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漠里走出来的一位“戏剧人”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让人想到阳光、沙漠、歌舞、戏剧，还有那诱人的瓜果飘香，构成一幅诱人的时空画卷，是众多艺术家向往的地方，也是“戏剧人”梦起的地方。

一、怀揣戏剧梦，执着“戏剧人”。

现在的社会发展得太快，人们被快速发展的社会诱惑得想法多多，出现见异思迁，跳槽换行、“职业三棵树”等成为一种常态。年轻人们一生只从事一种工作，已经比较少见，或者说是有些不可思议了。然而黎羌（李强）先生，工龄五十年，却始终如一的从事一种工作——“文艺”行当，具体说是“戏剧艺术”的创作与研究，当然围绕着戏剧艺术还有一些与此相关的文学、艺术科研与实践。

黎羌18岁进入新疆基层文艺团体从事编导表演，之后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学院，后又在上海戏剧学院，音乐院校学习，毕业后，他回到新疆从事新疆文艺杂志社的文学、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编辑工作，兼任中国戏剧家协会新疆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负责社会组织工作；中年到内地高校工作，从事的还是戏剧行当中的地方戏曲与中外戏剧比较理论研究。直到退休仍然执着于戏剧创作与研究，被誉为大漠里走出来的“戏剧人”

“戏剧人”为了完成好自己从事的“大戏剧”创作与研究，曾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阅读了大量与专业相关的书籍；走遍全国各地，跨越诸多学科专业，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打破了老一辈同龄人只能从事一种工作的局限，他创作过许多的文艺作品，撰写、出版和发表了许多的学术著述，获得常人难以企及的文学、艺术奖项。 在半个世纪内，他于文艺生涯中总结经验，诚恳而谦虚地认为：“自己的大小成绩更多要归属于一生结交的知己、知音、知交的师友们，均离不开诸位亲朋好友和大家名师的精心帮助与培育。”再次印证了：与高人为伍，你会不同凡响。

黎羌50年的文艺生涯之中，经历了五个重要阶段，即参加工作，上大学，当编辑、记者、作家，进高校当老师，在社会当专家、学者等。他的大半生先后交结了一大批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有奉献的师友、朋友。是这些师友和朋友积极引导、鞭策、帮助和鼓励，促进了他的学习和工作，从而谱写了他人生“起承转合”的华美乐章。

二、默默无闻静心阅读，浸泡在精神的滋养中 。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黎羌先生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迪化），在阿勒泰、富蕴、塔城、额敏长大，之后在上海上大学，毕业后在新疆文联工作，随后在山西、陕西两所高校教书。在此期间，于国内民族戏剧、音乐、舞蹈、文学、美术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领域从事学术研究，以及文艺创作与理论探讨，陆续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社会上有较高的知名度。当查阅黎羌教授的工作经历，上学、教学、科研、著述、交往名人、师友时，发现他走了一条似乎寻常，但又与别人不同的道路。

早年，他在离内地最遥远的西北边疆地区额敏河畔的塔城叶尔盖提农场工作。当时年仅18岁的黎羌进入新疆生产兵团的一支武装连队，后步入一家地方部队文工队。为了能从事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在当时哪个知识贬值、文化贫瘠的年代，他从寻找阅读相关书籍和不断购买相关书籍开始，默默地谱写着自己的人生历程。

有一次，黎羌听说当地县城小镇新华书店内部进了一批旧版图书，当时的他每月仅31元3角7分工资，除了日常生活费用，几个月攒下的二三十元钱，清晨天没亮就去排队，一股脑买下了范文澜的《中国历史简编》、周一良的《世界通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刘大白的《中国文学史》等一批在当时来说刚解禁的书籍。如苏联大文豪高尔基所形容“像饿汉般扑向面包”般抢购与如醉如痴的阅读，使他知道了什么是人类需求的“精神食粮”。

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时，他庆幸有图书馆与资料室相伴随，可以不受限制地借书、读书；同时他仍然靠着当时每月55元2角5分工资，不断到书店、书摊“饥不择食”的购书，视书如命。几年大学生活下来，他阅读了近百部文艺类著述。

为寻找有价值的书籍阅读，他竟然多次向学校申请批准，独自钻进落满灰尘的高校地下书库，翻出那个年代未再版的禁书，如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法国萨杜尔的《世界电影通史》等学术名著。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通连读带抄，不知不觉积攒了几大硬抄本，后来成为言简意赅可供经常翻阅参考的“简读书”。

