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团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角色研究

摘要：发展财团经济是安邦智库（ANBOUND）对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提出的重要建议。财团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在国际国内都不新鲜。但安邦智库在国内提出财团的时机和背景值得关注，即为什么现在在国内要重新提出发展财团？财团经济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经济的发展有何重要性？这与中国在当前和未来面临的发展形势有关。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的是，在智库研究中，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策略的出台都与时间有关，背景不同，策略研究的价值也会有显著差异。2013年，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之困时，我们提出建议，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可借鉴“财团经济”模式。当中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跌入L型通道时，安邦智库再度建议，中国应该大力发展“财团经济”来推动经济增长。

我们提出此建议的原因在于，在国际国内诸多压力下，中国经济已进入一种压力丛生的困境，尤其是实体经济面临困难局面，严重削弱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基础。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等方面。这种背景下，通过引入财团政策体系，大力发展财团经济，利用财团法人实现社会资本积聚，以此来刺激中国经济增长，是一条可行之路。区别于过去对财团的微观研究，我们希望从宏观层面来研究财团经济如何为中国经济增长服务，以及在宏观政策上如何看待财团。本报告将研究财团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角色，包括在产业组织、情报工作、政商关系、制造业推动、金融资源提供、市场开拓以及科研推动等方面的作用。注：文章作于2016年10月11日

发展财团经济是安邦智库（ANBOUND）对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提出的重要建议。财团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在国际国内都不新鲜。但安邦智库在国内提出财团的时机和背景值得关注，即为什么现在在国内要重新提出发展财团？财团经济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经济的发展有何重要性？这与中国在当前和未来面临的发展形势有关。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的是，在智库研究中，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策略的出台都与时间有关，背景不同，策略研究的价值也会有显著差异。

通过文献综述可以发现，国内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研究日本和韩国财团发展的文章，但大多属于比较分散的微观案例介绍，知识介绍的特色明显。2008年，白益民出版的《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是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日本财团的代表作，这本略带“阴谋论”色彩的畅销书从内部系统剖析了三井财团的运作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市场层面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国资委下属机构也对此表示了一定的关注。

不过，前述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是对财团这类企业机构的研究。从宏观层面和政策层面对“财团经济”及影响进行研究，迄今在中国还十分缺乏。作为定位于推动公共政策进步的独立智库，安邦认为，如果不在推动中国政府部门接受发展财团经济的思路，不在推动相关政策法规上有所行动，那就不能真正推动发展财团经济环境的改变，相关研究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事实上，安邦智库提出中国应该发展财团经济已经有数年时间。2013年，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之困时，我们就提出建议，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可借鉴“财团经济”模式 。当中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跌入L型通道时，安邦智库再度建议，中国应该大力发展“财团经济”来推动经济增长 。

我们反复建议中国发展财团经济的原因在于，在国际国内诸多问题之下，中国经济当前已进入一种压力丛生的困境，尤其是实体经济面临困难局面，严重削弱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基础。如何摆脱这种困境？中国政府部门需要有建设性、突破性的办法。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等方面。具体而言，我们建议，中国应该引入财团政策体系，大力发展财团经济，利用财团法人实现社会资本积聚，以此来刺激中国经济增长 。中央的宏观政策如何看待财团，如何利用财团经济来为中国经济增长服务？这是我们的研究重点，也是安邦智库从宏观层面研究财团经济的意义所在。

我们对于财团经济的研究是一个系列研究，包括：财团的作用和角色研究，中国对财团经济的负面批判，中国财团的结构及组成，财团经济在中国的运作机制等。本报告为财团经济系列研究的第一部分。

一、中国发展财团经济的重要性

发展财团经济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2016年，中国经济在L型走势中仍在向下探底，稳定增长的压力很大。过去推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是投资，但今年的投资增速显著放缓，1−8月份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8.1%，更值得注意的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速剧降为2.1%，与全国投资增速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喇叭口”。考虑到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1.4%（比去年同期降低3.6个百分点），可见，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是拖累投资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也是今年稳增长面临的一个负面因素。如果不是政府投资在勉力支撑，今年投资增速将下滑得更快。与宏观数据相比，在企业层面的微观经济表现似乎更加真实，大量中小企业关门倒闭、多个制造业领域全行业亏损、多个传统过剩行业失业问题日趋严重，这些表现与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能够互相印证。

图表 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从上述投资主体结构分析来看，如何激发起民间投资增长，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方向。民间投资热情下降有多种原因，在宏观层面，有国际国内整体经济低迷的影响；在中观层面，有产业结构调整之下多个传统产业发展恶化的拖累，尤其是制造业环境恶化带来大量资本“脱实就虚”；在微观层面，有国内市场成本要素抬升、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融资条件恶化，导致企业投资收益不断下降 ；在政策层面，国内民间投资的政策环境并未得到切实改善，市场化改革进展也不如人意；此外，近两年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加大，加强了民间资本对外投资和对外转移资产的动机。在诸多因素影响下，经济环境紧缩立刻转化为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全面压力，严重冲击了民间资本在国内市场的投资信心。国内媒体的调研显示，民营企业对经济和后市信心不足；缺少有效投资标的；融资难、融资贵；有效投资渠道较窄或不畅，投资审批手续繁琐以及因此滋生的各类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较多等因素，是导致民间投资不断下滑的主要原因 。在经济增长低位徘徊之下，政府部门的大规模融资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以托底经济增长；但基建投资增加以及相应的信贷扩张，对民营企业较为集中的制造业投资形成挤压。

实际上，中国的民间投资并非缺乏资金，也不是没有投资愿望。2016年上半年，国内企业活期存款新增1.72万亿元，同比多增1.69万亿元；至2016年8月，中国居民存款余额达58万亿元。再加上近年中国的城市化、央行的宽松政策、民营经济和私人的财富积累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国内社会资本十分充裕。目前，国内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不足，而是投资活跃度不足，社会资本没有被激发起来。因此，如何在国内市场进行改革和调整，激发起社会资本在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就成为在政策上非常重要的“策略级”任务。

近年来，民间投资热情在对外投资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统计显示，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占到全球流量份额的9.9%，同比增长18.3%。其中，民营企业投资达到207宗，国有企业虽单笔投资数额较大，但数量仅为80宗。根据安邦智库的跟踪研究，迄今为止，中国的民营资本对外投资覆盖了资源类（能源、矿产）、交通基建类（港口码头、道路桥梁）、房地产、农业类（牧场、农地、酒庄）、制造业（家电、汽车、特种设备、机器人、有色金属等）、科技产业与研发、化工、生物产业、互联网、旅游、影视文化、通信、休闲服务、体育、医疗、仓储物流等多个产业。在投资方式上，也从传统的绿地投资发展到大规模的资本并购。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表示：“不要以为中国全球化已经走的很好，其实刚刚开始。虽然中国每年1000多亿美元的投资很多了，增速也很快，但总量其实不算大。”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称，“中国企业对于海外的投资收购刚刚开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和领域与中国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是不匹配的”。郭广昌表示，以往中国的全球化更多的是被动的，现在是积极的、正向的、主动的全球化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的民间资本并不是不想投资，而是在寻找更有前景的投资机会。从近两年民企对外投资的“火爆”程度来看，民间资本产生了更多新的投资需求，他们在寻找更大更深的市场空间，寻找更有价值的“高级”资产。

