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说到底是社会的投影

语言是一面镜子，从中不但可以看到时代的身影，还可以看到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定的文化风格。记得曾参加过一次海峡两岸的网络销售研讨会，大陆代表发言皆称“网络”，台湾代表发言皆称“网路”，单凭这一用语，便可立刻断定你是来自此岸还是彼岸。

相声演员姜昆访问台湾，回来以后谈起两地的用语不同。他说大陆讲“联系的渠道”，而到了台湾就讲“联系的管道”，这两个词一个反映了农业文明，一个反映了工业文明。前些日子，“航天飞机”成了热点，台湾报上出现的是“太空梭”。两词指同一事物，可造词的思路不同：前者是科学思维，后者是艺术思维。

词语的差异，往往和翻译有关。比如英语disco,大陆通译为“迪斯科”，香港则译为“的士高”，台湾又成了“狄斯可”，从中可以辨析两岸三地的读音特点。德国的汽车Benz,香港译为“平治”，台湾译为“宾士”，都是音译；而大陆则音义兼顾，译为“奔驰”，似乎要略胜一筹。

相比之下，大陆词语更偏向于意译，带有鲜明的本土的特点。比如做衣服镶边用的带有各色花样的带子，香港称“哩士”，台湾称“蕾丝”，都是从英语lace来的，不过台湾译得比较精致，比较传神；而大陆则径直称为“花边”，明白晓畅，见词明义。不过，也许因为不够“洋气”的缘故，现在大陆不少时尚人士也已将“花边”称为“蕾丝”。

2003年春天，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肆虐，与之相对应的词语迅速出现。香港一如既往，走的是音译的路子，将SARS译为“沙士”；大陆则是意译加缩略，造出了新词“非典”；台湾虽然也是音译，但译得煞费苦心，只用了一个字“煞”，“非典”患者成了“染煞”人员。平心而论，这个“煞”字颇见功力。煞，古代传说中的凶神，用来指称“非典”，不是惟妙惟肖、恰到好处吗？

同一事物，用不同的名字来指称，其造词水平经常是有高下之分的。再举一个例子，街头行驶的供营运用的小汽车，香港称“的士”，大陆称“出租汽车”，台湾则称“计程车”。香港的音译，无疑和长期受英国统治有关，而且按粤方言用字，译得并不准确。大陆的“出租汽车”，用字最多，却并不严谨。“出租”是指东西被人有偿借用，而乘坐出租汽车只是搭载，汽车仍是原来的司机驾驶，“出租”从何谈起？相比之下，还是台湾的“计程车”最到位，一语道破了这种车子按行驶里程计价的本质特点。

不仅是字面意义的比较，文化内涵也十分耐人寻味。《咬文嚼字》编委汪惠迪先生曾谈过一个有趣的例子。二胡、笛子这类乐器，在华语圈内各有各的叫法：香港称“中乐”，新加坡称“华乐”，中国大陆称“民乐”，台湾则称“国乐”。香港明确是中国的领土，“中”字最能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新加坡百分之七八十居民是华裔，“华语”“华文”“华乐”这些词语流露的是寻根意识；中国大陆则把“民乐”和“西乐”对举，强调的是民族特点；台湾政权是由大陆过去的，延续了民国时期的一些词语，“国乐”便是其中之一。

可见，语言说到底是社会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