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抗战言行录 （连载23）

郁达夫抗战言行录23

蒋增幅 郁峻峰

第五章 流亡印尼捐躯

第六节 身份暴露 孤舟惶恐再经滩（上）

1944年年初，郁达夫又一次“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他深知自己隐蔽难以长久，身份终将暴露，故作好了为抗日而随时牺牲的准备。果然，一二月间，遭华侨汉奸洪培根的陷害告发，身份暴露。

这洪培根何许人也？

他原籍福建，是在昭南岛（即新加坡）兴亚炼成所受过日本训练的专职通译，因而对战时之新加坡文化界情况十分熟悉。1943年他到了武吉丁宜后，就知道了赵廉即是郁达夫的化名，但最初却不敢告发。并且向郁达夫示意过：“中国人应该维护中国人。”实际上此时的洪培根，初到印尼羽毛未丰，环境不熟，落脚未稳；如果拿达夫开刀，自己也不会爬得太高，还不如利用郁达夫在当地华侨中的影响和社会关系，到时“在华侨中使手脚。”但因出于己利，这种微妙维系自然不会长久。事发源于某天，达夫带着洪培根去张紫微处，谈笑间，讲到了一位受过中等教育而尚未结婚的侨商之女黄小姐，洪“就显出一种贪色的神情”，想立刻看一看，并欲图占有她。但这仅是一种巧遇下的意念和单相思而已。后来，这位黄小姐被侨商嫁给了一位在“赵豫记”酒厂做工后又去巴东教书的文化界抗日分子林君。洪认为这是郁达夫的从中“穿针引线”，从此怀恨在心。不久，洪告发了林君，并设计了由达夫陪同宪兵去巴东玩，到了巴东在雨月庄吃饭时分，日宪兵叫达夫先生去叫林君来。林君来了，吃了饭，就被带去了。“到了武吉丁宜宪兵部，达夫先生看情形不对，怕苦打成招，事态扩大，便挺身而出，愿看管此人，请宪兵交给他。果然，宪兵将林君交给达夫先生看管在巴爷公务。”此举了娜认为，“林君是从新加坡逃难来的，而被达夫叫去，在新婚之后遭难，难免不恨达夫先生，由怀恨而吐出达夫先生的‘真情’也是事理之常。洪某借这把刀来杀人以邀功，又怎能否认‘绝无此事’呢。”（据了娜《流亡外记》）而机灵聪明且十分警惕的郁达夫，却从更深一层进行考虑：洪与日宪事前已有串通，或竟向日宪透露了自己身份，生怕日宪不信，让达夫去出面“考察”之！他表面不动声色地继续观察、试探着，内心里开始作另一手打算。

是年二月，郁达夫便告诉胡愈之等人，说自己有恐已被人告密，“躲避不了”。并说，最近宪兵每天去他家里“喝酒闲谈”，虽然没有说穿，但很显然，自己“已被监视了”。表示自己“索性不动声色，等事情爆发了再作打算。”并要胡愈之等人迅速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经过共同商量，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去棉兰；张楚琨、高云览等去巨港。留下郁达夫继续与敌周旋。事实上此时的他，如果与大家一起突然离开，怕是影响太大，不但走不了，且有可能被“一网打尽”。郁达夫独担风险，如同网箱里的鱼一样，任凭随时起获。

在日军这一头的暗底动向，当时的郁达夫他们是不可能知道更多详情的，至多只能凭观察体验得出点猜测性的结论。然而，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96年6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铃木正夫所著、李振声所译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才作了较为详实的披露。铃木教授经多次亲自的调查所得，且有些是根据日本档案或是当年的日军当事人的讲述来作出印证的，当视为可信，至少是提供了敌方的一些可供旁证的记述。

