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区商业名人篇——红顶侨商张弼士

清代闻名海内外的华侨商人张弼士，曾在古越秀地区从商、居住。他在靖海路开设了张裕安堂商行，在朝天路兴建了“张孝友堂”，堂名含继承发扬祖先“以孝友为行”之意，至今此堂还存，附近街道名孝友西、孝友东街。

张弼士

　　对于很多人来说，张弼士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名字，但因这个人而诞生的一样东西，却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这就是张裕葡萄酒。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大半个世纪里，张裕一直是唯一的中国葡萄酒品牌；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里，他是为数不多的甜美记忆——在1915年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商品展上，张裕酒一举夺得四项奖章，这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

　　创办张裕酿酒公司被称为“中国葡萄酒之父”、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的华侨富商张弼士，为人称道的并不仅仅是葡萄酒。他曾当过帮工，开过商行，采过锡矿，成为当时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巨富；他先后任清廷驻槟榔屿领事、新加坡总领事等职，成为亦商亦官的红顶侨商，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颇高地位，是有较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而张弼士回国投资的首站，就是广州。

诚实创业 海外发迹

　　张弼士（1841—1916），原名肇燮 ，别名振勋。生于广东大埔县黄棠乡。咸丰八年（1858），他的家乡遭受严重灾荒，不少人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张弼士也跟着乡亲渡海到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今印尼的雅加达）谋生。初在一家米店当杂工，后来又到了一家纸行当帮工。他做事勤恳认真，聪明过人，而且忠厚诚实，深得老板信任。

有一件事改变了张弼士的一生。一位从欧洲来的海员，拎着一箱子贵重东西，找到张弼士的住处，请他验收。张弼士很奇怪，对这位海员说：“我在欧洲没有亲戚，这东西不是我的。”海员面露难色：“你看，地址和姓名都没有错，退回去我怎么交代？”虽然托运单上的收货人明明是自己，可是张弼士坚决不收。最后，那位海员只好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暂时将箱子寄放在这里，等核对清楚再作处理。临走时他还说道：“如果一年以后，还没人领，这个箱子就是您的了。”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箱子依然没人来取，张弼士也依然未将它打开，他还在耐心等待箱子的主人。此事在当地传扬开来，人们交口称赞弼士为人诚实。纸张行老板非常欣赏他的诚实品德，将店里财务交他管理，后来，又将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了他。这位贤惠的妻子以后成了张弼士事业成功的助手。

　　几年后，岳父病逝，张弼士继承了遗产，开始显示他卓越的经营能力。他先抽出一部分资金，开设了一家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并承办了当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捐务。随后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资产很快得到了较大的扩充。接着，他把目光投入了垦殖开发。当时，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抓住这一时机，抽出大部分资产投入这一事业。同治五年（1866），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殖区间种杂粮，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光绪元年（1875），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以后，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8处，雇工近万人。在经营垦殖开发的同时，他积极捕捉机会创办各类实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开设东兴公司，开采锡矿，赚了一大笔钱；在日里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深受广大华侨欢迎和依赖，业务得到很大发展；在棉兰、槟榔屿大力发展房地产事业，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住宅，；组织了一个联系海内外的药材批发网，国内的名贵药材多经张氏药行批销海外，海外名贵药材及西药，亦多经张氏药行批销回国，沟通了海内外药材市场等。

　张弼士的成功，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注意。光绪十八年（1892），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时，曾向张弼士询及致富之术，张回答：“吾于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吾服膺斯言，本此为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一番高论令龚氏大为叹服。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里，张弼士以其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企业王国，最高资产达到七八千万元，成为当时南洋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翁。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如此，这真是“富可敌国”了！张弼士成为南洋华侨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地的荷兰殖民者也不敢小看他。荷属殖民当局曾几次给他封官赐爵，但均被他一一谢绝，说：“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

步入官场 红顶绅商

　　张弼士与维新派的先驱、时任英国领事又是管理南洋新加坡一带外交的薛福成、维新派的黄遵宪、主管清廷商务大臣盛宣怀、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等人关系密切，深受他们维新兴邦、实业救国思想影响、鼓舞，以一己之力积极参与祖国振兴商务建设。光绪十五年（1889），张弼士在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的号召下，捐巨款救济国内江浙、山东水灾，获授候选同知衔官职，这是张弼士步入晚清官场的第一步。光绪十七年（1891），应清廷商务要员盛宣怀之邀，张弼士回国筹划铁路事宜。光绪十九年（1893），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推荐张弼士担任驻扎槟椰屿副领事。张弼士在领事任内，一方面努力促进广、潮、客、琼、闽各属侨胞团结，发展华人经济实力，并捐资8万元创办了马来亚第一所华侨学校——中华中小学校；另一方面积极地与黄遵宪一道，向管理南洋新加坡一带外交的薛福成呈禀要求豁除海禁，保护回归华侨。薛福成据此向朝廷奏上《请豁除海禁招徕华民疏》，并得以实施，使华侨回祖国有了法律保障。光绪二十年（1894），张弼士再获赐三品衔候选知府。是年7月，黄遵宪奉命调回国，张弼士接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张弼士在总领事任内，又得授道员衔。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弼士慷慨捐资20万元创办路矿、学校，又得授候补三品京堂。同时应盛宣怀邀请，在盛宣怀督办的铁路及大清银行中担任要职，这样张弼士便以官商面目出现在晚清经济舞台上。