三、由买书、读书与抄书，再到编书与写书。

为了多学些知识，多增加一些文艺实践，他在上海上学期间曾有三年多时间内，前后在多所大学与院系进修、听课、实习，广交社会文艺团体的名师大家，以获取指导，征求对自己的戏剧、电影、文学创作的意见与建议。

他一边学习，一边走出校门，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写过《山林火警》，为上海青年话剧团写过《石海惊雷》，为上海福利儿童艺术剧团写过《飞鸽的秘密》等剧作。当时他直接或间接地先后交结过于伶、白桦、陈耘、谢晋、桑弘、王树元、司徒汉、王啸平、陈元春、商易、陈除、胡伟民、钟光年、任德耀、陈明达、乔国范、贺绿汀、朱践耳、陈汝衡、周端木、吴仞之、陈多、苏堃、陈恭敏、朱端钧、蒋孔阳、刘如曾、荣广润、徐闻莺、田雨淑、陈茂林、孙祖平、丁小曾、孙浩然、周培松、袁能贤、余甲方、陈弃疾、安振吉、汤学智、张鉴华、苏乐慈、王光生、周美玉等诸多老师、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他感恩这一辈子在大上海拜识、交结过这么多这么优秀的社会名流。

大学毕业回新疆后，在新工作岗位上，他的最大爱好还是买书、读书与抄书，后来在此基础上学着编书与写书。不过在那个知识贫乏、“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他没有想象有朝一日能“著书立说”。然而，进入而立之年的一天，边疆一家出版社突然约他和几个朋友写一套《新疆表演艺术》丛书。由他承担一本“新疆音乐歌舞”分册。但是等到搜集好资料，编写好提纲送到出版社去后，被责任编辑劈头盖脸泼了一头凉水。“写什么写？新疆民族音乐歌舞除了声音就是身段，哪能用文字表述，不要白花功夫，写了也没用，也不能出！”听了此话，黎羌百思不得其解。为了证明音乐歌舞能用文字表述。他陆续将写好的文字改写成电视风光歌舞片《歌舞之乡话歌舞》画面解说词；憋着一口气与他人合作编写出版了一部《西域音乐史》（后更名为《丝绸之路音乐研究》），还与中央民族大学老师陆续联合撰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与《东方乐舞戏剧史论》。

四、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在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二律相悖”，不知顾哪头的两难之中，黎羌几年踱步徘徊，他想在戏剧创作方面有所成就，但是机不逢时。在盛行民族音乐歌舞与民间文学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戏剧文学”，尤其是“歌剧艺术”是奢侈华贵文艺品种，难有人染指与进入市场。然而在上海高校经过系统学习训练，痴心不改的黎羌，执着的冒着风险仍进行创作与实践。

他当年与上海歌剧院的著名剧作家王树元先生一起考察边疆文艺，上帕米尔高原采风回来，曾激情满怀地创作出塔吉克风情的大歌剧《秋蔓荻》。为此剧的论证、修改与排演，他几度写信“毛遂自荐”，还与“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结伴，应邀前往兰州部队歌舞团去修改剧本。随后又写了一首诗词《临江仙—为歌剧〈秋蔓荻〉而作》以流露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心情:

人生坎坷复坎坷，

岁消情逝飞梭，

涉足恨晚历险波。

闻鸡起狂舞，

尝胆醉薪卧，

探险登高苦求索。

春华秋实超越，

寓文寄义莫蹉跎。

功成名就时，

踌躇疏志豁。

在兰州的皋兰山下黄河畔的军营中，他苦苦鏖战了一个多月，但因为各种原因，兰州部队歌舞团以歌剧队撤销而中断此部民族大歌剧的排演。后来，此文学剧本几次被北京、上海、西安几家文艺团体看中，但是也由于多种原因，始终没有搬上舞台。黎羌由此对文艺舞台编剧与边疆歌剧市场有些失去信心。于是他接受师友们的建议，暂离文学创作，审时度势、忍痛割爱，暂时向文艺学术研究方面转行。

