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中国石化沙特吉赞炼油项目作业区，早晨召开的千人安全“喊话”。图｜受访者提供
中企“走出去”升级版：打造利益共同体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闵杰
本文首发于2017年5月12日总第803期《中国新闻周刊》
埃及，4月的开罗，早晨凉意很足。五六点钟，从各个方向传出的祷告喇叭声响彻城市上空，在喧闹的一天开始前，带给人内心的平静。
田文明来到埃及已经四个年头，他41岁，是中国石化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国勘）埃及公司总会计师。此前，他被派驻国勘加拿大项目，一待就是八年。2014年，妻子和孩子也跟着来到埃及，田文明有些感慨，多年在外，再回国反而不太容易适应，准备带着一家人“扎根埃及”。
去国怀乡，对很多常年派驻海外的中企员工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做国际业务，仍然充满挑战。
田文明所做的项目，是中国石化埃及阿帕奇项目，这是一个对埃及油气进行勘探开发的项目，由中国石化和美国阿帕奇公司于2013年合资，具体形式是中国石化收购阿帕奇公司埃及资产1／3权益。
这个项目涉及中、美、埃三方。和美国公司合作，在埃及找油找气，在取得商业发现、获得政府开发许可后，转交给由埃及国家石油公司占50％股份的两个作业公司进行开发生产。在获得的原油和天然气中，埃及国家石油公司首先提取一半的分成，剩下的一半中，三分之二归属阿帕奇公司，三分之一归属中石化。
对中石化来说，这样的海外项目并非大手笔投资，更像一个“小而美”的项目。事实也确实如此，截至2017年4月，阿帕奇项目已经累计为国勘实现分红6.8亿美元。
不过，海外项目总是充满各种挑战，对埃及阿帕奇项目来说，“要账”成了一个难题。这个项目所产生的大部分油气，都内销给了埃及。埃及国家石油公司作为买方，截至目前，逾期的欠款为1.82亿美元。事实上，这已经较2013年11月中石化刚刚进入时的4.5亿美元，下降了59％。
埃及贸易存在严重逆差，外汇短缺。而按照国际惯例，全世界的油气交易都是用美元结算。对于埃及国家石油公司来说，如何偿付1.8亿美元的欠款，是个棘手的难题。
不断深化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人民币国际化业务，却很可能为这个困扰美、中、埃三方的难题找到一条全新的突破路径。
2016年，埃及央行和中国央行签署了一份规模为18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以此来减轻开罗外汇储备所承受的压力。
“既然埃及有了人民币的外汇储备，我们现在想推动的是，阿帕奇项目的欠款，我们可以接受人民币结算。”田文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方案可行，不仅整个项目，甚至中埃之间更大范围的经贸合作，都会因此盘活，“埃及用人民币支付给中石化。我们拿了人民币，美方阿帕奇就能多拿美元。我们拿到人民币后，能提供给中石化集团旗下的联合石化，他们再用人民币从埃及政府购买原油。”
在这个构想中，整个中埃之间的油气和进出口贸易金融链条能够充分运转起来，而且真正实现三方受益，“中石化拿到了人民币，解决了项目现金流问题，美方阿帕奇更容易拿到美元，也解决了埃及的外汇偿付难题。”田文明说，这个构想正在不断推进中，已经得到了中石化集团总部和国内相关银行的支持，“全世界的石油贸易都是美元结算，如果能推动人民币结算，这在石油行业是有里程碑意义的。”
这个模式，对整个中国央企“走出去”都提供了理念借鉴：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走出去”，绝不是简单赚钱，不仅要考虑企业投资收益，还要考虑国家战略需要和所在国社会效益。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石化“走出去”正在打造升级版：每一个海外项目，不仅要赚钱，还要变成多方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机遇
从近期的数据来看，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05.4亿美元，同比下降48.8％。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对“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8.5％；新签工程承包合同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同比增长36％。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热情仍在持续高涨。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主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巨大的增长潜力。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GDP增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资源和劳动力要素丰富，与中国互补性极强。
中石化国勘公司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对油气行业来说，油气勘探开发是“一带一路”重点合作领域之一，这个战略构想改善了中国石油公司的油气合作环境，而且更容易获得油气投资机会和资金融通便利。
甚至连西方公司也深谙这一点。“对中国企业，现在有一个战略优势是，一些西方公司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正在从国际上往回退，这给中国公司提供了进入的机会。”美国阿帕奇公司副总裁兼埃及公司总经理戚大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开罗外国机构扎堆区域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二层小楼，是阿帕奇埃及公司所在地，刻意保持低调是为了避免成为当地极端势力的攻击目标。戚大锐是美籍台湾华人，他选择尽可能不在埃及媒体曝光，但对来自中国的媒体非常开放。
