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应对人工智能的方略

最近一两年，人工智能似乎超越慕课成为高等教育界热烈讨论的新潮流。人工智能究竟能在哪些方面给大学带来变革？本来已经身陷困境的大学还能经受住这次浪潮的冲击吗？大学的应对方略是什么？本文对英美报刊相关主题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并作了初步的讨论，以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挑战

美国著名科技杂志《连线》宣称，谷歌试图让人的大脑变得无关紧要，医疗手术很快都将依靠机器来操作，所有诊断将由电脑给出。在很多律师事务所，软件已经取代律师，税务会计也面临威胁。金融贸易已经由机器来完成，连心理咨询也都使用人工智能了。可是在致命威胁的云雾从地平线上升起时，大学中人还在忙着申请课题或课程，似乎周围的世界依然如故。课堂、实验室、学分制课程体系、师生见面时间等仍然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大学是否给学生提供用以监控和指导机器的工具，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惊人潜能？培养学生成为积极变化的驱动者还是消极旁观者？ 我们知道如何确保学生拥有所需的技能来理解指数级变化和机器做出大部分决策的复杂世界吗？我们的感官体验一天天在变成机器体验，很快将成为自己世界的旁观者。我们感受到紧迫性了吗？

美国东北大学校长约瑟夫·奥恩在2016年出过一本书《防范机器人: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旨在让学生拥有创造心态和心理灵活性，善于发明和创造对社会有用的东西。他认为，我们要抛弃上了大学就登上职业阶梯的想法，而是把大学变成终身学习的平台，依据个性化需求定制学习内容的平台。 他认为机器人时代的到来就是机会而非威胁。传播知识不够了，学生需要新的素养，开阔学生的视野，推动他们发现联系，帮助他们思考人类存在的更深刻真理，鼓励探索和创造。托夫勒曾经说过，21世纪的文盲不是没有读书识字能力的人，而是不会学习，不会忘掉从前所学内容和不会重新学习的人。奥恩提出了一种新学科——人类学，包括三个素养：技术素养（让我们能够动用软硬件达到最充分的应用和潜能最大化的数学知识、编程知识和基本的工程原则）、数据素养（通过分析理解和应用大数据的能力）和人格素养（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利用人的潜能获得优雅和美的能力）。教育技术专家芭芭拉·库珊博士在书评中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虚拟导师，培养应对21世纪的技能，互动数据分析，全球课堂的机会，终身学习全方位学习技术。接下来我们依次简要阐述。

（一）虚拟导师

在人工智能帮助下，每位学习者都可以拥有一个虚拟导师，支持无处不在，而且结合每个学生的特殊情况，提供针对性的帮助。比如在学习和授课方面，密歇根大学开发的ECoach为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大课提供信息丰富的反馈，每周一次的任务和讲课内容与可能的考试问题的联系，跟踪学生的学习进步，基于个人情况指导他们采取适当行动。还有和ECoach一起使用的作文自动批改系统M-write，学生情绪分析（使用学生的面部表情测量学习中的投入程度）系统，监督学生在讨论中的参与程度以及分析考试中常见错误的软件等。在招生录取和习得方面，佐治亚州立大学研发的用于手机的AdmitHub为考生和录取的学生提供相关信息，如支付图书馆罚款、选课程序、督促学生完成作业等。在积极主动为学生提供服务（辅导和学习指导等）方面，Stellic能帮助学生依据从前学生的职业模板创建自己的学位规划，圣路易大学的学生虚拟助手Ask SLU为学生提供各种服务等。佐治亚理工大学计算机和认知科学教授艾休克·戈尔的人工智能教学助手吉尔·沃森是一款基于IBM沃森技术的聊天机器人助教，机器能帮助老师从舞台上的圣人变成提供辅导和方便的促进者。康奈尔大学教授埃里克·安德森等人开发了帮助数学老师判定学生如何得出错误答案的机器人。他希望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机器人能够理解更复杂的数学运算，批改学生作业，给学生更详细的反馈。

