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顿悟时刻》分享“文学公开课”携一把“小说解剖刀”重达故事现场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新冠疫情的到来，让全世界都处于在变动、不确定之中，英国作家毛姆说的“阅读是随时携带的避难所”，也比以往更深入人心。在众多类型的阅读中，要说到比较纯粹、安静的阅读对象，莫过于对文学的阅读。

很长时间以来，张悦然是以80后作家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为众多文学读者熟知。 近几年，她除了继续写作，还走进高校授课，如今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作为一名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理科生，她的文学积累纯粹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这种自我教育的主要方式就是——高质量的阅读。她给学生分享自己是如何走进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又该如何在主角和配角之间把握平衡，等等。她将对小说的阅读与人的生命状态联系起来，“通过小说发出的光芒，发现自身的遗失之物，并用读和写，再次赋予其生命。”

张悦然的文学课，得到学生们的认可。每次下课，都有同学都追着她下楼，要跟她继续交流。学生们对文学的热情感染着张悦然，也改变了她的看法，“这些学生将来大多并不从事文学相关的工作，也有可能因为生活的忙碌而逐渐远离文学，而我所做的事，就是尽可能让文学多留在他们生命里一段时间。”

8年人大文学授课精华 20多年阅读创作积累

她一直过着文学的生活

如今，就算没有机会在人大听张悦然讲文学的人，也有福了。因为她用3年时间，将自己在人大8年所上的写作课教学经验，以及自己过去20多年来的文学阅读创作积累，写成了一本书《顿悟时刻》。阅读这本书，就像上一堂堂张悦然的文学公开课：她是如何读村上春树的？波拉尼奥给了她怎样的启发？艾丽丝·门罗、伊恩·麦克尤恩又对她展现了怎样精彩的内心风景？是什么促使作家动笔写一篇小说？是什么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开始了思想的跋涉？大众小说为什么能感动更多的人？

从《都柏林人》到《嫌疑人X的献身》，从《刺杀骑士团长》到《2666》……张悦然犹如化身携一把“小说解剖刀”的领读人，开辟鲜为人知的阅读路径，带领读者重新抵达故事现场。她的领读不断提醒我们，有限的故事却能帮助我们了解世界与他人，尤其是当我们凝视小说家笔下的爱意和伤痛、煎熬与畅快，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身处之地在时空中的坐标，从而更好的理解自己。

在最敞开的公开课里，我们却能看到张悦然最细密、最个人的阅读方式。比如张悦然读书没有做笔记的习惯，但她会在读完一本书之后的几天里，留给自己一点时间，不断回想那本书。“那几天很宝贵，我尽可能不去读新的书，我用这样的方式确认是否可以和一本书建立更深的情感。有时候刚读完一本书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几天之后会忽然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她通常不让自己马上做出判断，而是尽可能延迟这种判断，看看它可否在心里生成更多的东西。

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难免会产生变化，阅读越来越成为张悦然生命中相对恒定的部分。她说，有时候阅读并不是为了指导和启发自己的写作，“单纯地，就是一种度过生命的方法。”

她与文学没有走散 与读者没有走散

优秀的文学写作者不是浪花，而是标杆

大概近20年前，非常火热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把当时还非常年轻的一批80后写作者，推到了备受瞩目的聚光灯下。出生于1982年的张悦然就是其中一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批作家有的拍电影，有的经商，有的则是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之外。大家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渐行渐远，有了不同的选择。但张悦然一直还在文学的路上，创作状态稳定。这位15岁就开始发表作品的山东女孩，还有一段“下南洋”的经历，她的大学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的，专业是计算机。在陌生的异国，面对毫无温度的专业，她用文学写作来抵抗孤独。大学期间，张悦然晚上的时间大多用来写作，有时写到天亮，听见鸟的叫声。

在她早阶段的作品中，比如《誓鸟》、《水仙已乘鲤鱼去》、《樱桃之远》等作品中，她用才华书写着当时自己那个年龄阶段必然会关注的青春心灵状态。2016年，以父辈生命经验为题材的《茧》，也被评论家认为她的写作进入更广阔的地带。如今，2020年之夏，她戴着文学阅读手记性质的《顿悟时刻》，仿佛在告诉读者，这么些年来她一直在耐心阅读，阅读一直是护卫她行走的铠甲，她一直过着美好的文学生活。

与张悦然同龄或者更年轻的读者，或许并没从事文学写作，但却跟着她一起，通过文学整合着自己的当下人生。她与文学没有走散，读者也没有与她走散。

随着后浪90后、00后逐步走上社会的聚光台，在“80后”这个概念也正在悄然褪去其新闻性。但好在优秀的文学写作者不会被世代困住，而是会超越时间，成为不会被浪花拍在岸上的标杆。

封面新闻对话张悦然：

深度阅读所面临的挑战来自“很容易被消耗和转移的热情”

张悦然

张悦然，2001年获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小说集《十爱》入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茧》入选《亚洲周刊》2016年度十大小说。2008年创办文学主题书《鲤》系列，担任主编。2012年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封面新闻：现在社会，各种诱惑很多。人的精力很容易就被分散掉。要保持深度阅读的状态，其实是不容易的。对此，您有怎样的感受、经验？

张悦然：没错，保持深度阅读是一种能力。失去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有的时候，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找不到一本真正喜欢的书，也会失去阅读的热情。虽然仍在阅读，但读得很浅，那种感觉就像小时候课间一边走着神一边做广播体操一样。动作看起来是一样的，可是意识完全没有参与，身体并未得到任何训练。在这样一个时代，深度阅读所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有限的、碎片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很容易被消耗和转移的热情。这种热情是需要保护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阅读放在生活中很重要的位置，不让它被其他事物取代。