在我们看来，近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结构性问题是，在入世以来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GDP规模增长了400%）的同时，却没有能发展出一批在产业领域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民营企业财团，使民营企业集团作为重要的结构性力量来支撑中国经济。除了华为、平安集团、格力集团、魏桥集团等少数民营制造企业和金融企业之外，大部分大型民营企业都是借着经济上涨周期靠资产泡沫膨胀起来的暴发户企业（最典型的是房地产商），大批中小民企要么依赖外部市场做出口加工业，要么依附于大型国企做一些低端配套，要么借着宏观周期“鼓捣”一些小钢铁、小煤炭、小化工。一旦宏观周期、经济结构或城市化发生变化，相当大一批民营企业立刻陷入结构问题带来的困顿之中。为什么经济新常态和结构问题给中国政府带来如此大的压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足够大的民营企业规模来支撑经济，国有企业在关键时候根本靠不住，无法支撑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转型，结果债务问题、投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融资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种种本来应该由市场为主来承担的问题，全部都集中到全能政府身上。再强大的政府也无法背负起经济社会的全部问题，如果不能更多依靠市场力量来分别承担，结果就是政府财政被压垮、国内金融体系陷入系统性金融风险。

要在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背景下取得有显示度的突破，国家应该将大力鼓励和发展以民间资本为核心的民企财团，作为一个重要的突破方向。我们认为，鼓励发展民企财团，调动民企财团的资源和力量发展财团经济，十分切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能够活跃社会资本，激发民间投资，引导民间资本从“脱实就虚”的热潮中转向理性的产业投资，还有助于改善中国经济市场化力量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市场化改革进程。这对于解决中国当前的投资困局、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应该借鉴国内外案例，研究财团的发展特点及其规律，放开相关的政策限制，积极推动民间资本发起成立财团，在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给予财团经济发展更多的支持。

应该指出的是，很多人都混淆了财团与集团的区别。集团实际还是企业，只不过是一种规模较大和行业涉及面广泛的企业。而财团与集团相比，具有开放性，它是一个企业系统，其中每一个企业均具有独立决策权。现在，无论美国还是日本，原来财团中的家族色彩都在淡化，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管理、职业经理人制度都在引入。中国的民营企业集团现在还停留在家族色彩很重的阶段，不论在股权开放、企业管理方面，还带有浓厚的家族特点。有时还会出现兄弟分家的情况（如希望集团）。不过，新一批的民营企业发展与此有所不同，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集团，由于创业资本在早期进入、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等原因，现代企业的特点相对比较明显，但就市场而言，他们也依旧还是集团，而不是财团，这是中国民营企业今后发展需要注意的一个特点。

二、财团的社会经济作用和角色

将财团经济作为重要的国家发展策略，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怀疑和困惑。对于习惯于政府控制资源、大搞城镇化扩张、大搞投资项目、习惯于从“三驾马车”来分析宏观经济的政府和研究机构来说，这肯定是一种颇为“另类”的策略。他们不仅对民间资本影响中国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还对财团这一类机构感到陌生，不了解民间财团的资本组织方式、在社会经济中的定位和角色，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作为财团经济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本报告将在研究国内外财团发展案例和经验的基础上，展示财团机构的社会经济定位和角色。

1、产业的组织系统 从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财团发展来看，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金融资本是核心，财团内企业间交叉持股，产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是主要实体。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战后美国的垄断财团经历了深刻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财团经营多样化、专业化的特点逐渐丧失，财团家族资产与公司资产分离，财团内部企业的关系日趋松散，金融集团十分强大并逐渐远离实业企业。但处在亚洲文化背景下的日本财团和韩国财团则与美国财团走向不同发展方向，依然保持了主办银行提供金融资源、财团内企业相互交叉持股、不断强化财团经营的多样化与专业化的特点。与美国企业不同，日本财团更加注重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度危机，共求发展，共享资源，共同抵御外部竞争。

财团作为一个有内在资本关系、股权关联的企业团体，其重要作用之一是扮演产业组织者和协调者。美国财团最初就是按产业部门发展起来的，如洛克菲勒财团以石油起家，摩根财团依靠钢铁发展起来，杜邦财团则依赖化学工业发展起来。这些财团发展壮大起来的产业，至今仍然在美国的产业界留下深刻的痕迹，在相关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财团在产业组织和协调方面的作用更加典型，产业组织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宏观层面的产业组织和布局。即根据不同市场形势，鼓励旗下众多公司在多个产业领域发展，形成多元化发展的产业体系，保证在不同时代、不同市场，财团旗下企业都能在有成长性的产业领域中发展。如三井财团旗下的产业覆盖商贸、化工、重型机械、综合电机、汽车制造、房地产、半导体、核电、医疗及办公电子设备等，这是三井财团长期以来在产业组织方面的结果。宏观层面的产业组织需要有战略眼光，对于旧产业生命周期结束时的退出、新的市场出现（如新兴市场国家开放带来的市场扩张）、科技创新带来的新产业出现，财团都需要保持敏感而前瞻的眼光，来做出产业战略安排。以三井财团核心企业三井物产为例，它对日本不同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粮食、机械、能源、纤维、物资、汽车、金融等广泛领域，成功培育了不同的产业资本。一个典型案例是丰田汽车的发展，100多年前丰田还是一家制造纺织机械的小厂，三井物产将丰田带进欧美，了解汽车制造技术；三井物产还为丰田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急需的资金，为丰田提供了进入海外市场的通道，并派人才协助丰田汽车经营管理，帮助丰田汽车成为全球最大和效益最高的汽车制造商。

二是在微观的企业层面帮助旗下企业寻找市场机会、配置金融资源、提供配套中介服务、提供人才支援等，帮助旗下企业在目标市场顺利完成“播种”、“发芽”、“成长”。随着产业细分加剧，在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上的企业已经无法独立生存，综合商社的产业组织功能显得越发重要。产业组织者的角色决定了三井物产的经营特色，它参与生产企业和科技开发，其目的在于获得生产企业的贸易代理权，而不是为了取代生产企业自己办厂；三井物产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融资服务，主要是由于贸易流通业务的需要，而非为了取代银行成为金融机构。此外，三井物产还为财团关联企业提供有效的商业动态、市场行情等信息，监督贸易双方的商业信用，帮助筹措资金或安排易货贸易，甚至提供全球范围的运输服务。例如：三井物产与以铁矿石起家的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关系，不仅限于资源开发，还包括与海运公司的共同经营、货车和大型卡车等矿山机械的制造、矾土开发等多个领域，为三井物产内多个部门形成新的商机。在这样的产业组织和协调后，三井物产当初投资的中小企业都已茁壮成长、开枝散叶，在三井财团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图表 2：日本六大财团组织形态及主要制造业 财团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 三菱东京金融集团 瑞穗金融集团 三井财团 住友财团 三菱集团 三和财团 富士财团 第一劝银 经理会 二木会 白水会 金曜会 三水会 芙蓉会 三金会 金融 樱花银行 三井信托 三井生命 三井海上 住友银行 住友信托 住友生命 住友海上 三菱银行 三菱信托 明治生命 东京海上 三和银行 东洋信托 日本生命 富士银行 富士信托 富士生命 安田海上 第一银行 朝日生命 富国生命 日产海上 商社 三井物产 住友商事 三菱商事 日商岩井 日棉 丸红商事 伊藤忠 著名制造业 丰田 东芝 索尼 三井造船 石川岛 NEC 松下 马自达 住友化学 住友金属 三菱重工 三菱汽车 三菱电机 旭玻璃 立邦漆 夏普 NTT 京瓷 三得利 神户制钢 日产汽车 佳能 日立 日清 日本油脂 富士通 五十铃 旭化成 川崎重工 古河电气 注：部分金融企业已经合并、更名，如樱花银行与住友银行合并为三井住友银行。