天无绝人之路，在他正感彷徨之时，老天爷突然网开一面。不期而至，黎羌还真遇到几桩合作著书立说的机会。有人找上门来要黎羌编写几本学术方面的书，一是中央民族大学约写的《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请他搜集编撰西北各少数民族的舞蹈历史与现状资料；二是由他为四川民族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风情录”赶写一本《塔塔尔族风情录》；三是参与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牵头编写作《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请他撰写一组古代西域与新疆各民族戏剧的词条，遂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一时间涌来了的文字编撰工作，颇能锻炼人。他一边保证《新疆艺术》、《新疆文艺志》编辑部与“新疆剧协”的日常工作；一边四下考察与寻找资料，日以继夜的开夜车，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无怨无悔，积极应对，庆幸自己终于搭上著书立说的“头班车”。

同时，黎羌又接应了三桩非常棘手的学术专著写作任务，一是为上海文化出版社写一本《斯坦因西域盗宝记》，因此家出版社印行《少数民族性风俗》一书，引起西北地区穆斯林大规模社会骚乱，被停整顿，致使辛辛苦苦写好手稿未能出版，导致此部书搁浅。二是应新疆一家出版社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编写一套“丝绸之路研究丛书”，请黎羌承担《丝绸之路戏剧文化》一书，完稿纳入出版计划时，却因“不明原因”而浅搁。三是为京华出版社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系列丛书，邀请他承担其中两个新疆少数民族音乐简史，即《塔塔尔族音乐史》与《乌孜别克族音乐史》。好不容易完稿后寄往北京，却因为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常务副主编袁炳昌意外去世，手稿全被家属遗失殆尽。无奈，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到处收集新资料重新写作修订。

五、 锲而不舍匠心正念，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在从事学术研究与著书立说的道路上，黎羌先生没有想到，荆棘丛生、艰难坎坷。但是骨子里渗透的执着精神，仍然锲而不舍继续前行。看着边疆出版业萧条多蹇、步履艰难，他只好放弃优越的省级文化部门，到内地黄土高坡的一家高校继续前行。好在所在的高校重视科研，黎羌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使他的“戏剧梦”研究走上了“快车道”，也让他有了“久旱逢甘霖”，重新大干一番事业的劲头。

当时，正赶上他所在的高校编写一套工程巨大的《六十种曲评注》。黎羌先生接到了一部明代传奇《运甓记》的撰稿任务。废寝忘食的挑灯夜战，圆满地攻克了此项难关。接着，借助该单位申报“戏剧戏曲学”博士点的东风，他顺风搭车连着撰写了《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民族戏剧学》、《中外剧诗比较通论》三本厚重的学术专著，分别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社发行。结果“旗开得胜、连中三元”，获得了省部级五个奖项。

让黎羌先生喜出望外的是，他之前一部被遗弃的著作“起死回生”。这是他的成名作《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其前因后果，还得从在世纪之交，他去敦煌参加百年“藏经洞”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邂逅另一位明智编辑故事讲起。

或许是上苍特意安排，黎羌先生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前，偶遇人民音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无疑交谈中，此书稿却被她看中，要求在原作上扩充加工与更名为《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出版后一炮打响。不仅被北京书市书市评为“全国最佳书籍”，还被《中国比较百年书目》定为比较文学研究经典范本。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此部书稿又回炉到当年退稿的那家出版社。虽然有阻挠，还是按老书名再版，只是加了两个字“研究”，名曰《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稍加修订，即进入国家社会出版基金项目资金赞助行列。接着华丽转身，连连获奖。前后在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人民政府、教育部获得三个大奖。在此后又被入选国家社会科学中华外译项目，下拨数75万资金，组织全国专家翻译，在国外出版向世界发行。

另外：其它两部被浅搁的书《斯坦因西域盗宝记》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在相隔十余年后，亦“福兮祸兮” ，“东山再起”。经黎羌先生修订加工，终于苦尽甘来，“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得以正式出版发行。前一本书由《斯坦因评传》易名为《那些外国大盗—英国斯坦因和他的同伙》；后一本书，分为两册即《塔塔尔族音乐史》，《乌孜别克族音乐史》双双收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丛书之中。

在经历无数艰难曲折后，成功经历与经验所证明，“山不转水转”，“船到桥头自然直”。只要你坚定信念，“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要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踏实努力，执着追求， 辛勤的劳作终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六、大师的鼓舞，更矢志不移勇往直前。