光绪二十年（1894），作为清朝振兴实业的统筹机关商部成立，张弼士被聘请为商部头等顾问。张弼士在任顾问期间借鉴西方管理模式，积极协助商务大臣戴振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商部颁布了《商人通例》，对经营商务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接着又奏颁了《商部章程》，不久又颁布了《破产律》，对出于无奈的“亏蚀倒闭者”，予以“维持调护”。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清政府批准了商部拟订的《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洋官商”，都“可禀请开办铁路”，鼓励华商集股兴办；此后商部又奏准了《暂行矿务章程》，鼓励“集股开矿”；在《试办银行章程》里，也欢迎集资开办。

　　在此期间，清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劝导华侨投资国内以济国内货力之穷，先后授张弼士太仆寺少卿、太仆寺正卿、头品顶戴，并于1905年派张弼士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督办闽粤工、商、路矿事宜，劝导华侨归国投资。张弼士此行作为清廷派到海外华埠的第一个高级别专使在南洋各华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张弼士到新加坡时，“沿街诸铺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为堵，极一时之盛。”收到扩大清廷在华人社会中影响的成效。此时的张弼士已跻身于清王朝的高级官员的行列之中，成为清王朝的海外首位红顶绅商。 而他自己也开始在19世纪90年代起，将大量资金调入中国，投资实业，实践他实业救国的理想。

实业救国 广州起步

　　张弼士在海外回国发展实业的首站选定广州。固然当时的广州是华南的通商口岸，毗邻港澳，商贸发达；还在于它是家乡的省会，让张弼士体会到乡情。他在广州靖海门（今靖海路）创办了张裕安堂药行，专门把国内的名贵药材经药行批销海外，海外名贵药材及西药，亦经药行批销回国，沟通了海内外药材市场。他还在广州开办广州振益公司、亚通（织布）公司、广东靖海门农工商矿局等十多家企业。还置有不动产如靖海路的张裕安堂和广州河南（今海珠区）新安里的五知堂等府第。又在朝天路建有孝友堂，今天的孝友西、东街也因张孝友堂而得名。

　　张弼士在国内的投资颇有建树，但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创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树立了让世人为之震惊、令国人为之骄傲的中国葡萄酒的品牌。

　　历史的契机加上强烈的爱国之心成就了这位中国葡萄酒酿造第一人。

　　1890年，张弼士任巴城商务领事时，有一次参加法国领事举办的酒宴，席间，人们对所饮法国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名酒大为赞赏，法国领事为此大谈酒经，并对张弼士说：“此酒用法国波尔多地区盛产的葡萄酿造，如用中国山东烟台所产的葡萄酿造，酒色并不逊色。”

　　张弼士问：“这话怎说？”

　　法国领事犹豫片刻后告之说：“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我也是其中一员，法军驻屯天津附近时，我曾与其他士兵一起，到烟台采集了大批葡萄回营，用随军携带的小型压榨机压汁酿造，味道香醇，酒质与法国白兰地可相为媲美。当时，法国官兵曾议论，瓜分中国领土时，法国要力争山东，好在烟台设厂酿酒。”

　　张弼士听后大为震惊，将此事牢记心中。光绪十七年（1891）年，张弼士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事宜。张弼士借此机会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确是种植葡萄的好地方。当即决定于此投资设厂，定名为“张裕葡萄酿酒公司”。1892年，张弼士投资300万两白银，辟烟台两座占地千亩的荒山，栽植从德、法、意等国引进的120多个优质葡萄品种，建立自己的大葡萄园；引进压榨机、蒸馏机、发酵机、白橡木贮酒桶等酿酒先进设备，建造闻名中外的地下大酒窖，重金聘请欧洲一流酿酒师，建立了我国最早采用现代科学技术酿造葡萄酒的大企业。

