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店冒起 科技翻转印尼生活景观

作者：沈泽玮

数码经济在印尼悄悄崛起。科创公司纷纷冒起，各种手机应用成了城市人生活中的亲密伙伴。《联合早报》记者1月中旬走访雅加达，发现科技不仅改变城市面貌，也大大改变当地人的生活。

对生活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南部郊区的迪迪和薇拉而言，“智能小店”（Warung Pintar）是他们的救星。

52岁的迪迪（Didi）原本是广告社老板，一家四口生活无忧，但约两年前，他因公司资金周转不灵而破产，导致全家生活陷入困顿。

太太薇拉（Vera）通过社交媒体朋友圈获知雅加达出现一种概念新颖的街边小店，她于是申请开了小店，结果是夫妇俩找到翻身机会。

迪迪（右）和薇拉在雅加达南部郊区经营‘智能小店’。智能小店其实是一台黄色小推车，售卖零食、饮料、方便

夫妻俩异口同声地说：“破产后什么都没了，是智能小店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

所谓智能小店类似新加坡的“Mama店”或中国的夫妻店，但经营概念更现代化。店主通过手机应用（App）就可下单订货，因为货品由智能小店公司统一提供，进货比较便宜；消费者拿起手机扫一扫二维码或通过银行户头转账就能完成无现金交易，十分方便。

智能小店的实体就是一台黄色小推车，售卖各种小零食、饮料、方便面和香烟等等。它的一大卖点是提供免费上网和充电服务，顾客群主要是Gojek和Grab等电单车载客骑士。他们累了就到智能小店休息，一起刷手机或聊天。

迪迪和薇拉现在每月收入约1300新元，虽然不及经营广告社的月入1760新元，但两人已经很感恩。他们申请经营小店时，推车和基本货品全免费，比较辛苦的是要调整生理时钟。

薇拉笑说：“以前在办公室指挥员工干活，现在自己招呼客人，而且晚睡晚起，因为客人午夜过后还陆续来。好处是我们跟年轻人接触多了，心境更年轻。”

智慧小店不再手写记账

智能小店目前在大雅加达地区、泗水及东爪哇省外南梦市如雨后春笋冒起，已有约5000个，增长空间还很大。

智能小店创办人阿贡：‘智能小店’希望通过科技助印尼微型一臂之力。（沈泽玮摄）

Warung Pintar创办人之一阿贡（Agung Bezharie）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全印尼估计逾90%公司都处于微型状态，大多是家庭经营的街边摊和小商店。由于缺乏科技和网络知识，这些小本生意难有突破，智能小店的创办宗旨就是希望用科技助他们一臂之力。

印尼国土面积很大，智能小店面对的挑战之一是如何改善货品供应链，及时补货。幸好有科技，店主通过手机应用下单订货，再加上顾客使用无现金交易方式付款，所有交易资料都在公司系统或云端记录下来，方便店主做更精准的订货决定。

阿贡说：“我们经常看到传统街边小摊老板用铅笔记下出货情况，相当费时费事。有了手机应用订货记录和客人付款时的无现金交易记录，智能小店公司和店主都能更好掌握店面销售情况，哪些货卖得比较好，哪些货不受欢迎，掌握这些数据之后，就能提升整个进货、出货及店主补货的效率。”

根据智能小店的数据，店主的收入普遍比过往提升大约40%。

这个新概念出现后，也鼓励了很多人创业。目前，85%的店主是第一次创业，其中女性占58%。她们经营小店为家庭贡献60%的收入。

印尼数码经济规模高居区域榜首

“科技改变生活”是常听到的广告词，却一点也不假。近几年来，科技就给印尼人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1月中旬到雅加达采访时，不论是在首都国际机场或市中心大商场，都看见多个科创公司挂起偌大广告牌，招徕客户：用我的应用吧。

据印尼媒体朋友介绍，当地人出行用Gojek，购物用Tokopedia或Shopee，给孩子报读网上课程找Ruangguru，这些都成了城市生活的新常态。

根据谷歌—淡马锡—贝恩的东南亚数码经济报告，印尼数码经济规模名列区域榜首，去年达400亿美元，预计在2025年达到1300亿美元。

截至2019年，东南亚地区的10家独角兽初创公司中，印尼独占四家，即GoJek、Tokopedia、Traveloka以及Bukalapak。这四家科创企业可理解为印尼的网约车、印尼的阿里巴巴、印尼的携程，以及印尼的京东。