（二）培养应对21世纪的技能

正如上文所说，人工智能不仅让重复性的和低技术含量的工作面临威胁，就连曾经被认为白领职业者的保险核算师、律师、体育记者、财经记者、心理测试者等也都可能被机器所取代，培养学生在新时代的生存技能比如自我定位、自我评估和团队精神等也就成为重中之重。休利特基金会的托尼·瓦格纳列出了七大生存技能：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好奇心和想象力；网络合作；评价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主动性与创业精神；灵活性和适应性；口笔头交际能力等。该基金会调查发现学习的五个优先选项是：（1）社会和情感学习；（2）深度学习；（3）计算和设计思维；（4）金融和创业素质；（5）表达自己观点的辩论和写作等。在这些技能的学习中，人工智能都将提供之前所没有的方便，如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中学习。在汉密尔顿学院，技术工具改变了长期以来讲授人体解剖课的方式，在虚拟解剖课程上，学生随时都可以解剖，而且不需要昂贵的尸体。

（三）互动数据分析

将个人学习习惯、社会背景、学习环境和个人兴趣结合起来的个性化学习或许是谈论最多的人工智能的良性影响。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一是俄勒冈州立大学（OSU）等八所大学在盖茨基金会等支持下进行适应性个性化学习先驱项目，2019年秋季让15-20%的通识课程学生进入适应性项目实验。一是非传统学生，即工作的成年人要在学习和家庭及全职工作之间寻找平衡，人工智能可以改变高等教育的游戏格局，让学生获得即刻的反馈，这对社区学院特别有效，人工智能技术是为个性化学习提供方便的理想方式，并不增加对老师的要求。像Carnegie Learning 或者Third Space Learning等智能辅导系统（ITS）帮助老师打破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在一对一的平台上根据实时获得的反馈，发现学生的优势和弱点，有针对性的提供学生所需要的指导。

（四）全球课堂机会

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增加了全世界课堂相互联系和接触的机会。卡塔尔基金会世界教育革新高峰会全球项目主任塞巴斯蒂安·特伯特说，就像粉笔和黑板一样，技术已经成为课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然高成本仍然是一个挑战，但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工具成为像智能手机和手提电脑一样寻常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远了。包括微软的HoloLens和Oculus Rift，或者谷歌探索等在内的虚拟现实工具正在把传统课堂变成有意义的真实世界体验。将现实和电脑画面结合的场景为学生提供高逼真的沉浸式环境增加学生兴趣，模拟和游戏技术鼓励学生参与和适应，通过全球课堂允许校外人员参与科学发现和项目。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科研活动，扩展研究者的相关领域，发现从前未知的研究论文，增加在全世界开展互利互惠合作的机会，如麻省理工全球创业项目启动的Quartolio和纽约大学StartEd Incubator以及纽约理工学院合作，为学生和研究者提供更密切的合作机会，前景诱人。

（五）终身学习和全方位学习

人工智能将学习带到课堂之外进入学生的校外生活。大学如何回应人工智能革命将深刻影响科学、革新、教育和社会本身。位于伦敦的DeepMind是人工智能程序师兼神经科学家戴密斯·哈萨比斯等人联合创立的人工智能企业，此人相信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将改善科学发现的过程。颠覆性技术进步迫使大学承担起更大社会角色，创造机会让社会适应新技术，比如为那些被新技术淘汰的人提供再就业的技能和机会，大学的结构和组织核心将因为人工智能技术革命而发生改变。

总之，人工智能无论在常规教学活动，还是在改变教师角色，改变教学环境，改变学生的学习地点，改变教学和科研的合作方式，改变基本技能要求，改变大学的管理和为学生服务的方式等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应对得当，人工智能将让大学如虎添翼。

