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缘何强化情报野心？丨智库视点

4月11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防长奥斯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印度外长苏杰生、印度防长辛格（从右至左）举行联合记者会。 （新华社记者 刘杰/图）

2022年6月17日，香港《南华早报》援引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前一天访谈的话说，美国 “印太战略”中，同印度的关系是“美国在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他具体解释，这种“友谊”将体现在双方情报合作方面。

这位号称 “亚洲沙皇”的高官发言，顿时激起不少印度人的遐想，那就是借助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身份，成为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的亲密合作伙伴。

两个月前的4月24日，一场低调的国际情报主管会议（ICM）在新德里召开，美国等一众西方情报强国悉数捧场。在开场白中，东道主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还引述一段出自中国兵家孙子的名言，“情报机构最应该得到尊重；情报机构最应该得到重奖；情报工作也最应该保密”。他希望各国同行组网合作，应对全球“不确定威胁”。

“若以技术和人力手段捕捉到危机征兆并及时决策，能形成另一维度的威慑。”前印度研究分析处（R&AW）秘书贾德瓦·拉纳德称，ICM无疑加深了印度与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的情报合作。

ICM为什么

别以为ICM只是一场高朋满座的“务虚会”，其会晤细节大部分仍是保密的。据有限传出的信息，它带有浓重的战略意味。

ICM由印度赫赫有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与内阁直属研究分析处主办，对标每年一届的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MSC）。近几届都能吸引七十多国的高级外交官、情报主管和防务学者进行交流，给主办国带来可观的“软实力”，尤其对国策产生重要影响。

更令印度“感冒”的是，邻国巴基斯坦也于2021年启动年度伊斯兰堡安全对话（ISD），邀请的多为“环阿富汗”与“环印度洋”国家，尤其第二届ISD刚在2022年4月1日至2日举行，这被印度视为“挑战”，于是ICM成为回应。

“ICM的目的不是‘握手与寒暄’，而是对各国（或地区）情报机构间常态化工作机制的‘安排’。”2022年4月26日《印度教徒报》曾报道，澳大利亚、德国、以色列、新加坡、日本和新西兰的情报掌门人出席了线上和线下活动，两天的会期中，与会官员和专家就五十余个具体课题领域深入交流。

印度“官方脉动”网站称，ICM邀请国家虽多，但“焦点”是印度如何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组成的“五眼联盟”对接，印方用心良苦地选在“五眼联盟”例行协调会同一天来举办ICM，就证明它希望“双轨并一轨”。不过这时候却出现点小意外，曾答应出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和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大卫·维格诺特临时爽约，让低级别的处级官员代劳，让印方十分意外。但对箭在弦上的印美乃至“五眼联盟+印度”情报合作来说，这“无伤大雅”。

拉纳德透露，本届ICM的主题虽聚焦俄乌冲突、俄军在乌克兰城市作战、人道主义危机及西方对俄制裁效应，但印方坚持会议内容应“欧亚并重”，不能回避南亚次大陆“安全课题”，即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问题。无疑，这种议程安排，反映了印度的真正意图。

“官方脉动”网站称，会议期间，有印度学者提出带有浓烈军事色彩的“情报威慑”概念，呼吁“五眼联盟”同印度展开深度合作。

此次俄乌冲突后，美军传统“周期性侦察”模式因缺乏俄周边国家的情报分享与配合，导致预警响应失灵。只有多国联合进行“长时间监视”，才能让美国及其伙伴的前沿部队做好充分应对准备，维护“印太战略平衡与稳定”。

印度情报老手拉纳德将这一概念形象地描述为“百万双眼睛”，这实际是从其“老东家”研究分析处引申出的概念，后者因耳目众多在印度国内有“一万双眼睛”之称。

《印度教徒报》编辑、前CNN记者苏哈西尼·海达尔指出，“情报威慑”本质是对“五眼联盟”“邻里守望”概念的翻版，即在各国情报部门之间建立“直通车”机制，在军事预警、监视侦察及恐怖主义预防等方面实现互帮互助。

