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汕头水运业的兴衰

作者：陈雪峰

近现代汕头水运业的兴衰 汕头港历史上曾是潮州、惠州、梅州、赣南、闽南的进出口物资集散地。素有“粤东门户，华南要冲”之称。以汕头港为中心港口，联结沿海柘林、海山、南澳、莱芜、海门、靖海、资深、神泉等17个港湾和口岸，组成潮汕沿海的海运事业。汕头开埠前，沿海各港湾口岸及澄海的樟林港，都是对内对外的商业贸易口岸。汕头开埠后，逐步取代沿海港口而发展成为辐射粤东、赣南、闽西南等腹地的中心港口。

清代前期，潮汕重要港口是樟林。樟林地处韩江北溪河海交汇之处，自南宋以南属闽粤官道，直通潮州城。樟林港兴盛了100多年，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汕头开埠之后便逐渐衰落。她的衰落主要是航道淤积，由于远离沿海，大型帆船不能进港。另一方面，汕头开埠后，西方大型船舶（汽船、帆船）打击落后的红头船。新兴的汕头港通海方便，河运直通韩、榕、练三江，故樟林港逐渐被汕头港取代。

清末外轮公司垄断汕头海运

同治元年（1862），英国轮船首次抵汕，随后，德、美、法、俄等九个国家的远洋轮不断进出汕头港。清末，筹备中的轮船招商局已经非常注意汕头港。据称，隶属招商局的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第一艘轮船“伊敦”轮就已经驶抵汕头。

潮汕或汕头本是广东远洋海船的主产地。从同治末到光绪初叶，正是外国轮船淘汰夹板船的时候。外国夹板船尚且如此，比夹板船差之甚多的潮汕大型帆船焉能幸存。那里原有大型海船400艘，同治八年（1869）以后的10年便被淘汰235艘，剩下的只能往返于国内沿海，航行远洋的已经绝迹；至光绪末只有一些小型海船往来闽、浙，大型的已不复存在、不再制造了。

同治四年（1865），由英美合资在香港创办了资本雄厚的省港澳轮船公司的轮船便垄断了广州与港、澳的货物和旅客的轮船水运。潮州通商口岸设在汕头。同治二年（1863），英商在香港成立德忌利士火轮公司（后改称道格拉斯轮船公司），专行于香港—汕头—厦门—福州一线，与老资格的大英轮船公司的几艘轮船共同垄断了香港与汕头（及厦、福）之间的“华式木船”贸易。这些木船（光绪中叶之后增加了“内港小轮”）都是广东沿海各地的，港口甚多，包括鸦片战争前粤海关所辖广东沿海各口（及兼海河港口）和一些新兴的中小港口，自光绪十三年（1887）设九龙关后，便由该关负责对这些木船进出香港的管理和征税事宜。

清末民营水运公司在汕发展

外国公司在侵占汕头海运，民族商业水运公司焉能坐视不管。光绪十六年（1890），潮州被批准成立一家集股经营的汕潮揭轮船公司，第二年该公司又增添了不拖带木船的“单行小轮”4艘。汕潮揭轮船公司直到清末都是广东较大的一家轮船公司。

光绪十九年（1893）汕头太古洋行买办林敏彦联合林清记等，合资28万元，设立伯昌轮船行号，购置轮船，航行于汕头与暹罗之间。

宣统元年（1909）汕头在暹罗的华侨张道三等人创办华暹轮船公司，航行于汕头、香港、海口与曼谷，次年增开新加坡航线。还有维记轮船公司的轮船航行于汕头、香港、广州及各通商口岸之间。

《1912—192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记载，汕头的纸类出口不断攀升，而造纸业却不在省内，而在韩江上游的福建汀州府上杭县和武平县，用“六帆（篷）船”经水路而至。汕头成为许多韩江流域人民出洋谋生的重要出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沿海经济得到有限发展，航运业也有所发展。韩江下游开辟了航行于榕江、练江的航线，溯韩江而至梅县、大埔等航线。沿海航线增辟了广州—香港—汕头—淡水—基隆，汕头至香港等航线。

民国六年（1917）日本人出版的《支那省别全志（广东省）》载，商业腹地由韩江及其支流可以上溯到潮州府、嘉应州、以及诏安、永定、汀州等县，通过陆路可以到惠州府以及江西、湖南两省。杜重远《汕头与潮州》载民国时期：“由于潮州改乘小火车渡韩江，历二十小时而至高陂。此地为瓷业之中心，瓷店一百二十余家，瓷户两千余户。”高陂是大埔县的工业大镇，而该地生产的瓷品，很多经由韩江轮船运到潮汕地区。