韩国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发展，也基本上依靠大型财团的组织和布局。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前30大财团的生产总值占韩国GDP的70%，前5大财团（现代、三星、大宇、LG、SK）的实力明显大于其他财团。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经过数年的调整，韩国逐步形成了三星、现代汽车、LG、SK为代表的韩国“新财团” ，到了2004年共有10家下属企业上榜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名。2015年，三星公司以其智能手机业务的出色表现成为财富500强中科技企业的全球第一。目前，韩国经济中的主要产业——造船、汽车、电子、建筑、金融、贸易、服务、物流、化工、通信等，基本上都由四大“新财团”掌控和运作。

与日本财团有所不同，韩国财团受韩国政府的干预较多。90年代初，鉴于此前韩国财团扩张太快，卢泰愚政府开始实行主力业体制度，选出了74家企业为30大财团的主力业体，并相继否决了现代财团插足内酰胺产业和三星财团投资汽车产业的申请。到了1993年金泳三上台之后，主力业体制度变成了主力业种制度，即要求各大财团自行选择1−3个主力业种作为主力企业的发展重点，但受到利益集团的抵制。到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大量财团倒闭，令韩国财团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随后上任的金大中直接出面会见30大财团首脑，限期要求拿出结构调整方案。终于在1998年底，政府与五大财团达成最终方案，财团将不得不清理扭亏无望的下属系列企业，通过出售、合并等方式将各财团的经营领域缩小至3至5个核心领域，其中五大财团下属企业从260个减少至100余个。

图表 3：韩国主要财团及主力企业 财团 核心企业 主要产业 三星集团 1938年创建 三星物产株式会社、三星电子、三星重工业、第一毛织等。研发机构：综合技术院、半导体研究所、通信研究所、LCD研究所等。 目前核心行业包括：电子、金融、贸易、服务等。

现代集团 创建于1946年 2001年，现代重工、现代汽车、现代综合商社等脱离现代集团而独立。到2004年，现代集团旗下仅剩下现代商船、现代电梯、现代证券和现代经济研究院等6家系列公司。 涉及建筑、汽车、造船、钢铁、铁道车辆、海运、金融、贸易等多个领域。目前经营主要集中在造船、汽车、电子、建筑、金融及服务等5大主导产业。

LG集团 创建于1947年 LG电子，LG化学，LG FASHION，LG TELECOM。 1997年金融危机前，经营领域涉及化工、电子、金融、服务等部门。危机后，经营集中于化工、电子通信和服务等三大行业。

SK集团 创建于1953年 SK中国、SK置业， SK新技术、SK能源、SK综合化学、SK化工等； SK电讯、SK COMMUNICATION； SK实业、SK建设、SK海运、SK证券等。 亚洲金融危机前，涉足石油、聚脂膜、石化产品、国际贸易、电信、工程、建筑与金融众多行业。后经过结构调整，经营主要集中于能源与化学、电信、物流、金融等四大行业。

要强调的是，作为产业组织系统，财团在决定投资方向和投资项目时，主要的考虑因素不是追求短期利润，而是追求长远的产业发展空间。如三井集团的核心企业三井物产在投资某个项目时，一般都与财团所属企业共同投资，三井物产很少做大股东，在被投资企业所占的股份一般在5%−10%。三井物产不直接参加生产活动，而让财团所属制造业企业控股，这样确保了各企业经营决策的科学性。

与美、日、韩等国由财团决定产业发展相比，中国大部分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由政府决定，重点产业的产业组织往往由政府和国有企业“担纲”，这样一来，实际民营经济只是偶尔被政策顾忌，大部分时间政策是缺位的，一放而不顾之。虽然中国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多年，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超过一大半，但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决策至今却不容民营经济置喙，仍表现出超强的行政计划特色。在不少时候，外资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影响力甚至要远大于民营经济。只有在那些市场竞争性很强的行业（如家电制造、服装等），或在对技术创新或模式创新要求很高的行业（如电信设备制造及服务、互联网产业等），民营经济才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然而，政府全面控制产业发展的结果就是，政府也要扮演产业组织者、产业投入者的角色，最终的产业政策失误和成本也必然要由政府来承担。中国在这方面付出过不小的成本，有过不少教训。如果能够让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财团来承担产业组织者的角色，将会显著减轻政府在产业发展上的决策责任，更重要的是会减轻政府在产业发展资源投入上的压力。说白了，政府要包办产业的事，就要拿出巨额成本，承担巨大的风险；如果增加一个方向和政策层次，政府的政策体系管理财团，而让民营财团去具体决定产业发展，这些压力、责任和资金负担就会变成民营财团自己的事，同时也解决了政策缺位的问题。民营财团拿自己的钱去决定投什么产业，应该比政府更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因此，政府向民营财团让渡产业组织者的“权力”，是中国下一步市场改革的重要问题之一。

2、经济情报中枢 财团要对数量众多的企业及投资机构进行管理和协调，必须要掌握大量的信息，才能服务于财团体系复杂的决策、管理和资源调度。从日本和韩国财团发展的案例来看，面对庞大的情报需求，日韩财团在现实中发展出了强大的情报能力——强大的信息收集、整合、分送和分析能力。因此，企业财团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情报中枢。

在日本财团中，扮演重要组织者的商社是情报工作的中心。以三井物产为例，该机构发展出了全球信息能力。资料显示，1967年，三井物产成立了三井情报开发株式会社；1972年又成立了工学研究所（即现在的综合研究所）。三井情报开发株式会社综合研究所确立把“情报产业”作为发展宗旨以来，建立了一套组织机构，研究领域覆盖：（1）经济及产业领域；（2）社会及地区领域；（3）科学技术研究领域；（4）情报系统研究领域。该所的研究业务都是以受委托方式进行，并经常从大学聘请研究者共同研究。

早在1971年，三井物产就建立了全球通讯网，在东京、纽约、伦敦、悉尼和巴林建有5个电脑控制中心，由人造卫星连接着驻海外87个国家和地区的149个办事处，通讯线路总长达44万公里。三井物产在日本国内50个大城市建立了信息网，每天6.5万份情报系统传送，送给公司最高领导人审阅处理的达100份。在上世纪90年代，三井物产大量投资信息能力建设，每年电报、电传费高达6000万美元，约占公司总开支的10%，相当于员工工资总额的1/3。任何一位员工任何时候都能看到其业务范围内的全球信息。

