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慰安妇开始，到“工匠精神”结束—日本的经济奇迹和衰败之谜

在谈论战后日本奇迹般的崛起和迷之衰落的整个过程中，我会尝试从以索尼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兴盛和蜕化过程中寻找答案。

我们并不想直接把日本制造业的崛起和衰落归咎于某几个因素而使得结论偏向于“宿命”或者“国民性”这样简单而又缺乏逻辑的答案。但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往往在一个经济体腾飞的初始阶段，其日后衰落的伏笔就已经埋下。

但这并不意外，因为不管是谁都会有天生的缺陷，怎么样克服才是关键。如果经济体不能持续改革进化，那么其最终宿命就是“熵增的寂灭”。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或者正如人们所言——这就是历史。

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奇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以战败并且被美国全面占领而告终。日本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轻重工业几乎全面摧毁，整个国家满目疮痍。

战后遗留的日本文官政府绞尽脑汁想维持经济不崩溃，颁布了很多紧急措施但收效甚微。因为当时压在日本经济上的三道枷锁都对发展经济是非常致命的，它们是：没有外汇也没有资本、土地集中在大封建地主手中、工业没有订单没办法实行迭代发展。

加之美国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养肥了就要吃人”的狼属性，限制日本对外贸易，使得日本第二次进入锁国状态之中。

上述几个限制条件，都是发展现代工业必须扫除的。但在当时看几乎看不到解决的可能性。

开始，日本政府不过是在被动应付。

由于之前日本已经转型为一个工业国，所以无数的失业的工人和伤残的战败士兵充斥街头，凋敝的经济使得失业率大幅攀升。

为了让日本家庭不至于因为没有收入，日本政府甚至亲自颁发政令，要求各地警务机构为驻日美军提供“慰安所”并亲自拨款，据统计，前后共有七万日本妇女成为被日本政府招募成为“慰安妇”。

将自己国民变成体制内的“慰安妇”犒劳占领军，近500年人类历史可能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

讽刺的是，这才是日本战后第一批美元外汇的来源。

加之当时的日本政府厉行最严格的外汇管制，国内资本无法出逃，所以这些资金通过慢慢沉淀，最终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第一笔外汇启动资金。

于此同时，承担着宏观经济管理职能，负责制订产业政策并从事行业管理的通产省开始大力发展建筑业，这一方面解决了日本从战后废墟重建的问题，另一方面提升了国内相关产业如钢铁、建筑、水泥和化工品的需求。

在这里也要多说一句。众所周知，重工业才是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美国要清算日本财阀的战争罪行，拆解日本的重工业能力。但当时日本通产省想尽办法保留了原来的重工业，这也为日后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此同时，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却意外的为日本经济复苏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麦克阿瑟当上驻日美军司令之后，开始对日本的全面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进行农地改革，强制地主出让土地，并且鼓励民间自由组织政党。

要知道麦克阿瑟这是解决了之前日本天皇都无法改变的土地改革问题，这就为日本战后经济恢复扫除了生产资料的桎梏。

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

国际大形势的改变又迅速升级了日本占领区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地位。

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全面溃败，美国及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百年经营付之一炬，本打算施行穷日政策的美国，无奈之下推出了旨在帮助日本经济复苏的“道奇计划”，重新将日本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开始将日本经营成美国在东亚的前进基地。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卷入朝鲜内战，并且对日本拍下了20亿美元的军需订单。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如三菱公司、三井的东芝、川崎重工、日本制铁（后来的新日铁）等财阀企业得到了丰富的订单，直接再次起飞。而丰田、本田、索尼等公司依靠战争订单也迅速崛起。

到朝鲜战争结束后，由于经济逐步走向正轨，工业迭代开始产生，日本经济为之一新。日本企业利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美国支援的大量工业技术转移而开始实施外向型经济，日本经济开始崛起。

1951年，松下幸之助赴美考察，并成立了美国松下公司，开始进军美国电器市场。

1954年，为了防备苏联进攻，日本自卫队成立。随之，军队订单开始大量出现，之前通产省官员拼命掩护、保留的的三菱、三井、住友等旧财阀相继复活，并且得到了美国、日本军队的大量订单。

1955年，丰田推出了一款排量1.5升的小汽车皇冠RS，并于两年后将此产品出口美国。由于价格便宜，且能满足大多数美国人的需求，日本车开始在美国打开销路，并逐渐崛起。

