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境下的涵化现象——从“凤首壶”的造型演变说起

文 / 范勃

内容摘要：本文以我国隋唐时期出现的陶瓷新器型“凤首壶”为例，探讨跨文化语境下的涵化现象。一般认为，凤首壶的出现与西亚、中亚地区流行的金银器“胡瓶”的传入紧密相关，是因藉丝绸之路而发生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本文对本土使用语境下，凤首壶的风格类型和走向进行一定程度的梳理，重点讨论了中国的陶瓷器创作在接纳外来文化因素后持续本土化的创新过程。

关键词：凤首壶凤首瓶胡瓶粟特萨珊

如何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日新又新的话题，亦是当代艺术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重要议题。人类学在探讨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时，有一个经常被使用的语汇——涵化（acculturation），它指的是不同文化在互相接触时所发生的内化性变化，即一种文化摄入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接受、综摄、创造等诸多阶段。文化涵化，既区别于文化对抗，又区别于文化同化，它是一个潜移默化地对外来文化、异质文化系统吸收、改造和重建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对本土文化重新评估、反思和改铸的过程。

本文的讨论对象是隋唐时期陶瓷器中出现的一种口盖或口沿处以凤首形象装饰或形似凤首的新器型，考古学界将其称为“凤首壶”。有关凤首壶，早期学者的研究主要针对个案展开，如1980年李辉柄对故宫博物院所藏河南汲县出土的青釉凤首壶的研究〔1〕；1986年贺利对李静训（599—608）墓和李凤（622—675）墓出土的白瓷凤首壶的探讨〔2〕。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对传世及考古发现的凤首壶分类，例如李知宴针对三彩凤首壶，将其分了八种类型〔3〕；彭善国则依据凤首所在位置及流是否与颈腹相通，将凤首壶分为两大类〔4〕。尽管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和着眼点有诸多不同，但都谈及凤首壶这一器型的出现与西亚、中亚地区流行的金银器器型“胡瓶”的传入紧密相关，是因藉丝绸之路而发生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外域文化因素，固然是研究凤首壶不可绕过的部分，但凤首壶在借鉴了胡瓶的器型之后，其造型因藉不同的使用语境而不断本土化的演进过程，可能更值得考量。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凤首壶的风格类型和风格走向进行一定程度的梳理，并在此过程中着意凤首壶功能的变化，从而呈现跨文化语境下，中国陶瓷史中一个经典的艺术涵化案例。

一

作为凤首壶祖形的“胡瓶”，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即已在西亚、中亚地区作为生活用具广泛使用。“胡瓶”这一语汇是其传入中国和日本后，中国和日本的古代文献中对它的称呼。胡瓶多以贵价的金属，如金银，为质地。其长颈，有鸭嘴状流，上腹细长，下腹圆鼓，单把，高圈足座。在装饰上，有的素面无纹，也有的周身遍布纹饰，例如壶身有锤鍱的突起的人物或动物图案，图案往往还具有故事性和连续性；壶的圈足座底部常见凸起的联珠纹装饰，壶把的顶部还会有人头状或其他形态的圆钮，这个构件既是一种装饰，也可以作为倾倒液体时手指的借力点。