阿帕奇早在1993年就敲开了埃及油气市场的大门，在这个区域已经深耕了20多年。这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遍现状，中国企业进入最长也只有十来年时间，但很多西方老牌石油公司如BP、壳牌等，早已经成为先行者，布局超过半个世纪。它们不仅占据了主导市场，而且制定了“游戏规则”。
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0年，埃及爆发革命，国内政局动荡，这给阿帕奇公司带来很大压力。“埃及公司虽然每年能赚很多钱，但在公司股价的反映上是零，来自公司股东的压力非常大。”戚大锐坦言，阿帕奇需要“拉一个强的合作伙伴进来，向股东证明这个资产有价值”。
最终，阿帕奇寻找到的“很强的合作伙伴”，就是中石化。“中国石化财务实力比一般公司要强，有能力购买资产。”戚大锐说，不仅如此，埃及方面对中国石化也特别有兴趣，原因在于，中国石化是少数掌握从勘探开发、炼油化工到产品销售全链条的公司，“中国石化今后可以利用产业中下游优势，比如可以就近建一个炼化厂，在这里买油生产。但我们阿帕奇就没有这个优势，因为我们只做上游勘探。”
当然，美国公司和埃及都看重的，还有作为央企身份背后的国家战略资源。戚大锐记得，2017年2月，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王玉普考察埃及，在双方的深谈中，谈的最多的是如何利用中国的优势，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下，进一步加强全方位合作和实现人民币结算的愿景。
国勘埃及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朱阿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阿帕奇公司已经累计在埃及投资190亿美元，中国石化目前在埃及累计投资38.3亿美元，分别是美资和中资在埃及投资额最大的公司，而且合作“拓宽和深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朗，也越来越受到埃及政府重视。
“这种深化是自然而然的。”田文明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目前主要是上游勘探开发，随着中国石化海外一体化战略的推进，中游和下游自然而然要跟上，包括原油贸易、炼厂改造，设备引进，综合服务，都会慢慢进来，“这些对埃及影响更大，反过来，也会促进埃及政府更重视上游的阿帕奇合资项目。”
国勘埃及公司总经理邵敬扬透露，埃及即将成为中国石化下一个全方位发力的区域目标。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王玉普2017年2月年拜访了埃及总理伊斯梅尔、石油部部长莫拉之后，双方分别以上游勘探区块获取、中游石油化工项目、下游仓储管输以及原油与成品油贸易、人民币支付等展开交流对接工作。
接轨
对油气企业来说，走出去，意味着和国际油气巨头站在了同一个竞争平台上。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新加坡公司副总经理夏鹏对于这一点的体会尤其深刻。
大士工业园位于整个新加坡的西南角，这里和马来西亚隔海相望，中国石化润滑油新加坡公司2010年注册后，在这里拿到了60亩地，2013年实现了投产。
“选择在新加坡建厂，就是为了开拓国际市场。”夏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地处马六甲海峡，是主要的亚洲物流业枢纽，可以辐射整个亚太地区，是走向欧美等国际市场的跳板，世界上很多大型石油公司都选择在新加坡建厂。
在亚太地区设点，给国际客户提供服务，给公司带来的变化非常显著。2017年3月，德国奔驰集团及其聘请专家，依照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制定的德国汽车工业质量标准《VDA 6.3 过程审核》方法，对新加坡公司开展了现场审核，成功通过了审核并进入奔驰全球供应商体系，这是入围奔驰汽车全球润滑油品招标的唯一中国品牌。
夏鹏说，奔驰公司是全球招标，如果只是一个地方型企业去竞标，对方根本不给你发邀请函，“这个点设了之后，欧美一些大客户对我们立刻感兴趣了，因为表明我们有了全球供货的能力，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润滑油是市场化程度高、竞争最为充分的石化下游产品，兼具工业品与消费品的双重属性，国际能源化工企业都把润滑油业务作为其形象代表加以重视和推广。
船用润滑油是其中最具国际挑战的品类。全球船用润滑油市场80％以上一直控制在壳牌、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嘉实多和道达尔这五大外油品牌手中。
由于远洋邮轮在全球进行巡航，能否为重要客户的邮轮在全球重要码头提供服务能力，是考验船用润滑油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中国石化润滑油新加坡公司市场经理张长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过几年发力，目前已经在东南亚、中东等17个国际港口建立了供油网点，基本具备了为远洋船舶供油的能力。
管理模式国际化也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润滑油新加坡公司行政财务部负责人姚建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个公司目前仅76人，用工总量与国外公司基本相仿，这个数字比同规模的国内企业少了很多，“机构少，流程短，充分授权的同时，保持精简高效。”
夏鹏说，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中国石化润滑油公司发现，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在国外投资建厂或者建立营销网络，这给润滑油公司提供了新的战略思路：和中资企业战略捆绑，一起走出去。
“2015年起，我们对20余个国家的304个重大中资项目进行了攻关，成功开发122个客户并实现供货。”夏鹏说，这些客户覆盖了对外工程承包、装备出口、海外建厂方面。比如，对外工程承包方面，与中国电建、中国能建、中国铁建等承建的海外大型项目形成配套。重要中资设备合作方面，与三一、徐工签署了海外合作战略协议，特别是在通用五菱印尼项目中，一举击败当地及国际众多竞品，成为其全系列润滑油的装填售后独家供应商。