1955年，索尼拒绝了美国最大的钟表公司宝路华的贴牌订单，开始向国外猛推自己生产的日本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TR-55，并在不久之后成为欧美认可的电子品牌。

1947年至1973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都在5%以上。1948年、1951-1952年、1959-1961年、1963年、1966-1969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超过10%。

索尼崛起看日本经济奇迹

与之相配套，一批敢打敢拼的日本企业家也出现在大家眼前。

我们以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和联合创始人、技术天才井深大为例。

1945年，战后的东京一片废墟，井深大在一间百货公司的仓库里成立了“东京通信研究所”开始研究通信设备。后来，盛田昭夫也受邀加入，并且把公司名字改为“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这就是后来的索尼公司。

由于创始人井深大是一个技术至上的天才，所以索尼公司开始就具有一种“技术至上”的独特气息，当时公司的口号是“提倡自由豁达精神的理想工厂，使每一位技术人员都能保持一种在梦想中自由驰骋的心态，将自己的技术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这种信念得到了工程师的认可，他们将公司视为理想中的家，并愿意为公司付出自己的心血。

开始公司经营很一般，推出首款产品磁带录音机之后又遇到经济萧条。

那时，日本战后薄弱的经济导致了内需不足，盛田昭夫和井深大的通讯产品订货不足，企业陷入混乱。但此时恰逢前述美国重新准许日本进入全球贸易体系，日本企业开始将眼光放在全世界。

1952年，索尼购买了美国公司AT&T刚研制出不久的晶体管技术专利，以井深大为首的技术团队开始研制新产品晶体管收音机。1955年，晶体管收音机TR-55推出，索尼拒绝了美国公司的贴牌生产要求，并将自己的产品印上自己的logo“SONY”并向美国市场推出。

该产品一经推出就备受国际市场好评，这也奠定了索尼公司半导体成功之路。当时的日本经济还局限在传统的食品、钢铁、化工，索尼公司在半导体的出圈还给日本企业产业升级指出了方向。

1967年，索尼发部了由井深大亲自加入开发的特丽珑（Trinitron）映像管技术，这项技术使得索尼电视在全球热卖。相比于当时亮度较暗的荫罩式电视机，井深大研发的特丽珑技术首次在显像管电视中采用了单枪三束管，这使得电视画面在亮度与色彩上有了质的飞跃，其技术之领先，直到90年末液晶与等离子电视出现前，都难逢敌手。

索尼身上带有当年那些崛起日本企业的杰出特点：始终以传奇创始人为核心进行技术追赶、始终将技术作为自身发展的先决条件，时刻对前沿技术保持着敏锐的嗅觉。

1979年，功成名就的盛田昭夫和井深大推出了索尼跨越性产品Walkman，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随身听。这项高度契合大众潜在需求的电子产品刚一推出就引爆了全球的购买热潮。整个80年代，Walkman作为最炫最酷的电子产品，甚至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物。

后来漫威电影《银河护卫队》中的主人公星爵，畅游宇宙也随时带着他心爱的Walkman，就是当时青年人的真实写照。

随身听也是井深-盛田时代完美谢幕。

回顾日本经济崛起我们可以看出，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日本奇迹”，这两个条件的互相作用，不但促成了日本外向型经济的确立，并且将日本制造推上了从小商品到汽车、电器，再到半导体产业的升级之路上。

外因上，最重要的背景就是新中国的成立，使得美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从中蒙边境一夜之间后退到三八线和日本海，为了保证美国在亚洲的存在，美国不得不开始扶持日本，并将日本重新纳入世界贸易体系。

通产省和日本经济奇迹

内因上，千方百计保护日本产业基础的通产省居功至伟。

他们不但掩护了旧财阀免受美国清算，还保留了日本复兴的基础重工业。在剔除限制日本经济发展的锁链时，正是日本通产省的文官们想尽办法，假借美国占领军的权威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后续产业政策，而给日本经济腾飞施行了“完美筑基”。

在经济转型中，通产省还在日本国内协调内部价格竞争，让日本企业能在外向型经济中一致对外，这才让日本企业在不同领域全面发力，占领了当时各个产业的高端，最终建立了“日本制造”的品牌崛起。

在当时，日本的通产省才是协调日本经济发展的幕后老板，他不但规划日本各个产业之间的发展模式，还能组织处于竞争关系的各个公司形成价格联盟、标准联盟甚至技术研究联合团队，共同公关技术难题，为日本全体储备技术和专利壁垒。

