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重重：摩萨德第三任局长阿米特的“准外交”和“六日战争”

哈雷尔功成身退之后，摩萨德走马换将，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梅.阿米特将军成了摩萨德的第三任局长。

阿米特原名梅厄.斯芦茨基，1926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太巴列地区一个犹太人的家庭。

同巴勒斯坦地区许多的犹太家庭一样，阿米特的家人也是千里迢迢从俄罗斯移民过来的。

阿米特早年曾在加加利地区的阿洛尼姆集体农庄工作，后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当年曾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刺探情报。

1944年，阿米特成为哈加纳的一名连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与周围阿拉伯各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就从未停息过。

20世纪50年代，阿米特曾先后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步兵部队和坦克部队中任职。这位年仅20岁出头的年轻军官生性好战，且勇猛过人。他从来不愿意待在后方，总是要求到前线去带兵打仗。

在前线的每次战斗中，他又总是身先士卒。只要是进攻战斗，阿米特就会把手一挥，大喊一声“跟我来”，便不顾一切地第一个冲上去，表现了一种军人的阳刚之气。

当时以色列的军队士气极高，像阿米特这样的勇敢军官也为数不少。后来为了激励士气，“跟我来”便被确立为以色列军队基层分队的战斗信条，阿米特也就成了“跟我来”原则的创始人之一。

从此，年轻的军官阿米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并且很快就成了当时的以军参谋长摩西.达扬将军的好友。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开始前，他被达扬选做随从参谋。不久，阿米特就出任西奈战场南部军区司令。

1958年，他因在进行跳伞训练时受伤而到美国休养，作为一名年轻的以色列军官，阿米特并不满足于匹夫之勇，他利用在美国休养的时间潜心攻读，终于获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他还同美国情报机构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1960年，阿米特回国后被任命为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穆恩”的军情处长。1962年又接替哈伊姆·赫尔佐格将军，成为阿穆恩第六任局长。

在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期间，阿米特曾设法缓解军事情报局与摩萨德之间的争斗。

他上任伊始就公开提出：“在保卫犹太人的工作中，各情报组织不应该互相敌视，而应该密切合作。”然而，他却与时任摩萨德局长的哈雷尔在对情报工作的看法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思维方式也格格不入。

结果是闹得两大情报机构间的矛盾不仅未能缓解，反而更加升级。

阿米特刚出任摩萨德局长时，仍兼任军事情报局局长一职，这为他解决这两个情报机构的矛盾、协调两个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问题提供了方便。

在此期间，阿米特把阿穆恩负责海外行动的“131部队”并入摩萨德，并与摩萨德内部的两个比较小的行动机构合并为“行动处”，从而使摩萨德海外行动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和提升。

阿米特出任摩萨德局长后，对摩萨德以前的一些工作方法进行了改革。

他认为，必须以对原始的情报材料的系统性分析，代替对人的直觉的依靠。他虽然把军事情报局采用的计算机先进技术引进了摩萨德，但同时还是特别强调人的重要性。

阿米特说，谍报工作是“一种智力斗争，技术运用及其他方面的改进，只对人的思维劳动起辅助作用”；同时他又指出，以色列使用的是“人与机器的组合体。在这种组合体中，人是决定的因素，情报界更是如此”。

阿米特的这些理论和后来的实践，对摩萨德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在任职期间，他把摩萨德的海外任务扩大到更大的领域，从而使摩萨德的“政治行动与联络处”几乎变成了以色列的秘密外交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胜过以色列的外交部。

当时，同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外交联络时，往往不是由以色列的外交官员出马，而是由摩萨德驻该国的特工出面。

这一现象当时被人们称为以色列的“准外交”活动。当年摩萨德首任局长罗文.希洛提出的“外围战略”构想，在阿米特任期内得到了实现，以色列同非洲的摩洛哥、肯尼亚、扎伊尔、利比里亚和加纳都与摩萨德建立起了良好的情报合作关系。

摩萨德的特工常常以以色列农业、工业和商业专家、顾问的身份打入到非洲的十几个国家，进行情报渗透和交流。后来，摩萨德又抓住各种机会，与亚洲的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起了友好合作关系，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摩萨德的海外活动空间。直到今天，东南亚的某些国家仍然是以色列摩萨德特工的活动基地。

但是，就在阿米特要将他的这一“准外交”活动继续引向深入时，不想却招致了一场麻烦。

1966年，一位与埃及高层官员相识的外国犹太商人给阿米特捎来一个重要的口信，说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副手哈金.阿玛尔陆军元帅愿意在开罗同他举行秘密谈判。