除了润滑油公司，中国石化在新加坡还设有9家机构，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有34家机构，员工总数达到4800人。
“中国石化在新加坡机构中以贸易单位居多。”中国石化东南亚代表处总代表廖旭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比如，联合石化公司，既担负着为中国石化在全球寻找原油资源，又担负着为过剩的炼化产品寻找出路和市场。
联合石化新加坡公司副总经理于永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一年实现了来料加工复出口1909万吨，这个规模相当于经营着一家炼厂。这项业务的重要性在于，通过来料加工贸易的方式，充当了国内炼厂的“调节阀”，既能调整产品结构，又能为国内炼厂疏通富裕产量，保证开工率。
在廖旭东看来，新加坡作为全球知名的金融及转口贸易中心，石油行业的国际竞争最为充分，特别是中下游的加工和国际贸易，甚至包括金融解决方案，这样的布局才是全方位的国际接轨。
挑战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近期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对央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梳理。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治历史复杂，民族特征迥异，国家发展水平普遍相对落后，地缘政治风险较高，恐怖主义等安全威胁较为突出，是央企经营的最大潜在威胁。
另一方面，西方企业在沿线国家地区有“先占优势”，抢先占据了优质资源和市场，且拥有更加丰富的当地运营经验。作为“后来者”的我国企业只能开拓非传统市场和地区，因此风险较高、回报不稳定。
而对石油行业来说，除了要面对以上共性问题，近年来尤其突出的一个挑战是，国际油价的断崖式下跌，从2013年的每桶107美元左右，下跌到了2016年的42美元左右。
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尤其对上游的工程服务和勘探开发影响更大，油价下跌直接导致资源国收缩投资、开工不足。这给中国石化国际石油工程公司沙特分公司副总经理唐安全和中原石油工程公司沙特公司经理宋保健都带来了很大压力。
在中国石化集团内部，唐安全是最早闯荡海外的一批人之一。他1994年就踏上了苏丹的土地。2000年中原钻井第一次中标沙特阿美陆上钻机项目，作为项目经理的唐安全又转战沙特。宋保健也从2001年踏上沙特土地，一直坚守至今。
在沙特一望无际的荒漠里，阳光晒得沙粒滚烫，由于气候干燥，阿拉伯半岛50℃的高温就像一个大烤箱。除了环境恶劣，更令人焦灼的还有国际竞争环境。西方公司已在这里经营了70年，沙特市场也因为施工标准高、要求严，被人们称为石油工程的国际奥林匹克赛场。在这个市场拼杀，并不容易。
国际油价下跌后，面对沙特阿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投资萎缩，油水井价格下降明显，如何创效增效是唐安全面临的大难题。
例如，井间搬迁的效率关乎钻机生产效益的高低。为降低成本，唐安全带领团队，每一次都制订详细搬迁计划，深入分析和解决影响搬迁时间与效率的具体问题，优化搬迁的每一个节点，大大提高了井队搬迁作业时效。钻井日费率由2016年的98.73％升至现在的99.39％，不仅弥补了因降价导致的收入减少，而且使得分公司钻井项目的利润比2015年出现了逆势增长。
而农村出身的宋保健，应对超常规压力的办法，就是苦干。他曾经带领20多名员工，每天天一亮就起床，仅用20多天，就从一个遍地是黑石的山坡上，修整出了中原工程第一个海外基地。
为了新钻机尽快启动，他曾经创下一项纪录，在钻机设备运到港口后，从清关到开钻只用了28天时间，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现在。
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全球石油服务行业持续低迷。面对空前的市场“寒冬”，仅仅自己苦干是不够的。宋保健又琢磨出一整套能让所有钻井队都受益的“标准教材”。从沙特设备配套标准开始起草，包括井控、设备，井场上任何一样东西，宋保健根据沙特阿美公司的要求，一一确立了标准。后来新启动的队伍，哪怕不懂得沙特阿美公司的规定，只要按标准来，就能快速进入状态。
在他带领下，中原石油工程公司沙特公司成功取得阿美气井施工资质，成为中国石油行业唯一打开阿美公司气井高端市场的石油工程承包商，打破了长达80多年的时间里这一领域一直由西方老牌石油公司垄断的局面。
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石油工程队伍。图｜中原石油报
共赢
来自国资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10余家央企中已有107家在境外共设立8515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80多家央企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
央企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者和主力军。
对于这支主力军，民建中央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王永庆曾建议，央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走出去”，不能纯粹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要考虑企业投资收益、国家战略需要和所在国社会效益等多方利益，通过“走出去”实现多方参与、共同合作、互利共赢。
美国阿帕奇公司副总裁兼埃及公司总经理戚大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相信，中国经验可以被“一带一路”国家广泛借鉴，“当这些国家发展起来后，反过来可以给中国创造更大的市场，这是一个多赢的模式。”★
（本刊记者陈炜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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