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贸易作掩护的红色交通站，两根金条起家，90年后成万亿资产集团

1931年4月，随着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原中央特科人员大部分暴露，上海原有的地下交通站必须放弃。

事实上，所谓的交通站，就是上海街头的小店铺。一方面，以做生意的形式，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接头。另一方面，还可以筹措经费，为地下党提供生活和后勤保障。

危急之际，特科新负责人陈云，在上海南京路附近一座不起眼的弄堂小宅里，约见了秦邦礼。

地下交通站

秦邦礼，又名杨廉安，是当时党内临时负责人秦邦宪（博古）的胞弟，江苏无锡人，1908年8月生，14岁开始在无锡复元钱庄做学徒，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云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两根金条，交给秦邦礼，严肃布置了第一个任务：以这两根金条做启动资本，建立新的交通站，并为党筹集经费。

秦邦礼很快开办了一家米铺，把老家无锡的大米运到上海出售。

这是新特科开办的第一家店铺，有了它作掩护，特科在租房子或者营救被捕人员的时候，就可以出面“打保单”。

借助以前在钱庄、店铺的工作经历，加上出众的商业天赋，他把米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很快就赚了钱。

一年内，他又陆续开了家具出租店、糖坊、南货店和文具店。秦邦礼认为，“开店有风险，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万一敌人破坏了一家店，损失不会太大，联络也不会中断。”

一次，地下党正在家具店开会，突然遭到中统特务、国民党军警搜查。大家迅速将秘密文件藏在家具夹层中，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麻将，让特务空手而归。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共成员经常往返于上海和瑞金之间。

从上海到瑞金，要走“汕头-大埔-上杭-汀州”路线，跨越白区、半游击区和苏区，前段全是水路，后段尽是山路，路途遥远，坎坷艰辛。

为了保证上海与中央苏区交通的安全顺畅，有必要在汕头建一个交通站。

按照陈云的指示，秦邦礼在汕头开办了“中法药房汕头分店”，分3批转移200多党员干部，前去中央苏区。

其中，护送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李德是德国人，外貌特征十分显眼，一路上不断遭到检查盘问。

秦邦礼想尽了办法，先是把李德乔装成外国游客，乘坐英国轮船到汕头。

从汕头出发后，秦邦礼又把李德装扮成考古学家，待到大浦后，又将其化装成传教士的模样，身穿一袭黑长袍，胸前佩戴十字架，成功避开国民党军警的多次盘查，顺利完成了护送任务。

抗战期间，白求恩等多位外国医生、记者，上千名华侨青年，取道香港，在秦邦礼等人的护送下，前往延安。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香港沦陷。秦邦礼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在港8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转移到内地和海外，以免他们落入日军之手。

解放前夕，1948年9月至1949年初，秦邦礼根据中央指示，分4批将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等300多名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安全护送到解放区，为确保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做出了突出贡献。

红色贸易

中央红军反“围剿”时期，秦邦礼奔波于上海、汕头、瑞金之间，提供苏区急需的各种物资。其间经历多少艰难险阻，多少生死坎坷，一言难尽。

抗战爆发后，为掩护、协助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陈云指示秦邦礼到香港开设公司。

1938年，秦邦礼带着“八根金条”的启动资金，来到香港，在铜锣湾希云街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阁楼上，创办了一个小公司。因为在无锡方言中，“联合”与他的化名“廉安”发音相近，他便将公司命名为“联合行”。

联合行的公开业务是经营南北杂货，实际却是秘密采购陕甘宁边区急需的药品、发电机、汽车配件、电子管、 X 光机、鞋袜、军毯等物资。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秦邦礼撤回内地，只留很少的员工在港运营。为了将经费送回延安，他缝制了一件特殊的马甲，马甲内侧有一个个小口袋，把钱装进去，外面再穿上一件袈裟，从广东经广西，靠步行和坐船，通过日军的重重盘查，终于抵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这半年，他一路化缘，党的经费不曾动用分文，而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们，则与难民一起留在湛江，直到抗战胜利才举家团聚。

1942年，根据组织安排，秦邦礼以侨商身份，回到华南，先后在广东曲江、广西桂林、贺州八步区开展商贸活动，经营西药、纱布、食盐、无线电器材等商品，为党秘密采购各类物资。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为尽快打通东北解放区与香港的海上贸易通道，陈云再次指派秦邦礼前往香港，建立外贸桥头堡。

1947年春，秦邦礼化名杨琳，在香港德辅道中贸易行大楼，开设“联合出口公司”。

最初的联和公司，仍旧是秦邦礼和妻子黄美娴的二人“夫妻店”。组织上缺少资金投入，黄美娴便将父亲留给她的花园洋房的一部分，租给两位英国人，靠收房租来维持公司的日常开销。