黎羌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院艺术系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之后，被分配至天山脚下的新疆文化厅文艺创作研究室，后又转至新疆文联的《新疆文艺》、《新疆文学》、《新疆艺术》、《新疆文艺志》编辑部工作，既当编辑，又作记者。借工作业务之便，文化平台之利，他先后认识了一批极富文艺天赋的边疆各民族著名作家与诗人。天长日久、耳濡目染，自然学会了描红跳格、舞文弄墨，学着写作了一些文艺作品。这是现实生活给他人生提供的又一次结识文艺名人难得的机会。

仅拿在新疆文学领域从事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文学的作家圈中，他所共事相会的就有著名作家，有邓普、周非、王蒙、李现国、王玉胡、林战青、韩文辉、张承志、王嵘、文乐然、沈凯、胡尔朴、吴连增、沈炜贻、许特生、唐栋、李世勋、周俊儒、虞翔鸣等；著名诗人圈中如艾青、尹必桥、章德益、杨雨、东虹、 周涛、李瑜、杨牧、高炯浩等；少数民族文艺名家有祖农.哈迪尔、郝斯力汗、铁依甫江、沙海、玉素甫.玛玛依、克里木.霍加、阿尔斯兰、忠录，左尔东.萨比尔、郭基南、库尔班.阿里、吐尔逊.尤努斯、艾克拜尔.米吉提等，他们都是新疆文艺界天才与民族文化翘楚。

“改革开放”时期，是一个草木复苏、万物生长，充满朝气的崭新时代。因各种原因流涉、下放至边疆的各族文人，激发喷薄崛起的生命力，陆续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诸如《蕴倩姆》、《军队的女儿》、《萨里哈与萨曼》、《刀郎河边》、《战斗的历程》、《阿依古丽》、《心灵史》、《沙漠追匪记》、《瀚海潮》、《秘密使者》、《司机的妻子》、《胡杨萧萧》、《天山下的大兵》、《解忧公主》、《木卡姆先驱》、《天山南北》、《刀郎青年》、《千古之谜》、《荒烟》，等等。通过这些杰出、优秀的人才，卓越、丰富的文学、艺术作品，黎羌先生读到了边疆民族文化的丰厚，也产生自己由衷的感动与敬佩。由此产生了积极加入这支文艺创作的队伍的原始冲动。在新疆文联工作期间，他曾书写了一首励志诗《洪波涌起》云：

天地孕育吾，遨游风云极。

勇闯陌生未知处，浑身迸发生机。

悲壮紧相随，艰难惯经历。

生踏阳刚火，死入雄水域。

走南闯北，浸染一身胆气。

通古贯今，铸造一番神力。

捉刀代枪，挥笔化剑戟。

铤而走险崎岖道，喜怒言辞激。

兀立蛮荒野地，迎斩四面风。

举酒祭青天，痛饮八方雨。

苍茫世间不甘沉寂，孤军奋战智攀峰，

鸟瞰日月高下众山低。雷霆声炸，洪波涌起。

生就男儿血性，抗争何所惧。

掀开人生帷幕，处处爆奇迹。

追寻一个人的成功，大凡一要有机遇、二要靠勤奋，三是贵人携助。黎羌先生有幸进入庞大的师友学术圈时，才领悟与发现，除了文艺界、戏剧界、音乐界，不经意闯入的社科文化领域，同样“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竟然有着那么多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名人大家出现在他眼前。在山高路远的天山南北与博格达峰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许多学术团体与文化研究机构，其中如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学会，为令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在1985年夏天，在花团锦簇、瓜果飘香的新疆乌鲁木齐市“昆仑宾馆”，因隆重、火爆召开一次规模盛大的“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夜之间，突然神话般地冒出一大批如雷贯耳的全国知名学者。他们中间有季羡林、饶宗颐、常书鸿、段文杰、王尧、李正宇、谭树桐、张锡厚、金维诺、蓝玉崧、董锡玖、王昌林、王克芬、柴剑虹、王伯敏、谭婵雪、谢生保、史苇湘、施萍婷、樊锦诗、牛龙菲、吴震、薛正宗、穆舜英、王炳华、霍旭初、张平、田卫疆等等。历史的激流，时代的风云，将黎羌先生不觉阴差阳错，推入更加博大无边人文地理文化研究与“丝绸之路艺术”学术探索的巨大漩涡之中。