需要说明的是，近代汕头海运业，和孙中山不无关系。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一文中，孙中山拟于中国沿海建9个三等港，其中就有关于汕头港的建设。他认为“汕头在韩江口，广东省极东之处”，韩江出海口水深浪静可停巨轮；粤闽交界处，两省物业交流的必经地。“以移民海外之关系，汕头与厦门极相类似，以其亦供大量移民于东南亚细亚及马来群岛也”，“故其与南洋来往船客之频繁，亦不亚厦门”。孙中山还指出“以内地水运论，则汕头为较胜，以用浅水船则韩江可航行者数百英里也”，因为“围汕头之地，农产极盛”，“韩江上一段，煤铁矿极富”，有利于韩江上下游潮、梅两地物业的交流。由于汕头港有上述诸优越条件，“汕头港通商之路，只须少加范围浚渫之功，易成为一地方良港也”。

一战后汕头水运曲折前进

民国时期，潮汕各市县的交通往来，船运仍占据一席之地。民国十年（1921），汕头有同济、安海等4艘电船航行于饶平县黄冈镇。民国十六年（1927）招商局由商办收归国营，民国十九年（1930）扩大在汕营业规模。至民国二十年（1931），航行于汕头港的轮船，属本国经营的有8艘，属外国经营的有34艘。

民国十八年（1929）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的货物量和价值锐减，外轮的竞争更剧，中国沿海民营轮运业又不得不继续节节败退。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作为广东沿海航运中心的广州，仅有6艘民营小轮船航行沿海各埠，且全集中航行于西部高州、雷几个港口；仅次于广州的另一航运中心汕头，在民国十九年（1930）以前尚有30余艘小轮船航行于以汕头为起点的附近沿海，这些小轮几乎逐年减少。民国二十二年（1933）为17艘，民国二十四年（1935）又减为11艘。早已被淘汰的海上木帆船在大战时期曾一度有起色，此时也受到严重排斥，航程稍远的海上木帆船又几乎绝迹。

航行于西江的内河轮船，以及航行于韩江、榕江和练江的内河小轮也与航行海上的轮运业遭同样命运。故至抗日战争前，广东的航运业，除了浅水内河的小轮尚能维持、一些内河零星小量运输的木帆船尚显“繁荣”外，可说是全面衰退。

据统计，同治五年（1866），汕头港的出入港船只仅为525艘，民国二十二年（1933）猛增至4478艘，而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汕头的出入口船舶总吨位675万吨，汕头成为仅次于上海、广州的中国第三大港。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包括国内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福州、厦门、香港，国外西贡、曼谷、金边、新加坡等班轮出入汕头港，其中来往最多的商船分别为香港、上海、广州。从汕头港出发，运往北方的主要有土糖、潮州柑、锡矿砂等，运回大米、大豆、棉纱等；运往香港及东南亚的主要为抽纱、渔网、蔬菜等，运回布匹、肥料、石油制品等。

抗战发生后汕头水运衰落

日本为在广东控制海洋为其侵略战争服务，以及为稳定日伪在占领区的统治，从而也必须控制与海洋相连的占领区的内河航运。在其实施过程中，沦陷区内河民营航运业遭受到极大的摧残。民国三十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后，美机不断对航行中国沿海的日轮轰炸，日轮损失极大，战争结束前，日军在广东海上的势力已气息奄奄，广州的海上交通“只赖小型汽艇”，汕头海上则全靠机动帆船。

民国三十年（1941）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及至潮汕沦陷期间，由于外国船纷纷回国，汕头埠各中小轮船公司和船务陆续停业，海运由日本人控制，私人海轮多数到香港避难，仅存招商局汕头股份有限公司、太古、怡和三家，但也极少有船来汕，只有持英国旗的商船每周一艘进出汕头港一次，仅得“载运邮件、旅客和日用食品而已”，汕头对外海洋运输几乎停顿。当时饶平、澄海、惠来等县少数商人不得不冒险启用封存的破旧沿海木帆船行驶温州、厦门、香港、广州。

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先是汕头商人将旧木船改成机帆船，来往来汕头、香港、台湾间。因这种船太简陋，多事故，乃改用木壳汽轮船和电船，除航行潮、惠近海各港外，还往来香港、台湾、厦门等地。广州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才有几艘民营机帆船航行至汕头及海口，民国三十六年（1947）共有43艘机帆船、汽船等机动船航行沿海航线，最远者为广州—上海、广州—海防，余皆为东至汕头、西至海口各港。江门则只有较大的木帆船往来湛江、海口等地。以上都是小型机船乃至木帆船，没有一艘较大的轮船，质量上远不如战前，数量上有的也比不上战前。

尽管水运业在衰退，水运仍占据潮汕运输事业一席之地。民国三十四年（1945），航行饶平黄冈至汕头的电船有金马、新安等11艘。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饶平县计有木航船273艘，3300吨位。 （陈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