East Ventures是印尼早期风险资本领域的开拓者。创办人之一蔡维顺（Willson Cuaca）大约10年前就看好印尼的数码经济潜能。他告诉《联合早报》说：“印尼是全球第四大人口大国，超过2.6亿人，是东南亚的最大单一市场，新加坡加马来西亚加文莱的市场总和才等于印尼市场规模。”

印尼的人口结构也给科创企业创造有利条件。根据2018年的数据，印尼网民占总人口64.8%，其中中产阶级约占20%，他们的消费占家庭总开支的43%，绝对是不可忽视的消费大军。

“我的未来不是梦”

Gojek骑士阿麦德积极赚钱存钱，梦想是开一家咖啡馆。（沈泽玮摄）

从小市民角度而言，不管科创公司提供多么便利的服务或工作机会，民众必须能跟得上科技，才可能从数码经济中获益。

迪迪和薇拉夫妇在经营广告社时长期使用电脑，因此用手机应用订货及扫码交易等都难不倒他们。

45岁的Gojek电单车载客骑士阿麦德则须经过一段适应期。他五年前改当Gojek骑士，公司安排他上课，学习使用智能手机转账及接应乘客呼叫。

态度积极的阿麦德说：“也不是很困难，学一学，用多了就会了。”

跟很多Gojek电单车骑士一样，阿麦德也兼职打零工。他每天工作10至12小时，月入500万至700万印尼盾（约440新元至616新元），比之前当货仓工人多赚180新元，养活一家四口。

阿麦德感叹年纪大了又没人脉，很难找到更好的工作。他现在积极赚钱存钱，希望有一天能当上小老板。“我迟婚，一个孩子七岁，一个七个月大。我不想天天在路上跑，想开小咖啡馆。”

记者问，是街边小摊吗？他坚定地说：“不是，是一家咖啡馆。”

科技颠覆了生活方式，也让阿麦德这样的小市民开始追逐梦想，高唱《我的未来不是梦》。

佐科延揽教育科创人才

雅加达国际机场里，科创公司的广告牌高高挂。（沈泽玮摄）

印尼官方繁文缛节多，对企业与投资不利，长期受诟病，佐科政府上台后致力改善情况以吸引投资。

大多数受访科创公司和风险投资机构负责人认为，随着总统佐科赢得第二个任期，相信印尼数码经济能有一番作为。

佐科十分重视数码经济和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千禧一代有很好的互动。

佐科除了委任Gojek创办人纳迪姆（Nadiem Makarim）为教育部长外，教育科技初创公司Ruangguru首席执行官贝尔法（Belva Devara）、金融科技初创公司Amartha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安迪（Andi Taufan）都成了总统专属人员。

成立于2013年的Ruangguru是印尼最大的线上教育平台，去年底宣布完成1.5亿美元C轮融资。

Ruang是印尼语“房间”的意思，Guru是“老师”，合起来理解就是“教师室”，即一个供学生“找老师”的地方。据称，有30万名教师和1500万个学生采用这个平台。

当下印尼冠病疫情恶化，越来越多地方政府下令学校关闭，线上教育平台的重要性逐渐显现。Ruangguru于3月16日宣布免费开放所有网上课程给学生及在家中隔离的人，并称已做好应付400万人同时上网的准备。

Ruangguru创办人不到30岁

Ruangguru两名创办人贝尔法和伊曼（Iman Usman）都不到30岁。

贝尔法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念完本科后，负笈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拿的都是全额奖学金，毕业后在麦肯锡顾问公司担任顾问。伊曼自印尼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修读国际教育发展课程。

两人在为赴美国留学做准备时发现，印尼网上授课市场很难找到好师资。有了切身体会后，这对好友在美国还未毕业时就决定创业，设立集结好师资的平台。

伊曼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师资差是印尼教育最棘手的问题。“有检测显示，超过50%的老师其实不符合执教资格。”他的另一观察是，能考上印尼好大学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住大城市、家境较好。

