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位于福建省南部和广东省东部的边境地区，有一支英勇的红军部队。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红军游击队浴血奋战，粉碎了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多次“清剿”，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部分兵力，保存着一大片有战略意义的游击区域，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和邻近游击区的斗争，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党政军干部，最后为组建新四军输送了一支400 多人的队伍，并留下部分武装和人员坚持原地斗争，其中有的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这一地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
闽粤边区纪念碑
闽粤边游击区的发展与初步形成
闽粤边游击区，其西北部多山，东南部临海。红军游击队活动范围主要在福建省的南靖、平和、漳浦、云霄、诏安、龙溪、海澄和广东省的潮安、澄海、饶平、大埔等县。境内的诓仔石山、乌山、梁山、狮子山、桑埔山、大芹山、凤凰大山等，连绵起伏，崎岖曲折。这里层峦叠蟑，森林茂密，沟壑纵横，石洞遍布，地势十分险峻，对于开展游击战争极为有利。接近游击区的厦门、漳州、汕头等城市，是国民党当时在闽南、粤东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治中心。
闽粤边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这里就有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边区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进行过武装斗争。1927 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党中央派人到漳州组建福建省委。省委成立后，即派出干部深入农村，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壮大游击队伍。1932 年 4 月，中央红军在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之后，毛泽东、聂荣臻、罗荣桓等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击溃国民党军第 49 师，攻克闽南重镇漳州，震慑福建厦门和广东东江的国民党军。闽粤边区的革命斗争顿时风起云涌，形成燎原之势。在中央红军东路军的协助下，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在闽南组建了以书记何鸣为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 3 团。中共东江特委为实现与闽西南打成一片的战略目标，在粤东成立了东江独立第 2 师第 2 团第 3 连。从此，闽粤边的武装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共闽粤边区特委的成立
1934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先后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共厦门市委巡视员黄会聪代表厦门市委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当时闽南的政治形势是 19 路军闽变结束以后，国民党中央军尚未向红军游击队发动大规模进攻，闽南地方和部队工作都有了发展。党中央为了牵制敌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决定在闽南成立闽粤边区特委，指派黄会聪任特委书记。中央决定成立特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统一领导闽粤边区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并打通与闽西的联系，配合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的“围剿”。
受命担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书记的黄会聪，于 1934 年 4 月中旬到达福建省的（南）靖、（平）和、（漳）浦县委所在地。当时，闽粤边区的红军武装有：靖和浦县委领导的红3团400余人。潮澄澳县委领导的红 3 连 160 余人。饶和埔县委领导的一支10 多人的小游击队，由于这 3 个县委及其所属的红军游击队彼此之间均未建立起组织联系，尚不具备成立统一领导机构的条件。黄会聪于 1934 年 5 月 1 日在靖和浦先行组建了有红 3 团政委何鸣与吴野鸳参加的中共闽粤边区临时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临委利用当时国民党军队忙于“围剿”中央苏区，无暇顾及进攻闽粤边区的空隙，一方面派出交通员联系潮澄澳、饶和埔县委。一方面在平和县的捱仔石山、三坪举办党团干部训练班，为组建特委准备干部力量。另外，在靖和浦组织赤卫队、模范队等地方武装，开展查田、查阶级，巩固老区，发展新区，保卫红色政权等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积极筹备和工作，正式成立闽粤边特委的条件基本具备。
1934 年 8 月 1 日，临委在平和县邦寅山召开有靖和浦、饶和埔两县委领导人参加的党代表大会。大会选出黄会聪为特委书记，何鸣、何浚、林路、许其伟、余丁仁、谢卓元、张华云等为委员。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确定红军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在靖和浦根据地周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红色区域，惜以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以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
何浚（1904—1982）
林路（？－1938），福建龙岩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中共漳州县委组织部长。1934年3月18日当选为靖和浦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8月任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委员。1936年底任平和县委书记。1938年1月任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常委，同年6月14日在平和小溪镇坑里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时遭国民党顽固派暗杀，英勇牺牲。
1934 年 8 月12日，红 3 团除留下部分兵力与赤卫队保卫靖和浦游击根据地外，分两路向外出击。一路向东南沿海推进，消灭蜈蚣山土匪，在吴松、龙潭、后井、新村一带乡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向梁山进发，在盘陀、通坑、上坪庄、社污、葛后、崎溪、庙埔一带开展工作，为闽粤边游击战争的发展寻找和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另一路向广东方向进发，经内外东溪、龙山、南霞、峨嵋山，工作一直开展到小溪、粗坑、圆仔内、东坑、乌山一带，进入广东饶平境内，寻找潮澄澳县委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这时潮澄澳县委己将红 3 连和红 2 中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潮澄澳第 3 大队。为打通与闽南的联系，红 3 大队奉东江特委命令北上进入福建境内，在饶和埔游击队的配合下，在诏安、云霄袭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开辟了饶平的三饶和诏（安）、（饶）平边两块新的游击区，使潮澄饶和饶和埔游击区连成一片。由于潮澄澳县委的红 3 大队北上发展，因而红 3 团进入广东境内的部队未能找到潮澄澳县委，但又不便远离特委。因此，在沿途拔除了一些反动据点和消灭部分反动武装后回师靖和浦。红 3 团派到东南沿海活动和南下粤东寻找潮澄澳县委的两支部队，于 1934 年 9 月底回到特委所在地平和县仔石山，准备稍事休整后，再继续完成打通潮澄澳、统一闽粤边党与红军游击队的任务。