三井物产的情报工作效率相当高，约10年前，即可做到大约5−60秒钟可获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场行情，1−3分钟可查询日本与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商品品种、规格资料，3−5分钟可查出国内外1万多个重点公司的各年度生产情况，5−10钟可查出各国政府的各种法律、法令和国会记录。三井物产基于全球网络的信息能力大大超越日本政府，以至于日本政府有时都需要向财团了解信息。有评价称，在某些领域，三井物产的信息情报系统规模和效率甚至高于中央情报局。三井物产如今的核心功能定位在强化信息、服务等非价格竞争力。一是运用IT技术构筑电子商务平台，形成遍布全球的原材料采购及商品销售体系，并提供与之配套的物流、金融、保险以及法律服务；二是强化广域信息的收集分析功能，在日常商业经营活动中加以充分利用 。

韩国财团也发展出了强大的信息能力。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哲很重视情报收集与分析，他在三星集团内部创建了一个特殊机构——秘书室，其原本承担情报收集和分析、企划、日常事务管理等辅助功能，随后几经沉浮，目前的职能在原本的情报收集与分析之外，还具备了金融资源分配、统一决策管理、法务与游说、人力资源分配等管理事务，以及礼宾护卫、住宅/健康/艺术品管理、家族传承与税务筹划等家族治理事务。在秘书室的诸多功能中，首要目的是情报收集能力。资料显示，无论是私人聚会还是商务会议，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三星职员无时无刻不在收集情报，通过集团内网SINGLE发布，综合汇总到秘书室，秘书室调查组下的7名员工对情报进行分析、处理后，或者发送到集团子公司，或者向室长或会长汇报。三星秘书室的情报收集能力甚至比韩国国家情报组织还要强大。秘书室中的监察组更是掌管着收集情报、研究分析和企划的更大权力，高层次的情报通常来自监察组，比如对竞争对手经营战略的追踪。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爆发、金日成去世、俄罗斯金融危机等情报，都由三星秘书室在第一时间得到。利用遍布世界的分支机构获取政治、经济情报，三星集团可以迅速进行决策和行动 。

与日本、韩国财团相比，中国企业的信息能力可谓初步而原始。根据安邦智库（ANBOUND）在国内24年从事信息咨询服务的观察，即使是规模很大的国内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普遍缺乏系统的信息能力——在信息机构、信息体制、信息收集、信息分析等方面都明显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决策的科学性，企业进行策略调整或重大投资时往往很盲目，民营企业往往依据强势核心领导人的个人决断；国有企业则是靠着国家支持和胆子大去误打误撞，反正不需要为投资的钱负责。要说明的是，即使有少数企业有较强的信息意识，也不能与国外财团强大而系统的信息能力相比。否则，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就不会遭遇如此多的重大风险。据国资委旗下杂志《国资报告》统计，目前中国的境外国资总量已不少于12万亿元人民币，国资流失的案例越来越多，流失风险也越来越大。据了解，仅18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海外资产就超过7.45万亿元；此外100大跨国企业的海外总资产达到5.24万亿元，而这100家企业中国企达到84家 。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缺乏信息能力的问题，在政府和监管机构层面并未引起重视。前述《国资报告》总结了国有企业走出去面临的诸多风险，报告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外部环境三个方面，总结了包括政府投资管理、投资服务、风险防范，企业境外投资战略、核心竞争力、缺乏优秀团队，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后遗症、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等多种风险 。但在我们看来，上述风险总结还流于表面，完全没有涉及企业对境外市场的情报工作，明显忽视了情报工作对企业决策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然缺乏对企业的海外情报服务能力。

除了政府之外，中国的行业协会也普遍缺乏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服务能力。中国的行业协会名义上以企业为主体，但带有很强的政府行政特色，协会负责人多由退休官员或大型国企高管担任，实际上是为他们退休后找到一个落脚的场所，很多时候也充当政府联系企业的桥梁和召集人，因此，行业协会在中国被称为“二政府”。以这样的角色定位，行业协会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主动向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建设性的信息服务。全国工商联主要是替中国政府联系民营企业、“管理”民企工作的体制内机构，是民企与政府沟通的“官方管道”，基本上是政府机构在民营企业领域的延伸，也不具备为民营企业提供情报服务的能力。

因此，中国企业很大程度上是在对外部情况并不清楚的情况下盲目走出去。民营企业的信息工作主要是打探政策趋势，“小道消息”是他们关心的重点，仅此而已。所以，客观来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应该成为市场情报工作的主体，政府不可能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情报，也不可能代替企业去做经济情报工作。要彻底改变中国企业投资的盲目性，根本上还是需要发展中国自己的企业财团，系统培育和提升企业财团的信息能力，构建企业财团的经济情报中枢。

3、健康政商关系的架构者 在现代社会，政商关系是每个企业都难以回避的现实，区别只在健康与否。政治与商业总是存在着利益交换，只不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制度环境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政商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同。在亚洲国家，尤其是在东亚的文化背景上，政商关系表现得与欧美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多不同，它更复杂、更微妙、更渗透到商业文化之中。日本历史上就有“政商”的传统；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红顶商人”，而且这一传统持续至今仍有表现。

在日本、韩国的财团发展过程中，政商关系对财团发展有重要作用。日本的财团源自过去的“财阀”制度。历史上，日本财阀与政府就有密切关系。早在明治政府成立后，三井家族就为政府负责筹措经费，成为受政府重用的“政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私人资本通过协助政府销售军事公债和承办军需大发横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逐渐形成。从1924年加藤高明内阁起，日本财阀对政党内阁加强操纵，尤其从1927年金融危机后，财阀巩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财阀的高级人员通过参加政府担任要职，或者主持国营公司，使财阀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二战后美国占领军“解散财阀”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财阀垄断势力。后来由于国际形势变化，美国对日政策有了很大的转变。日本垄断资本在压力减轻后，以银行为中心重新组织起来，逐渐恢复实力，并集结成为新型的垄断集团。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日本政府。为此组成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经济同友会（“同友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日本商工会议所（“日商”）等全国性综合组织，即所谓“财界四团体” 。

日本财团与政府的关系既有传统，又不断有新的变化。二战之后至今，日本财团与政府在经济事务上的关系划分明确，相互分工和协作都很清楚。实际上，日本的经济大政方针更多是由财界主导，并由政界参与制定。日本战后统合财经界力量的四大团体，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着关键的地位。1966年，日本部分财界人士组织产业问题研究会（“产研”），聚集了日本财界四大团体的首脑人物，因而获得了“财政政策委员会”的核心地位。产研发起者木川田一隆对产研的定位表示，“产业界的协调并非否定竞争，而尊重秩序。大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要尽可能避免寻求行政指导，主要的是事前为解决问题而沟通思想” 。日本的财团或行业协会通过参加政府审议会等途径影响政府决策；一旦政府政策下达后，协会又帮助政府进行宣传，协助政府做好贯彻落实工作，实际上承担了政府的大量外围工作，起到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作用，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突出表现为大力发挥民间团体的领导作用，通过官民协商、政企交流的方式使政府政策充分反映民间的愿望，又使民间积极配合政府导向，从而使官民（政企）合一。日本经济的这种协调模式，可概括为“协调型经济体制”或“协调型经济模式”。