记载胡瓶传入中国较早的文献有：《西域记》载“疏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二枚，银胡瓶二枚……”〔5〕；《前凉录》说“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6〕。说明可能早在魏晋时期，胡瓶已经作为贡物进入到中国。而北朝时，居住于中国境内一定程度上汉化的粟特人的墓葬中频繁发现有胡瓶的形象，例如：2000年西安市北郊发现的北周安伽墓中出土的石榻和围屏上，共有5处胡瓶的形象；2003年安伽墓东北部发现的北周史君墓中出土的石椁的浮雕上，共有4处胡瓶形象。这说明粟特人应在胡瓶的传入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至于隋唐时期，北方以长安、洛阳两京地区为中心的贵族墓葬中，发现的胡瓶形象更不胜枚举，胡瓶形象频繁出现在墓室壁画〔7〕、石椁、屏风式石棺床，以及陪葬俑上〔8〕。并且隋唐时期的诗文中，也常能读到胡瓶的意象，例如王昌龄（698—757）《从军行》“胡瓶落膊紫薄汗”句〔9〕；卢纶（739—799）《送张郎中还蜀歌》“锦帐胡瓶争送君”句〔10〕；顾况（725—814）《李供奉弹箜篌歌》“银器胡瓶马上驮”句〔11〕。可见隋唐时期，胡瓶已经常见于王朝上层社会人们的生活中。不过胡瓶舶来及金银器的属性决定它到底还是一种贵价的奢侈品。隋唐时期的文献中常有皇帝以胡瓶赏赐功臣的记载，如隋文帝（541—604，581—604在位）赐杨素（生卒年不详）银胡瓶：“拜素子玄奖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加银瓶……”〔12〕；唐宪宗（778—820，805—820在位）赐李光颜（762—826）银胡瓶：“帝又御麟德殿宴光颜及想李愬，各赐锦睬五百匹，银瓶、盘等五事。”〔13〕亦有臣下向皇帝敬献胡瓶的记录，如安禄山（703—757）就多次向唐玄宗（685—762，712—756在位）敬献胡瓶：“金窑细胡瓶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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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周] 鎏金银壶通高37.5厘米宁夏固原南郊深沟村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尽管胡瓶的形象常见于北朝至隋唐时代的图像和文献中，但目前为止中国境内出土的胡瓶实物并不多，著名的有宁夏固原县南郊乡深沟村北周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李贤夫妇合藏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图1）以及内蒙古翁牛特旗李家营子1号墓出土的银壶瓶（图2）。根据齐东方的研究，这两件器物均是由外域传入，宁夏固原出土的鎏金银壶瓶足座较细高且有节状装饰，壶把上部连至壶颈，是典型的萨珊式胡瓶；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的银壶瓶足座较短粗，没有节状装饰，壶把上部连至壶口处，则是典型的粟特式胡瓶。萨珊式和粟特式是北朝至隋唐时期，传入中国的胡瓶的典型样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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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唐] 银胡瓶高28厘米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1号墓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

目前发现的凤首壶中，最接近胡瓶面貌的是一种严格说来应称“瓣口壶”的器型。这类器物无盖，口流部分与胡瓶的形制基本一致，只是呈现出一定似波浪或花瓣的弧度，并没有显著的凤首形象。但过往一些考古报告和学术文献中，也将它们中的一些定名为“凤首壶”，所以它们也在本文讨论范围中。

山西省博物馆藏1956年太原市石庄头村出土的白釉人头柄壶，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British Museum）藏白釉凤首壶，这两件器物，均无盖，口流处均呈瓣状，细颈，溜肩，丰腹，喇叭形矮圈足，流下饰一贴花长茎叶至壶腹中央，流的另一侧为曲把，上置一人头，面视流口，壶把的上部连接至口沿处。这两件器物的形态，显然与前述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的银胡瓶高度相似，可见它们均是模仿粟特胡瓶而制作的陶瓷器。

与前述两件器物几乎完全复刻胡瓶不同，一些器物开始在口流和壶把上做文章，进行本土化的加工。例如，美国西雅图亚洲艺术博物馆（Seattle Asian Art Museum）藏白釉龙首饰把壶，器型上虽然与前述两件器物相似，明显来自粟特式胡瓶，但其口流处的瓣状弧度更大，且瓣口形长流下器腹部装饰的是与佛教相关的宝相花，曲把上的人头装饰也变成了中国文化所喜的龙首。

这样融入华夏风格的改造，还可见许多案例，在一些案例中华夏风格愈发显著。例如，河南巩县窑的一件黑釉扁口龙柄壶，其口流部瓣状弧度更为夸张，而流下器腹处也贴塑宝相花装饰，曲柄上呈现的龙首装饰也更具有动势。英国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藏三彩人头柄壶、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Tokyo Fuji Art Museum）藏的三彩贴花龙柄壶，它们的口流部也有着夸张弧度的瓣状，壶腹饰有几组宝相花，曲柄上的人头也简化为圆珠，再配以三彩器物独有的斑斓设色，整个器物显现出一种华夏特色的华丽风格。另外，美国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藏三彩瓣口壶，整体造型与前述两件三彩器相似，只是变宝相花装饰为弦纹装饰，亦别具中国特色。

据高启安研究，金属质地的胡瓶在中西亚地区可广泛用于盛放和倾倒水、乳品、茶以及酒。中西亚地区日常饮用乳品及乳制茶品的饮食习惯，使得胡瓶用于盛放和倾倒乳品的场景可能更多。但传入中国以后，胡瓶以及受到胡瓶影响而产生的瓣口壶、凤首壶等中的许多，应是作为酒器使用的〔16〕。杜甫《少年行》中“不通姓氏粗豪点，指点银瓶索酒尝”句〔17〕，就佐证胡瓶作为酒器使用的事实。而隋唐时期一些墓葬中的石椁、石馆床、屏风及壁画上的宴饮图里，胡瓶及瓣口壶、凤首壶等常与羽殇、叵罗等酒器配合使用〔18〕。