红 3 团与红 3 大队的出击，惊动了福建省国民党当局。急调驻闽南的第 5 保安司令部独立营前往进攻闽粤边游击区。当时，国民党“围剿”的重心是中央红军，闽粤边的形势相对而言压力不算大大。红军游击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埔尖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埔尖山伏击战
埔尖山，位于福建省平和县欧寅村一侧，特委机关就驻在欧寮村。1934年 9 月，福建省第 5 保安司令部所属独立营 500 多人，兵分三路企图偷袭中共闽粤边特委机关。特委得悉后，立刻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商量对策。最后决定集中红 3 团与靖和浦的赤卫队、模范队，以诱敌上山，聚而歼之的战术，在埔尖山一带狠狠打击该敌。遵照会议部署，红 3 团第 4 连和地方武装首先占领了埔尖山制高点，负责正面阻击敌人，其他 2 个连和地方游击队隐蔽在两侧，形成一个张口的“布袋”。此时敌人驻扎在三坪书院和许霜楼一带。为了诱敌上钩，红军游击队先派了 1 个短枪班活动到三坪书院附近，突然向敌开火，敌独立营营长沈东海不知是计，立即命令独立营上山追击。当敌人窜进预定的伏击圈时，顿时军号震耳，红 4 连在连长卢胜率领下向敌人猛烈射击，埋伏在两侧的部队也一齐开火。敌人见势不妙，企图抢夺制高点，布置反击，向红军游击队阵地发动了几次猛攻，均被击溃。经 9 小时激战，红军将敌压至谷底。其间，敌发动七八次反扑，均未得逞。混战中，敌营长沈东海腿部中弹负伤逃跑。敌军失去指挥，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弃枪而逃。红军游击队乘胜追击溃敌10余里，方才停止追击。埔尖山一仗，共毙伤敌 30 多人，俘敌 80 多人，缴重机枪 2 挺，步枪 100 余支，缴获大批军衣、军毯等物资。
埔尖山战斗的胜利，不仅使红军游击队军威大振，还保卫了根据地内的秋收，坚定了游击区军民的斗争信心，为即将到来的更为艰苦的反“清剿”斗争做好了准备。随后，红军游击队乘胜赶走了驻龙岭的马逢兴保安团，扫清了据点内的国民党地方武装。
卢胜（1911—1997）
反第一期“清剿”
红军游击队的频频出击，特别是埔尖山战斗的胜利，使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于是向闽粤边区投入了正规部队。1935 年 1 月，国民党抽调中央军第80师陈滇部、粤军第 3 军第 9 师邓龙光部向闽粤边区发动了第一期“清剿”。国民党军第 80 师进攻靖和浦游击区。粤军第 3 军第 9 师进攻潮澄饶游击区。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独立营进攻云和诏地区。国民党向闽粤边区发动第一期“清剿”的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总兵力共10000余人。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从此进入了艰苦的反“清剿”斗争时期，并由以牵制国民党兵力、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为主要任务的游击战，逐步向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的战略任务转变。
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方针下，国民党“清剿”军在政治上，采取隔离瓦解的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一人通匪，十家同祸”的联保连坐法。同时，还采取“移民并村”政策，强迫移走游击区群众，将小村并入大村，企图以白色恐怖隔断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联系。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封锁政策，限定游击根据地的群众只能按定量购买粮、油、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并设立层层关卡，控制圩场，严禁粮食、日用品等运人游击区，妄图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在军事上，采取“驻剿”和“分进合击”并用的战术。所谓“驻剿”，即以优势兵力占领战略要地，在游击区周围建立据点，构筑碉堡，并强迫群众围篱打栅，筑炮楼，修工事，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政策。将游击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在对游击区实行层层包围封锁之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向预定的目标、地点进发，对红军游击队前堵后追进行合击。国民党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毁山村，抢掠农民财物，将游击区变成“无人区”。
国民党军对闽粤边的“清剿”重点，首先是对准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机关的所在地。1935 年初，第 80 师进驻福建省漳州地区，80 师第 238 旅第 476、477 团、师补充团、工兵营，会同各地保安队“清剿”平和县欧寮村特委机关。敌人首先在欧寮村周围的文峰、南胜、五寨、程溪、龙溪圩、小溪等驻扎部队，形成包围圈，然后各部同时向欧寮村的中共闽粤边特委机关合击。80 师第 238 旅旅部及其所属各团部驻扎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圩镇，一旦发现红军游击队，就兵分多路合击。闽粤边红军游击队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在特委的领导下，运用昼伏夜出，声东击西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进行分散的、小规模的出击，在国民党军布防的空隙中开展游击战，寻机偷袭敌人。
奇袭象牙庄、三坪
1935 年 2 月，正值农历年关，特委获悉驻象牙庄的 80 师部队移防，正忙着过节，于是立即组织了一支 30 多人的武装，乘敌不备，经龙岭突袭了象牙庄的保安团队，接着又一鼓作气偷袭了驻三坪的陈坤保安团队，歼敌40余人。这两次行动规模虽小，影响却大，敌人为此不得不增派 80 师第 239 旅，配合保安团进攻靖和浦根据地。红军游击队避敌锋芒，采取敌进我退、化整为零的战术，转入深山坚持斗争。
车本村伏击战
不久，敌人从叛徒嘴里得知闽粤边特委机关、红军医院和看守所分驻在平和县车本村附近的石洞里，便以其 80 师的一个团配合省保安团分 3 路“进剿”车本：一路从漳浦县象牙圩经龙岭进逼车本；一路从平和的南胜向欧寮推进；一路从南靖的龙溪圩经山城，直逼车本村。敌人扬言要踏平游击根据地，不让红军游击队活到除夕夜。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红 3 团团长张长水指挥第 4 连和靖和浦游击队，连夜抢占了附近的山头。第二天黎明时分，红军游击队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集中火力突然向已进驻车本村的敌人猛烈射击。敌人顿时惊惶失措，急忙集合队伍朝着枪响的方向追击。红 3 团第 4 连边打边退，在山谷里与国民党军兜开了圈子，绕过了几个山头，设法甩掉敌人之后，又迅速转回车本村，成功地掩护特委机关和伤病员以及群众的安全转移。
1935年 3 月8日，当敌人兵分两路进攻旭仔石山时，红 3 团第 4 连 100余人神速出击，迂回攻人仔石山脚下的南胜圩。仅用40分钟就攻克南胜圩，在南胜圩镇压了反动豪绅，筹集了一批现款后迅速撤回仔石山。此次战斗对敌震动很大，使得 80 师急调第 479 团的 2 个营和原驻平和永定边境的第 5 保安司令部独立营驻守平和县城，从而打乱了国民党军“清剿”的部署。
跳出包围，出击外线