不过，也有不少人对人工智能热潮不以为然。兰德公司资深政策研究者罗伯特·默菲说，教师的工作和教学行为不是流水线上的重复劳动，不可能完全自动化。适应性软件和自动作文批改系统，早期预警系统等有潜在好处，但效果有限，良好教学的核心是人工智能难以企及的创造性、爱心和即兴性。现在没有多少证据显示这些工具有显著改善教学成绩的效果。技术不大可能支持学习复杂的、难以衡量的高技能如批评性思考、有效沟通、辩论、合作等。作文批改系统的反馈多集中在语法错误和被动语态使用等问题上而不是所交流观点的深度。

开罗美国大学副教授马哈·巴里认为，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分析软件和适应性技术存在着对教师角色的误解。她对辨别抄袭的系统和作文自动批改系统不以为然，在她看来，作文教学不是把句法变成五段文章中的一个段落这么简单，而是帮助学生清晰有效地向别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机器反馈的价值何在？谁愿意写作文让机器看呢？辨别抄袭的工具也很糟糕，不是帮助学生养成珍视自己观点和语言，尊重他人观点和语言的态度而是想方设法如何绕过审查机器。将老师的角色局限在电脑能够做的若干认知常规任务上，完全忽略了教育研究的发现，成人或者更有知识的同伴在支持年轻人的知识创建过程中所发挥作用激励学习者的动机、强化他对学科的爱，辨认出自己的兴趣所在，提供道德支持的重要性，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充满关爱的老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批判意识的潜力。此外，她还指出数据收集中存在的偏见、监督和控制问题。数据收集的选择是技术人员或者政策制定者决定的而不是老师学生决定的，老师需要看这些数据吗？直接看学生的眼睛或者问他们的想法或感受不就行了吗？更可怕的是，技术开发者用的现成算法剥夺了学生的能动性和对自己学习过程的控制权。

德萨勒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约书瓦·舒尔茨批判了自动批改作文系统背后的功能主义理论基础。在他看来，功能主义认知理论认为心灵不是由它构成的物质材料而是靠它做的事来定义的，这是人工智能可能性的形而上学基础，但是功能主义的焦点集中在行为主义的“功能对等”概念上，忘记了符号必须依靠它所代表的意义。抄袭的论文没有成绩是因为它不是符号，并不代表学生的思考。简而言之，功能主义不仅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将心理活动简化为机械活动，而且用狭隘的技术规范取代了充满活力的道德和审美范畴。批改作业是教学活动，EdX批改作业软件将教授简化为按照图纸施工的房屋建筑工人，而每个工具都有人设计出来，都是有意识形态的。如果教育者用企业思维或者消费者心态看待自己的职业，在自我利益和市场力量作用下，分数膨胀和种种斯文扫地之举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学生也一样，得了高分的学生在评价教师时投桃报李。消费主义批改作业模式把学生、教授、大学、员工变成市场上的竞争者，每个参与者都为了短期的自我利益而相互欺骗。让电脑改学生作业等于宣告官僚的知识观和工具主义者的人性概念，等于是在否认人的存在。自由艺术的目的是把我们从平庸中解放出来，学习的本意是了解有关世界和自我的真理而心甘情愿地投入心血和付出努力。人工智能软件无法提供耐心的、关爱的、有洞察力的教育者。花钱买来的朋友已经不是朋友了。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亚当·柯什说过，最好的人文研究是创造性的，更接近诗歌和小说而不是物理化学，它不是源自一堆知识，而是依靠学者的想象力和现实意识。人类的思维发展不是依靠科学实验，而是依靠艺术和历史著作激发的并能拓展理解力和同情心的思想活动。数据不能自给说话，总是被收集、组织、编辑之后才变得可以理解和有意义。这个观点得到很多教育界专家的支持，教育不是往桶里灌水而是点燃火星。巴黎文理研究大学校长阿兰·福克斯认为，技术当然会改变大学，但学习“点燃火星”意味着“人的接触”，在颠覆性的技术冲击下，师生面对面接触的实体大学仍然有光明的未来。调查显示，63%的受访者相信到2030年，名牌大学将提供在线学位课程，19%的人认为不会，24%的人相信在线学位课程比校园课程更受欢迎，53%的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只有19%的人认为数字技术将在2030年消除真人上课，65%的人不同意这个观点。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副教务长简·盖特伍德认为，大学学习与在线课程学习就像实地到一个地方参观与“观看视频”的差别一样。