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日本财团也很注意与当地政府和社会搞好关系，利用市场化投资、捐赠科研实验室、赞助教育文化机构、投入公益事业等方式，获得投资所在地区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树立较好的企业社会形象。以几大财团在中国为例，日本富士财团旗下的丸红商事在广东省投资了十多家企业，并因此而成为广东省的“省长顾问”企业；三井财团旗下的丰田汽车公司在中国长期从事绿化、扶贫等公益活动，还向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提供了长期的“无条件资金支持”。

与日本相比，韩国政府对财团发展的干预和影响更强。作为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典型代表，“汉江奇迹”时期的韩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之所以偏重对财团的扶持，其目的在于谋求规模经济，避免狭小的国内市场的约束，回避新行业的资本和技术壁垒 ，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因此，从韩国经济政策演变的过程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财团发展各个阶段的特征。

图表 4：韩国从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经济政策演变 时间 韩国经济政策 1962−1966 农业振兴，基础产业扩张，培育进口替代型产业 1967−1977 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 1972−1976 培育重化工业，产业结构高度化，农村经济开发 1977−1981 抑制通货膨胀，调整过剩投资 1982−1986 安全、有效、均衡策略，差别化政策，重视福利 1987−1991 整顿基础产业，进入先进国行列，技术立国，倡导市场经济 可以看出，从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韩国经济以发展为导向，因此全力扶持财团的崛起。尤其是1972宪法修正案提出以重化工业为目标的战略决策，而财团相比中小企业更有利于达成这一目标，财团也乐于利用对技术进口的垄断，通过有效降低经营成本来实现“替代进口”并推动出口，因此，政府的优惠政策和资源都倾斜到财团之上。到了1975年又推出了综合商社制度，令一批纵向联合的大型企业在不到10年里迅速崛起。

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宏观经济出现问题，再加上韩国财团“八爪鱼”式地过快扩张造成了严重的债务危机，韩国政府越来越注重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并开始限制财团的扩展。比如1974年出台的“5•29财团信用管理措施”，1980年的“9•27企业体制强化措施”，1987年的《公证交易法》等等。到了90年代初卢泰愚出台“5•8措施”，公开限制财团不动产投机，并迫使财团出卖其所拥有的土地，财团与政府的博弈进入白热化，最终诱发了金泳三的“新韩国”改革，开始全面限制财团的主力企业数量和主力业种范围。这一改革在金大中手中得到进一步落实。

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这种过于紧密的政商关系备受诟病。比如在金融领域，由于政府支持下的银行与财团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隐瞒了财团潜在的经营危机，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大量债务的堆积。而由于政府的过度干涉，财团普遍缺乏对市场足够的敏感，往往觉得自己大而不倒，反正政府会接盘 。这种情况令中小企业缺乏生存空间，竞争及创新不足，金融改革也难以深入。此外，由行政官员任意决策来配置资源的制度，使得韩国的政界和金融界寻租及腐败现象非常严重 。在韩国财团中普遍有一个中枢协调机构，其主要聘请离职或退休政府人士担任协调机构负责人，实际上就是进行政府公关活动。几乎所有的韩国财阀都有牢狱之灾的经历，其原罪时不时地被现任执政者拿出来作为敲打的理由。

不过，要强调的是，韩国财团与政府关系的纠葛，并不意味着财团在韩国受到政府打压，正相反，由于韩国经济发展离不开财团，财团发展的好坏与韩国经济命运休戚与共，因此，韩国政府对财团的依赖度更大，不能坐视韩国财团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恶化导致不可收拾，所以才常常加以干预修正。实际上，应该把韩国政府的干预看成是一种促进发展的保护性措施，而不能视为限制性的打压。事实上，韩国经济和韩国人都无法回避大型财团。韩国有说法称，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这显示出韩国对大型企业财团的复杂心理。一方面，三星集团权力过大、管理不够透明等常受诟病；但另一方面，三星对韩国来说又太过于重要，以至于常被“网开一面”。韩国特别检察官赵俊雄在某一次调查三星集团腐败时就公开表示，“如果被起诉的这20人入狱，将给韩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不一定非要将他们先行羁押，再扭送法庭，而是采取了非拘留候审的方式” 。

总体来看，随着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提升，东亚国家的政商关系也在逐渐发展和“进步”。政商关系从对政治家的个人私利交换为主，逐步转向对政府的“公利”交换；政商利益交换从完全不透明，逐步转向机制规范下呈现一定的透明度。在缺乏西方式政治游说制度的亚洲国家，架构并维持一种相对良好的政商关系，对于政府、社会经济和财团的发展来说都十分重要。

在中国，由于历史上一直缺乏对商业的基本尊重，商人在各业之中居于末业 ，显示了中国抑制商业的传统。钱穆曾总结，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可以对以往的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其中有两条就是——“集权”与“抑商”，即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从汉到清，中国传统政治都沿袭着节制资本的政策。胡雪岩式的“红顶商人”是中国历史上政商关系的最高代表，但商人的结局悲惨；相对独立的晋商曾经一度影响很大，但仍难摆脱政商关系，最终难逃覆灭。民国时期，中国仍是高比重的农业国家，城市工商业被视为政治的附庸，成为革命的提款机，在夹缝中求生存。1949年以后至改革开放，强大的政治和计划经济抑制民营经济发展，自公私合营和社改运动之后，政商关系基本上从属于政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民营经济重新发育发展，至今不到四十年。当代中国的政商关系仍然带有强烈的“红顶商人”色彩——为官家做事，寻求官家保护。各个层级的民营企业家纷纷以不同形式（如加入各级政协、人大）靠拢政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有意识地与当政官员发展权钱交易，成为腐败体系的一部分，结果在反腐败运动或政治斗争中往往成为“牺牲品”；另一部分相对独立的企业家，深谙政商关系的复杂与风险，他们在公开语境中往往隐晦地表达“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或者对政治“绕道走”，或者干脆表态“企业也是国家的，国家有需要时可以拿走” 。我们还了解到，国内某著名民营企业集团，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形象一直阳光，政府对该企业的评价也不错，该集团董事长也曾贵为全国政协委员，但谈到发展民企财团时依然表示，千万不能被称为“财团”，这在中国会被视为资本家集团。中国民营企业家对政商关系的小心翼翼，由此可见一斑。

在当代中国，政商关系亟需要在政治文明提升的背景下健康发展，中国企业和企业财团需要与政府构建一种相对文明、健康的政商关系，民企财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企业要向政府提供税收，还应该协助政府获取“公利”；而政府则应该大力支持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健康发展，鼓励中国发展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民企财团，为国民经济提供稳定和有活力的支撑。因此，在未来中国民企财团的发展过程中，构建立足于制度的政商关系非常重要。