二

在目前已发现的众多凤首壶中，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传出于河南汲县的青釉凤首龙柄壶（图3），应是最著名的一件。前文提到，1980年李辉柄曾专文对其进行研究〔19〕，认为是隋代的器物。这件凤首壶胎体厚重，釉色青绿匀净，其造型较为挺拔，壶口、颈部和高圈足上各饰有一圈联珠纹，壶腹上部装饰一圈萨珊徽章式纹样。装饰手法主要用贴塑法，明显模仿金银器以锤鍱方式形成的突起效果。整件器物总体上看有萨珊式胡瓶的风貌。虽然这件器物明显受到萨珊式胡瓶的影响，但它带盖，盖及口流共同组成了非常具象的凤首的造型，壶柄则为龙形，龙首衔于口部后侧，龙爪搭于壶身上部，龙尾则延续至于器足，且壶身还有忍冬、莲瓣、卷叶、宝相花、力士等隋唐时期中国常见的装饰纹样，这些都体现这件器物已经是一件融入华夏审美特征的作品。1980年河北沧州沧南监狱附近的砖厂出土一件青釉堆花龙柄壶，除没有凤首外，其他部分的造型和装饰与这件青釉凤首龙柄壶均十分相似，说明这种具有萨珊风格模仿金银器装饰纹样又融入一定华夏审美的器物，并非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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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唐] 青釉凤首龙柄壶高41.3厘米河南汲县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像故宫博物院藏青釉凤首龙柄壶这样，有具象的凤首，且凤首由口和盖两部分组成，凤鸟的上喙位于壶盖上，下喙则位于口流处的凤首壶样式，在唐代还可见许多，且一直流行至唐末。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Tokyo National Museum）藏有一件白釉凤首壶，虽然其整体造型较青釉凤首龙柄壶敦厚，装饰特点也显得简单而稚拙，更像粟特式胡瓶。但其凤首部分也如青釉凤首龙柄壶一样，由口和盖两个部分共同构成，凤嘴的上喙为盖的前部，凤嘴的下喙为口的流部。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藏有一件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凤首壶，造型较为挺拔，足座部分较高且有节状装饰，更接近萨珊式胡瓶。它也如青釉凤首龙柄壶一样，以龙为柄，其凤首部分也由盖和口两部分共同构成，只是素面无纹，通体施白釉，光泽亮丽。另外，在印尼勿里洞海域打捞的阿拉伯商船“黑石号”（Batu Hitam）上亦出土一件高达1米的绿釉凤首壶（图4），该器物应为晚唐时期器物，有学者推测这件凤首壶和船上其他白釉绿彩器可能也来自河北地区的窑场〔20〕。它通体施白釉绿彩，长颈，溜肩，鼓腹，喇叭形细高圈足，尽管这件器物造型的高挑挺拔在唐代器物中并不多见，且其出土地也确认其为外销瓷品种，但它的凤首部分明显也如故宫博物院藏青釉凤首龙柄壶一样，由盖和口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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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唐] 绿釉凤首壶高104厘米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黑石号”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唐代的另一些凤首壶，其凤首部分也如故宫博物院藏青釉凤首龙柄壶一样华丽而显著，但它们的凤首已经演变为壶颈部的纯粹性装饰物，凤嘴已经没有流和壶颈腹相通，一般凤嘴紧闭或口中含宝珠，壶口为圆口或花口，装饰纹样主要集中在壶的左右两面。例如，陕西历史博物馆和甘肃省博物馆藏的两件三彩凤首壶，虽然三彩配色不尽相同，但它们突出而鲜明的凤首均不是由器物的盖子和口流合并组成，器口位于凤首的头冠部位，器物不具备功能性的流。当然，在装饰上这两件器物均极尽华丽，凤目圆睁，凤嘴处含一颗宝珠，壶腹两侧均饰有贴塑的团花装饰，喇叭形圈足上则饰有莲瓣纹和细密的平行线纹。相似的器物还有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藏三彩凤首壶，该件三彩凤首壶，凤首部分一如前述两件器物，只是凤口中未含有宝珠。它的器腹部形成两面开光体，采用塑贴装饰技法，一面为人物骑马射箭图，一面为飞翔的凤鸟图。