现有很多所谓的人工智能应用还很笨拙，仍处于新技术的初级阶段，主要在支持系统，没有进入教育事业的核心——教学本身，虽然有一定价值，但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期待，虽然长期看可能提高教学效率，但不大可能给教育带来革命性变化。很多应用仍然属于技术改进型应用非真正的人工智能。

二、大学教育的应对方略

自动化改造人类社会有几次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取代马车，第二次工业革命，大规模使用电力和电话，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数字化、电子和自动化生产，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要彻底取代人类，融合虚拟系统和实体系统，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纳米技术、3D打印和生物技术等不仅取代人手而且要取代人脑。高等教育需要更好地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大学如何让学生准备好迎接这个新现实？如何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可转移技术、能力和性格以便他们能够很好地创造性地利用技术开展创新，而不是被技术取代？

（一）大学的危机

我们现在处于像启蒙和科学革命那样变革剧烈而显著的时代，电脑算法的进步连开发者都没有预料到，大学的管理者却继续犯下同样的错误，假定从前起作用的模式在新时代继续有效。就像启蒙时代，国王和教皇的权威丧失一样，媒体、国会和教授的权威已经丧失。学生不再相信他们生活其中的任何机构，包括大学。工业时代的伟大变革是空间的压缩，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变化是时间本身的压缩。我们都渴望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以前需要十年学会做某件事，现在能在网上看视频。教授想让学生学的（真正理解）与孩子想做的事情（知道）之间存在错位。

家长和学生对大学教育的价值的担忧因为大学不能提供很好的职业准备而越发严重了。最近的焦虑源头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消灭现有的大部分工作。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切斯特·芬恩谈到，大学教育本来是获得幸福生活的最可靠道路，也是最可靠的向上流动通道，但是，开放办学和维持可敬的学术标准无法两全其美。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学术标准不断降低，导致大学学位和证书膨胀和贬值。与此同时，隐蔽的等级差别再次凸现，名牌大学和中学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人们错误地相信证书和学位是重要的东西，而不是它们所代表的成就，这种信念导致昂贵的教育骗局。

大学危机还表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台效率越来越高的新自由主义机构。弗吉尼亚大学德国研究教授查德·维尔蒙说，大学把学生当作利润、学费和未来捐款之源，把知识及其传播当作资本投资。数字人文是资本势力及管理机构的帮凶，新自由主义和数字技术合谋制造了一个集金钱、指标体系、管理可见性、自动化于一身的怪胎，所有种类的科研都沦为商业化的产物。大学早已不仅是技术的用户而成为技术本身了，几个世纪以来被贬低为学术工厂、重商主义老巢、百科全书和机器，且为此沾沾自喜。大学的价值就像一座矿山或一片森林，是供国家拿来获取经济利益的资源。

贝宝的创始人之一彼得·蒂尔相信大学会变得无关紧要，创业公司才是社会变革的新核心。研究型大学是前数字时代的残余，就像新闻业、制造业和音乐一样，很快就会被数字革命摧毁或者改造。当今大学处于历史上空前严重的危机中，国家资助减少，严重依赖临时员工，越来越忽略自由教育、市场价值观占垄断地位，教授自治遭到破坏，大学官僚机构扩张等。威斯康辛大学斯蒂文斯波恩特分校2018年11月宣布计划停止招收地理、地质、法语、二维三维艺术以及历史等六个文科专业的学生，这个消息已经表明州政府感受到，它必须在渴望技术的经济需要和不知情的公民社会的需要之间做出选择，试图两面讨好，让各方都满意。预算削减和学费冻结让学校陷入窘境，追求真理转向优先满足经济需要。大学文科的边缘化和危机并非新鲜的话题，现在看来，它能否经受人工智能的冲击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了。

