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汉语的背后，处处鼓吹打压中国，冷静务实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原创作品）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是位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冷静务实，近日有幸拜读《李光耀观天下》，书中处处体现他冷静务实的政治家风范，我们可以在他处理新加坡主要问题和个人生死问题上了解这点。

李光耀

国家事务中的务实态度

书中李光耀称新加坡“处在十字路口”，主要面临如下问题：年轻一代渴望在政治上看到更多竞争、人口出生率低和移民问题、语言问题。

一 年轻一代渴望在政治上看到更多竞争

新加坡老一辈人在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带领下，从无到有历经艰辛困苦，从一个被马来西亚抛弃的“弃子”发展为一个繁荣兴盛有活力的国际大都会，所以老一辈新加坡人非常支持“人民行动党”。

而年轻一辈则完全不同，他们一生下来，新加坡就是一个已经在各个方面尽善尽美的国家，他们看到的体制，不断地在维持稳定、创造财富。而移民问题，种族问题，交通问题，住房问题，年轻人自然不满，希望在政治上看到更多竞争，国家最终走向两党制。

李光耀能看到并承认目前的问题，但是他基本的政治观点依然不变即坚持一党执政，这并非出于权力欲望，二是基于其务实的政治家作风。

在很多方面，李光耀对于西方所谓的“民主”毫不感冒，对他而言主义也好制度也罢终究都是虚的，只有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保障，能吃饱穿暖才是真实的，这是他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

他认为两党制有如下弊病：

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一旦落实，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如果你才干超群、事业有成，何必为了参选而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只赌上自己的利益，还会牵连家人。你也许宁可置身事外不蹚这趟浑水，继续过着好日子。

对于英国美国等其他实施两党政治国家，他也毫不留情的批评：

如果你看其他全面实行两党制的国家，你将得出同样的结论。比如英国，只要看看牛津和剑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名单，研究这些人从事的行业，从政的没几个，你会发现他们大多都进了银行界、金融界和专业领域；而国会里的前座议员往往都不是最杰出的人才，更非最优秀的律师或医生。美国也如此。当上《财富》杂志500强的总裁，日子肯定比从政更好过，渴望当总裁的青年才俊自然远比希望当美国总统的人来得多。

这里不得不佩服李光耀高超的政治眼光，近年来英国因为草率的“脱欧”引发政府混乱，美国自特朗普上台也是四面楚歌。

基于同样的理由， 尽管新加坡部长薪水世界最高，但他们高效能干且廉洁奉公，因此他坚决反对部长减薪水，因为这会让政府越来越难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进入政府。而两党制会因为彼此竞争，一方面互相压价，压缩公务人员薪水，另一方面大幅发放福利，讨好选民，最终毁掉高效廉洁极有竞争力的新加坡政府。

新加坡不同于那些大国，他们只需要一个平庸的政府就可以继续存在，而立于危地的小国新加坡永远需要一个卓越的政府。

基于以上事实，李光耀得出如此结论：万事难料，唯有一事我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走向两党制，我们将注定平庸。

政治家不同于政客之处，就在于能够坚持国家利益，不会一味讨好民众，李光耀哪怕背负“独裁”之名，也要坚持严刑峻法管理新加坡，最终让新加坡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

新加坡歌手孙燕姿

二 人口减少和移民问题

新加坡面临严重的人口减少问题，越来越多国人选择不结婚或晚婚，不生育或少生育。

书中引用的数据如下：

“1959年，我刚当上总理的第一年，新加坡共有6.2万个婴儿诞生。50年之后，情况完全逆转。居住人口翻上一倍多，但婴儿人数却骤降。2011年，只有39，654个婴儿诞生。平均生育率从80年代末的几乎2.0，下降到2010年的1.15新低，而人口替代水平应为2.1。每逢农历龙年，生育率总会小幅上涨，但纵观过去三轮龙年，分别是1988年、2000年、2012年，生育率增幅却是不断在缩小，与总体生育率下滑的趋势是相吻合的。”

“根据2012年的初步统计，华族总生育率是1.18，印族1.14，马来族1.69。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华族与印族人口会一代代减半，马来族人口则是代代缩减五分一。”

“已婚妇女当中，年龄介于30岁至39岁的，子女平均数十年来从1.74降至1.48。40岁至49岁已婚妇女，子女平均数从原来的2.17降至1.99。单身者则稳健上升，30岁至34岁的男性人口，多达45.6％单身。同龄的女性人口，32.3％单身。”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李光耀个人也不喜欢移民，民众强烈抗议移民，但是为了国家利益，李光耀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能开放移民，引进外来人口，背负沉重政治压力。