还有一些凤首壶与前述三件凤首壶相似，凤首并非由器物的盖子和口流共同构成，但其凤首造型不像这两件器物这样华丽，存在一定程度的简化。例如在日本白鹤美术馆（Hakutsuru Fine Art Museum）藏有一件盛唐时期的三彩贴塑凤首壶，它周身遍布华丽的刻划花及贴塑装饰，在一定程度上有萨珊式胡瓶的部分特点。但它通过几组弦纹将壶身分为多个装饰带，装饰纹样有宝相花、莲瓣等，且壶柄呈现为龙形，很明显是经华夏审美改造后的壶瓶的风格。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它的凤首部分位于器颈顶端，器口开于凤首顶部，凤首上眼和喙的形态清晰可见，比较具象，但凤首的头骨部分则有球形化的趋向。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三彩凤首壶，造型与白鹤美术馆那件相似，壶身装饰以宝相花、花叶等纹饰，喇叭形矮圈足，不过其凤头部分已经完全简化为一个球形，甚至凤眼等细节也被舍弃，仅可见明显的喙部。还有，河南巩县窑的一件黑釉凤首壶也呈现出这种简化风格。尽管有一些凤首壶，其凤首部分的造型有概括化的倾向，但从突出的喙部还是能很清楚地辨认出这类器物刻意塑造的凤鸟的形象。

本章中谈到的两类凤首壶，不论凤首由器盖与口流共同组成，还是凤首仅在顶部开口不再有功能性的流，均非常明确的塑造了凤首的形象。按照彭善国的说法，这是唐代凤首壶的两种经典样式〔21〕。由于文献的缺失，仅依据考古发掘，目前尚且不能判断这两类凤首壶器型出现的具体时间和先后。但从类型学的角度，我们或可做些分析。

凤首由器盖和口流共同组成的凤首壶，如果去掉器盖的部分，其形态非常接近胡瓶以及前文提及的形态上接近壶瓶的瓣口壶，甚至一些此类型的凤首壶，因为器盖丢失而被误定为瓣口壶。事实上，胡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有盖的，只是其器盖仅是与口流平齐的一块金属片，并不是器物装饰的着意之处，造型上也没有什么存在感。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种由盖和口流共同组成凤首的凤首壶，其与胡瓶可能有着更近的渊源关系，至少它还保留了功能性的流，能够作为酒器，倾倒酒水。

而另一类凤首壶，凤鸟的喙部已经退化为存粹的装饰，不再具有流的功能，且手柄上人头形或其他形状作为倒酒时手指着力点的凸起结构也消失了，如果手执此类凤首壶的壶柄，会发现很难通过顶部的口向外倾倒液体，这说明这类器物已非实用器。目前所见这一类型的凤首壶，绝大多数为三彩器。虽然三彩器是否一定作为明器目前尚无定论，但三彩因为烧造温度较低较容易脱釉磨损，多作为明器确是事实。且根据徐胭胭的研究，三彩器在唐代墓葬中广泛承担了代替贵价的金银器的陪葬功能〔22〕，这或也解释为什么隋唐时期的文献和图像中金银胡瓶数量很多，而墓葬中则较少实物出土。所以，凤首仅在顶部开口不再有功能性的流的凤首壶，很可能是作为明器使用的，虽然作为祖型的胡瓶的影响依然存在，但无疑在中国本土工匠的改良下，成为本土化审美程度更高的类型。

三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失去了对于河西和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中断，加之安禄山、史思明“杂种胡”的身份以及后来回鹘人祸乱京城，当时社会各阶层对胡人日渐不满，此前在长安、洛阳两京地区活跃的来自西亚、中亚地区的胡人渐少，上层社会则普遍开始排斥“胡风”。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原本居住在北方及两京地区的粟特人通过改变姓氏、郡望的方法极力淡化自己的胡人特征，还有一些粟特人则迁徙到不太排斥胡人的河北三镇。有的粟特人，如史宪诚（？—829）、何进滔（？—840），在进入河北后得以发展，最后甚至成为节度使。中晚唐时，关中地区已经看不到祆教祭祀活动，但河北地区却依然有新的祆祠被建立起来〔23〕。除此以外，从洛阳经卫州（今河南汲县）、相州（今河南安阳）、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刑州（今河北邢台）、定州（今河北定县）、幽州（今北京）到营州（今辽宁朝阳）一线，是粟特商胡的传统商路，自北朝起到隋唐，这条线路上的主要城镇几乎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24〕。这些聚落在安史之乱之后，依然存在，甚至有更多的发展。同时，由于陆路交通的中断，使得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在沿海港口城市扬州、广州、泉州等地，胡商云集、贸易繁盛，往来东西的各国商旅除了粟特人之外，还有来自阿拉伯帝国的商人。总体而言，安史之乱之后，崇胡之风虽然在两京地区有所减弱，但胡风也向其他更广阔的地区传播，并交融于唐人的生活。

