逐“机器换人”技术红利（图/图虫创意）

中国是工业机器人密度全球增速最快的国家，由2013年的25台/万人增长到2016年的68台/万人，工业机器人密度位于全球排名第23名，规划到2020年实现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万人150台以上。

因此，从劳动力资源的角度来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而不是扩大生育人口得以解决。而且事实上，劳动者收入和福利因供求关系而不是社会运动得以较大提升，也没有因工厂外迁而发生大面积失业。就此而论，新增劳动力减少似乎并没有那么可怕。

退一万步说，今天通过像计划生育那样的强制方式扩大了生育，但新增人口也要等到18年以后才能派上用场，谁又能预测18年之后全社会到底需要多少劳动力？如果“人多了”，是不是继续翻烧饼？

人口老龄化所面对的问题，一个是养老经费的筹措，一个是看护人员短缺。

不过在今天，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在个人花费中的占比越来越低，且在看护和家庭劳动交由机器人完成的内容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未来的养老问题与今天应该有显著不同的内涵：

其一，高新技术在养老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二，由于智力型劳动越来越多，将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延长退休年龄；

其三，精神看护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其四，活的人力在养老中的作用会有所下降。

在当前，真正值得担忧的，是进入互联网社会，特别是在它身上嫁接了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以及随着计算技术和能力的提升，社会经济和精神生活的形态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人口数量兴许仍很重要，但人口质量的重要性将被提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因为未来社会，那种重体力、机械重复、低智力含量的劳动岗位将大幅减少，创意性、智力型、个性化的劳动岗位将大大增加。

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在未来，决定一个经济体、文明体兴衰的，人口多少不再是唯一因素，人口的质量比人口的数量更重要。典型如犹太人，这个族群人数很少，但是这个族群产生了最高比例的思想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家、商人、文学家等等各个行业的精英，环抱于周围的中东国家拿它毫无办法。

中国人据说智商排在世界前列，但人均创新性成就恐怕排在倒数，在流水线、工业化时代是可以混一混的，但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这是即将面临的心腹大患。它会造就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无用阶层，处置不当，会产生一种新形态的游民。数量庞大的人群，处在无根无据的生活状态之下，会对社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冲击和破坏，恶劣影响将远远超过新生人口的不足。

就此而论，应对未来，人口观念的转变是必须的。生育多少孩子不是关键问题，把孩子养成什么样的人，造就什么样的人才是最重要的；生育问题应该回归它作为基本人权的本质，全社会关注的重心应该是：怎样创造个人自由成长，个人潜能和聪明才智得以尽情发挥的社会环境。

这是一次文明更化的机会。其基本前提是，融入全球。离开这个基本前提，就会在生多生少与粮食问题上纠缠不清，从而忽视迫在眉睫的严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