1935 年 3 月上旬，“清剿”靖和浦的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和重重包围的战术，逐步封锁了游击根据地的大部分基点，一旦发现红军游击队，不管地形如何险要，付出代价多大，总要千方百计地“追剿”与截击红军游击队。红 3 团为了保存力量，不得不退入三坪一带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红军战士怀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斗争意志象钢铁一样坚强。根据地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更是心连心，他们把仅有的一把米、一把菜送给山上的红军游击队。不仅如此，他们还不顾生命危险，冒死给红军游击队送情报，掩护红军游击队伤病员安全转移。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给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们在精神上以极大的鼓舞，使处于逆境中的红军战士仍充满战胜敌人的信心。随着靖和浦游击根据地被敌人逐步蚕食和分割“清剿”，红军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和根据地的群众联系越来越困难，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来源也越来越少，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红军游击队能否保存住自己，打破国民党军的“清剿”，这一生死存亡的问题，已尖锐地摆到特委领导人的面前。特委与红 3 团领导再三研究，认为部队继续呆在三坪山根据地内，没有回旋余地，加上与群众失去联系，与其坐山待毙，不如下山寻找生机。为此，特委与红 3 团领导派出一些小部队，冲破敌人封锁线，下山到封锁线外活动。这些部队夜出晨归，逐渐与封锁线外的群众取得了联系，同时搜集到一些敌情，还筹集了一些粮食和生活日用品，改变了红军游击队孤立无援的处境。
1935 年春末，闽粤边特委获悉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消息。于是，特委开会研究分析形势，认为红军游击队的任务已不再是单纯牵制敌人的兵力，而是要在中央红军转移之后，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因而，特委确定了坚持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冲出封锁线，粉碎敌人“清剿”的方针。这就为红 3 团在以后敌人多次残酷 “清剿”中，能够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特委这一方针，红 3 团分散冲出敌人封锁线后，迅速集结兵力，在乌山重创洪之政保安团和吴玉如民团。接着由红 3 团第 4 连连长卢胜带领一支武装小分队留在乌山，与地方赤卫队一起坚持游击战争。主力分三路向外线出击，第一路向漳浦县的象牙庄、盘陀、梁山、杜浸和云霄县的荷步、古楼一带挺进，开展平原工作，成立浦南区委和浦西区委，加强对新区工作的领导。第二路向平和县峨嵋山、小溪、文峰、山格、黄井等地发展，意在与活动在漳（州）龙（岩）公路一线的闽西红 9 团相呼应。第三路由林路和朱曼平等率领，分别到平和县的五南区、云霄县的坪水和漳州一带，恢复和发展白区工作。至此，红 3 团顺利完成了外线出击任务，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在军事斗争上出现了新的转机。跳出外线作战的红 3 团时常出没在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地带，驰骋在靖和浦方圆百里的广阔地区，寻机打击敌人地方武装。
1935 年 4 月，红 3 团团长张长水率领部分指战员夜袭漳浦县马铺大土楼国民党民团，歼敌 40 余人，击毙民团团长许朴，缴枪 40 多支。5 月，红 3 团一部又攻下平和县的五寨新楼、 下溪楼，烧毁石井楼，共毙敌 30 余人，俘敌多人，处决了 6 个反动乡团头目。同月，挺进漳浦沿海一带的红 3 团第 3 连主动出击，先后消灭了眉田、巷内、霞美等乡联保武装，开辟了眉田、巷内、垄仔埔、黄眉格、竹仔林一带游击区。中共闽粤边特委委员林路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在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向平和县的峨嵋山、内外东溪、龙山、南霞发展，并在粗坑、圆仔山内、东坑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国民党军第 80 师在无法找到红军游击队主力决战的情况下，只好撤回“清剿”靖和浦的部队。这样，红3 团不仅开辟了敌后新的游击区，而且最终又恢复了靖和浦中心区，终于打破了 80 师的第一期“清剿”。1935 年 6 月 5 日，在中共闽粤边特委的具体指导下，靖和浦县委召开第5 次会议，充分肯定了红 3 团在反击国民党军第 80 师的“清剿”采取外线作战的战略战术，提出靖和浦军民的中心任务是，把开展敌后猛烈的武装斗争与组织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结合起来，争取与饶和埔打成一片，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
潮澄饶、饶和埔游击区相继受挫
在靖和浦游击区胜利粉碎国民党军“清剿”的时候，闽粤边区的潮澄饶、饶和埔两块游击区，相继受到了粤军第 3 军第 9 师等国民党军的分割“清剿”。1935 年 6月，位于广东、福建交界的潮澄饶游击区，受到了粤军第 3 军第 9 师的疯狂进攻。粤军第 9 师的 3 个营分驻潮安登凤的赤竹棚、秋区的青岚和丰顺县的大钱、盐坪，切断潮澄饶浮凤游击根据地与平原游击区的联系。在大肆摧残位于平原、丘陵的外围游击区后，又以 3 个营的兵力，分别进驻文饲塘、哈溪圩和坪溪圩，对浮凤游击根据地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1935年 8 月，粤军第 3 军第 9 师集中 2 个团的兵力，向浮凤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霎时间，根据地上空乌云密布，革命群众惨遭摧残。在强大敌人进攻面前，潮澄饶红 3 大队、特务大队和浮凤赤卫队本可以利用深山密林的有利地形与敌周旋，或者撤出敌军包围圈，到广阔的山区或敌后活动。但潮澄饶县委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却提出了“保卫苏区”的口号，要红军游击队死守山头，结果造成被动挨打，步步退缩的不利局面。在红军游击队连连失利的情况下，潮澄饶县委又派出小股武装埋伏在山间丛林中小道旁，拦截被国民党军逼迫迁移的群众，强迫他们回乡，有的甚至把被迫移民的群众当成“反水”分子，加以惩治，使红军游击队严重脱离了群众。1935 年 8 月底，潮澄饶红军游击队已伤亡近三分之一，面临被敌合围的困境。在此严峻形势下，潮澄饶县委依据特委指示的“保存实力，组织转移”的方针，决定将潮澄饶红 3 大队、特务大队和浮凤赤卫大队相继向闽粤边境突围，县委机关也随后转移。至此，潮澄饶游击根据地完全丧失。
而饶和埔游击区则由于县委领导未能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仅靠 10 多名游击队员消极地保护着县委机关，继续在游击区内强行分田分地。结果，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下，工作日益陷入困境。加之，闽粤边特委也未能适时派出武装予以支援、协助，致使饶和埔的游击战争陷于停顿状态。入秋，闽西红 9 团团长吴胜和政治处主任赖荣传率 1 个营南下闽粤边，由饶和埔游击队带路，在平和县三坪山与红 3 团会师。红 9 团向闽粤边特委转达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提出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领导闽西南游击战争的设想。闽粤边特委认为在未接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建立统一领导的时机尚未成熟。为加强与闽西的联系，闽粤边特委派出一个武装排随红 9 团到闽西活动。后因国民党军队的分割“清剿”，在红 9 团回师闽西后，闽粤边派出的武装排也未能回到闽粤边区。
吴胜（1910—1936）
赖荣传（1911—1935）
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的召开
在潮澄饶、饶和埔游击区斗争相继受挫的情况下，特委于 1935 年 9 月在平和县仔石山召开了第五次扩大会议，总结过去一年来闽粤边区党和红军游击队在反“清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制定了“壮大反蒋抗日武装力量，在各地组织义勇军，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新的‘清剿’”的方针政策。