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当前大学应对人工智能冲击的做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灵活多样的教育超市

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西蒙·马金森说，大学虽然未必像有些人预测的那样将在15年内成为历史陈迹，但机器带来的变化越来越多。学生可以在家里学习，在网络上听课，到学校里接受辅导，讨论电脑里看不懂的东西，学生越来越多地使用在线搜索工具，在线课程笔记等。教学的钟摆可能从翻转课堂再度转变到讲课的模式。学校的院系樊篱将被打破，为跨学科的合作创造条件应对重大社会问题，科研、教学方面的新途径将要求具有合作精神和创造性的学生，大学需要承担起大学预科教育的责任。单个校园的概念将消失，两个学期的模式将被全年学习取代。市场力量要求高等教育分化，各个大学的特色日益重要。重新强调合作和相互联系，学校有机会提供“组合学位”（a portfolio degree），学生可以在多个服务提供者那里选择课程。高等教育机构除了传统四年制本科模式外需要开发更加灵活的、节省成本的教育项目，更适应用工单位的具体需求，也超越慕课提供的具体内容知识和技能的“微认证”。新加坡教育部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发政府资助微学位，只需要200美元，毕业后政府保证安排工作，否则退回学费。慕课平台（edX）提供微硕士学位和某些大学和公司认可的研究生课程证书。这种灵活的教育正好满足了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并为真正的终身学习提供了方便。正如罗杰赵所说，“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学习都应该转变为积木式的体系，人们可以用来像搭积木一样搭建自己的教育大厦。”

（二）国际合作

人工智能的发展促成了全球课堂的出现，国际合作变得更方便快捷，跨国和跨学科的数字化最有前景，即便不能快速迎接新技术的要求，至少能保证让学生有信心面对挑战。在后就业的社会，教育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人人都成为永久的全职学习者，教育前景光明。比如，新加坡政府启动了未来技术项目，建立两个“终身学习学院”旨在为“新加坡人提供终身学习机会，充分开发自己的潜力”。未来三年每年领袖发展计划资助800名学生到海外留学去获得国际经验和专业技能。新加坡政府教育部出资创办了亚洲文科学院（Yale-NUS College），旨在培养具有高情商的思想家，强调适应性的学习技能，将跨学科的时事学习与课堂外的学习机会结合起来，如全球事务项目探讨全球化过程中的复杂国际问题如金融、气候变化和偷渡等。鼓励学生敢于失败，敢于尝试新途径，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课程设计强调更高级思维，不仅强调学生的知识基础（事实、概念、过程、更广泛的背景）而且强调学生的认知能力。这种结合创造出有能力学习和清醒意识到这种能力的人。

（三）结合技术与文化的双学位或双修专业

在人工智能时代，文科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斯坦福人文中心说，哲学、文学、宗教、艺术、音乐、历史、语言等表现形式就是要理解和记录我们的体验和世界，记录人类体验的知识给我们机会去感受到自己与先辈以及同代人的纽带意识。由于数字化，写作快速成为有利可图的职业选择。营销公司寻找有创造性，关注细节和强大分析能力的毕业生。在技术公司，制造部分相对容易，而“发现人们想要什么的”部分则更为困难。如果搞不懂人的动机和需要，明白人的喜怒哀乐，就无法让人喜欢你的产品。定性分析不能仅靠数据，还需要本能、批判性思考和深入了解人性本质的能力。文科不是奢侈品，而是你在算法时代的竞争优势。仅有理工科心态的创业公司没有多大前途，要解决大规模的人性问题，就必须文科毕业生。在当今时代，学生需要专心扩展教育、兴趣和技术领域的范围，提高深度阅读能力，进行哲学探索。文科的跨学科性质对于技术成功至关重要。