这也是政治家风范，能够抛弃个人好恶，而大众往往只有“批评性意见”，没有“建设性意见”。

但是这毕竟治标不治本。

首先，引进外来人口有人数限制，不能超过政治承受极限水平，引起民间反感；其次，社会对外来移民同化能力有限，既要保证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又要保证不能吸收不良文化影响；最后，最关键一点，新移民一旦融入也好新加坡年轻人一样不愿意多生育。

基于此，李光耀认为目前新加坡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问题，但是强如李光耀务实的承认目前没有太好办法，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新加坡风景

三 语言问题

给李光耀带来最大争议的是他坚持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政策。

背后依然是冷静务实的政治作风起作用。

新加坡立国之初，华人占比75%，因此华人商会会长要求他把华语作为国语，但是李光耀坚决反对，把这种思想称为“华文沙文主义”，声称要和这种思想斗争到底。

尽管有出于种族团结的原因，但这背后最大的考量就是经济因素，经济的全球化使英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新加坡要想跟世界做生意，就必须掌握英语。李光耀因此非常庆幸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而非法国殖民地。多年之后，李光耀在议会演讲解释当时的“双语政策”谈到，即使当时新加坡全部是华人，也依然会坚持英语为第一语言。

而新加坡英语为第一语言也确实给国家带来巨大的优势。

李光耀晚年时与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聊天时透露：我这辈子干过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将英语而非汉语作为新加坡的主导语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华语”对新加坡也越来越重要，但新加坡华裔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南方省份（福建，广东居多），方言问题比较突出，李光耀坚持推行“普通话”，打压方言。为此甚至动用政府权力关闭电视上的方言新闻节目，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

在推行双语政策过程不是没有副作用的，李光耀务实的政治作用也导致过于看重经济利益，忽略了文化传承，在执政初期推行双语教学，着重于死记硬背，是错误的方法，导致几代人对华文失去兴趣，断送了华文教育在新加坡的发展。新加坡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不强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生死问题上的务实态度

一 看开生死问题

最能体现李光耀务实的是他对于生死问题的态度，他并不回避生死问题，只是坚持有尊严的活着：

生比死好。但每一个人终究得面对死亡。这个问题是许多正值壮年的人不愿意去面对的。但89岁的我没必要回避这个问题。我关注的是：我会怎么离世？会不会是冠状动脉中风，迅速了结一生？还是脑部中风，陷入半昏迷状态，卧病在床好几个月？这两种方式之中，我宁愿要尽速了结。

为此，他特意提前立下遗嘱：

医生或亲属通常会认为他们理应设法延长病人的寿命，我无法苟同。万事终将有尽头，我希望自己人生的终结，会来得迅速且毫无疼痛。我可不想变成残废，半昏迷卧床，鼻孔插着管子直通入胃。那样的情况不过只剩下躯壳而已。

李光耀

二 宗教观

李光耀并不信奉宗教，但尊重别人的宗教选择。有时，李光耀政治家的务实甚至有些让人感到畏惧，理智到让人觉得冷血。虽然他与妻子柯玉芝非常恩爱，但是因为不会私人感情就去盲目信仰宗教，相信死后会在天堂相聚。

书中记载：

我的挚友韩瑞生，是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临终前，有位神父陪在他身边。当时他才68岁，还那么年轻，可是他一点也不害怕。身为天主教徒，他相信会在天堂与妻子重逢。我当然也会希望来世能与妻子重逢，但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我会停止存在，就像她已停止存在一样。若非如此，冥界岂不是会很拥挤？天堂真的如此广阔无垠，能容纳得下千百年来所有死去的人吗？这是个很大的问号。可是瑞生是这么相信的，在临终前有神父陪着走完最后一程，让他心灵十分平静。他的太太在2012年11月逝世，她也相信他俩会再见面。

这种冷静务实思辨实在让人既佩服又有些畏惧，有时候越是位高权重越是难以放下生死，即使不想秦始皇那般求仙问道妄想长生，也多少对死后世界有些心存幻想。像他这般近乎冷血的写出“我会停止存在，就像她已停止存在一样。若非如此，冥界岂不是会很拥挤？天堂真的如此广阔无垠，能容纳得下千百年来所有死去的人吗？”，实在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