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春｜为什么说室内乐是很适合中国民乐的形式

90.08分！青年作曲家陈欣若凭借一曲《色俱腾》，以优势明显的得分，在第六届“刘天华奖民乐室内乐作品征集比赛”上轻松折桂。

作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参演项目，5月14日晚，第六届“刘天华奖民乐室内乐作品征集终评暨颁奖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举行，10部民族室内乐新作依次上演，一展中国民乐的当代风采。

老少作曲家齐聚一堂打擂

本届比赛由上海民族乐团主办，自筹备到评奖历时近两年，共收到全球范围96部应征作品。

应征作品里，音乐院校投稿占65%，表演艺术团体占20%，少数民族表演团体、海外音乐院校及个人各占5%。音乐院校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居多，也有来自美国、新加坡等国的作品。

经过初评、复评，10部作品进入终评，参赛者既有国家级资深作曲家、音乐院校知名教授、青年教师，也有多所高等音乐学府的学生。老少作曲家齐聚一堂PK打擂，是本届比赛的一大看点。

比赛要求参赛者从中国文学吸取营养，运用中国戏曲音乐素材和中国曲艺音乐素材进行创作，同时，鼓励作曲家将音乐创作技法的最新成果融入其中。10部作品均由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奏家现场演绎。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9位专家评审，终评现场还请来了20位媒体评审、500位大众评审组成三支评审团，用现场评分的方式，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以及最受观众欢迎奖、最受媒体推荐奖。

“我们作为评委有时候难免囿于专业意见，会习惯从专业的角度去看各种事物，媒体和大众评审的加入，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学习。”评委之一、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说，多元化的评审角度，有助于推动民乐和观众互动，让更多人关注民乐及其创作。

挖掘更多有才华的作曲家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作曲家郭文景是本届比赛的评委之一。

在他看来，室内乐很适合中国民乐，甚至可以说是最天然的一种形式，“中国的传统器乐，不管是宫廷还是民间，室内乐都是主要存在的样式，尤其是民间，广东音乐、江南丝竹、南音……都有固定的乐器形制和固定的人数组合。”

发展到今天，中国民族室内乐的人数多在三重奏到八重奏之间，但乐器的形制早已被打破，非常灵活。

“我认为没什么问题，作曲家有了更多选择、更多组合，可以创造出更多形式。你可以全用弹拨、拉弦、吹管，也可以按不同的比例混合，可能性非常多。对作曲家来说，中国民族室内乐比西方经典的室内乐形制，比如弦乐四重奏、钢琴五重奏，要丰富得多。”

在此之前，郭文景和伊朗、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国的民乐演奏家也有过接触，整体上，他们还是传统的民间艺人，相较起来，中国的民乐演奏家已经不是民间艺人了，“他们对现代音乐的语汇、记谱方法、写作技法都很熟悉，也因此，中国的民乐充满变革精神、探索精神，真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观察，1980年代至今，中国民族室内乐的创作历经了不少变化。

他还记得，1980年代初的全国民乐作品比赛，参赛者基本还是按传统写法创作，甚至不少作品是乐队演奏员写的，1983年，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谭盾横空出世，以一部弦乐四重奏《风雅颂》拿下国际作曲大奖，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与西方作曲技法做了突破性的融合。紧接着，他又用先锋笔法做了一台中国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对民乐系造成极大冲击。

自此之后，国内的民乐比赛出现了不少新派作品，然而，难听的不在少数。

“很多比赛几乎都是难听的音乐，这种情况出现，说明我们走了一个很大的圈，大家把西方新鲜的技法拿来写了一些实验性作品，很新潮，然而音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到了回归的时候，回归到为大众和社会服务，写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作品？”

刘锡津观察，不少作曲家开始回归，从写刺激性强的张力大的音乐，变成写民族化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相连的作品。

在“刘天华奖”终评当晚，刘锡津在10部作品里听到了这种变化，“有些作曲家已经不写那种用数学计算出来的十二音体系音乐，而是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变成有中国基因的作品。虽然有些作品很纠结，还不成熟，但能看出作曲家的努力。”

繁忙的创作和演出之余，还要花精力主办这样一场比赛，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说，压力大，但值得，“对民乐的发展来说，创作始终是最核心的部分。我们希望通过比赛，挖掘更多有才华的作曲家，也希望通过专业乐团的参与，让这些选出来的作品更易于在舞台上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