通产省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西方人认为它是主导日本经济的“日本株式会社”。

1957年，战后日本通产省的战前掌门、精神教父岸信介开始担任首相。正是他的积极财政政策促进了日本最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产业扩张。可以说，是他主导了日本的产业升级，也是他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扩大了日本的内需，最终将日本推上了发达国家之列。

说起岸信介，我们就不能不说下他的过往履历，因为只有了解这位促成日本再次崛起的掌门人的缘起，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他参与制定的各种政策的初衷和蓝本。

岸信介，1896年11月13日出生于日本山口县。1920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同年入农商务省，在该省文书科、临时产业局等处任事务官。1925年后历任商工省工务、文书和统计科长，1935年升为工务局长，1936年后赴华，历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等职，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满洲国总务厅长星野直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会长鲇川义介并称满洲五巨头。【摘自百度百科】

岸信介是伪满洲国实际的经济掌门人。本来在国内混的不错的岸信介强烈要求赴伪满担任经济掌门人，就是因为那时伪满经济几乎是一片空白，他好在那里践行自己的经济理念。

仔细看伪满洲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大家就能清晰的发现它带有强烈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子。从矿产的开发、到钢铁、到铁路物流、到重工业的发展，都是岸信介仿照苏联后发计划经济布局的，中国东北是当时日本工业的最理想也是最完善的工业区。

1941年东条英机上台后，岸信介任内阁商工大臣。后续通产省众多官僚就是他在布局伪满洲国工业体系时的手下执行者。二战过后，岸信介被当做战犯隔离起来，但他提拔的伪满经济官僚成了当时日本通产省的实际掌控人。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通产省在战后制定的众多措施，尤其是被欧美自由经济学家诟病的“产业规划”、“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技术和工业标准引进”等政策，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特色。

其实，通产省成功的秘诀就是通过选择主导产业，促进和扶持主导产业迅速成长，实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经济追赶阶段，通产省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的模式是十分见效的。

日本特殊的发展模式也成为东亚的楷模，东亚国家（地区）中的韩国、台湾、新加坡也都在效仿这种特殊的日本模式，并创造了“工业东亚”的奇迹。

上个世界80年代，哈佛经济学家查默斯·约翰逊在他的著作《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就把通产省在日本崛起中关键且不可或缺的作用总结为后发国家发展经济的“秘籍”。

当然，日本奇迹的缔造也离不开刚刚我们提到的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井深大等人，正是他们对产品品质的执着、对技术发展的高度敏感早就了“日本制造”的所有内核。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走入了战后最高峰。

日本经济总量一度逼近美国的70%，那时，日本制造行销全球，日本企业让所有美国同行都感到窒息。1985年，日本占全球DRAM存储芯片的50%份额，逼得英特尔公司一度濒临倒闭。最后，英特尔公司只能裁员三分之一，并且退出储存芯片市场。全球IT界一度认为未来的计算机行业将是日本人的天下。

日本人开始傲慢起来

日本人开始傲慢起来。

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公开场合开的一个玩笑：“日本物价太高，驻日美军没法上街，只能在船上互相传染艾滋病”。而当时的外相椎名悦三郎则在日本国会公开嘲讽，“美国是日本的狗。”

1989年，日本的三菱集团以8.46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Rockfeller Center）51%的股份，史称经济版珍珠港。

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晚年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和日本右翼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一起写了一本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该书主张日本应该摆脱美国的依赖和控制，积极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

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促成“日本奇迹”的各种内外因在日本人的傲慢达到顶峰后，悄悄出现了转变。

首先就是美国的敌视导致外因改变。

美国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一方面加紧扶持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新兴经济体承接美国产业，并帮助美国向日本竞争；另一方面，美国也直接下场开始全面地对日本反击。

80年代，美国就在美日谈判中祭出国内法“301调查”，开始对日本进行贸易战。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等国家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广场协议》。

1986年9月份，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三重压迫下，日本被迫跟美国签了一个不平等协议，也就是限制日本芯片的《美日半导体协议》。

美国开始利用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在各个领域压缩日本经济的发展空间。但开始的效果并不好，因为《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升值，使得日本经济进入了全面繁荣。