在当年，黎羌先生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提交了一篇名为《试论印度梵剧、回鹘剧与中国戏曲》的长篇学术论文，主要介绍与讨论解放前后在新疆出土的梵剧文本《舍利弗传》、吐火罗剧、回鹘剧文本《弥勒会见记》等考古文化事件。没想到竟然惊动了东方文化学大师、敦煌吐鲁番学学会会长季羡林先生，季先生专门约请黎羌交谈了一个晚上。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与发展前途的重大课题，希望他能矢志不移地研究下去，争取获取有更高层次的学术成就。

翌年，黎羌先生应邀前去上海参加“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与学术研讨会”，在此期间，他的此篇学术论文被上海戏剧学院学报《戏剧艺术》选中正式刊布，易名为《印度梵剧与中国戏曲关系之研究》。随后，又在中国戏曲学院学报《戏曲艺术》上发表的《西域古代艺术与中国戏曲》，至此成为他研究东方古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两块坚实的基石。

这一阶段黎羌先生，还结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董锡玖、王克芬、胡克、何健安、胡尔岩研究员，在他们影响下尝试性地进行了一些中华民族舞蹈史学的研究；并在李正宇、张锡厚、樊锦诗、牛龙菲、柴剑虹、李石根、霍旭初等著名学者的支持下，在敦煌文学艺术方面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逐步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可与较高评价。

七、西部地区戏剧文化研究新标杆。

1987年，是黎羌先生不寻常的年份。他当年所供职的《新疆艺术》编辑部与《新疆日报》、《乌鲁木齐晚报》联合组织“新疆传统文化反思大讨论”，当时有许多新疆文艺界社会名流，如孟驰北、王洛宾、万树桐、王小云、帕塔尔江、邢煦寰、王嵘、祁大慧、杜渐、韩风、马庆功、宋博年等，都粉墨登场、发表高见，一时天山南北文坛人欢马叫、沸沸扬扬。

这年初春，黎羌先生顺应潮流，慷慨陈词，斗胆写了一篇《新疆歌舞向何处去》，发于《新疆艺术》头题，被《光明日报》转载。顿时引起新疆文化界的轩然大波，赞扬者有之，贬损者有之，辱骂者更有之，孰是孰非，一时难分。随后，他为了散心与“充电”学习，于当年盛夏，与新疆军区歌舞团杜渐编导结伴而行，前去厦门参加“全国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并作了一个超越现实的即兴发言，名曰《民族舞蹈的遗传变异》。此篇文章很快被北京《舞蹈》杂志发表，紧接着被《人民日报》摘要转载。其中他提出的诸如“适者生存”、“择优劣汰”、“新陈代谢”等“生物进化论”论点，经他理论阐发后，竟然变成当时文坛新潮名词。

也正是两篇学术论文轰动事件的启发，他从此对艺术美学、文化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继阅读大量文化领域的一些学术名著。并尝试着以此探索研究中华民族音乐、舞蹈、戏剧、诗歌、美术、工艺等文化进化现象，逐步取得诸多学术成果。后来，他来到山西高校后所撰写的《民族戏剧学》《中外剧诗比较通论》（上下册）等，就在此基础之上得以可喜的成功。

“厦门之行”不同寻常，他路经母校上海戏剧学院探视师友们之时，不想《戏剧艺术》副主编夏写时、叶长海先生特约黎羌先生，前去商谈有关西域、敦煌佛教戏剧与中国戏曲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生发邀请海内外学者去新疆联合召开“首届中国戏剧起源研讨会”的动议。

1988年秋季在新疆首府终于如期召开了此次对中国戏剧文化有着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学术会议。一时间，全国众多知名学者汇流在边城乌鲁木齐市。他们中间有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如曲六乙、黄天骥、陈多、夏写时、叶长海、齐森华、苏国荣、黄强、吴国钦、任光伟、黄竹三、陈村、商久骖、吴云龙、石泓、李晓冰等；亦有笔力正健的中青年理论骨干麻国钧、廖奔、么书仪、景李虎、康保成、安尼瓦尔、戈弋、周建国、吴寿鹏、谢柏梁等，另外还有港澳海外学者陆润棠、日本学者诹访春雄等，真是人才济济，高朋满座，会议期间众说纷纭，各显身手。