4、制造业的推动者 日本财团和韩国财团对于发展本国制造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日本和韩国的财团大多以制造业起家，旗下企业有很多企业从事制造业，可以说发展强大的制造业是财团的重要使命。基于缺少资源的禀赋条件，日本很早即提出“贸易立国”和“制造立国”的战略方向。“贸易立国”的关键是掌控与贸易相关的国际化的商权，掌握了商权就是把住了日本经济的生命线；“制造立国”则以发展出强大的制造业为目标，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来实现日本的工业化。在日本财团的大力推动和实践之下，日本在二战之后即实现了“贸易立国”和“制造立国”的目标，并逐渐形成“技术立国”的发展格局。身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其工业化进程比日本要落后，工业产业体系也比不上日本那样完备，但韩国同样坚定地选择了发展制造业的战略，韩国财团在经过选择的部分制造业领域，其制造业水平甚至领先世界。日本与韩国的例子显示，国家经济强盛的根本支柱是制造业，而财团则是制造业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

日本几大财团旗下，无一例外都拥有著名的制造企业。如三井财团有丰田、东芝、索尼、三井造船、石川岛等；住友财团旗下有NEC、松下、马自达、住友化学、住友金属等；三菱财团旗下有三菱重工、三菱汽车、三菱电机、本田技研、麒麟啤酒、旭玻璃、立邦漆等；三和财团旗下有夏普、NTT、京瓷、三得利、神户制钢等；富士财团旗下有日产汽车、佳能、日立、日清、日本油脂等；第一劝银财团旗下有富士通、五十铃、旭化成、川崎重工、古河电气等。在财团的努力之下，日本发展出众多世界知名的制造业品牌，以高质量的制造业闻名于世。虽然金融资本和商业在日本财团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制造业仍然是日本财团经济的主体，是日本经济在全球市场拓展的先锋。日本制造业覆盖领域的广泛，大到核电站、飞机制造、半导体制造，小到衣服上的拉链、圆珠笔，日本制造可说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以半导体为例，目前日本企业把持着全球37%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和66%的原材料供应，在全球半导体业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的崛起、技术和投资转移等变化，在过去几年曾给日本制造业带来了一定冲击，但千万不要错误地以为日本制造开始日薄西山。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发布的各国工业竞争力报告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全球制造业领域仍然稳坐头把交椅。该报告从制造业人均生产值、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力等各个方面对135个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竞争力进行了评估，最终认定日本为最具有制造业竞争力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德国、美国、韩国和台湾，中国位列第7。中国等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低生产成本对日本制造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快速消费品及装备型加工等领域；在技术导向产业及高档耐用品领域，日本制造的地位仍然难以撼动。权威汽车质量评估机构J.D.POWER在2015年第26次对各品牌汽车质量进行评估，在参评的31个主流汽车品牌里，日本丰田和本田分别位列第3和第5。这一成绩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且要好过保时捷、林肯和奔驰。在福布斯发布的2015年最具价值汽车品牌中，丰田又一次夺冠，本田位列第3。这显示在汽车制造业领域，无论是质量、数量还是认可度，日本制造都当仁不让。

图表 5：日本六大财团的制造产业 财团 三井财团 住友财团 三菱集团 三和财团 富士财团 第一劝银 著名制造企业 丰田汽车 东芝 索尼 三井造船 石川岛 新王子制纸 三越 东丽 NEC 松下电器 马自达 住友化学 住友金属 三洋电机 朝日啤酒 三菱重工 三菱汽车 三菱电机 本田技研麒麟啤酒旭玻璃 立邦漆 夏普 NTT 京瓷 三得利 神户制钢 科思摩石油 日本通运 积水化学工业 日产汽车 佳能 日立 日清 日本精工 久保田 日本油脂 日本钢管札幌啤酒 富士通 五十铃 旭化成 川崎重工 古河电气 兼松 清水建设 富士电机 横滨橡胶 核心产业 化工、重型机械、综合电机、汽车制造、房地产、半导体、核电、医疗及办公电子设备 金融业、电气、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精细化工、海洋开发和核能 汽车、成套设备、军火、电子、石油化学、飞机、造船、核能，城市住宅开发和新材料开发 钢铁制造、通讯业、液化气、陶瓷、橡胶 汽车制造、电器、钢铁、装备制造、农业机械、食品制造、商业和金融业 化工纤维、金融、光通讯、计算机、石油开发、食品 韩国的财团发育相对于日本是后起之秀，部分财团的第一代创始人仍对财团发挥重要影响力，因此表现出更强的家族企业特点。与日本财团的相似之处在于，韩国财团也选择了制造业作为主要产业。目前韩国的四大财团在制造业领域都各有所长，三星集团的核心产业包括电子工业、半导体等制造产业；现代集团的核心产业曾包括汽车、造船、钢铁、铁道车辆等多个制造产业，目前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造船、汽车、电子等产业；LG集团目前的制造产业集中在化工、电子通信等行业。SK集团目前的制造业主要集中于能源与化学、电信等行业。作为一个领土幅员和经济体量都不大的国家，韩国依靠在部分制造业领域的集中式发展，得以屹立于世界产业之林，培育出若干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500强企业，核心还是几大财团所依托的制造业。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制造业向新兴国家的转移，这给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带来了机会，而中国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在加入WTO之后，中国以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这其中包含了生产环节转移、投资转移、技术转移和知识转移，这也是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的最根本动力，也正是这一过程，使中国在多个制造业领域打下了发展的底子。不过，由于中国在此轮产业转移中承担的是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相对低端的部分，以此发展起来的“世界工厂”只能算是“世界工厂1.0”，未来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

尽管发展制造业对国民经济具有支柱作用，中国目前尚处于从“世界工厂1.0”开始的升级阶段——这也正是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涵之一，但中国近几年却出现了制造业发展低迷、资本脱离制造业的现象。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1）中国的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迅速抬升，导致制造业成本迅速增加，低端制造业难以维系；（2）金融危机后持续至今的国内外经济低迷，导致国内外市场需求萎缩，冲击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3）中国快速城市化带来的资本过剩，导致国内资产价格猛涨，做实业越来越辛苦，投资者逐渐习惯了资产升值背景下的“赚快钱”，吸引资本大量投入资产交易（股市、楼市），形成了普遍“脱实就虚”的浪潮；（4）过去中国宏观经济的结构问题带来了制造业的结构问题，相当一部分制造业在结构调整中变成过剩产能，面临淘汰或转型；（5）中国各级政府近年在政策上热衷于城镇化与房地产业，普遍忽视了制造业的发展。

在我们看来，上述问题实际上显示出中国制造业的实力还相对“孱弱”，虽然制造业整体规模很大，也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看起来万马奔腾，但在结构和技术层次上还比较弱，制造业企业缺乏相互协作，尤其缺乏成产业链的精细布局，没有形成产业链上相互分工的、成体系的、互补的制造业能力。尤其要指出的是，由于大部分国内制造业企业都是“单打独斗”，很多中小企业都缺乏足够的信息资源和金融资源，一旦遇到经营风险，很难凭借一己之力来应对和承担。相反，如果在企业财团之中，制造业企业将有可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产业链布局的支持、金融资源支持、信息支持、相互协作支持等。借鉴国外财团发展的经验和案例，中国要强化制造业企业的实力，应该大力支持国内制造业企业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形成立足制造、整合金融资源的中国企业财团。

