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人文底蕴 唤醒城市记忆

红杏坊的名称取自唐代高蟾的诗：“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天和日是天子的代称，天子之下的碧桃和红杏意为位极人臣的读书人。刘文杰 摄

经“微改造”后，梅城江北历史文化街区重焕新活力。严锡锋 摄

图为攀桂坊俯瞰图。何森垚 摄

民俗韵味浓郁的舞龙舞狮表演轮番上演，鼓乐声、歌舞声、欢呼声响彻老城……近年来，每逢元宵，位于梅江区江北的历史文化街区总是一派欢腾，节庆热潮阵阵高涨。人们走街串巷，在品尝美食、品味文化的同时，也唤起内心深处对这座古城的记忆。

在北宋时期，“梅州城”便已修建。在这座古城里，居住着不少南迁而来的客家人，州署、学院、宗祠、民居店铺等应有尽有，这里几乎承载着“老梅州”的全部记忆。

梅州古城内热闹繁华，古城外也文风鼎盛。崇文重教的客家人在城内外建立了书院、学社，培养了无数文人巨匠。历史上，梅州古城与东西两翼的攀桂坊、红杏坊一起，被世人誉为“人文秀区”。

始建北宋千年古城故事多

“我家就在江北老城的蓝屋巷8号，也就是以前梅州古城的城墙边。小时候，老人们常常和我们讲起有关古城的故事，如数家珍。”市民侯永泰告诉记者，久而久之，他也对梅州古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到有散落的老城墙石砖，就拿回家中细细研究。

记者跟着市民侯永泰，来到了原位于梅州古城东门和北门附近的虹桥头。在两栋不起眼的古民居之间，找到了遗留下来的一段古城墙。抚摸着早已剥落的墙砖，很自然地让人想要探寻那些遥远的故事。如今这1.48平方公里的老城区，何以成为人们眼中一个厚重的历史文化符号呢？

翻开史料，梅州古城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北宋之前，在今梅城江北一带仍是一片开阔之地。直到北宋皇祐四年，即1052年，因防御戒备所需，才开始筑建梅州古城，从而结束了数百年间府县无城的局面。

据记载，一开始筑建土城之时，整个城内的面积只有450丈，折算成如今的单位面积，为0.75平方公里。之后，由于历代地方管理的需要，古城在一次次修缮中不断扩大。从开始建设时的450丈，到民国拆城前的985丈，梅州古城面积扩大了近一倍。

与其他地区的古城相比，梅州古城的面积并不大。但就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却也历经刀光剑影的熔炼。“比较有名的故事要数南宋文天祥收复梅州、清末太平军败亡之战以及朱德率红四军攻打梅城这三个战役了。”梅县区博物馆原馆长、副研究馆员朱迪光说。

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元军攻陷梅州，时任梅州签书事、义兵统督的蔡蒙吉统军抵抗，兵败后英勇就义。得知这个消息后，丞相文天祥马上率领勤王之师，由福建龙岩南来，顺利收复梅州。

之后被囚禁在元大都监狱时，文天祥还深情地以集杜甫诗句的形式，记述了由汀州进军梅州时的感受：“楼阁凌风迥，孤城隐雾深。万事随转烛，秋光近青岑。”梅州人是非常念旧和感恩的，为纪念文天祥对当地的贡献，后人特意将梅州古城原南门城楼改称为“凌风楼”，而今的凌风路也因此而得名。

此外，太平军也在这座古城留下过战争的足迹。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由于天京失陷，便转战至嘉应州，于当年10月攻占嘉应州城。就在2个月之后，清廷派兵围剿太平军，并将其剿灭。据记载，当时左宗棠在报清廷的奏章中曾写道：“太平军兴于嘉应，灭于嘉应。”

60多年以后，梅州古城还迎来朱德带领的红四军一、二、三纵队共6000多人。“1929年10月25日，红军队伍进入梅城。次日，朱德便在古城的孔子庙（梅州学宫）召开群众大会，当时有三四千人参加了这次大会。”朱迪光说。