铃木先生在这本著述里，用了“日本人眼中的‘赵廉’”、“身份被发觉”、“身份被发觉之后”三大章节予以叙述，它不但回答了开始时洪培根为什么不敢贸然告密——自身的利益与此时“赵廉”在日宪和华侨中的影响、威望，也证实了此时的郁达夫确已暴露身份，以监视准备“放长线钓大鱼”等等恶毒行经。

在《日本人眼中的“赵廉”》一章中，铃木首先写下对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占领且开始作长期经营等的一些背景：

在郁达夫成了家，隐姓埋名生活着的巴爷公务这个市镇上，也不断地有日本人搬迁而来。巴爷公务没有作为行政机构的分州府，分州府配备了几个以分州长为首的日本职员，取代荷兰人来分管的职员。……巴爷公务还没有警察署、监狱和兵工厂，最高负责人都由日本人充任。巴爷公务是周边一带的物产集散地，因而台湾拓植、野村植产、东山农地、京都烟草，以及日本渔网等达二十家之多的民间商社，都在这里设有办事处。

这就是说，去到巴爷公务的日本人越来越多，且准备长期占领，以经营“经济侵略”，有些事他们不但不想一下之做绝，而且还在“利用”上多心生一些诡计！

接着铃木引用日本关根文的访谈，来证明当时的“赵廉”在日本人眼中的一些看法。这位关根文氏，对郁达夫怀有特别的好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自费只身暗暗到过富阳，为的是寻找郁达夫在故乡的纪念物，还不声不响地去过鹳山上和郁达夫中学进行了埋于心境的吊唁。1998年6月，郁达夫曾经留学过的名古屋大学90周年校庆，同时要在校园内为郁达夫树立纪念诗碑，特邀请在富阳的郁达夫研究学会组团去访和参加纪念活动。时为我们代表团和在日本的开销考虑，铃木曾来信告知，这关根文则主动捐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我们——原“郁中”校长陈竹根、郁氏后裔也即“郁会”秘书长郁峻峰得以在名古屋与关根文晤见、交谈，并在纪念碑前合过影。他还以他个人名义给我们每人发一个小“红包”，我们再三推辞，他却说：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供你们在日本花销时的补充么！这位前几年才作古的慈祥老人，生前向铃木的陈述更当认为是可信的；因为他当年是原美星产业株式会社驻巴爷公务办事处主任，且多次得到过郁达夫的帮助。在他眼中的赵廉（郁达夫）是这般叙说的：

赵君是我好朋友，对我很热情，并且在所有方面都是我的老师。赵君的人品，由于我是日本人当中跟他关系最密切的，因而很了解他，不过他过去的身世，因为感到处境的危险，一直回避说起，故而未听他说起。另外，我本来就是个商人，当时并不知道赵君是那样（有名的）文学家，对这方面没有加以注意，现在想起来，真是遗憾。但昭和二十年的一、二月份，他曾对我说起过，除了赵君这个名字，他还有YUDAFU和另外一个名字，一共有三个名字。

……赵君实际上是个典型的中国人，他的忠厚笃实，信义道德，都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在苏门答腊之前，在中国呆过很久，对中国人的气质相当精通，故尔觉得赵君真正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很快地我们便成了意气相投、每天都会有过从的朋友。巴爷公务设有不少日本商社的办事处，但我因为得到华侨中很有影响力的赵君的帮助，因而在这种局面之下，得以保持了我的经营势力。

赵君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不修边幅的学者，胡须因懒得剃去而任它蔓生蔓长。住房小而简陋，他的房间正中，只有一张方桌和椅子，左侧堆着老高的书，他说搬家时，只有这些书可以先搬。我每次去他家，他大抵总是躺在藤椅上，一边喝酒，一边读书，有些什么书，以及读的什么书，我则一概未注意去看。他告诉我说，加上中国方言的话，他通晓九种语言，日语纯正而精湛，我每回写信，他在后面看着，就会纠正说，“关根君这个字写错了。”到了这样的程度，他说他父亲在神户开了家古董店，日语就是在那里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