5、金融资源的整合者 各国财团虽然特点各异，但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掌控着金融资源。

美国的各大财团有着雄厚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掌握着美国国民经济的命脉，还利用它们的金融家、企业家及经济学家，组织各种委员会、协会、同业公会等公众团体，针对当前美国的财政、金融、外贸等经济问题，发表调查报告或研究论文，提出有利于财团的各种建议意见，影响政府决策。美国金融业高度发达，财团内的金融业务往往就是实力强大的跨国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基金或金融公司），它们与实体产业的协作关系不如日本财团内部那样紧密，往往以独立的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拓展业务。

日本财团内部包括三类主要机构：一是主办银行，二是综合商社，三是实体企业（制造业较多）。其中，主办银行往往向财团内的其他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包括融资、投资服务等。要指出的是，日本综合商社、大型制造业企业和主办银行往往合作进行海外投资，而各类日本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相关财团的主办银行和金融机构借贷实现，这与欧美国家的企业通过股市融资不一样，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日本经济的命脉在于各大财团的主办银行。

日本财团中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财团业务相关联，比如商业银行向企业提供信贷融资服务，信托公司提供投资服务，保险公司分别提供寿险服务（生命保险）和财产及业务保险（海上火灾保险）。一方面，财团内的金融机构各自独立地开展金融业务；另一方面，在有需要时，金融机构向财团内企业和机构提供所需的金融服务。

各大财团的金融机构也在不断进行同业合并。如日本兴业银行、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在2000年9月组建瑞穗银行，成为当年世界第一大银行。三和银行、东海银行和东京信托银行在2001年4月合并，组成日本联合银行。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于2001年4月组成三井住友银行。2005年10月，三菱东京金融控股集团和日本联合金融控股集团合并，组建三菱东京UFJ金融集团，成为日本第一大金融控股集团。至此，日本6大财团的核心银行已通过合并和混业经营，重组为3大金融控股集团。

图表 6：日本六大财团及旗下金融机构 财团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 三菱东京金融集团 瑞穗金融集团 三井财团 住友财团 三菱集团 三和财团 富士财团 第一劝银 金融 樱花银行 三井信托 三井生命 三井海上 住友银行 住友信托 住友生命 住友海上 三菱银行 三菱信托 明治生命 东京海上 三和银行 东洋信托 日本生命 富士银行 富士信托 富士生命 安田海上 第一银行 朝日生命 富国生命 日产海上 金融机构对于财团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以日本最大的商社三井物产为例，其成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而金融机构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满足三井物产的融资需求，深层次的体制背景是其作为综合商社大股东的地位和相互持股关系、长期持续资金交易关系的存在。三井物产的主要股东都是金融机构，包括三井住友银行、中央三井信托银行、三井生命保险等等。

三井物产不仅与财团内部金融企业交叉持股，还与外部大金融机构也存在交叉持股关系。如东京三菱银行持有三井物产3.19%的股份。由此三井物产形成了集团内外企业相互参股、互派董事、互换市场信息、相互制约、规范发展的局面。这种特点下的金融业务可称之为“商社金融”。不过，商社金融的本质要求是，不论采取什么金融形式，其核心只能是对综合商社和交易功能的补充和完善和确保商权的稳定扩大，而不是以金融业务的获利为主要目的。这样，商社金融业务才不会偏离商社的主业。三井物产作为综合商社，虽然栖身于三井住友金融集团这个大体系，但不必完全听命于某一家大银行。正是在这种雄厚而独立的商社金融支持下，三井物产得以在全球矿产资源领域扮演“跨境的供需组织者”的角色。

图表 7：韩国三星集团旗下子公司 电子 机械化工 金融服务 生活服务 其他 三星电子 三星SDI 三星电机 三星康宁高精密材料 三星SDS 三星显示 三星LED 三星重工 三星TECHWIN 三星道达尔石化 三星石油化学 三星精细化学 三星BP化学 三星生命保险 三星火灾海上保险 三星信用卡 三星证券 三星资产管理 三星风险投资 三星物产 三星C&T 三星工程 三星第一毛织 三星爱宝乐园 新罗酒店 三星SI公司 三星医疗中心 三星经济研究所 三星生物制剂公司 三星BIOEPIS 三星人力开发院 三星人寿大众福利基金会 三星狮子棒球队 湖岩基金会 三星文化基金会 三星福利基金会 三星生命公益基金会 资料来源：三星官方网站 韩国财团内的金融机构设置和基本功能与日本财团很类似，在财团内部往往形成一个“金融事业群”，包括商业银行、生命险、财产险、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以及风险投资等业务门类，向财团内外提供股权投资、信贷融资、资产管理、风险投资等金融业务。

从日韩财团运作来看，三大类机构各自发挥作用：综合商社就像军队的“参谋部”和“后勤部”，对贸易、物流、信息和人才等拥有综合协调能力；银行及保险公司构建的金融体系，就是军队的“弹药库”和“给养部”；众多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如同各兵种的“野战军”和“特种兵”。由综合商社做调研、规划、人员组织和信息反馈等复杂的准备工作，制定出总体“战略部署”，银行体系提供强大的“弹药供给”，一线的制造企业才能在随后的“战争”勇往直前，获得商场战争的胜利 。

与日韩财团相比，中国的民营企业则显得单薄很多。中国的民营企业一般都是做制造业起家，搞实体产业的企业发起成立银行的难度极大，直至1996年才成立了建国以来第一家民营股份制银行 。迟至2015年，中国银监会才发布《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民营企业创立民营银行打开了正常的渠道。根据中国银监会的官方表态，目前民间资本“入银”有四类渠道：一是由纯民营企业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自担剩余风险的制度安排。截至目前，已试点设立5家民营银行、5家民营金融租赁公司和2家民营消费金融公司；二是与主发起银行共同设立村镇银行，剩余风险主要由主发起银行承担。截至2015年5月末，已新设1263家村镇银行，其中93%的村镇银行引进了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占比为73.4%；三是参与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重组改制。截至2015年5月末，民间资本参与组建农村商业银行758家，民间资本占比达85%；参股城市商业银行134家，民间资本占比达56%；重组信托公司33家，民间资本占比达45%以上；四是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截至目前，20家境内外上市银行中，境内外民间资本持有股份价值约2.2万亿元，约占上市银行总市值的25% 。

虽然民营企业参与金融业与过去相比有了一定进展，但民间资本在中国金融产业中的影响力及所拥有的金融资源还远远不够，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格局：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是民营企业，而中国金融体系由国有金融机构占绝对控制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资源供给者与最需要金融资源支持的企业主体分属两种体系，其结果是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存在天然的体制矛盾。此外，中国的银行法体系不允许银行直接投资企业，因此，中国的产业界与金融界在相当程度上是相互区隔的。迄今，中国在金融业与实业的管理体制上主要借鉴的是欧美模式，但中国的金融市场又远不如欧美国家那样发达和多元，融资活动主要还是通过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民营企业的融资服务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金融资本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产业体系，而产业体系也不能很好地利用金融资本。