封面新闻：很多阅读者并不一定从事文学写作，他们的工作也与文学距离比较远。但是他们依然要从文学阅读中获得力量。但同时，文学往往在相对小部分的人群里有影响力。在您看来，文学与现实，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关系？会有感到文学比较无力的时刻吗？

张悦然：文学的地位的确越来越边缘，影响的人群也越来越小。从年轻时代一路走过来，我见到很多同路人离开了文学，因为文学无法供养生活，也因为自身对文学的热情在减少，这是很自然的事。我忧虑文学的未来，但也并不比我对世界的未来的忧虑更多。我也会因为这份忧虑而去尽力做些事，让更多的人关注文学。比如2018年鲤杂志所做的“匿名作家计划”就有不错的反响。

封面新闻：在书中分享了您近年常读的村上春树、波拉尼奥、门罗等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可以聊聊您为什么挑选了这几位作家吗？以及阅读这些作家给您带来哪些特别之处？

张悦然：就像我在序言里所说的那样，因为喜爱和各种机缘，我所挑选的这些作家，是过去几年里我阅读得比较多的。我也经常在课堂上与学生谈论他们。因为学生很喜欢他们的作品，希望可以做更细致的探讨。因为讲课的缘故，我经常需要重读他们的作品，对他们的作品比较熟悉。此外，我认为他们是与我们同时代的作家，无论在文学观念还是关心议题方面，都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通过阅读他们，我们也能更了解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和世界。但当然，阅读经典也同样有意义。这本书里也同样涉及到一些，比如以亨利·詹姆斯为例分析小说视角的篇章，还有契诃夫、托马斯·曼、托尔斯泰也作为例子散见于书中。比较遗憾的是，还有一些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来不及书写，比如库切、石黑一雄、安吉拉·卡特、哈维尔·马利亚斯等等，一方面是时间有限，一方面是我可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希望日后有机会，完成他们的阅读报告。

封面新闻：《顿悟的时刻》容纳了你在人大8年所上的写作课教学精华，以及自己过去20多年来的文学阅读创作积累。在人大教书8年，对你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是怎样的影响？

张悦然：教书确实督促我做了一些系统化的阅读。我尽量避免讲重复的课，即便是相似的主题，我通常会更换一些用于分析的小说文本。因为讲重复的东西会让我自己失去热情，没有热情的授课，是在虚度时间。所以为了保证课程有新的内容，必须以阅读和重读来提供充分的准备。不能说这些阅读和重读对写作有什么即时的帮助，有时候它们甚至相隔比较远，但是写作和教书又的确共享着同一片文学的土壤。我将多数时间用在了耕耘这片土壤上，然后让它们进行各自的光合作用。

“灾厄面前，人类远没有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强大”

封面新闻：在小说创作方面，最近手头在写什么？疫情期间，不少写作者的状态都很受影响，你是什么状态？是否有计划将这些写进小说里吗？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你对世界的看法是，悲观多一点还是乐观多一点？

张悦然：疫情对我的生活有一些改变。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完全浸没在日常生活的琐事里。写作变得没有那么重要。我变得更热爱生活，更能从中获得滋养，从这一方面来说，这段生活经验很宝贵。现在生活正在逐渐恢复，我在写新的小说，但进展缓慢。这个时期对世界的忧虑不可避免会变得很多。瘟疫所带来的影响，目前尚不能看清，但它带来的影响是不可逆的，再也回不到从前了。灾厄面前，人类远没有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强大。而那种强大，正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幻觉。

封面新闻：现在有越来越多揭露复杂人性的作品，比如大热的国产剧《隐秘的角落》。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您是如何处理人性复杂的作品的？也需要作家对此产生共情吗？

张悦然：在早年的作品里，我的很多人物都具有偏执和极端的人格，它们十分强烈，但并不复杂。这是由某种年轻时代的审美趣味造就的，同时也和我个人的天性有关。我时常觉得自己的“天性”不够复杂，甚至有点简单或者简陋。这在生活中可能是种福气，一方面我没有给身边的人设置太多相处的难题，一方面我也不太会因为内心某个不见光的角落而备受折磨。但是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个巨大的弱点。它意味着如果我要成为更好的写作者，必须学着去认识和理解他人，必须不断去拓展心灵的边沿。在近年的作品里，我对现实和历史的热情，也正来自于对藏匿于其中的复杂人心的探究。在《顿悟的时刻》的一个篇章里，我讲到了亨利·詹姆斯的长篇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女主角伊丽莎白的认知世界的外沿被黑暗所包覆，她的人生使命正是不断用自我学习拓展认识，照亮那层黑暗。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自己和伊丽莎白很像，即便我不写作，那也是我人生旅程的一种使命。

封面新闻：您认为文学爱好者在探寻写作之路的过程中，阅读文学评论类的书籍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张悦然：我个人非常喜欢阅读文论。从早年的迈克尔·伍德的《沉默之子》、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到近年的乔治·斯坦纳、伊格尔顿及詹姆斯·伍德的诸多著作，我都非常喜欢。还有一些作家的文论给我带来过影响和启示，比如库切的《内心活动》、戴维·洛奇的《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等等。好的文论总是能唤起阅读和写作的热情，总是使文学和你的关系更亲密。而且，有的时候文论本身所呈现的文法、语句之美，也同样令人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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