朱德站在大成殿面前的石鼓上，向群众讲明红军的政策和纪律，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还介绍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号召大家武装起来，成立苏维埃政权等，并要求大家要正常营业。

26日傍晚5时左右，正当群众听到兴奋入神的时候，突然传来枪声。由于当时不明敌人的虚实，为保存实力，红四军决定撤出梅城。“不要怕，红军很快会重返梅城的，革命是一定要成功的，以后再与大家相见。”离开梅城之前，朱德给群众吃了一颗定心丸。

人文秀区“一城两坊”人才涌现

“在古城里面，除民居外，官衙、游击署、书院、宗祠等都是必有的建筑。”《梅州侨乡月报》主编刘奕宏说，尤其书院和学堂，是当地人极为看重的。客家人视求知为人生的头等大事，形成了“宁愿挑担、卖柴、做苦力，也要供子弟读书”的优良传统。

在梅州古城刚建成不久，时人称“殿上虎”的刘元城便在城内首创了梅城书院。后人为纪念他的兴学功绩，将其改为“元城书院”。元城书院之后，知州滕元发又在州署的右侧不远处建了一座学宫，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孔子庙”。

梅州人对教育的看重，也得到了往来不少名人的称赞。南宋绍兴年间，梅州的知州方渐曾这样评价当地的文风：“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清乾隆十五年，知州王之政在署前大街（今义化路）还专门竖立了“人文秀区”的牌坊。新中国成立后，女诗人洗玉来梅时曾作诗称赞梅城为“学舍最多文教盛，满街儿女挟书囊。”

城内书声琅琅，城外文风飘香。在梅州古城的东西两翼，名为“攀桂坊”和“红杏坊”的两个地方也出了不少名人巨子，许多佳话流传至今。

根据史料记载，这两个地方其实并不大。梅江河、周溪河与梅城东门外所在地域，含现在梅江区金山街道的杨桃墩居委、小溪唇居委、东郊村、东街村及月梅村、周溪村、龙丰村的部分，以前都叫攀桂坊；而红杏坊的范围则是指梅江区西郊街道十甲尾、黄泥墩、月影塘、禾好塘、更楼下一带。

沿着窄窄的小巷走进红杏坊，可以看到不少古色古香的建筑，细看这些建筑的名称——联科第、醉经居、仁风楼、鹤和楼、秋官第、活泉书室……无一不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息。

这些建筑的居住者均是著名的书香世家。其中，梁氏家族是突出代表。据了解，梁氏的十八世祖梁慎桢，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考中进士，官至内阁中书、礼部郎中，后人称为礼部公；梁慎桢的六子梁心镜在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考中举人，在福建任州官，人称刺史公，后来，梁家更与梅州黄遵宪家族以及其所在的攀桂坊黄家之间开始频频通婚，梅城两大书香之家由此被人称为“上市梁，下市黄”。

而位于梅州古城东侧的攀桂坊，虽然方圆也就那么几平方公里而已，但名气也不小，以文风鼎盛而闻名海内外。

梅州人才辈出，文有黄遵宪，武有叶剑英，商有张弼士，科有李国豪，艺有林风眠，球有李惠堂。而在这“梅州客家六杰”当中，攀桂坊就囊括了“二杰”，黄遵宪、李国豪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杰出代表。除此之外，攀桂坊还走出了敢在皇帝面前“袒腹晒书”的翰林李黼平，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以及现代言情小说鼻祖张资平，世界羽毛球“五连冠”侯加昌等一大批名人……攀桂坊见证了梅州从科举走向现代教育的辉煌。

而今，这片承载和延续着梅州千年文脉的人文秀区，随着时光的飞逝，也被载入了客家人的历史画卷。位于攀桂坊的“人境庐”成为了后人缅怀黄遵宪的最佳园地；东山书院成为梅州的地标性文化建筑；每年开学，当地学校还会到曾经位于古城内的学宫举行开学典礼，老师带着学生朗诵《论语》《弟子规》等文言文，让学生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同时，不忘客家崇文重教的传统。