为传达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10 月，特委派何鸣为特派员，前往饶和埔、潮澄饶巡视工作，传达“红 3 大队要靠近红 3 团，打通闽粤边区”的指示，并根据特委的决定改组了饶和埔县委。何鸣在前往潮澄饶游击区的途中，遇上从潮安浮凤突围出来的潮澄饶县委与红 3 大队、特务大队、浮凤赤卫大队。何鸣批评他们不应急躁地进行土地革命，更不能阻止群众移民。在何鸣的指挥下，潮澄饶县委和红军游击队 400 多人进入福建诏安境内，向乌山进发。至此，潮澄饶红军游击队正式归闽粤边特委领导，与卢胜率领的红3 团部分武装一道，开始了创建乌山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潮澄饶红军游击队跳出敌人包围圈，向福建诏安境内乌山方向实行战略转移，标志着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由单纯牵制敌人兵力转变到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完成。中共闽粤边特委的成立到红军游击队冲出敌人封锁线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适时转变战略任务。不但领导靖和浦军民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 80 师的第一期“清剿”，而且引导潮澄饶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转变。虽然潮澄饶浮凤根据地已失陷，但红军游击队保存了有生力量。
反第二期“清剿”
潮澄饶红军游击队进入乌山，闽粤边区实现了特委的统一领导后，特委决定把游击战争的重点放在靖和浦和云（霄）、（平）和、诏（安）两游击区，以潮澄饶红军游击队和卢胜领导的武装小分队组成独立营，在云和诏的乌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红 3 团在靖和浦的仔石山、梁山、大芹山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互相策应，开展游击战。
卢胜率领红 3 团武装小分队进驻峨嵋山后，开辟了东坑、寨仔尾、白楼村等游击据点，打下云霄境内的大坪水、马铺圩及平和县的田径、小角岭，拔除了盘踞在上述各地的地主武装据点，然后领导农民抗租、抗税，组织农会，建立了以云霄桥头、半岭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红 3 团政治处主任林克明率第 1 连工作团进驻大芹山，协助地方干部组成了一支 10 多人的武装工作队，由陈天才任队长，开展大芹山工作，建立大芹山游击根据地。潮澄饶红军游击队进入乌山境内后，乘敌不备，袭击诏安县保安团，消灭了第 5 保安司令部独立营的部分有生力量，在乌山站住了脚跟。从潮澄饶转移过来的红 3 大队、特务大队、卢秋桂和邓珊部等几支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潮澄饶独立营，营长邓珊，政委贝必锡。接着，何鸣在乌山十八间召开了潮澄饶县委扩大会议，总结了潮澄饶、饶和埔失败的教训，传达了闽粤边特委关于撤销饶和埔县委、成立云和诏县委和新的潮澄饶县委的决定。并将潮澄饶浮凤赤卫队和秋区游击队合编为潮澄饶红军第 1 大队，大队长卢秋桂（后李金盛），政委曾才炎。潮澄饶第 1 大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在适当时机打回潮澄饶，恢复浮凤游击区。
在闽粤边区调整组织部署的同时，国民党军第 80 师经过 3 个多月的准备之后，又向红军游击队发起第二期“清剿”。由于红军游击队已跳出敌封锁线，来去无踪，飘忽不定。第 80 师除继续使用第一期“清剿”手段外，在军事上精心制定了“驻剿”和“搜剿”相结合的战术，即将主要兵力部署在游击根据地周围，修筑炮楼，围篱打栅，强化工事，封锁游击队的活动。少部兵力则分驻在机动据点内，突击搜山，用“清晨看露水，白天看烟火，晚上看青苔，密林看杈丫”等办法监视和寻找红军游击队的行踪。敌人在进驻一地或搜山时，行动十分诡密，时常伪装撤走，上午来下午走，晚上再回袭，以此迷惑红军游击队和群众。敌人还经常派出小分队，或路撒沙子探听行踪，或深夜埋伏突然袭击，或网罗反动地主通风报信，用尽种种方法搜捕地下交通员，以此切断红军游击队军事情报来源，割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在政治上采取“全村集体自新”政策，威胁红军家属，引诱红军游击队中不坚定分子投降“自新”。敌人每到一处，大肆烧杀抢掠，不仅成年人被扣上“通匪”等罪名惨遭杀害，就连儿童也难以幸免。敌人采用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火烧水烫、砍头活埋等种种法西斯酷刑，残酷迫害、镇压红军游击队员及其家属和革命群众。根据地内的群众死于国民党暴行下不可胜数。
面对国民党军第 80 师新的残酷“清剿”，跳到外线作战的红军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分散以避开敌 80 师主力，集中以消灭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战术，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1935 年 11 月，红 3 团跳出国民党军第 80 师的包围圈，先后攻打平和县白叶楼、大坑尾、壶祠、大溪坪等地，将靖和浦与云和诏根据地连成一片。1936 年 1 月，卢胜率领独立营一部与红 3 团一部配合，攻打平和县龙头的南门与寨仔村联防队，毙敌 50 多人。1 月 23日晚，红 3 团集中 2 个连的兵力，袭击南靖县洋尾溪岩前楼，消灭县保安团1 个排 30 多人。2 月，国民党军第 80 师和福建省保安团共 7000 多人“清剿”靖和浦梁山根据地，独立营跳到敌后，在平和东坑赤卫队配合下，拔掉了防守严密的民团武装的堡垒凤鸣楼。红 3 团、独立营分兵出击，消灭地主武装，开辟了云和、浦云、埔南、双格四个游击区。
“肃反”扩大化
正当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形势有了进一步好转的时候。1936 年三四月间，闽粤边特委在总结潮澄饶、饶和埔的失败教训时，却怀疑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内部有“AB 团”和“社会民主党”的破坏。于是特委部署了肃反运动，在云和诏、潮澄饶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中进行了“肃反”，最终“肃反”扩大化。结果是“区一级的干部十分之七的被扣留，独立营中的队员及中队长、排长十分之五的也被扣留，所被扣留之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受过严刑拷打强迫供口供的”。特委委员余登仁、谢卓元、张华云，原潮澄饶县委书记陈信胜、红 3 大队政委贝必锡等党组织的领导人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60余人被错杀，使闽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遭受了重大损失，教训是极为深刻的。直到后来特委发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才明令予以制止，红军游击队才又逐渐恢复元气，陆续出击。
抗日义勇军和农民抗日自卫军的建立
1936 年 4 月，独立营在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下，采取挖地洞、炸炮楼和内外夹攻的办法，在诏安山区与敌激战七昼夜，攻破了反动据点隔背坑坝楼，迫使地主武装投降。接着部队向西北方向推进，又一举攻克了云霄的半岭，搞掉了诏安上官陂的大土楼，缴获两地反动民团的枪械数十支。5 月，红 3 团在群众武装配合下，攻打水磨、寨仔、苦水坑、水宅、石椅等地，建立起灶山游击根据地。红 3 团第 3 连出击泽底溪、官园、东山、浮山、顶溪板一带，袭击国民党军 1 个连护送的运输队，毙伤敌 20 多人，缴获轻机枪 2 挺，步枪 20 多支，子弹 1000 余发。红 3 团第 3 连攻下官污国民党区公所，毙敌 10 人，俘敌 20 多人。同月，靖和浦县委将各路义勇军集中于平和县邦寮山，成立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由县委书记何浚任总指挥，朱增强任副总指挥，朱曼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设 3 个大队。这时云和诏县委所属各区组织的人民抗日义勇军已发展到 4 个中队，由独立营派军事骨干担任中队长。抗日义勇军和农民抗日自卫军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建起来的群众抗日武装，它在反击国民党军的“清剿”斗争中，以及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朱曼平（1910—1985）
