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维营到新加坡：为何总是美国共和党总统打破“坚冰”？

6月1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左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三）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新华社 图

近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尽管其间也发生过美方“取消会谈”的波折，而且从结果来看朝美两国关于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声明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此次“金特会”仍然可谓是突破性的“破冰”之旅。毕竟在此之前，朝美之间的对抗是在不断升温，双边关系也毫无好转的迹象。

事实上，考虑到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中“我行我素”的强硬做派和“言出必行”的施政作风，很多人认为朝美之间在特朗普任上或“终有一战”。虽然此次会晤并非朝核问题和美朝关系的“盖棺定论”，不过其已经对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安全格局产生了强烈冲击。

有趣的是，特朗普的破冰之旅似乎又验证了一个美国外交中的历史经验，那就是能够“破冰”的恰恰是强硬、保守共和党的总统，而非在公众看来更“软弱”、“进步”、“喜欢搞妥协”的民主党总统。在特朗普之前，有“震惊世人”、访问中国的尼克松。再往前，则有在冷战中开启美苏首脑会晤的艾森豪威尔。在历史案例增加到三个之后，“破冰”总统都是共和党人仿佛已经成为了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那么，这到底是反映了某种深层的美国政治规律，还是单纯的是一种偶然的“假象”呢？

特朗普的先驱：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二战后共和党“破冰”总统系谱中的第一人，当然他也是冷战开始后的一位共和党总统。作为“霸王”行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总司令和战后的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凭借自身威望率领共和党在1952年的美国大选中获得胜利，一举颠覆了延续了长达20年的民主党的“长期统治”。其胜利的契机之一就在于杜鲁门政府打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实在是不对美国公众的口味，其一方面消耗巨大，另一方面又根本不以取得全面胜利为目标，这让美国国内大为不满。因此，艾森豪威尔趁机打出了“给和平一个机会”的竞选旗号，主张与苏联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这也是其未来为美苏首脑会晤“破冰”的先声。

此后，随着全球冷战尤其是欧洲局势的发展，艾森豪威尔先是在1956年参加了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实现了与赫鲁晓夫的直接会晤。然后又在1959年邀请赫鲁晓夫访美，促成了戴维营会晤。这一系列举措在当时让世人感受到了一片黑暗的世界局势中的一丝“和平曙光”：虽然美苏两国、两大阵营的矛盾丝毫不会因之而减少，但是至少双方表达了永“和平竞赛”代替“战争竞赛”的意图。这为艾森豪威尔赢得了不少赞誉。不过可惜的是，艾森豪威尔虽然为美苏关系一度“破冰”，但可谓是“用武而不终”。在1959年的访问中，美苏两国原本确定将于1960年在巴黎举行东西方首脑最高级会议以及实现艾森豪威尔对苏联的回访，但是1960年美国政府的一架U-2侦察机被苏联击落，这最终引发了国际外交中的轩然大波。赫鲁晓夫原本认为艾森豪威尔至少会装作对U-2的侦查行动不知情或者保持沉默，但是后者却在几经权衡之后坚持表示此类侦查是美国对苏联拒绝“开放天空”倡议的反应，拒绝为此道歉。艾森豪威尔的这一态度打破了赫鲁晓夫对其的幻想，也导致了巴黎高级会议与回访的流产，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也随即烟消云散。

与“虎头蛇尾”的艾森豪威尔相比，理查德·尼克松的“破冰”遗产要更为持久，影响也更为深远。不过，他个人的政治生涯却远没有艾森豪威尔顺遂。巧合的是，尼克松正是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此外两人还是儿女亲家，有着复杂而密切的个人和政治关系。不过最初，正如所有的总统和副总统的关系一样，艾森豪威尔之所以要选择尼克松作为自己的副手并不是因为两个人情投意合，恰恰是因为双方大不相同。作为总统和前战场英雄的艾森豪威尔想塑造自身“全民总统”的形象，不愿意在选举中沾染过多的党派色彩，因而需要尼克松这样一位强硬的共和党人作为“政治打手”，干与民主党的选举机器互相攻击的“脏活”。不过在为艾森豪威尔费心费力地效力了八年之后，尼克松却在1960年的大选中输给了民主党的后起之秀约翰·肯尼迪，其中部分原因也正在于总是“干脏活”的尼克松公众形象欠佳，作为“自由世界”的代表不够高大光辉。不过，尼克松倒是有着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在又度过了8年之后到底是趁着约翰逊政府的越南危机登上了总统宝座。他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为数极少的在大选中失败后又重新赢得大选的候选人。

尼克松访华在中国可谓广为人知，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尼克松时期仅仅是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中美依然未能建立外交关系。出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需要，尼克松政府大肆宣扬其访华对于冷战“大三角”的意义，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不乏夸大其词的成分。与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不同，尼克松及其助手基辛格不再将中国视为“无关大局”的地区，而是将其视为能够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产生影响的力量中心，因而主动谋求与中国的缓和。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也试图通过中美缓和对苏联施加压力。不过即使是在尼克松时期，对华缓和也一直与对苏缓和并行不悖，基辛格在访华前后总是积极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报备”，并且多次宣示中美缓和绝不会以损害美苏关系作为代价。因此，与其说尼克松是在构想拉拢中国对抗苏联，不如说只是为了减少来自中国的压力，以便集中力量遏制苏联的扩张。不过，没等到自身外交政策最终“开花结果”，尼克松就因为水门事件黯然下台。