“‘五眼联盟’内部根据成员的地理区位特征和技术特点，建立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情报网，”海达尔称，“五眼联盟”已开发出用于不同国家、军队间情报信息共享、上报的通用型App，“五国遵循的协调运作原则是相互间不过问情报来源，以此免除可能给国家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政治人物的责任”。

“印英合作最亲，印美合作最热”

早在2021年夏，兰德公司在报告《地区国家如何应对中美在印太地区的竞争》中，便预判“五眼联盟”与印度的“合流”，将英国昔日的殖民地和保护国联合起来，成为“五眼”的外圈即“盎格鲁圈”。尽管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邓肯·贝尔将其嘲讽为“大英帝国乡愁”，但至少在情报领域，这一趋势变得越来越突出。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任詹姆斯·安德鲁·刘易斯称，印度与“五眼联盟”的合作，尚处于“车轮-条幅状”的双边模式，其中印英合作最亲，印美合作最热。

按照他的解释，印度最老的侦察机构——印度情报局（IIB）的前身是1885年英属印度陆军少将查尔斯·马基创建的政治情报处（IPI），起初针对渗透中亚的沙俄，但1904年起布设远东谍报网。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情报局依然与英国军情六处（MI6）相亲，外界一度把它视为后者的分支。

俄罗斯《技术与武器》杂志2020年6月号披露，印度研究分析处官员多次前往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也是“五眼联盟”在欧洲的通信情报中心——伦敦以西约90英里的切尔特南庄园。文章称，“印度官员观摩了‘五眼联盟’的标准作业流程，特别是各类语言专家如何汇总侦察卫星、侦察机和船只提供的信息，以及分布在柏林、阿森松岛、塞浦路斯等地监听站的侦探活动，并将它们截获的情报进行复制、分类破译，最后送交英国及其盟国情报部门。”

正是在英国协助下，过去十年，研究分析处强化了印度边境的信号和通信情报站点的功能，像喜马拉雅山麓的边城噶伦堡就有“切尔特南式”监听站。可见，英印联手既有历史纽带，更有现实目标。

印美合作更是“后来居上”。二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后为中央情报局）便在英属印度建立据点，印度独立后，又在英国协助下同印度保持合作。不过，由于1971年印度与苏联结盟并出兵巴基斯坦，美国曾有三十多年断绝对印情报联系，直到1995年签署《美印防务关系备忘录》后，双方才重新找到合作热情。

2007年5月13日至17日，印军举行代号“摧毁敌人”的演习，双方都选择核武器来作为“最终解决手段”。演习中，印度陆军“松树师”模拟向对手发射带有核弹头的近程弹道导弹，而抵抗一方的“绿箭师”则因得到情报预警，在躲过核攻击同时采取了核报复。外界认为，这次演习间接考察了印美情报侦察系统合作的可能性，并将美印战略合作提高到更高层次。

2021年3月，前印度研究分析处情报分析师巴斯卡·罗伊告诉当地《喧嚣》周刊，随着2020年底构成印美军事关系“四大支柱”的《军事情报总体安全协定》（GSOMIA）、《通信兼容性与安全协定》（COMCASA）、《物流交换协定备忘录》（LEMOA）和《地理空间情报基本交流合作协定》（BECA）全部生效，确立了双方军事安全和情报合作的通用标准和系统，为双方实现“互操作性”提供法律依据，从理论上，印度可视为美国可分享“限制级战略情报”的非北约国家。

巴基斯坦《论坛快报》2020年12月提到，美印双方还默契地展开“特工外交”，影响南亚小国。前尼泊尔驻印度大使比加瓦·坎特·拉伊·卡纳告诉美国《华盛顿邮报》，2022年2月27日，尼泊尔同美国达成《千年挑战计划协议》（MCC），赋予美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NGO）深度介入尼泊尔经济社会的权利，甚至美方项目人员享有某种“治外法权”，如果从情报人员角度看，这无疑是“极其完美的护身符”。

“五眼联盟”能给什么，不能给什么

当前，美国正加速使“五眼联盟”超越情报范畴，自然乐见印度等国“入盟”或至少是“连线”。

日本《军事研究》2020年3月号曾提到，依照美国情报等级，当前可对外交换的最高机密只到“绝密·特定机密”级别，仅限于诸如日本、英国等有情报保护协定的盟友之间，其他合作对象只允许交换“涉及直接风险”的“HI级秘密”。