从 1935 年 10 月到 1936 年 6 月，红 3 团在靖和浦巩固和发展了仔石山、梁山、灶山、大芹山等游击根据地。独立营在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集中兵力沿诏安东部向四都方向出击，直逼云霄县城。西部从景坑、搭桥、坪路一带出击，扫过诏安县附近的西潭、美营、湖内等平原地区。北部向诏安县的上下官陂、秀篆，一直发展到平和县的大溪，建立起以乌山为依托的广阔游击区。由于乌山和仔石山、梁山、灶山、大芹山等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从而使靖和浦、云和诏、潮澄饶游击区打成一片，使闽粤边游击区域更加巩固与扩大，为以后进一步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创建了可靠的基地。
闽南抗日支队的建立
1936 年 6 月，国民党粤军陈济棠和桂军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蒋介石为平息这一事变，匆忙将第 80 师从闽粤边调走，准备与两广军作战。中共闽粤边特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开展广泛的反日反蒋的游击战争”的动员令，号召“各地红军部队及人民抗日义勇军更猛烈地开展反日反蒋游击战争，积极地与西南抗日救国军互相呼应地向蒋介石部队进攻，并且要在抗日讨蒋的旗帜下，普遍的武装群众，尤其是猛烈地扩大红军与人民抗日义勇军，加紧巩固与扩大反日反蒋的基本力量。”为了团结更多的反日武装力量，特委决定将所属各部红军队伍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闽南抗日支队”，下辖 3 个支队。原独立营改编为第 1 支队，支队长卢胜，政委吴金。原红 3 团改编为第 3 支队，支队长张长水，政委何鸣。原潮澄饶红军第 1 支队和云和诏人民抗日义勇军改编为第 5 支队，支队长李金盛，政治部主任刘炳勋。
在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下，红军闽南抗日支队与抗日义勇军，互相配合，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红抗 1 支队在云霄县的牛角径、诏安的梅州、上官陂一带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并在乌山根据地建立了红军伤兵医院、被服厂和交通站等。红 3 支队在靖和浦的霞美、杜浔、沙西、盘陀、公田、溪南等地打击地主武装。红抗 5 支队在诏安、饶平两县边境打击敌人。
白泉村战斗
为执行特委关于继续开展武装斗争，进一步扩大游击战争的指示，1936 年 6 月 22 日，张长水率红 3 支队 300 多人南出仔石山，计划经平和县五寨、云霄县古楼、白泉、浦中等地，直逼云霄县城，再往乌山，与红 1 、红 5 支队会合，采取更大的军事行动。在队伍顺利攻下五寨、瓦窑坑村之后，红 3 支队领导人在部队节节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滋长了麻痹轻敌的思想。在攻打白泉村前，由于没有掌握准确敌情，丧失了警惕，行军路上又未作好隐蔽，导致攻打白泉村的军事机密泄漏。白泉村的国民党壮丁队联合各地反动武装作好了战斗的准备，并派人到云霄县城，请求保安团增派援兵，以抵抗红军游击队的进攻。
1936年 6 月28 日早晨 5 点，红 3 支队开始进攻白泉村，首先派 1 个连攻打，因力量太小没有攻下，便增派 1 个连去支援，另外又派 1 个连登上后山监视控制敌人。战斗到上午 10 时左右，在屡攻不下的情况下，支队驳壳枪班（警卫班）冲了进去，毁去两层篱笆，但因班长负伤，敌人集中火力封锁通道，又一次未能攻下白泉村。正当双方坚持不下，战斗进入对峙时，敌保安团几路援兵赶到，红 3 支队长张长水率领 1 个连向山头冲去，准备夺取制高点。但保安团已从另一侧抢先占了山头，随即用机枪向游击队扫射，张长水身先士卒，率部向山头奋勇冲锋。终因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猛烈射击，部队在敌人夹击下被冲散，牺牲了 10 余人，张长水也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他的牺牲，是闽粤边党和红军游击队的重大损失。
张长水（？—1936）湖南（一说福建）人。1928 年参加红军。后随红军东路军攻占漳州。1932 年 5 月被留在闽南地区坚持斗争，先后任福建军区独立第 3 团副团长、团长、政治委员。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在闽粤边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 年任闽南抗日游击队第 1 支队政治委员。
白泉村战斗失利后，红 3 支队被冲散的队伍分两路撤回梁山，由政委何鸣兼任支队长，并在梁山总结经验，整顿队伍。7 月间，国民党调遣 2 个保安团共 2000 多人的兵力向平和县仔石山游击根据地发动“清剿”。红 3 支队跳入敌后，在东南沿海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
智取金溪圆楼
圆楼灰寨，位于诏安官陂金溪圩附近的是敌人盘踞在云和诏地区的一个顽固的联防据点。那里的反动地主武装200 余人，武器配备相当精良，整个联防区由 5 座用石灰土混合建造的大圆土楼组成，四周有一道墙环绕。平时这帮家伙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群众对其恨之入骨。当红军游击队进入云和诏边区活动后，这股敌人气焰嚣张，设置重重障碍，不准粮油盐及药品进入游击根据地，于是红军游击队决心拔掉这颗钉子。8 月间，红 1 支队在当地义勇军的配合下，在几次强攻不下的情况下，经过全面分析情况后，决定以智取代替强攻，用挖洞炸楼的办法除掉这颗眼中钉。
1936年8月11日夜，战斗打响，第 1 连战士在火力掩护下，由连长带领冲向寨墙，把 50 多条用水浸湿的棉被叠放在围墙和木桌上，随后组织突击队迅速进到围墙下开始挖地洞，城楼里的敌人见情况不妙，便集中火力射击。可是射来的子弹打在湿棉被上，丧失了杀伤力。待天快亮时，地洞已挖到接近敌人的中心圆楼，并且将装满炸药的棺材运进洞里，如敌人胆敢抵抗，即引爆炸掉圆楼。与此同时，红 1支队还派了金溪圩上的一个地主进寨，向守寨敌人发出最后通牒，如负隅顽抗，立刻炸掉圆楼。寨中的地主和反动民团团长吓得心惊胆颤，不得不缴械投降，金溪圆楼灰寨终于为红军游击队所克。此次战斗共缴获长短枪 100 多支，抓获反动地主2人。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对其中一个民愤极大者予以处决，并将缴获地主豪绅的财物分给当地群众。这一仗，打出了红军声威，使得金溪圩附近的地主豪绅魂飞魄散，纷纷逃往县城。不久，红 1 支队在当地义勇军的配合下，又攻破敌人在诏安官陂北坑的枕头楼据点，使云和诏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在官陂周围的平原地区建立了新的游击区。
奇袭云霄城
1936 年 8 月 29日，中共闽粤边特委在梁山召集闽南抗日支队第 1、第3 支队领导人开会，作出了新的军事部署，决定趁敌人倾巢出动“清剿”游击根据地而敌后兵力空虚之机，袭击敌占区云霄县城，以破狱营救被捕党员和革命群众，以及解决部队经费不足的问题，同时进一步达到调动敌人，牵制其进攻游击根据地兵力这一军事目的。
1936 年 9 月 3 日，何鸣指挥红 1、3 支队主力 500 多人，于拂晓前按计划埋伏在云霄城西门外将军山下的甘蔗园和稻田里准备行动。卢胜率领从部队挑选出来的40 多命老战士，组成便衣队，直奔云霄城。分别装扮成挑夫、小贩、阔佬，夹在人群中，陆续潜入城内，其任务是监视敌人和作内应。便衣队进入城后分兵两路，连长陈松带领一路秘密包围了敌交通银行，负责取款。一路由卢胜带领把住街头巷尾的有利地形，配合、掩护陈松等人的行动。
1936年9月3日 7 时 50分，便衣队按预定计划到达指定地点，静待行动开始。然而一便衣队员在街上买东西时，不慎露出了短枪，群众发现后一轰而散，同时惊动了正在巡逻的国民党城内警察，警察发现后见势不妙，急忙喊叫，当即被便衣队员击毙，圩场顿时大乱。这一意外情况，打乱了便衣队原定上午 9 点钟开始行动的计划。
卢胜见此情景当机立断，命令队员提前行动，随后亲率部分人员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控制街口。陈松带领的一路迅速占领了敌交通银行，俘虏银行经理，得到部分钥匙，顺利地取得了300 块银元、10000 元现钞。埋伏在城外的部队听到城里枪声大作，知情有变。何鸣急令 2 个中队从西门攻城，派特务班和机枪班作掩护，自己率另一部从南门攻城。因敌人已有准备，破狱计划无法实施，何鸣即指挥部队接应入城部队撤出县城。此时，卢胜已率部冲向西门，在接近守敌时，甩出一排手榴弹，趁着爆炸烟雾的掩护，穿过敌控制地带，冲出云霄城。这次战斗的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惊。敌人不得不将“清剿”的部队从仔石山调回。