根据易立的研究，晚唐至五代，河北、山西、内蒙等地的墓葬中出土有陶瓷质地的凤首壶十数件，大多数为绿釉，也有黄釉、白釉及泥质灰陶等质地。这一时期这些地区出土的凤首壶，有的有把，有的无把，多数带有可以与器身分离的喇叭形底座，且底座的形制有粗矮和细高带结状凸起两种〔25〕。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黄梅乡出土的一件绿釉凤首壶（图5），这件器物连同底座高达74厘米。值得注意的是，出土这一类带有底座的凤首壶的墓葬，还往往出土有塔式罐，若将二者肩部以上剔除，则呈现出的造型几乎完全一致，因此，易立认为这些凤首壶有较大可能是“胡瓶”与当地塔式罐相结合后形成的产物。塔式罐是晚唐以后部分北方地区具有佛教特征的一种特殊器物〔26〕，多作为明器使用〔27〕。因此和它们一并出土，器型上有所相似，很可能配套使用的这些凤首壶，应也是专门的明器，还可能与佛教信仰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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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唐] 绿釉凤首壶高74厘米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黄梅乡出土蔚县博物馆藏

唐晚期以后，注子和偏提作为一种新的金属器和瓷器器型，广泛流行起来，成为主流的茶器和酒器〔28〕。“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盖，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论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碍，而屡倾仄，今见行用。”〔29〕注子和偏提的特点在于，流不再位于器口，而位于器腹，且呈现管状。比如长沙窑就生产有大量的注壶。〔30〕在这种风潮下，诞生了一种新的凤首壶类型。譬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西村窑青白釉刻花凤首壶，它的凤首位于壶颈上部，凤冠为壶口，且与此前基于胡瓶器型的凤首壶不同，器腹有独立的管状流。西村窑位于今广东省广州市境内，创烧于晚唐，延续至北宋，它是一个以外销瓷为主要产品的窑口，其产品经海上丝绸之路，远达中、西亚的阿拉伯地区。同出西村窑，器型与这件几乎一模一样的凤首壶，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广州博物馆亦有收藏，可见西村窑的这类凤首壶产量不小。在这一类型的凤首壶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文化的大循环，流行于中西亚地区的胡瓶经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国的陶瓷器中产生了凤首壶这种新器形，几经演变，中国的一些凤首壶又可能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它的祖型的故乡。

我们注意到，西村窑青白釉刻花凤首壶比此前的凤首壶，器形要小很多，这主要是与晚唐、五代至宋桌椅的普及有关，当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器物都置于桌面上时，较为小巧的器型显然更为实用。凤首壶中还有一类变体，一般认为它们是唐晚期至宋代的产品，它们器型小巧，无盖，凤首形象与其他类型的凤首壶不同，凤喙为流但较短，凤目圆睁，龙形壶柄的存在感较强。例如，河南省三门峡庙底沟唐宋墓葬M222、M223分别出土有酱黄釉凤首壶各一件，两件器物造型基本一致，M222出土的壶把残毁，M223出土的壶把完好。“它们侈口，圆唇，束颈，溜肩，鼓腹，平底。口前部为凤的下喙，中部捏在一起，上加凤的眼、上喙、冠，冠向后越过口的后部达于腹部成为鋬，鋬饰象形羽纹，口沿至下腹部施酱黄釉”，这两件器物在考古报告中被定为“茶注”〔31〕，晚唐墓葬多陪葬有成套的茶具，这两件形制别具特色的凤首壶是晚唐茶文化兴盛的见证。另外，山东省济宁市军分区工地出土的茶叶末釉凤首壶，与上述两件器物在形制上颇有相似，但年代略晚，或也是一件茶器。