电气机械成为日本制造的第一支柱，索尼也进入了自己的全盛时期。

由于日元升值，日本企业开始大肆收购美国资产。除了刚才所说的三菱收购洛克菲勒大厦，索尼也相继收购了美国软实力的明珠CBS唱片和哥伦比亚影业。

正当盛田昭夫们憧憬“日本可以说不”时，日元升值的长期恶果开始显现。

由于日元升值，日本迅速从一个制造业强国变成“金融投机大国”，赚块钱、赚热钱、炒房、放高利贷等成为了经济主流。为了遏制经济泡沫急剧扩大，日本央行下了短时间联系加息的猛药，结果导致了日本地产泡沫破裂，并进一步引导股市暴跌，日本国内环境忽然陷入了不利境地。

与此同时，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内因也显示出负面作用，并进一步影响了日本在新兴产业中的前进，掉进坑里的日本跳出下行轨道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与外因相比，内因更重要，因为内因才是促使矛盾改变的主要方向。

首先变化的就是通产省。

在日本从追赶者走向竞争者时，日本将“技术立国”作为发展战略之后，通产省开始出现拉胯。

通产省面对从美国肇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时，首先出现了明显的路径依赖，就是以原来规划制造业发展的思路应对信息产业发展。通产省没有尊重市场主流需求，而是根据日本企业现有的标准优势，以及复制“赢者通吃”的美好愿望规划技术路径。

尤其是在第五代电子计算机、高清电视（HDTV）等产业的规划发展中，日本一厢情愿的产业计划和当时国际主流应用和技术相差甚远。

其次，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而此时通产省技术创新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来之时暴露无遗。对新兴产业技术路线的探索、研判等细致工作没有彻底摸透，过分强调自身优势路径，最后反而变成了通产省在产业的“押注”行为。

最后，真正能干实事的战后通产省官僚已经相继去世。通产省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从日本经济的“导航者”、“掌舵者”，变成了各个财团争夺政府扶持的“利益分配者”。这就使得通产省从一个勤勉思考的实干家变成瞻前顾后的分利者，这自然也导致了从80年代开始，通产省总是不自觉的将“日本优势产业”（也就是大企业能谋求更多利益的行业），作为押注的重点发展，而丝毫不顾及全球技术发展的主流趋势。

掌舵人通产省出现了不利变化，日本企业同时也出现了变化。

大手掌控的日本

日本旧有的财阀并没有被肃清，而新兴的企业又形成了新的财阀。这就造成了日本经济的显著特点——财阀化、大公司化。

日本经济全是围绕几个超大公司转圈的，小公司要么加入大公司，要么服务于大公司，给他们做配套。

充满朝气和野蛮生长属性的IT产业，刚进入日本就沦为了制造业的附庸。以至于提起日本的IT企业，大家能想起来的竟然是索尼、松下、三菱、东芝、富士通、软银……这些公司只把IT作为制造业的“软件外包部门”，又怎么会重视甚至促成日本的谷歌、苹果、阿里巴巴和腾讯呢？

事实上，雅虎日本是IT行业日本唯一拿得出手的产品，它集门户网站、搜索、网络购物、电邮、BBS为一体，几乎包揽了日本网络的所有渠道。但这个网站本身是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的资产合作产品，而并非一个纯种的IT公司，更没有办法带领日本经济进入互联网行业。

日本经济财阀化的另一个弊病是，日本金融很畸形，初创企业无法得到大量的风险投资。技术要想转化成企业的财富特别困难，还是需要依靠大公司。而拥有金融、房地产、制造业的财团又怎么会有精力去关注扶持一个初创企业。

科技的创新是需要不断的试错的，谁也不知道哪朵云彩有雨。这种不确定性天然和大公司所要求的稳定性相悖，自然不会得到扶持。

而每次科技大潮来临，则必然会产生最终胜出的王者公司。这种公司的挑选，要么就依靠逆天的运气挑选，要么就把它们放入天量级的初创者进行搏杀，以实现自我进化和自然选择。

新兴行业无法在日本获得成功的根本因素是——日本既没有办法通过传统的通产省扶持来遴选新兴企业，又没有给这些初创者和大企业竞争的公平赛道。

日本也可能会有自己的谷歌、苹果、阿里，但在他们长大之前，他们就已经被大财团掐死了。

最后，因为通产省和大企业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大企业制定的有利于自身的标准成为了国家标准。

政府在科技领域过度依赖大企业的科技团队，而大企业在已经坐拥金融、娱乐等现金流充沛的垄断红利时，更倾向于收购和资本运作，没有动力将注意力放在创新上去。这就使得日本企业睁着眼睛眼巴巴地看着产业革命发展而无动于衷。