右派改弦易，左派易辙难？

如果将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特朗普以及他们的“破冰”外交放在一起，确实能看到一些共同点，所谓的“与右派打交道更容易”、“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做不了主”的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

首先，从这三位总统在各自国内的政治光谱来看，尼克松无疑是一个资深的传统右派，堪称冷战中的“反共招牌”，其声誉之差以至于作为副总统访问拉美时在街头遭遇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几乎就要遭遇不测。与尼克松给人的观感类似，特朗普给人的感觉也是强硬派、在国内和国外都忽视自由主义的价值准则。两者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尼克松反对的是苏联和共产主义，而特朗普敌视的则是伊朗和“破冰”前的朝鲜。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尼克松在外交政策上还算是主流的“国际主义者”，而特朗普则更接近于反对新政、反对参加二战、反对建立北约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

相对而言，艾森豪威尔在政治上的“右翼”色彩相对淡薄，不是很“共和党”。艾森豪威尔的这种“中立”立场可谓一以贯之，以至于杜鲁门在朝鲜战争后不得人心的岁月里还考虑推举他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参加1952年的大选，甚至正式咨询过其本人的意见。不过正如前文所述，艾森豪威尔虽然不愿意卷入党派斗争的漩涡、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但是对于美国政治也绝非一窍不通。作为其副手兼打手的尼克松不仅替他想方设法地打击民主党人，而且也在不断承受着来自对方的同等卑劣的抹黑，同时还要应付共和党内觉得艾森豪威尔“不够强硬”的麦卡锡主义者。尼克松本人因此也时常牢骚满腹。

其次，从三位总统的“破冰”外交来看，他们自身或者各自政府的“共和党”属性也确实降低了因为外交转向所带来的伤害。毕竟，作为美国政治中的右翼，尤其是右翼中的右翼，尼克松和特朗普们确实能够以更低的政治代价做到一些民主党总统们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可以在做出妥协的同时避免戴上“投降派”的帽子。

例如，从麦卡锡主义运动中就可以看出两党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不同处境。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谁丢失了中国”的责问在美国甚嚣尘上，共和党主流派乐见以麦卡锡为代表的极端份子大肆攻击杜鲁门政府特别是艾奇逊领导下的国务院，纵容麦卡锡之流发展到了肆无忌惮、“战无不胜”的地步。然而在艾森豪威尔上台之后，面对“不识时务”、仍然给政府添乱的麦卡锡，却轻而易举地支持陆军扳倒了这位风光一时的参议员，麦卡锡运动也迅速失去了势头。由此可想而知，尽管艾森豪威尔因为未能在美苏首脑中赢得什么东西而遭到了来自国内的批评——尼克松的助手基辛格博士就是对“戴维营精神”当时最知名、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但是远不至于酿成公关和政治危机。可以试想，如果是奥巴马而不是特朗普与金正恩实现了会面，同时没有在共同声明中提出明确的弃核步骤和保障，那么势必遭到强硬派的猛烈抨击，而特朗普对此就无需担忧。毕竟，曾扬言“把联合国炸掉一层都没人会注意到”的鹰派中的鹰派约翰·博尔顿正在白宫里当着国家安全助理呢。

归根结底，之所以右派、鹰派或者说保守派在外交事物中的回转空间更大、成本更低还是因为外交议题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而在安全问题上强硬派通常总是能让公众感觉到自己更“可靠”、更“爱国”。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特朗普们在以往和其他议题中积攒起来的“爱国”和“强硬”的信誉资本，能够支持起他们的政策转型；同时，作为保守政治团体中的一员甚至是中心，他们也能通过根深蒂固的政治网络来操纵公众的态度，压制政策转向的批评者。事实上，这一政治现象远不至于美国。在很多政策研究中，经常有观点指出只有强硬派而非温和派才可能有效改善敌对国家的关系。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这一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映了一些安全政治运行中的规律，也不能将其绝对化。毕竟，“危中有机”“否极泰来”固然强调了辩证法中的相互转化，但是绝不可能将其推到极致，认为只有“危”才是好的，只有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换而言之，强硬的右派固然可能“更容易”地推动政策转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愿意”这么做。

实际上，特朗普政府虽然在美朝关系上初步“破冰”，但是与此同时，其也在对伊朗和古巴的关系上开了倒车，其中更是几乎将奥巴马政府任内取得的与伊朗关系的进展摧毁殆尽。而且归根到底，左翼或者说温和派之所以在很多问题上步履蹒跚，也正是因为强硬派的掣肘。而且这种掣肘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出于政策理念上的差异，相反大部分还是出于党同伐异的动机。更何况，从结果来看，保守派的“破冰”外交，其成色也难以高估。艾森豪威尔的美苏接触最终结局是无甚可观，尼克松的对华访问虽然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先河，但是假如其没有因水门事件下台，中美建交是否能更早建交也颇值得怀疑。至于当今的特金会，美朝是否真的能因为此次会晤而朝着根本解决半岛问题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也是众说纷纭。以此而言，或许还是不要太着急戴上“玫瑰色眼镜”看待美国右翼总统们。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