将实用性的与就业有关的技术专长学习和人文学科的文化课程学习结合起来也就成为很多学校的优先选择。刘易斯科拉克学院前校长巴瑞·格拉斯纳和西北大学校长默顿·夏皮罗指出，适应工作生活并应对长期挑战，毕业生需要拥有技术和文化两种才能。在西北大学，所有工程专业大一学生都要选修“设计思维和交流”的双老师课程，一个是工科老师，一个是写作老师，四个学生为一组，共四组。任务是设计和建造能够帮助残疾人完成日常生活任务的器械。目标有四：帮助学生团队协作，给机会去失败，鼓励他们去同情他人，教他们与外行进行口笔头交流。南加州大学悉尼哈尔曼多数学研究院也提供了跨学科学习，多学科老师上同一门课，在图书馆为学生提供互动和听讲座的空间。南弗吉尼亚大学校长里德·维尔克斯启动了双专业项目，将文科核心课程与一系列专业学院和课程结合起来，每个学生都有两个专业，一个文科专业，一个职业专业。他说这对于电脑专业特别好，因为这些学生得到良好的计算机技术训练，却从来没有修过哲学，而哲学是思想基础。密歇根理工大学的文理学院院长大卫·哈默也呼吁学生探索第二个激情，选修第二学位，到国外研修，学习一门新外语，参加喜欢的老师的另外一门课。他说，大学的使命不是让工程师读诗歌，而是交给她变成诗人的工具。学生需要灵活性，需要能学习新技能，需要适应变化的工作场景，需要良好的沟通能力，需要团队协作，需要理解其他文化。这是文科学习的核心。乔布斯说过，“光靠技术是不够的，技术与自由艺术结合，与人文的结合才能让我们的心灵唱起歌来。”

（四）加大对文科的资金支持，复兴洪堡模式

在文科的困境似乎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有些传统名校逆势而动，特意增强对人文学科的支持力度。哈佛教育研究生院教授认知科学家霍华德·加德纳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用7500万美元捐款支持哲学系的例子谈到大学里讲授哲学的重要性。他认为每个大学生都要选择“人生大问题”课程：如身份问题（我是谁？），目的问题（为何来这里？）善恶问题（真理、美、道德），存在问题（生死问题）。哲学阅读思考辩论是大学的核心，教授未必都是哲学家，但都应该为其研究领域提供一个背景，目标是让毕业生拥有受用终身的哲学补给。19世纪时，大学校长为毕业生上门课是习惯做法。圣母大学在人文学科科研投入占美国私立学校第二位，其教务长托马斯·伯瑞希说，人文学科不反对技术进步，也不是对技术进步漠不关心，而是技术进步的宝贵合作者，必须得到充分的支持才能发挥应有作用。人文学科为开明的社会奠定基础，没有人文学科，民主将陷入严重的危机。

现代西方大学曾经都是以洪堡创办的研究型大学为样板，将教学和科研真正结合起来，师生以小型讨论会的形式共同探索新领域，学生一开始就学习独立进行实证研究。后来大学渐渐偏离了最初的理想，招生规模急剧扩大让本科教育课堂人满为患，小型研讨会越来越罕见。在当前在线课程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有些大学却在尝试复兴洪堡模式，让研究成为教学的组成部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鼓励教师将通常的课堂讲授内容放到网上，花费更多时间进行面对面交流和小组讨论。大学需要为学生个人找到更多研究课题机会，让学生掌握记笔记的技能，重新重视写作、结构分析、提炼观点等技能，将在线课程和传统课程的优点结合起来。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成功的大学并不是一味赶时髦的人，那些在新领域探索中的成功者往往是伟大的传统名校。