的确，跟印尼人谈教育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住在爪哇岛的人算幸运 了。”

印尼是万岛之国，地域差异大且发展不平衡，很多资源都集中在爪哇岛。在小镇或偏远乡村，因为基础设施和道路建设不完善，有些孩子连去学校都成问题，更不要说跟上城市孩子的学习步伐。

伊曼在苏门答腊巴东一个普通家庭长大，家中五个小孩，他排行老幺，却是家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

伊曼说：“上大学、去美国留学，这是我家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不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成了伊曼和贝尔法创业的动力之一。伊曼透露，目前Ruangguru七成用户来自雅加达以外的二三线城市，家庭收入普遍不高。

蔡维顺同意科技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平台，给了印尼年轻人一个出头的机会。“不管你父亲是谁，你是有钱人的孩子还是穷人家的孩子，一台电脑就是一台电脑；在电脑面前，大家都一样。”

应用接地气才能产生巨变

蔡维顺：好的应用像止痛药，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不好的应用像维生素补品，吃不吃都无所谓（蔡维顺提供）

在风险投资公司创办人蔡维顺看来，科技创新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就是那半句广告词：改变生活。

对于如何判断一个应用会不会成功、该不该投钱，有10多年投资经验的蔡维顺说：“关键在于科技是否‘接地气’。唯有解决人们生活中的问题，这个应用才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然后创造巨变。”

根据创业研究机构Tracxn网站的数据，印尼有逾3000家科创公司。不过，知名创投研究机构CB Insights说，70%的印尼科创企业在第一轮融资后的20个月内就倒闭了。

蔡维顺说：“科创公司分两种，好的公司推出的应用像止痛药，他们看清问题，然后对症下药，给人们的生活提供很多便利。例如Gojek的应用就是成功的例子，它让人们出门随时可找到交通工具，在家里按一按纽能叫外卖，很神奇。不好的应用像维生素补品，用不用都无所谓。”

蔡维顺是地道的印尼人，大学毕业后到新加坡工作。他判断，印尼正处于数码经济蓬勃的好时机，经过前期十几年的发展后，社会“数码基础”已经建立，为下阶段的发展打下根基。

所谓数码基础包含网络覆盖率高、手机使用率高、上网费下降，加上具备手机定位系统、数码支付系统等等，为整个数码生态提供养分。

蔡维顺说，时机非常重要，但数码基础要素也是缺一不可。

科创障碍：人才短缺及政策限制

印尼数码经济潜能虽巨大，但要稳健迈步还须克服重重障碍，尤其是人才短缺和政策限制。

根据科尔尼咨询公司（A.T. Kearney）的数据，印尼平均每年每100万人仅有278名工程师，远低于马来西亚和泰国。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西瓦格·达尔马·内加拉（Siwage Dharma Negara）受访时说，资讯科技人才难寻是印尼科创业的挑战，有人连基本技能如英语、编码、编写程序都缺乏。“这也是为什么扎根较深的Gojek也得把部分业务外包给印度和菲律宾公司。”

为解决人才不足问题，印尼政府在学校引进数码技术课程，私人企业如苹果公司也跟当地大学合作，协助培养数码人才。但西瓦格指出，培养人才需要时间，印尼现阶段只能靠外国人才。

受政策所限 外国科创公司难发展

外国科创公司受限于印尼的政策而无法大展拳脚，大大阻碍了印尼数码经济的发展。

西瓦格指出，按现有条例，外企投资25万美元只能取得临时执照，投资100万美元才能拿到永久执照，这对“轻资本、重技术”的行业如网页设计和金融科技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发展瓶颈”。西瓦格呼吁印尼政府调整不合时宜的政策，因为它们只适用于外企到印尼投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领域，而不适于科技初创公司。

谷歌开发人员及初创生态负责人克里门也抱怨，外人在印尼投资很困难，要成立一家公司得等上约40天。

《雅加达环球报》引述克里门说：“网上银行在印尼很普遍，人们可以上网开户头，为什么不能给科创公司提供方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