未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改革中，应该允许和鼓励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行业，进一步放开民间资本从事金融业的限制。从国际财团发展的经验来看，由产业资本建立的金融企业，天然带有“产业基因”，对于产业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对于实体产业所处的市场机遇和风险，都会比纯金融机构有更深的理解。至于有些人担心的民营产业资本搞金融业的风险管理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监管制度的设计来加以防范，不应该成为民营产业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阻碍因素。更何况，过去国内市场金融资源配置的经典模式——“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已被证明是问题多多，过去大量的金融资源被低效配置给国有企业，结果制造了大量的坏账。1999年中国针对国企搞过的债转股，在2016年再度上演。这种金融资源配置领域的恶性循环，在未来的财团建设中必须改变。

6、市场空间的开拓者 财团是以资本为纽带、以股权关系相连接的企业命运共同体。从财团体制下，企业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往往比单打独斗更有竞争力。可以认为，财团是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空间的重要开拓者。尤其是在拓展国际市场方面，财团为企业提供的帮助和服务至关重要。

在财团企业的国际化拓展方面，美国财团多采取跨国投资或对外并购的方式进行国际扩张。二战之后，美国各财团大力扩大经济活动范围，由一国扩展为多国。由于资本的进一步国际化，跨国公司不但获得迅速发展，而且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各大财团所控制的大公司、大企业、大银行，几乎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随着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引入，美国财团的家族色彩日益淡薄。

日本企业的海外拓展则对财团的依赖会更大一些，其中，控制商权的综合商社往往发挥重要的作用，它既是财团的情报机构，同时又是拓展海市场的先锋。日本企业最初进入一个地区和国家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去找到本财团综合商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他们的协助和咨询。

比如，三井财团旗下的三井物产，一直在全球钢铁领域扮演一个“跨境的供需组织者”的角色。三井物产的“钢铁/金属原材料本部”共有17个子公司，其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12个相关联公司。同时，三井物产的“钢铁制品本部”下属还有19个分公司，其中有“立臻亚洲公司”。2004年1月，三井物产将自己收购的丰隆亚洲的钢铁结构部门与立臻钢铁材料合并成为立足于新加坡的立臻亚洲公司，目前主要客户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以及印度等国家的海事与海外工程建筑商。

在控制核心流通企业的同时，三井物产还着力打通生产链条上的各个辅助环节，以保证自己对整个上游资源领域的驾驭。在与废钢、硅锰等其它钢铁原材料生产企业的合作过程中，三井物产仍然以少量持股的形式进行参与。其中，三井物产参与了美国的太平洋西海岸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的废钢储存业务，这一废钢出口终端对于亚洲日益增长的钢铁需求非常重要，目前，该公司由三井物产麾下的原材料发展公司全资控股。

三井物产钢铁/金属原材料本部首席运营官饭岛彰己说：“作为一个中介，三井既知道供应方的条件，又知道需求方的需要。三井的目标就是成为全球资源发展的贸易中介。”据三井物产钢铁制品本部首席运营管渡边清贵的介绍，三井物产已经超越了仅仅提供分销服务的功能。例如，钢铁产品部在全球建立了很多钢铁服务中心、镀锌钢铁厂以及镀锡厂，以满足汽车、电器以及大型电子机械的需求；同时三井物产还提供各种附加服务，包括IT设备和系统的安装，以及供应链管理系统(SCM)的应用。近年来，三井物产的经营重点呈现加强“两端业务”特色。就钢铁产业而言，三井物产“钢铁/金属原材料本部”的功能是争夺全球的铁矿石资源，而三井物产钢铁制品本部的目标是掌控全球钢铁产品的物流体系，进而控制商机和国内外钢铁制造业的命脉。

欧美的投资往往是直接投资获取利润或者靠资本培育来赚钱，三井物产对企业的投资与欧美金融机构的理念完全不同，三井物产的投资很少会控股，往往是带着它的成员企业共同投资。三井物产更加重视的是与企业建立商业伙伴关系，投资往往是长久的，是战略性投资。对三井物产的投资来说，利润是第二位的，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投资回报也是长期的，也可能是间接的。

作为三井财团的核心公司，三井物产有两个关键职能：一是通过各种各样精心设计的服务促进客户的国际贸易活动；二是全球性地调动信息、人力、财力等资源和客户共同努力，从而创建新的业务、新的公司，并进入新的产业 。三井物产在日本国内外拥有上千家的关联企业群，在全球开展营销活动，发挥了三井物产巨大的综合性产业组织作用。

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体制对日本制造业提升竞争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三井物产综合商社确立了一种紧密结合、柔性控制的纵向调控模式。从生产原料的稳定提供到商品的市场销售，间接地统筹系列企业群内的产销经营活动。利用遍布全球的信息系统，三井物产及时捕捉市场信息，以此帮助生产企业调整产品结构，组织竞争产品及时销售到各地的需求市场 。

7、科技研发的推动者 科技研发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一般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利润压力之下，很难拥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科技研发当中，规模限制在科技研发当中表现的特别明显。2016年的一份对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研发强度方面，国有企业从1.47%增加到1.85%，民营非家族企业从2.48%增加到4.52%，高于民营家族企业。这表明，一方面，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民营经济要远高于国有经济；另一方面，钱和利润的压力，对民营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构成为约束条件。

财团经济有“积小为大”的特点，有利于提升经济规模，这在国外有很多著名的例子，一家企业干不成的事情，财团一介入，立即出现巨大的飞跃性变化。

1924年，欧美经济大萧条，当时瑞典有一家生产乙醇的国有制药企业破产了，收购价只要1瑞典克朗，但得背负100万克朗的债务。瑞典著名的瓦伦堡家族财团接管了这家企业，62年之后，这家公司通过科技创新，已经从一家只能生产乙醇的工厂，发展成为北欧最大的制药公司，这就是现在瑞典著名的跨国制药企业阿斯特拉公司。这家公司现在与英国的洁利康合并，成为世界第三大的制药集团 。

事实上，财团对科技创新的贡献还不仅仅是在组织系统的内部，以瓦伦堡财团为例，这个财团中有相当大比例的资产，被投入到了瓦伦堡基金当中，规模大约为450亿克朗。而瓦伦堡基金每年向科学研究机构提供大约10亿克朗的巨额资助，推动瑞典的科技创新。正如杰布•瓦伦堡（JACOB WALLENBERG）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这个基金的首要责任就是把资金返还给这个国家的科研人士。”所以，财团作为科技创新的推动者，不仅仅着眼于产业组织系统的内部，它更可代替部分国家科研投资，为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提供帮助，成为有力的推动者。

总体来看，财团经济对当前中国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助益。中国经济当前面临资本过剩，市场炒作此起彼伏，民营经济投资急剧下滑，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面临重重困难等严峻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和出路，与财团经济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建议中央以及国务院，应该大力加强有关财团经济的研究，争取推出系统化的、战略性的政策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构建一批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中国财团，让民营经济重新找到未来的社会定位，走向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