1936年9月9日，云和诏县第 2 区农民抗日自卫军四五百人又在泉山东北侧击溃敌 1 个营，毙伤敌一批，俘敌 4 人。10 月中旬，靖和浦县云和区农民抗日自卫军 1000 余人配合红军击退进犯之敌，乘胜消灭和拔除了龙田、田贝一带豪绅地主的民团和堡垒。
由于同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势力针锋相对，开展全面反“清剿”斗争，闽粤边区的游击斗争得到了顺利的发展。特委下辖的靖和浦县委、云和诏县委、潮澄饶县委和漳州工委，共建立 21 个区委，300 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 1500 多名。红军抗日支队和抗日义勇军发展壮大到 2000 余人。同时，边区共有农民抗日自卫军 7000 多人，拥有抗日救国会和农会会员 30000 多人。两年中，红军游击队与敌作战 1000 多次，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摧毁敌堡垒 130 多座。游击区发展到北至漳州，南至广东饶平之浮山、黄岗，东至漳浦、云霄、诏安，西至平和之小溪、大溪一带”，纵深达600余里的地区。
黄会聪北上寻找党中央
为了发展与其他兄弟游击区联合开展游击斗争，向党中央汇报闽粤边的游击斗争开展情况，争取得到中央的直接领导，1936 年 10 月，特委书记黄会聪在肺病已进入晚期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亲自北上寻找党中央。黄会聪到达上海后，因上海中央局早已被破坏，无法找到党中央。最后在上海抗日团体的帮助下，取道北平找到中共北方局。本想亲自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但这时黄会聪的肺病严重发作，为了使党中央及时地了解闽粤边区革命斗争情况，取得党中央的帮助，黄会聪忍受着病魔带来的极大痛苦，吃力地写下了 25000 字的报告，详尽地汇报了闽粤边区的情况。当他写完报告交给交通员带往延安时，生命已处于垂危之际。党组织为了挽救黄会聪生命，把他转送到香港治疗，经医治无效，不久在香港逝世。
黄会聪（1909—1937）海南万宁人。1925 年于马来亚加入共产党。1931年回国后在厦门中心市委工作。1934 年担任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书记直到病逝，为闽粤边区的开辟和巩固，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和壮大，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反第三期“清剿”
在黄会聪北上寻找党中央的同时，红 5 支队在李金盛、刘炳勋的带领下进入潮澄饶游击区，由于领导思想麻痹，白天行军暴露了目标，在饶平县的牛皮洞和苦竹坑两处连遭国民党军袭击，部队伤亡惨重。鉴于此次行动未向特委请示，又未与潮澄饶地下党联系，造成重大损失，特委决定撤销红 5 支队支队长李金盛、政委刘炳勋的职务，派邱金声任支队长。稍后，红 5 支队并入红 1 支队。
蒋介石使用分化利诱手段平息了“两广事变”后，1936 年 10 月，又调集粤军第 157 师黄涛部和第 158 师一部进驻闽粤边区，向闽粤边游击区发动第三期“清剿”。粤军 157 师师部驻漳州城，471 旅共 3 个团 7000 余人，加上 158 师一部和广东、福建两省保安团、地方民团，总兵力达 10000 余人。国民党军把“清剿”部队分成若干小分队，到处设伏，捕捉闽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员，切断红军游击队的交通线，妄图陷红军游击队于绝境而消灭之。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期“清剿”，中共闽粤边特委决定充实和加强县委及游击队的领导，撤销了靖和浦县委，分别组建以吴庭坚为书记的漳浦县委和以林路为书记的平和县委。红 3 支队参谋长也由闽西红 8 团参谋长王胜担任。紧接着，乘“清剿”之敌立足未稳，红 3 支队第 1、2 两连在漳浦先后袭扰了驻霞美、刘坂、杜浔、院前、屿头、旧镇、溪头等地的 157 师驻军和张锡九反动壮丁队，共毙伤敌 160多人，缴获步枪 80 多支，摧毁敌炮楼 5 座。从而发展并巩固了龙潭、后井、眉田、巷内、黄埔、过洋、路边、徐坎、院前等游击根据地。12 月，红 3 支队在云霄马铺圩石字村，伏击 157 师 1 个团，毙伤敌 50 多人。同时红 1 支队和红 3 支队第 1 连在云霄车仔圩战斗中，打败了157师 1 个营。1937 年 1 月，红 3 支队一部袭击南靖县程溪塔潭反动据点，毙敌40多人。一部在九龙岭南侧与马口桥之间，伏击157师1 个连，歼敌 2 个排，缴机枪 1 挺，步枪 30 多支。
在这期间，闽粤边区的游击战争正处在胜利发展阶段，不仅红军游击队活动区域广阔，而且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特委新的决策人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上的敌我势态缺乏客观的估计，对 157 师中下层官兵的抗日情绪期望过高，在粤军157 师的分割包围下，交通线不断遭到敌人破坏，红军游击队无法迅速集中，分散在各处的队伍均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红 3 支队第 1 连在南靖坪山歼敌 1 个班后，遭敌追击，损失很大。红 3 支队第 3 连在竹湖山被敌 1 个营包围，仓促应战，激战一天，撤到水晶坪时，失散了 30 多人。同时，红3 支队第 1 连在平和西崎头与敌遭遇，战斗中伤亡40余人。此后虽有红 3 支队一部袭击梧坡壮丁队驻地。红 1 支队袭击诏安盐务局、云霄梨仔坑等几次战斗的胜利，但都未能改变被动局面。尽管如此，由于红军游击队的浴血苦斗，国民党限期“剿灭”红军游击队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同国民党的谈判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后，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被迫同意联共抗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闽粤边地区同全国各地一样，抗日呼声遍及城镇乡村，救亡运动深入各阶层群众。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推行“北和南剿”反动方针，对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仍在继续“清剿”。因此，中共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一方面要坚决抗击国民党新的军事“清剿”，一方面要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获悉和掌握党中央的策略方针。
1937 年 2 月，特委代理书记何鸣在平和县山内通过“白皮红心”保长收集了大量的国民党报纸，从中获悉了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主张的消息。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特委及时召开了扩大会议，分析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的形势，研究作出向粤军 157 师及国民党当局建议“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一致对外”的决定。并派由厦门市委来特委工作的尹林平前往香港，向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汇报特委的这一决定。同时向国民党 157 师及当地国民党政府领导人写信，申明红军游击队愿意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的主张。4 月上旬，尹林平带回来《中共南委给闽粤边区特委的指示信》。南委在信中指示：闽粤边区应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改为“红军、粤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保护福建或闽南”，并加紧争取同驻闽粤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协作谈判。闽粤边特委在接到南委的上述指示后，即致函国民党 157 师，提出互派代表进行谈判的建议，正式向闽粤边的国民党军队提出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主张。在此期间，特委在漳州、厦门、石码、龙溪、漳浦、诏安、汕头等地，建立起抗日救亡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6. 26 政治协定”的签订