激活文脉微改造“扮靓”古城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梅州古城面积较小，已渐渐不再适应当地发展的需要。据记载，1932年，时任县长的彭精一认为县城狭小、街道狭窄，连官街也只有8尺宽，不利于行车之用。每逢年过节，街道更是熙来攘往，连商贸发展也受到局限。

早在光绪二年（1874年），就有人专门作过普查：全城总计各朝代累建的祠宇仅85座。其中，东、西、北三面城多为民居，中央及南部多祠宇、官廨。商务以州署前大街最盛，西面多工作店，东门只有小贩而已。

由此可见，自光绪之后，在各姓氏祠宇方面的建筑虽不多，但商旅经营之店铺建设则增加了不少。据张翼珍编的《梅县地理·区域沿革》记载，城外店铺最多的时候，有1500多间。

民国时期，政府提倡民众集资建筑公路，一时风起云涌，包括梅松、兴梅2条公路，共修建有10多条之多。这些公路的起点大多集中在县城，作辐射状通达到各个乡镇。当时，梅州古城的官员目睹这番情形后，产生了拆城墙以发展交通的想法。最终经过讨论后，西门南城井头街和东南门一带的城基被拆除。

古城墙拆去后，当地政府便开始拓宽街道，建起了店铺，还在两旁骑楼建了人行道。据统计，新扩建街道里巷有20多条，增加商铺2000余家，凌风路、泰康路、义化路均建成街道，延用至今。

如今千年过去，老街斑驳，如何才能盘活老街区，给居民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让这里重新热闹起来？

为留住乡愁，重焕人文风采，梅江区以“微改造”方式，对这个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了修缮和提升，以期彰显古城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同时带动周边环境的整治改善，提升城区环境品质和人文气息。

2017年8月，梅江区在梅州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针对今江北历史文化街区现状，围绕“一条路一种个性，一条街一个情怀”，开展微改造。以此改善历史文化街区的环境，保护历史文化建筑，唤醒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

两年多过去，经过客家雕花门窗、滴水瓦面等元素的破损外立面修复，以及建筑结构加固、基础设施优化提升，老城迎来了新的发展生机，再现独具特色的民国风情，做到“面子”美观、“里子”宜居。

尤其是在春节期间，经过千盏彩灯的装点，江北老街变得流光溢彩，春节气氛浓厚，极大提升了老城区的“颜值”和文化品位。这里也成为春节期间群众游客争先前往观赏、摄影的“网红街”。

人文秀区从来都不缺故事，缺的是讲故事的人。对于如何活化利用老街的历史文化资源，肖文评认为，梅州古城、攀桂坊、红杏坊，都见证了梅州上千年的发展历程，在文教发展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他建议，可将那些文人墨客的事迹、作品挖掘出来，收集整理，编辑成易于流传的书籍，“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把这个保护开发工作撑起来，它的风俗民情，文人留下的著作等，都是可以包装打造的。” 黄思华

攀桂坊人文与由来

梅江区东面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叫攀桂坊，这里客家围龙屋鳞次栉比，方圆只有6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孕育了百多位名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攀桂坊可谓地灵人杰，历史上出有李仲昭、李黼平、李载熙三名翰林；李汝谦、李载熙、李象斌三位解元；有侯安国、侯世华、萧系尹、杨为舜、张云翮、杨勋、李黼平等17名进士及黄遵宪等92名举人。不论翰林、进士或解元、举人的数量，均约占了全梅县(含梅江区)的六分之一。

此外，这里还涌现出大批各领域的杰出人物，如嘉应五大书法家中的黄基、谢义谦(余为宋湘、钟孟鸿、梁国瑞)；岭东三大女诗人之一的叶璧华；有当代中国著名文学家黄药眠、世界著名桥梁学家李国豪、现代言情小说鼻祖张资平、提线木偶表演艺术大师谢发等。