听到这个消息，阿米特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当他向总理列维.艾希科尔提出这件事时，却遭到了再度出山的伊塞.哈雷尔的否决。

哈雷尔立即向犹豫不决的艾希科尔总理解释说，开罗会谈的建议极有可能是埃及人设下的一个圈套。他提醒艾希科尔总理说，如果阿米特在开罗被捕或者是受审，他就可能在对方的威逼下供出以色列的重要机密。于是，艾希科尔总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次和谈的机会。

几十年后，阿米特仍然为此感到万分的遗憾，认为如果他当初秘密飞往开罗，1967年6月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许就能避免。

当时，以色列同埃及和叙利亚边境的局势极为紧张，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之际。这时，阿米特既然被迫放弃了和谈尝试，那只好将摩萨德的“准外交”活动转向战争了。

1967年5月下旬，埃、叙联军大兵压境，阿以战争迫在眉睫。但是当以色列军队立即进入了紧急状态后，埃、叙联军却按兵不动。

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家，无论是从哪方面都是久耗不起的。为了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他们准备主动发起进攻，以早日结束这种僵局。

但是，投鼠忌器，以色列又担心自己的主动进攻会招致苏联的干涉，于是阿米特便秘密前往美国寻求支持和谅解。得到了美国的无言的承诺后，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主动开战，结果仅用了6天时间便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这就是现代中东史上有名的“六日战争”或者叫“六五战争”。

当时，战争打响后，时任摩萨德局长的阿米特还致信给约旦国王侯赛因，企图离间约旦与埃及的关系。

当然，“六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有赖于摩萨德成功地“准外交”活动，还有赖于它所提供的有关埃及空军的精确情报。

当时摩萨德特工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向以色列军方建议，对埃及进行空袭的最佳时间应该是早晨7时45分。

因为，那个时候对方的飞行员正在吃早餐，空防警戒松懈，而值班人员正在进行交接班，地勤人员正把飞机拖向跑道，一切都正处于无序状态之中。

于是，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群就带着炸弹和情报部门提供的目标清单，于1967年6月5日7时45分准时飞抵埃及11个机场及雷达站的上空，在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奠定了整个战争胜利的基础——埃及空军的飞机和地勤设施，还有那些雷达防空设施，很快就被以军飞机轰炸殆尽。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约旦军队也受到了类似的致命打击。

当时，以色列可供使用的作战飞机共有196架，另外还有12架战机也已经编队在空中集结待命。

在特拉维夫时间7时45分，以色列的第一批幻影式战机和神秘式战机就飞抵轰炸目标上空。为了绕过设在苏伊士运河的埃及雷达监视网，还故意绕了一个大圈子，取道西奈半岛居民区和军事区之间的沙漠荒地和山区峡谷，飞到地中海上空，然后以超低空的高度分别从亚历山大西部飞到开罗机场，从塞得港北部飞到苏伊士运河区机场。

这时，埃及机场上一架架米格式战机和索科尔式战机都毫无隐蔽地暴露无遗，甚至连机衣都取下了，同时他们也没有任何对付空袭的防御，机翼挨着机翼，一行行的战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等待来自空中的轰炸。

当以色列的第一批战机在轰炸和扫射目标的同时，以军的第二批战机已经在航途中，而第三批又开始起飞了。

就这样，从早晨7时45分开始，到10时35分结束轰炸，以色列共出动战机17批次，以每批次不到10分钟的间隔起飞，对开罗、苏伊士运河附近和西奈地区的十多个最重要的埃及机场以及萨姆-2型导弹基地进行狂轰滥炸，投下了大量的重磅炸弹，几乎将其全部摧毁了。

埃及的空军被认为是对以色列最大的威胁，这时所谓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解决了埃及的空军之后，以色列又对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的空军下手了。到6月6日傍晚为止，以色列歼灭阿拉伯国家的飞机416架，其中有393架是在地面被摧毁的。而以色列自己则仅仅损失了26架战机和21名驾驶员。这种悬殊的反差实在是令人震惊。

仅仅经过6天的较量，第三次中东战争就结束了。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三个国家共阵亡官兵2万多人，受伤和被俘6万多人，而以色列仅阵亡809人。

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侵占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城的约旦管辖区、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达6.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它战前面积的4倍。

“六日战争”中最大的受益者除了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独眼将军”摩西.达扬之外，摩萨德局长阿米特也由此声誉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