在粤军 157 师表示接受中共闽粤边特委关于“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谈判建议后，1937 年 5 月中旬，特委派印刷部负责宣传、印刷工作的卢叨为谈判代表，与 157 师谈判代表、连长伍笃祺在平和坂仔郭村会谈，双方各自阐明观点，但未达成任何协议。5 月下旬，157 师钟定天营进犯平和游击根据地时，写信给卢叨，约定谈判日期，表示“进攻不忘谈判”。由于发现国民党军正在向特委驻地平和县山内开来，特委当天开会讨论，认为 157 师重兵压境，对方没有谈判诚意，为安全起见，决定将特委机关和部队分三路分散转移。当天，何浚、尹林平、王胜带部队分两路转移。何鸣认为自己熟悉地形，不需要部队保护，也可以在平和山内与敌周旋，于是只带特委机关、政工、后勤、警卫员等 10 多人转移。
尹林平（1908—1984）
1937年5月26 日夜，当何鸣等人在白沙村做饭时被 157 师发现包围。27 日黎明，何鸣派卢叨以谈判代表身份与 157 师交涉无效，随即何鸣在内的 12 人被 157 师抓捕。何鸣被捕后，据理抗争，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主张。特委得知何鸣等人被捕后，一面任命张敏为代理书记，一面向 157 师提出严正抗议，积极设法营救何鸣，同时宣布他为谈判代表，指斥 157 师包围闽粤边特委机关、捕捉特委领导人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为。在特委的抗议和广大群众的抗日呼声压力下，加之 157 师企图通过谈判改编红军游击队，于是，157 师被迫释放了何鸣等人。谈判继续进行，斗争的焦点主要是围绕部队集中地点的问题。157 师提出了要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到漳州、厦门集中的条件。特委认为漳州离游击根据地较远，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没有接受，坚持红军游击队驻平和游击根据地附近，谈判双方争执不下。随后，157 师提出要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进驻漳浦，对此特委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因为意见分歧，特委一面派尹林平去香港请示南委，一面要何鸣继续到 157 师师部交涉。在尚未获得南委指示的情况下，何鸣在谈判中却擅自答应了 157 师要闽粤边红军游击队驻进漳浦县城关孔庙的条件。为此，特委即在高坑召开扩大会议，对何鸣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但最后还是同意将部队带到漳浦城内集中。6 月 26 日，特委代表何鸣与 157 师代表陈浚在漳州正式签订了合作抗日的“6.26 政治协定”。
卢叨（1915—1993）
“6.26 政治协定”是南方各省游击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地方当局最早签订的合作抗日协定。这个协定反映了中共闽粤边特委对中共中央和南委关于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精神的积极贯彻执行。它适应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和广大群众要求停止内战、守土抗战、保家卫国的愿望。但是，在部队集中地点这个关键问题上，特委领导在思想上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没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迎合了国民党 157 师的要求。没有认识到国民党欲借谈判改编名义，消灭红军游击队的企图。这是特委主要领导人思想上“右”倾麻痹的表现，这为后来“漳浦事件”的发生，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漳浦事件
1937 年 7 月 5日，根据“6.26 政治协定”，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约 1000 人，在平和县小溪集中，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任大队长，王胜任参谋长。大队下辖 7 个连和警卫、电话、军医、宣传 4 个排。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 157 师借口部队要集中训练，要保安独立大队开往漳浦县城集中。此时，尹林平和南委全权代表姚铎来到小溪。姚铎传达了南委关于“部队番号可以改变，政治上要保持独立，要提高警惕，要住在基点内”的指示。然而何鸣却一再强调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南委的指示不符合闽粤边的实际。当时对部队是否继续开往漳浦县城的问题，特委内部意见再度出现分歧。特委及不少红军游击队指战员，自“6.26 政治协定”签订以来，从漳浦县委在下布村开会，遭 157师 2 个连的包围袭击，平和县委又遭地主反动民团进攻等一连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挑衅事件中，已经看到了部队进驻漳浦县城的危险性。在这个关键时刻，南委代表姚铎在无法说服何鸣的情况下，让部队在小溪就地待命，只身回香港请示南委，但却未及时返回。保安独立大队在小溪驻扎 10 天，在没有得到南委指示的情况下，何鸣又擅自下令将保安独立大队于 7 月 13 日开进漳浦县城。在这期间，国民党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由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下令 157 师收缴红军游击队枪械。
1937年7 月 16 日清晨，157 师 2 个团埋伏在漳浦城体育场四周，以点名发饷为名，要保安独立大队到体育场集中。当保安独立大队近千名指战员进入体育场后，突遭 157 师重兵包围。157 师第 471 旅参谋主任陈英杰，以保安独立大队刚下山，不懂战术，先训练一个时期为借口，要保安独立大队上缴武器。陈英杰指着体育场四周露出来的黑黝黝的枪口，要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考虑。红军战士见此情景，人人义愤填膺。有的战士把国民党发的衣服、帽子撕得粉碎。许多人打开了枪栓，压上子弹，准备拼一死战，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何鸣在向 157 师抗议无效的情况下，为避免千余名红军游击队员流血牺牲，只好下令保安独立大队放下武器。计被缴去重机枪 2 挺，轻机枪 5 挺，驳壳枪 200 余支，步枪 500 余支，子弹 10 万多发。这就是国民党不顾国难当头，蓄意制造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漳浦事件”。
月港事件
就在“漳浦事件”发生的同一天，国民党顽固派又趁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张敏在诏安县月港村召开云和诏县委扩大会议之机，密令福建省保安团派出 1 个武装连，在团长沈东海的亲自率领下，分兵从丘田过石溪两路直扑过来，把月港村团团围住。在敌人离村还有一里多路时，已有群众前来向张敏报告这一敌情。可是，由于张敏思想上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缺乏应有的戒备，以至敌人进村包围了会场，开枪打死了云和诏县委领导罗贵炎和打伤了其他 3 人时，张敏还没有采取措施组织还击和突围，结果张敏与云和诏县、区级干部 12 人被捕。尽管张敏等在狱中进行过无数次的强烈抗议，临就义前还面对屠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滔天罪行，但刽子手们仍将张敏等 12 人杀害于诏安良峰山麓，制造了又一起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月港事件”。