1947年东北农业大丰收，但由于战火纷飞，解放区的黄豆运不出去，农民无奈之下，直接拿黄豆烧火取暖。秦邦礼租了两艘3000吨的轮船，昼夜不停抢运，将东北6百万吨黄豆运到香港，转口出售。

公司还在大连租用苏联船只，往返于大连、罗津、香港之间，运出山货、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买回解放区急需的棉花、药品、医疗器械、化工原料等。

当时，解放军穿的布鞋，下一点雨就湿透了，而且很容易坏。因为香港靠近橡胶产地，秦邦礼就设计了一款“胶鞋”，从鞋底到鞋帮一寸的高度，都用胶皮，鞋面用帆布，这样，既是布鞋，也是雨鞋。因为实用性好，这款鞋子被人们叫为“解放鞋”，不仅供应解放军战士，在民众中销量也很大。

淮海战役中，支前群众小车上推的物资，很多就是公司从香港采购的。

随着生意规模不断扩大，秦邦礼提议将“联合出口公司”改名为“华润公司”，“华”即中华，“润”字三点水，分别代表长江、黄河、珠江，以此表明公司业务横跨越东西，纵贯南北，始终是为祖国与人民战斗的。

1948年12月，华润公司正式挂牌。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了平抑国民党留下的高通胀，解决 “两白一黑”（即棉花、粮食和煤炭）困境，华润的轮船奔忙于各地，满载急需物资开往上海。

1950年夏，中央决定在香港的中央、华东、华南3个系统的16个单位合并入华润，成立香港贸易委员会，秦邦礼任主任，兼任华润公司总经理。

1950年，解放军进军拉萨，华润筹措了上百万吨粮食，经由印度和巴基斯坦，再由解放军的马帮通过乃堆拉山口，辗转运到拉萨。之后10多年，华润一直从香港来保障进藏部队的后勤供应，不与当地百姓争粮食。

1956年，华润发起并筹办首届广州出口商品展览会，拉开了“广交会”的序幕。

突破禁运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的出口，实行全面的许可证制度，“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红色中国。” 甚至包括废橡胶在内，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禁运。

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第500号决议，促使盟国和其他中小国参加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

在美国的强力逼迫下，港英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禁运法令，组建了庞大陆海的“缉私“队伍，昼夜不停地巡逻盘查，严禁各种物资运往大陆。

而美、蒋军舰则如海盗一般，拦截劫持过往商船，扣下全部违禁货物，驶往我国北部港口的航线被切断。

5月，我方一艘驶往大连的轮船，被美国军舰拦截，船员被扣押，周士栋等人在遭受严刑拷打后牺牲。

华润公司联合霍英东、包玉刚、董浩云等港澳爱国企业家，想尽千方百计，突破敌人的禁运和封锁。

当时，橡胶和轮胎，是国内尤为紧缺的战略物资。

1950年底，陈云提前意识到西方对中国的禁运即将收紧，指示华润，派出谭廷栋到新加坡，指挥工作人员，在马来西亚等地抢购了3745吨天然橡胶，并以租用的形式，将船运任务交给了“南斯摩洛”号。

“南斯摩洛”号船主，是马勒家族在上海创建的马勒航运公司。

1951年5月12日，“南斯摩洛”号打着英国米字旗，从新加坡出发。18日，在海南岛附近海域，被英国两架战机和“哥萨克”号驱逐舰拦截，被勒令返航，于5月23日再次回到新加坡港，一进港即被扣留，理由是向中国运送违禁物资。

随后，“南斯摩洛”船员开始在港口拍卖兜售船上橡胶，这种表演，让对方放松了警惕。

5月29日晨，“南斯摩洛”号突然出港，高速驶向海南岛，途中几经周折，终于将前线急需的橡胶送到榆林港。

因为“南斯摩洛”号事件，多名华润派驻新加坡职员及家属，事后遭逮捕，受到严刑拷打，经多方营救才被释放。

1952年11月20日，霍英东麾下主力运输船，绰号“黑猫”，遭水警追捕，在途中被水警船撞沉，不仅损失全部五金货物，还有两名船员不幸身亡。

在华润的努力下，港澳与内地之间，形成了切不断的交通线，有力地打破了敌人的封锁。

时光荏苒，谁又能想到，90年前特科开设的那家小米店，能够一步步成长为今天的华润呢？

截止2020年底，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拥有2,300多家实体企业，总资产达18,300亿元，成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第79位的大型央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