攀桂坊历史悠久，是名闻遐迩的人文秀区。但它的由来至今却是个谜。据刘广聪《程乡县志》、王之正《乾隆嘉应州志》、温仲和《光绪嘉应州志》等均载：“攀桂坊，在县东二里，元天历二年（1329年）为宋进士杨圭立。”从这里可看出两个问题：一是为杨圭所立的攀桂坊坊牌，当年大致是立于今下市翰林李仲昭故居“世德堂”与黄遵宪书斋“人境庐”之间；二是“攀桂坊”之得名，起码要早于杨圭立坊牌之前七八十年。

宋王象之撰写的《舆地纪胜》，成书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是南宋地理总志，叙述当时全国各府、州、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人物等。其在程乡县（即今梅县和梅江区）景物百花洲下的谶语：“百花洲尾齐洲前，此地出状元”。百花洲在城南程江与梅江夹流处，即今八角亭前近河处；齐洲原有齐洲寺，在状元桥下三里地，即今院士广场前一带。攀桂坊正好处于“百花洲尾齐洲前”的核心地带。“攀桂坊”地名的出现，是否也与这“谶语”的传说有关呢？

触摸攀桂坊千年人文历史，小小攀桂坊传递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名人光辉，它承载着客家人崇文重教的理念，鼎盛的人文足以影响一代又一代潜心向学奋发作为的年轻人。 谢永昌 徐友德

红杏坊：

一个被淡忘的人文社区

“红杏坊”对一般的读者而言，似乎有点陌生，但只要把它与梅城东郊黄遵宪故居所在的另一人文秀区——攀桂坊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恰似一对姐妹花。在清中叶后，它与攀桂坊一起成为在人文秀区梅城并立的双子星座。

谈“红杏坊”，就绕不开程乡知县王仕云。王仕云号望如，安徽徽州歙县人，顺治壬辰科进士，康熙七年（1668年）知程乡县事，担任程乡知县十年，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离任。王仕云倡建望杏坊，已是他任期过半的时候，这位地方官员对当时程乡县一带浓郁的读书风气和客家人的吃苦精神，有了深切的了解和体会。

当时的梅城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民谣：“百花洲尾齐州前，诸生出状元”。王仕云认为，既然程乡县城东郊的攀桂坊声名鹊起，出了不少文人雅士，西郊也很有必要促成一个人文社区与之对应，“不仅肃观瞻，而且鼓舞风云”，激励当地的读书人奋进，令更多的士子荣登科甲。经过筹划，终于在三年后建起一座坊表，他将之命名为“望杏坊”，即希望当地的读书人奋发进取，最终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荣登天子堂。唐代高蟾的诗有“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之句，天和日是天子的代称，天子之下的碧桃和红杏意为位极人臣的读书人。

“望杏坊”命名后的200多年里，当地虽未能如民谣和王县令所期望的那样产生状元，但并未辜负倡建者的一片苦心，人文一片鼎盛，至晚清，更出现“上市梁，下市黄”的说法，证明这时的望杏坊与攀桂坊已旗鼓相当。

而“望杏坊”如何变成叫“红杏坊”，后来又退出历史舞台，具体时间和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可能与科举时代的结束有关。但笔者从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一份《梅州中学教职员表》中看到，这一名字仍在使用。

1905年后，科举时代结束了，望杏坊作为人文社区的地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它积淀的文化因子继续发挥影响。在此前一年，当地拔俊杨屋的一位名叫杨徽五的年轻人，被正在兴办东山初级师范学堂的黄遵宪选派前往日本留学，作为重要的师资人才培养。杨徽五没有辜负黄遵宪的期望，一生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成为民国时期梅州地区的名教师，他的儿子杨广存毕业于北京大学，是著名的共产党烈士。

除此之外，望杏坊还有百福堂走出的红四军总参谋长朱云卿;勤慎堂走出的安徽太和县知县侯枢臣；新加坡国防部长、卫生部长侯永昌；朝议第走出的“玛腰”王钟邵庭；东海堂走出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万国艺术家协会理事长徐达之等风云人物。

刘奕宏 徐友德 叶秀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