张敏（1908—1937）原名张义恭，字章邑，广东澄海人。1925年任岐山乡农民协会负责人。1928年3月当选为中共汕头市委常委兼委员。1931年任中共潮澄澳工委委员。1933年8月担任潮澄澳县委常委，年底担任县委书记。1936年初任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常委，分管潮澄饶县委和云和诏县委工作。1937年7月16日下午在诏安县长埔乡月港村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时被捕。7月20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9岁。1957年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何鸣（1903—1939或1938）原名何君熙，海南万宁人。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英属马来亚（今属新加坡一带）。1931年任红3团4连指导员。1932年任漳州中心县委员会书记兼红3团政治委员。1934年8月任中共闽粤边区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军事工作。1936年6月兼任红3 团团长。同年冬任中共闽粤边区特别委员会代理书记。1937年7月“漳浦事件”后被撤职，后入国民党粤军第157师任职。1938年初，经组织动员，设法离开国民党军，加入皖南新四军第2支队政治处工作。5月，新四军军部负责人项英在清算“漳浦事件”责任时，根据南委报告，认定何鸣对此事件负有完全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后又擅自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1939年6月（一说1938年6月17日）被新四军军部军法处以“特务”“叛徒”的罪名，奉命于皖南泾县云岭予以处决。1950年被海南省万宁县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漳浦事件”与“月港事件”的发生，使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中边区党与红军游击队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也是何鸣、张敏等领导人思想右倾麻痹，忽视了对国民党军队中反共一面的警惕，没有坚定执行党中央和南委的指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没有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直接结果。这是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中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
“漳浦事件”、“月港事件”发生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各地党组织相继在党内和对外报刊上发表文章，将“漳浦事件”详情公布于世，抗议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破坏抗战的罪行，揭露他们制造磨擦，继续挑动内战的阴谋。党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等对“漳浦事件”的发生十分关注，一再表示，国民党如不交还何鸣部的人枪，南方红军游击队不予集中改编。在要求国民党交还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人枪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告诫南方各游击队，要以“漳浦事件”为教训，在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漳浦事件”的发生，为南方 8 省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谈判，实现国共合作抗日，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重建红 3 团，继续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漳浦事件”、“月港事件”，妄图消灭闽粤边红军游击队。但有着坚强革命意志的红军指战员，并没有因“漳浦事件”、“月港事件”的挫折而屈服。在“漳浦事件”发生的当晚，保安独立大队副大队长卢胜、参谋长王胜等带领红军骨干80余人连夜潜出县城。次日，又有 100 多名红军干部、战士，克服种种阻力，冲破重重罗网，逃脱了敌人的魔掌。这些突围出来的红军指战员，在漳浦县溪南、石楼、下布等地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先后到达漳浦下布的清泉岩集中。卢胜、王胜和何浚、朱曼平等人会合后，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今后的对策。会议决定成立新的闽粤边特委，何浚任特委书记，林路任组织部长，朱曼平任宣传部长。接着，突围出来的同志，除部分人员分散发动群众外，其余由特委进行整编，重建红 3 团，卢胜任团长，王胜任参谋长，下编 1 个连，指战员共 100 余人。
王胜（1909—1996）开国少将
新建成的红 3 团从靖和浦游击根据地、乌山游击根据地取出保存在山洞里的枪支和银元，分兵 5 路，开赴仔石山、乌山、山内、狮头山、南乡等地，筹集枪支，解决给养，进行斗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帮助闽粤边区恢复发展游击战争，于 9 月底派谭震林率领红 9 团 1 个加强排，到闽粤边配合红 3 团开展游击战争。10 月，红 3 团改编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 3 支队。同月，红 3 支队在云霄县仙石、四近塘抗击福建省保安团及地主武装 500 多人的围攻。第 3 支队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毙伤敌 30 余人，缴获步枪 26 支，子弹 300 余发。“漳浦事件”后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闽粤边区广大军民。至1937 年底，原红 3 团、独立营老战士归队者近 200 人，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发展到 300 余人。
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重建后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一方面严密戒备，防止敌人利用谈判搞突然袭击，对敢于进犯的敌人，坚决实行自卫还击的原则。另一方面，深入开展“合作抗日”的群众运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厂泛的合作抗日的社会基础。社会舆论更进一步地同情和支持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在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形势下，在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多次严正抗议和积极交涉以及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交还了“漳浦事件”中缴去的部分枪支。12 月 25 日，中共闽粤边特委和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 3 支队发出《为反对内战告全闽南同胞书》，严正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救亡的种种罪行。同时进一步呼吁国民党军政当局及社会各界人士切实合作，一致抗日。
1938 年 1 月，根据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指示，中共闽粤边特委改为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何浚任书记，归中共闽粤赣省委领导。同月，谭震林到平和县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的指示。2 月，400 多人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 2 支队第 4 团第 1 营，卢胜任新四军第 2 支队第 4 团团长。1938 年 3 月 1 日，闽粤边红军游击队与闽西兄弟部队一道从福建龙岩白土出发，开往苏皖前线，踏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历史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