晚唐五代开始出现无把的凤首壶，除前述易立提到过的河北、山西、内蒙等地墓葬中出土的带有底座的凤首壶中有部分无把外，英国大英博物馆所藏一件晚唐至五代时期的吉州窑白瓷凤首壶，其壶身也无把。这件器物凤首位于细长颈部上端，刻画相当精细，花瓣形口即为凤冠，凤首下部壶颈上饰有五圈凸弦纹，壶身上则饰有卷草纹、莲瓣纹等纹饰，在壶肩部原有一流，现已经残缺。在一定程度上，这件器物呈现了凤首壶的一种过渡状态。海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宋代景德镇窑青白釉凤首壶，该件器物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利用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用经费特意从日本购藏的，2008年拨付给海南省博物馆。该器物不仅没有壶柄，甚至没有流。其瓷质致密，釉色莹润细腻，凤首的塑造更精致非常。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藏有一件白瓷凤首壶，与此件器物非常相似。宋代景德镇窑这些凤首壶，显然已经不具备倾倒和酤注的功能，从其优雅的造型和细腻的质感来看，应是用于欣赏的陈设器。

此外，辽代流行一种被学界称为“凤首瓶”的陶瓷器型，其形态上的突出特点在于：没有壶柄和流，凤首位于壶颈上端，凤冠为壶口。与宋代景德镇窑出品的青白釉凤首瓶相比，辽代的凤首瓶更修长挺拔，器肩较高，器腹向下愈窄，凤冠夸张，多施以黄釉、绿釉。一般认为它们通常作陈设器使用，也作为明器陪葬。辽代凤首瓶的代表作有：故宫博物院藏黄釉凤首瓶、内蒙古博物馆藏绿釉刻牡丹花凤首瓶等。

可以说，凤首壶在晚唐已经摆脱了萨珊、粟特等外来风格；五代两宋时，器物形态因藉实际需要和生活习惯发生了更多本土化的改良和变异；至于辽代，有装乘和倾注功能的凤首壶早已不再流行，而具有陈设功能的凤首瓶则成为一种时代特色的器物。

结语

一直以来，陶瓷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虽然从未受到质疑，但学界已有研究中，有关陶瓷工艺（硅酸盐技术）的研究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相比之下，着重观念、思想等精神层面的研究则显得匮乏。陶瓷的造型演变包含着难以想象的丰富信息，既涉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又承载着我们的文化传统。其发展过程本身，即是一个文化演进的缩影。所以，陶瓷的造型问题，可以也应当放置到更大的文化史、艺术史的背景下来考察。

本文对凤首壶的风格和形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分类。曾经流行于西亚、中亚地区的金银器，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后，对陶瓷器的生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凤首壶的出现即与胡瓶的传入有关。但我国的陶瓷器并没有简单地全面复刻外来的金银器，而是呈现出一个不断融合和创新的本土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类型的凤首壶与胡瓶在造型上的亲缘关系更近，而另一些则相对较远；一些凤首壶可能延续了胡瓶作为酒器、奶器、水器的传统功能，而另一些则或依中土的丧葬习俗和生活习惯，承担起明器乃至陈设器的功用。哲学上一般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人对自然的秩序化，使万物有其位置，并能通达，于是人在其中获得自由。外来文化及其事物，对于在地文化而言，在带来新鲜血液的同时，必然有其不可理解、不可通达之处，此时便往往会有一个复杂而有机的文化涵化过程。艺术也是如此，涵化后的艺术及其产品，是在更高的层面兼顾了本土与外来，从而实现新的通达。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代的中国艺术也面临着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间的碰撞，如何处理其中的关系，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庄严且迫切的问题。借助这项有关陶瓷造型及其风格演变的研究，我们或可以详细地观察古代陶瓷匠师在艺术创作实践中，如何处理“功用与审美”“民族与外来”“传统与创新”等问题，并以之思考当代情景下艺术的走向和出路。

注释：

〔1〕李辉柄《青釉凤头龙柄壶年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

〔2〕贺利《谈谈凤凰及陶瓷器上的凤纹》，《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4期。

〔3〕李知宴《中国釉陶艺术》，香港两木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

〔4〕彭善国《唐代陶瓷凤首壶的类型、渊源与流向》，《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

〔5〕[宋] 李昉等《太平御览》，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卷第七百五十八器物部三。

〔6〕[宋] 李昉等《太平御览》，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卷第七百五十八器物部三。

〔7〕杨瑾《说唐墓壁画中的胡瓶》，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8〕赵晶《唐代胡瓶的考古发现与综合研究》，2008年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6—14页。

〔9〕[清] 彭定求等编《全唐詩》，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百四十三。

〔10〕[清] 彭定求等编《全唐詩》，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百七十七。

〔11〕[清] 彭定求等编《全唐詩》，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百六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