　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伴随着失败与成功的考验，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终于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酿的酒色泽金黄透明，酒质甘醇幽香，风行全国，远销海外，在世界市场上崭露头角。1915年，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商品博览会上，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送展的“可雅白兰地”、“红萄萄”、“雷司令”、“琼瑶浆”（味美思），一举荣获最优等奖和4枚金质奖章，这是中国商品首次在国际上获得如此殊荣，“可雅白兰地”也因此而命名为“金奖白兰地”，成为驰名世界的名牌。从此，葡萄酒这种极品酒只属于西洋的历史被永远改写，张弼士在在山东烟台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工业化生产葡萄酒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

　　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题词“品重醴泉”，以示嘉勉；康有为下榻张裕酒厂亦曾书赠绝诗一首：

　　浅饮张裕葡萄酒，种植豆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风雨兼程终不悔，留得芳香在人间。张弼士在总结张裕创业史中写道：“备历艰阻”、“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乃能不负初志。”

赤子情怀 光昭日月

　　民国初年，张弼士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立法会议员、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等。但北洋军阀政府的相互倾轧，他却看得十分透彻，对参政并不热心，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实业救国”。

　　张弼士侨居海外，对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有切肤之痛，每每遇到难堪之事就会拍案而起。

　1898年，张弼士一行3人和一名德籍家庭医生准备从印尼乘坐德国班轮前往新加坡办理商务。他叮嘱管事购买4张头等官舱票。船票买回来，却只有一张官舱票，3张统舱票。张弼士很奇怪，问管事为什么只买了一张官舱票，管事无奈地说“德国轮船规定华人不准购买官舱票，那张官舱票还是德国医生买到的。”张弼士听后，当即勃然大怒，将4张船票撕得粉碎，随手举起慈禧太后赏赐的御窑宝蓝大花瓶向地板砸去，打了个稀巴烂，并愤然吼道：

　　“岂有此理，华人不能坐官舱，什么苟例？简直欺人太甚！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不可欺！”

　　他感到炎黄子孙的尊严受到了严重侵犯，良久不能平静。

　　“朝廷无能力办商船，我张某来办！”张弼士对一同来的创办潮汕铁路的张耀轩说：“记住，以后我的商船凡德国人一律不卖票！”

　　不久，张弼士邀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共筹航行苏门答腊及中国南部海面的远洋航运，创办了“裕昌远洋航运公司”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从此，辽阔的太平洋上开始出现飘扬着中国大清龙旗的侨办远洋巨轮，并专门与德国轮船同走一条航线，比德国的同等官舱票价低一半，并且一报还一报，不卖票给德国人，迫使德轮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大长了中华人的威风。

　　可是，他明白，这种做法只是泄一时之愤，于改变国家命运起不了什么作用。他尽己所能给当时积贫积弱的祖国和举步维艰的革命事业以慷慨支持。

　　民主革命初兴，张弼士即鼓励儿子张秩捃加入同盟会。当革命党人在海外秘密活动时，张弼士便指示其南洋企业秘密援助，并通过胡汉民暗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弼士又向孙中山捐赠一笔巨款。

　　张弼士在清代时就已关心公益事业，光绪二十六年（1900）黄河决口成灾，张弼士目睹灾区惨状，深为同胞遭难而忧虑，急回南洋募捐百万两银款赈灾，清政府为此赐其“急公好义”牌匾，竖于其故乡大埔。

张弼士在海外倡导教育，弘扬中华文明更是不遗余力，在新加坡等地，他创办了中华学校和应新华文学校，又专门设置福利基金为外出学子辅助学费。在他的带动下，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相继兴办了8所华文学校。他在汕头设置“育善堂”，购置数十间楼房堂产作为嘉应五属福利基金，为出国学子补助学费等。光绪卅一年（1905），他获清朝光绪皇帝恩赐御书“声教南暨”匾额一方。在受匾典礼上，张弼士慷慨陈词：

　　“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埠设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可不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

　　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称“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为第一人”。张弼士的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报国之志可见一斑。

　　1916年9月，张弼士为庆祝“可雅白兰地”酒荣获金奖和赴美之行成功，在印尼巴城五知堂设中秋宴会，答谢中外宾客。会上他异常兴奋，频频举杯祝酒，导致心肌绞痛，12日，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荷兰皇家医院，享年75岁。张弼士病逝后，移柩返籍途经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政府下半旗致哀，港督躬亲凭吊，民众到处设牲祭奠，可谓生荣死哀。国学大师章炳麟亦敬送挽联“南人光祖国，天际以归魂”。

　　张弼士逝世后，其后人遵从他的遗愿，捐资给广州的岭南大学建“张弼士纪念堂”大楼。他在广东各地创办的守业，后来虽然屡遭变乱而消失，但其爱国精神永为人们崇敬。

　　　　　信息来源：(摘自越秀区——《越秀商业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