（五）实行将技术剔出课堂的裸教

反潮流的做法还有所谓的“裸教”。这个说法源自古彻学院院长乔斯·安东尼·伯温写的一本书《裸教：将技术移出课堂改善学生学习》。在他看来，高等教育需要重新思考课堂内外的技术使用，创造新工具。大学需要重新定义聪明，它并不意味着知识最多，而是有能力改变主意，提出好问题，获得新信息，辨认出有用信息和虚假无关信息，重新阐述问题，改造旧思维，总之是学习能力，而学习就意味着变化。没有人知道未来会遭遇什么问题，自由教育应该给学生完整的工具箱，这样他们才能应对无法想象的复杂问题。这个观点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前副校长斯蒂芬·施瓦茨的观点相似，他认为技术在大学里大显身手，但并没有显著改变，未来的大学和现在应该没有多大区别。高等教育不是信息问题，而是智慧。智慧并不是来自课程，而是相互学习，在多样化的机构中学习宽容、接受、共存和竞争。

公平地说，没有人能否认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问题在于高等教育领袖需要区分哪些是时尚潮流，哪些是范式转移。坚决排斥所有技术似乎不是明智之举，未雨绸缪或许还有更大的主动性，否则，如西北大学教授希尔维斯特·约翰逊所说，十年之内，那些认为他们对人工智能不感兴趣的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被拖进去。

三、人文学者的永恒使命

人文学者在数字时代感到焦虑是正常的，但一味沉溺于传统观念，排斥科学的现成方法和认识论也是愚蠢的。 维尔蒙认为，大文科的出现意味着学者确立权威知识的概念——有关证据、事实、批判和论证的观念发生变化，而且是有关学者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概念的变化。他谈到德国学者特奥多尔·蒙森在1844年到意大利游学时萌生编辑出版罗马帝国内所有拉丁语铭刻碑文的念头，到此人1903年去世时《拉丁铭文集成》（CIL）这个宏大的集体学术工程已经出版了15卷，13万幅碑文，直到今天该工程还在继续。这个例子说明文科学者也需要摆脱思想束缚，认识到所有知识实践都可以达到目标，如果认定某一种探索形式如独自阐释是纯粹的，其他如合作的、数字的研究都是不纯粹的，未免过于天真。

归根结蒂，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是自由教育的核心。从历史上看，批判往往是消极的思考，因为它涉及到怀疑、找茬、质疑偏见和权威等。另一方面，批判也有积极的思考，因为涉及到获得对我们或其他人提出的某些观念、辩论规则、信仰正确性的某种肯定。康德认为我们自己和知识卫士（牧师、政客和教授）应该为人们不敢运用理性承担责任。恐惧、习惯惰性、欺骗往往遮蔽我们的批判能力。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软件和硬件创造有利的环境，而是需要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学生和同代人之间、学生和历史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培养批判的技能和态度。如果我们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减弱，那是因为我们缺乏勇气告诉电脑在何时必须让人做人的事，而不是让电脑为我们做一切事。

其实，当今人们对文科的焦虑是西方现代性的长期的、基本的特征，是民主化、世俗化和大学机构扩张和社会经济文化加速分化的结果。文科总是认为统一的生活形式或者连贯和相容的思想文本和伦理传统，而现代性是碎片化的、多样性的，两者格格不入。文科要求人们相信学习文科也能服务于更广泛的文化和政治机构的利益，不仅有利于个人的幸福而且有利于公共政治利益，但这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爱默生、阿伦特和特里林都相信要获得人文教育的好处，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屈服：民主迫切需要的更高程度的自由，但民主鼓励的自我思考阻碍了这种屈服的出现。人文学科的现状是人文学科面临现代性的永久危机的组成部分。

挑战与机遇并存，未来属于有准备的人。此言不虚。

（基金项目：2016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客观主义-社会构建主义”混合式教学范式在MTI笔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本文的修改稿发表在《复旦教育论坛》2019年第17卷第4期，第26-33页。）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见未删节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