索尼的下坡路

以索尼公司为例。IT信息化革命开始之后，技术路线开始改变。但索尼公司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信息产业的重要性，还停留在自己的传统产品领域。

索尼自从1992年推出游戏机PS之后，就开始泯然众人，再没有跨时代（甚至紧跟时代潮流）的产品推出。受日本泡沫破裂影响，索尼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泡沫时代收购的资产处置上。因为收购等资产运作行为使得索尼的负债一度超过销售额的50%，所以让公司管理层根本没有心思搞产品研发。

1995年出井伸之出任索尼社长。

因为之前默默无闻，更加之他其实是上一届管理层用“排除法”筛选出来的社长，所以他上任之后就遭到了媒体的怀疑。

公平地说，出井伸之并不是个庸才。他在担任副职时就建议公司，趁乔布斯被逐出苹果公司时，收购苹果，将苹果的“品牌、时间与技术”一网打尽。但该提议遭到了否决。

但等他执掌索尼之后，他的注意力也马上被财务压力和外部动荡转移。

为了应对来自庞大公司内部的成本压力和外部科技的冲击，他不得不引进了美国式的绩效主义，打破了公司原来的“创新文化”。

绩效管理，也就是我们熟知的KPI，其实是一项现代企业管理方法。本身谈不上对公司创新有阻碍。在实际应用中，绩效管理并没有限制美国公司的创新。但在日本这种“终身雇佣”制度的企业中却出现了强烈的水土不服。

绩效最先毁灭的就是索尼公司的“技术至上”。

因为很多繁复的研究是需要长时间磨砺的，但绩效往往不给技术发展以机会。索尼引入绩效之后，纯粹以员工的短期表现作为评价员工贡献的依据，往往给机会主义可乘之机，诱使员工关心易于实现的短期目标而非组织利益最大化目标，并进一步导致了索尼内部充满了商业的戾气和短时行为。

而且由于日本员工本来就习惯于听从上级命令，很容易成为循规蹈矩的工匠和执行者。这种绩效管理恰好契合了日本埋头工匠不麻烦别人的传统文化，使得一向以新奇见长的索尼公司，变成了普通的追求“匠人精神”的死板日本公司。这或许对林内这种几十年不变的热水器公司影响不大，但是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的电子行业，一招失误往往意味着步步落后。

在此背景下，索尼前高管曾经写过一篇引起轰动的文章《绩效主义毁了索尼》。

时间还在流逝，索尼继续前行。

因为Walkman不支持mp3模式导致苹果的ipod数位音乐播放器大行其道，取代了原有属于索尼的地位。由于拥有特丽珑技术，索尼押宝高清影像技术WEGA而错过了液晶时代，它在电视机行业的地位被夏普和三星超过。

技术上的失误进一步引起了商业上的保守。

原先步步领先、不断扩张的姿态的索尼，变为了追随浪潮、贴补财务的守势。随之，索尼手机等新兴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停滞，不舍得在创新、人机贴合等领域上出钱的索尼产品，变得进一步平庸和随大流。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因为日本的终身雇佣制，索尼每裁撤一个技术方向的研究团队，就只能把这些工程师堆进新科技方向上。可能一个电视团队上午刚被解散，下午就又到手机部门集合了。这就进一步导致了索尼的研发周期长，不能把握最新的产品脉络，以至于自己的产品更加跟不上时代，只能以某些技术的“完美”功能作为产品噱头——这也是“索尼大法好”的来源。

问题是索尼就是靠耀眼的产品出圈的啊！

索尼的产品应该是大家桌上摆着的干净小巧的晶体管收音机、应该是黑白电视堆里亮瞎人眼的特丽珑彩色电视、应该是把音乐带着满银河转悠的随身听……

有这些产品的索尼才是索尼。

没有这些产品的索尼，只不过是个老迈的普通日本财阀企业而已。

2005年，索尼迎来了美国人霍华德·斯金格。这位之前的副董事长兼电影娱乐部门掌门人，曾经推出了《蜘蛛侠》系列影片，让电影事业成为索尼公司最重要的获利来源，后来又促成了索尼和米高梅、博德曼的联姻。

由于更熟悉内容，美国人声称“只要能接入互联网内容，设备是索尼还是松下都不重要”。这不但改变了索尼创始人“硬件和软件一样重要”的初创精神，更进一步导致了索尼迷失了自己的业务边界，丢失了打造下一个明星产品的心，不但没能打造理想中的互联网生态圈，反而在与同行的价格战中越陷越深。