黎羌先生在此会上提交与宣读的是《西域戏剧成因论》，此文因直切会议主题，很快被中央戏剧学院专家相中，并在该校学报《戏剧》上发表，引起戏剧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0年后。他在此成果的基础上所形成的《20世纪西域古典戏剧文本的发掘与研究》一文，堂而皇之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杂志《文学遗产》上，更是将古代西域宗教与世俗戏剧戏曲文化介绍至全国乃至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亚洲腹地，出现一个风起云涌、万马奔腾的年代。古代西域与现当代新疆陆续出土一批又一批珍贵文物、文献，一浪高过一浪地在全世界掀起研究、探索的高潮。当年在天山南麓、塔里木北缘陆续发掘的一批大型佛教戏剧文本，对中华民族艺术史与世界戏剧文化史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黎羌先生历时15年，数易其稿，终于独立完成《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民族戏剧文化大视野》等一系列相关优秀学术成果，成为那个时代中国西部地区戏剧文化研究成果的新标杆。

八、努力融入全国与世界大格局之中，矢志不移谱新篇 。

当21世纪的钟声敲响前夕，黎羌先生与蒋林女士协助新疆文联许广华先生编写完《新疆通志—文艺志》（九卷）之后，他突然恍然所失，感到自己陷入学术研究的困境。需要重新寻找新的出路、总结经验教训与梳理先进思想，渴望从迷茫中站起来，努力融入全国与世界大格局之中，全面、系统探索中华多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这是一个摧枯拉朽，需要壮士断腕的关键时刻，黎羌先生舍弃西北文化官场仕途，决定只身辗转调入华北腹地去山西师范大学从事科研教学。在风驰电掣、山呼海啸的东进列车旅途上，他激情满怀写了一首《挺进中原》诗歌：

飞雪溟濛天山，忽闻喜讯入关。

铁龙掠马赛驼，风驰电掣山涧。

汽笛划破长空，彩灯唤醒夜空。

窗晖孤城万仞，融织日月胡雁。

撞击烽燧古瓦，抹绿荒漠莽原。

谁信捷登三晋，移植西域名苑。

瀚海蜃楼奇葩，催胭黄河华山。

鼓乐响彻三晋，凯歌旋绕雄关。

指日振翅九州，狂歌逐鹿中原。

不负辉煌青春，巧敷佳作名篇。

黎羌先生根据自己的专业与文化积累，进入的学术单位是蜚声海内外的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他加入学术梯队，从过去熟悉的“民族文化”、“乐舞艺术”转到“戏曲文物”、“三晋文化”与“文学思维”等领域，逼着自己学到许多知识与经验。后来所撰写的《电影与戏剧关系研究》、《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文艺思维学研究》、《通识中国戏曲》、 等都受此综合性知识启发而成型。当然他受到严格学术训练得到最大收获的是，参加到工程浩大的戏曲古典名著《六十种曲评注》的编撰与审校 ，他所承担撰写的是此部书稿《六十种曲<运甓记>评注》，亦包括在此套学术丛书之中，后连续获得“中国图书奖”与“吉林人民政府社科奖”。

黎羌先生教学与科研的空余时间，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所喜爱文艺创作，在影视剧创作方面，构思写作了《风雨洋行》、 《人生非儿戏》、《东方神鼓》、《走进新世纪》等剧作，还发表了《丝绸之路诗钞》、《丝路上的秋蔓荻》等作品。他所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野马大劫案》，最初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或奇幻小说，后来才改为电影故事片，先后有天山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看中要筹拍，因种种原因都未能实施，多少是一种打击。他改弦更张、因势利导，转行于影视剧理论研究，相继在几座高校开设“中西电影文学讲座”，以《电影与戏剧关系研究》为名出版发行此方面的学术成果，以圆自己的“电影戏剧艺术之梦”。

九、 跌宕起落揽星月，驰骋塞外战犹酣。

随着百舸争流、万象更新的时代潮流，黎羌先生接受著名学者、翻译家耿昇先生的邀请，加入到中国社科院“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行列之中。他迅速融入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富有创见性的社会活动之中，曾先后南下北上、东来西去，参加数次涉外学术研讨会，相继在学术上有一些新的文化发现。如在深圳会议上论述有关元杂剧《赵氏孤儿》如何演变为欧洲《中国孤儿》；在澳门会议上澄清明清时期葡萄牙文学与西方音乐输入华夏的来龙去脉；在北京会议上考证清楚西方传教士怎样将欧洲宗教美术、赞美诗、弥撒曲、受难剧传入中国的历史事实；在上海会议上论证“海上丝绸之路”与太平洋文化关系问题；后来在诸文基础上完成《东亚乐舞戏剧关系研究》、《东方乐舞戏剧史论》二书。