如果没有类似协议约束的印度加入“五眼联盟”，这种“不对等性”必然招致该国内部的抱怨，可要是予以修正，美国又将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六国共享情报的流出风险大大增加，从而威胁自身信源安全，特别印度与原“五眼”国家的核心利益存在差异性，使得情报合作深度受到制约。

最典型的是印美情报合作现状，印方总是抱怨“给得多，要得少”（联系上下文是否应为要得多给得少？）状态，美国肯提供的情报数量和质量离印度的愿望始终有距离。2019年2月，印巴在克什米尔开战，美方仅象征性宣布巴控区内的武装派别“穆罕默德军”为恐怖组织，但拒绝对巴基斯坦实施军事制裁，不肯与印度分享F-16战斗机挂载导弹的数据，坐视巴军用F-16击落了印度米格-21歼击机。一些印度民族主义者甚至设计出“阴谋论回路”：美国借合作摸清了印军在克什米尔的核心区域部署，暗中向巴方传递印机“关键通信代码”，制造美制战机击落俄制战机的结果，打击印军对俄式武器的信心，为进一步兜售军火提供便利。

更重要的是，从印度政府的立场看，对“五眼联盟”的牢固性仍有疑问。

《印度教徒报》编辑海达尔认为，受2013年斯诺登泄密事件影响，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外情报合作的尺度，印度充其量只是某个战略方向上的“情报守门员”，发挥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丰富美国对外监视的“真空”。

更滑稽的是，“五眼联盟”随时可能把印度当成刺探的对象。印度“Aryavarat新闻网”2018年1月26日曾报道，“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局以澳大利亚松峡湾联合防务基地为依赖，利用可同时拦截超过35颗商业卫星数据的“托卢斯”天线，重点保障中亚至印度洋地区的情报监视系统，美国截获手持移动设备信号后，通过与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澳大利亚信息安全局合作，几分钟内便可处理导出电话号码乃至通信内容，然后向有关部门提供信息，帮助美军实时识别重要目标并持续监控其地理位置。

这些截获中，60%-80%都是与印度有关的情报，用于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内容却少之又少。

不只如此，“五眼联盟”国家设在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的外交使馆安置监控设施，内置碟形或阵列天线，对印度国内GSM、GPRS、CDMA、3G、4G等制式在内的所有可用波长电话通信和互联网流量予以“吸尘器”式吸收。

1998年至今，印度研究分析处还与俄对外侦察局（SVR）秘密合作，获得实时的美国卫星运转表，遇到印度洲际导弹发射等重大试验时，每隔数小时就改变试验场附近的物体位置，以躲开“犀利的目光”。

印度经济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里特什·库马尔·辛格也指出，美国和“五眼联盟”以“情报共享”为诱饵，试图垄断印度等国的数字技术市场，继而操纵其命运。里特什指出，“五眼联盟”的“带头大哥”——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有一份完整目录，涵盖全球常用服务器、路由器及硬件防火墙的“植入物”，装有“植入物”的通信产品一旦交付，用户发送的信息流量都将被美国国安局拦截和窃取。“考虑到加入‘五眼联盟’的多国都有被美国监视窃听的遭遇，印度的参与会有多大的风险，是难以预料的。”

前美国国家安全局长基思·亚历山大则认为，印美之间的“制度隔阂”，让情报合作存在“天花板”，“印度人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在安全合作方面不能像对待‘五眼’盟友那样对待印度。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没有类似‘五眼联盟’基础性文件（即1946年3月6日缔结的《英美通信协定》），按照法律，美国就做不到（像印度希望的）那样对待印度。”这些基础性文件规定了美国向别国转让情报或军民两用侦察技术的相关条件。

“对我们而言，世界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转变为多极格局，这并非印度放弃不结盟原则的理由，反而为完善该原则并将其应用于21世纪提供了机遇。”印度学者里特什指出，“印度首要的自卫手段是外交而非军事结盟。”

南方防务智库特约研究员 吴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