索尼原来的笔记本电脑、手机等产品线相继被后来公司逼入“小众粉丝营销圈”。

工匠精神的落日余晖

回顾日本制造的崛起和衰落，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良好的产业政策和企业互相配合，是日本后发国家追赶的根本保证；尊重技术、保持对技术的敏感是日本一代企业家共同的属性；谦虚和对商业逻辑的尊重是日本制造得以行销全球的基础。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新财阀作大导致企业的垄断化，垄断红利产生导致大企业病丛生，政企关系的改变又催化了技术的停滞，而大企业又限制了国内小微企业进军新兴产业的前进的道路……这构成了日本衰落的宏观叙事部分。

在微观领域，被外人称赞的“工匠精神”也起到了非常大的负面作用。

曾在日立工作16年、现任京都大学和日本东北大学教师的汤之上隆，在其《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一书中阐述：过度依赖匠人精神与手工艺者的技艺，而忽视了产品的标准化与通用化，严重缺乏低成本量产能力；过于苛求于性能与指标的极致，而忽视了市场实际需求水平，投入不必要的成本，致使市场出现变化的时候在研发上不能及时调整产品。

我们知道，公司法人这个概念之所以被创建，为的就是让它像一个“人”一样具有自己的人格，让企业像“人”一样奋起奔跑，也像人一样生老病死。

而日本的企业，从本质上更类似将军统治的幕府，日本企业也热衷创造所谓的“XX帝国”。把企业做大、做强，让员工成为终身效忠的家臣，让各个部门成为如臂使指的企业延伸，然后守住这一切，不要再改变，这才是日本企业追求的最终境界。

在群星璀璨的乱世，一群强人能在逆境中崛起，带领勤奋老实的日本国民奋起直追，让弱小的日本企业闪烁出火流星一般耀眼的光华，并带领日本成为世界工业史上无法忽视的一个巅峰。

这是日本这个国家最为宝贵文明属性。

但随着这些强人逝去，随着那些成就自己的初始条件改变。日本国民中因循守旧惧怕改变、服从权威、缺乏长远眼光，只专注眼前的属性就会显现出来。

一但离开了强人们规划好的制造业路线，日本企业就变得畏畏缩缩、反应迟钝。80年代极端膨胀号称要“买下美国”的日本人，在泡沫破裂后又变得噤若寒蝉，后期干脆躺倒放平。

这一方面由于习惯服从权威的日本人缺少了可以效仿的权威而导致的迷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其文明本身所存在的没有核心思想指引而出现的——容易走极端，缺少韧性的国民性格体现。

日本长期处于等级森严的服从体制内。

在有强人领导下，日本国民可以成为最勤劳的员工、最狂暴的战士、最具有牺牲精神的殉道者。

但离开了强人，或者丧失了目标，他们又会迅速变成最谦卑的侍者、最规矩的被统治者、最迷乱封闭的自私者。

曾经跟日本军队战斗过的美国将军评论：日军不顾死伤的万岁冲锋，与其说是勇敢“玉碎”，更像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寻求解脱的自杀行为。

日本泡沫破裂之前，日本人对自己的一套“通产省和制造业”理论深信不疑，并且拒绝任何改变。而在遭遇重大挫折之后，他们又盲目地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从美国管理制度或者权威中寻求解决之道，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坚守。

日本制造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从山寨起家”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之而来的傲慢却使他们看不起了山寨，也放弃了对技术和市场的尊重，进而变得“固步自封”。

日本经济危机之后，日本公司不管是从技术研发水平，还是创新导向，都没有与消费时尚、商业模式、市场开拓能力相匹配。曾经的巨大成功让他们而又不愿意低下头跟随世界各国创新的产品和商业模式。

在信息革命中，日本企业不仅未能催生出互联网相关的划时代产品，甚至还有点跟不上互联网时代的步伐，让自己退守电子时代，唯唯诺诺的放弃了前进，宅回了家里，选择了“粉丝经济”、“工匠精神”这种自己最熟悉的产品路线。

索尼的遭遇，或者就是日本人性格中残暴和谦恭，敬业和放纵，内敛和疯狂，自尊和自卑的集中体现。

日本还需要下一个强人时代所拯救。

但现在还看不到这个时代的到来，因为阻止日本进入信息时代、垄断日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财阀和政阀，也同样掐断了强人的成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