他在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各个地区城市与澳门、香港、日本高校访学交流之时，思前想后、心潮澎湃，从内心产生对华夏传统文化的热恋之情，在《江南烟云》一诗中他情深意长地写道：

时逢盛年返江南，冬寒飞逝化春暖。

轻风剪断千缕雨，艳阳浮动万晴岚。

遥抵浦江聚华夏，百花缤纷庆盛典。

同赏花月共求索，携手镌刻艺术苑。

故园重游温残梦，历历往事如烟云。

时过境迁物空留，旧地睹目不忍看。

海关钟声依催征，湖光山色水漪涟。

儿女矢志天地阔，壮士有泪不轻弹。

跌宕起落揽星月，驰骋塞外战犹酣。

挥毫泼墨自取乐，争世逐芳谱鸿篇。

风靡海京忆长安，华彩神熠气轩辕。

锲而不舍苦修炼，博大精深莫虚传。

皓发童心回首时，残阳夕照枫叶丹。

千滴泪汗化琼珠，万点星月缀征帆。

衣锦还乡再会友，彩虹飞架多壮观。

十、千滴泪汗化琼珠，万点星月缀征帆。

黎羌先生在中华民族关系史学方面认真思考、努力钻研，在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领域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优秀成果。其中代表性论文如《论华夏民族乐舞戏剧的发生与传播》于《文艺研究》上全文发表，全面地阐述了中华多民族戏剧芝术体系的产生与发展；在《民族文学研究》刊发的 《唐五代词与丝绸之路民族诗词交流研究》；在澳门《文化杂志》上发表的《明代海上丝绸之路戏剧文化交流及汤显祖〈牡丹亭〉中描述澳门的研究》；在台湾《戏曲学报》发表的《论波斯古代诸乐舞杂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海外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

他组织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合著的《民族文学与戏剧文化研究》、《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民族戏剧学研究与田野考察》、《中国古代文化与戏曲文学研究》共四部八册学术论文集，在海峡两岸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中华多民族戏剧学纵深发展贡献了力量。

年近花甲之时，黎羌先生调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认识了一批著名学者与有才华的作家、诗人。他在学术界走了一大圈，不觉又重新回到文学创作圈子。山西与陕西只有黄河一河之隔，三晋与三秦历结“秦晋之好”。自古黄土高原，华夏圣地，两省文坛名人辈出，感到格外的自豪与骄傲。

黎羌先生刚离开以赵树理为领军的陕西“山药蛋”派土地，又加盟陕西西安市声势浩大的“陕军”文学队伍，这里有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李震、高建群、雒社扬、常智奇、肖云儒等著名作家与文艺评论家。在陕西师大文学院也有不少热衷于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散文家，如李西建、傅功正、杨宏科、朱鸿、张志春、杨宁、刘银昌、赵学勇、裴亚莉、梁颖等，由此更深地激起他的文学艺术的强烈创作欲望。

黎羌先生在黄土高原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先是在中国社会出版社推出《神州大考察-激情燃烧的人生之旅》大散文集，又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那些外国大盗—英国斯坦因和他的同伙》纪实文学作品。他的另一部获得陕西省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的《华夏大考察—陕西传统文化传播纪实》也在将在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此期间，黎羌先生还应邀前往日本、香港、澳门地区大学开会交流与访学，在日本名古屋大学召开的“人文学研究野外调查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他提交的论文《日本大谷中亚探险队关于古代西域敦煌艺术文物发掘之研究》得到广泛好评。

黎羌先生在65岁之时，以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山西师范大学戏剧戏曲学首批博士生导师名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生导师的身份光荣退休。正是在2015年的这一年，他在哲学与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方面又上一个台阶，为自己准备了一份殷实而丰厚的礼物。即高质量地出版两部新书，获得两项奖励，申报成功一项国家级合作项目，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对46年工作的画上了句号，也是荣退的一次永久纪念。

两部新书来自海峡两岸两家著名出版社精心策划与实施，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和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四卷本《民族戏剧学研究与田野考察》。此时，再度荣获的两项奖励，一项是他独立完成结项的教育部人文规划社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实证与民族戏剧研究》，后更名为《民族戏剧文化大视野》出版发行之后，获得陕西省教育厅颁发的人文学科一等奖；另外在全国核心杂志《艺术百家》上发表的《汤显祖〈牡丹亭〉与澳门宗教文化》，荣获澳门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优秀论文三等奖。

还有他所参与的国家级合作项目，于2019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社科出版基金项目《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2010年由联合国资助再版，2015年又与陕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联合申报获“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项目”，2019年由高芬副教授、刘建树副教授、朱丽英博士等合作翻译，已在新加坡科技出版社出版，向全世界各国推介发行。

黎羌先生在正式退休之际，为自己数十年的工作、教学与科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的卓越学术成果，为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国门，扩大海外宣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在台湾出版的“民族戏剧学”研究的系列丛书，在澳门获奖的关于明代剧作家、诗人，世界文化名人汤显祖文艺名著在国内外影响研究的学术论文，同样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方面做出积极的工作。为此，陕西省教育厅和陕西师范大学予以积极鼓励与大力表彰。

十一、再换青春花怒开，狂歌响彻独壮哉。

在黎羌先生的晚年，命运之神又让他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研究院、大唐西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的同行师友们友好合作，到国内外学术考察、攻关作课题，著述立说。在此过程中，他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郭迎春副教授合作，对唐朝时期全国范围的经济、文化、艺术地理、历史、文物、文献进行一系列调查和研究，最终完成了《唐代大明宫演艺文化关系史论》重点课题；受聘参与大唐西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陆路丝绸之路考察”，并撰写了《丝绸之路上的戏剧艺术》和《丝绸之路上的小说》两部学术专著，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他应聘担任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文化传承研究中心主任，撰写了《通识中国戏曲》一书，拟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努力在国学文化普及和通识教育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黎羌先生应邀加入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队伍，完成《中华戏剧通史》中的《中国少数民族戏剧文化》分卷。又一次鼓起黎羌先生夕阳人生在江河上航行的风帆。

黎羌先生退休后的第一年，即2016年他还陆续参加国内外共同纪念世界名人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系列活动，以及在陕西省图书馆作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历史性会晤》学术讲座。又先后去上海、浙江遂昌、江西抚州等地参加各种纪念与学术会议，并受聘为汤显祖国际研究院研究员。还受聘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新疆伊犁师范学院、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西安翻译学院等高校举办学术讲座，受到师友们的热烈欢迎。

如今黎羌先生在人生旅途上，虽然离开了学校工作单位，但又走上新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他与非常信任与赏识的博士杜鹃、硕士郝亚茸、马盈盈等一起亲密合作，先后完成了两部新书：一部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通识教育教材”《文艺思维学研究》；一部是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古代文化与戏曲文学研究》。相信这两部新书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与海峡两岸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

黎羌先生执着于文艺创作与研究50度春秋。“艺无止境，学海无涯”，每次我们相会，都深深为我国乃至世界各民族绚丽多姿、博大精深的文化宝藏所吸引。相信宝刀不老的黎羌教授，在身体还健康与精力还充裕的前提下，还会以更加谦逊的姿态，更加顽强的意志，更加勤奋的工作，继续执着于文艺创作与学术探索，“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再换青春花怒开，狂歌响彻独壮哉”，以此来报答祖国与人民的养育之恩、以及告慰广大师友们的殷切期望。

从1986年至今三十多年，我与黎羌先生认识、交往与合作，亲眼目睹他的社会科学文化的科研能力。我们曾共同撰写过在全国获得大奖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力作《民族戏剧学》，还策划主编过《民族音乐学新论》一部有社会影响的学术论文集。在不久前，我们还一起合作完成《东方乐舞戏剧史论》与《东亚乐舞戏剧关系研究》的编撰工作。这两部多达一百万字的鸿篇巨制，证实了我国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发展的光辉历程。此时，用黎羌先生在20世纪末写过一首诗《献给新世纪》作为结束语：

弹指一挥更年代，

新纪钟鸣飓风来。

昔盼奠业根基牢，

今求矗碑万山海。

十载苦斗功自酬，

再换青春花怒开。

宏愿行天云锦张，

狂歌响彻独壮哉！

注：本文照片由黎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