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宾大教授：15万名校“废物”，被困在学历围城中

去年，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曾引发过热烈讨论，12万余人的小组中，名校学子们以“废物”和“小镇做题家”自嘲，诉说着名校学历在现实前的脆弱。

在“小镇做题家”之后，豆瓣上又出现了一个“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小组，成员接近３万人。

携镀金学历归来的海归学子们在这里自称为“海归废物”，在求职困境、生活压力和抑郁情绪之间愈发迷茫。

985和海归的名校学子们，本该是天之骄子，却依然力不从心，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是他们还不够优秀，还是因为学历不值钱了？教育到底是社会流动的阶梯，还是障碍？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社会学专家兰德尔·柯林斯在其经典著作《文凭社会》中做出了分析。随着教育通货膨胀，学历贬值，更多的教育并不会带来更平等的机会和更好的工作岗位。

这一点似乎有违我们的常识。但今年大刀阔斧实施的双减政策也提醒了我们：激烈的教育军备竞赛毫无意义，教育与学历不能完全划等号，否则学历贬值之下，没有人是获胜者。

高学历与好工作，有必然联系吗？

不难发现，这几年来，每年的毕业季几乎都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今年国内高校应届毕业生更首次突破900万。即便是在毕业生中顶尖的那批985、海归学子，最为困扰的也依然是就业问题。

问题的很大一个来源，就是他们所受教育与就业所需技能之间是脱节的。

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越来越多，这个问题也越发明显。秋招时颗粒无收，或是好不容易找到工作，才发现一切工作技能都要从头学起……

在柯林斯看来，大学并非用来提供未来就业所需的必备技能：学生们在大学中接受的都是大量与未来工作无关的教育，而即便是理工科的所谓实用内容，多半也赶不上现实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

人们在工作中能学会的实际技能远多于大学教育所带来的。专业对口的神话早就被打破，你我都心知肚明大学专业和真正工作所用，几乎都不是一码事。然而还是拦不住现在的父母们前赴后继地“鸡娃”，为孩子教育掏空家底。

那么大学教育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

现在的新型大学教育的魅力，源于其在地位上的吸引力，而非培训能力上的效率。现代大学教育，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实用主义准备的。

美国大学在19世纪时也曾进行过一场“实用主义”的改革，却以失败告终。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大学教育的核心是一种获得地位认证的仪式。

大学与地位挂钩的意识从20世纪开始牢牢植入每个人的观念里，大学学位似乎就对应了成功，但没有人能具体说清楚作用在哪里。

随着大学本科的不断扩招，本科生的“地位”明显有所贬值，这种文化地位层面的竞争又扩展到了硕士、博士。

柯林斯指出，这种学历通胀的情况导致，原本只需要初中、高中学历的工作，随着受雇群体学历的水涨船高，要求都上涨到了大学本科。对于个体来说，面对这种学历贬值情况，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继续提升自己的学历。

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也不罕见。前不久，河南中烟下辖卷烟厂的录用名单引发大量关注，一线生产操作岗位上，不乏985毕业生、硕士研究生。

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争辩这是否大材小用。在学历通胀的当下，这几乎不可避免。

本科生、研究生的数量增加，雇主为了高效筛选员工，只能提高学历标准。而求职者为了找到工作，不得不随大流提升自己的学历，去考研、深造、“镀金”。

在“文凭社会”中，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循环。大部分名校学子依然停留在以前“好大学＝好前途”的虚幻泡影中，却忽视了这已经是大学毕业生一年达到900多万的2021年。

柯林斯把劳动分为两种：生产劳动和政治劳动。前者生产财富，如技术工人；后者分配财富，一般不直接创造价值，如投行咨询。政治劳动在实质上越来越趋向于“闲职”（sinecure sector）；而随着科技发展替代了生产劳动，劳动市场上的“闲职”也越来越多。

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丧失，少的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力，而“闲职”劳动力却已经十分饱和。大学生们的眼睛却几乎都盯着“闲职”。

岗位的饱和也导致国内大学、研究生一再扩招，以减轻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求职困难问题，让人们推迟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减缓就业压力。虽然就此带来的几年过后毕业季更难的就业情况，还未被纳入考虑之中。

所以，一面是“人口红利不再”，一面是“最难就业季”，看似冲突的吊诡现实正在上演。

教育是向上的通道吗？

文凭作为一种代表着无用知识的“地位象征”，在区分“生产劳动”和“政治劳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对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这三类工作的考察，柯林斯发现文凭所代表的往往是政治型的“文化通货”。从大趋势上看，任何时代凡是取得较高文凭的人，大多数具有较好的家庭背景、较为强烈的受教育欲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足以支撑脱产教育的经济条件。这些人的属性，完全符合“闲职”的要求。因此，文凭可以帮助雇主在雇佣“闲职”人员时进行区分。

这种社会建构下的文凭，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通货”，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货币，即经济实力在“文化”方面的体现。

柯林斯的研究主要基于美国情况，但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所体现。高考刚恢复的数十年来，许多寒门学子吃到了这一红利，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社会分层基本稳定，家庭经济条件与教育投入成正比，寒门出贵子的情况越来越罕见。

2017年北京市高考状元熊轩昂就曾承认过，自己的家庭条件为学习带来很多“捷径”。

经济条件越好的家庭，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投资往往越多。这些父母更愿意并且有实力让孩子学大提琴、学壁球、上补习班，取得高学历，而非早早辍学读书。即便大家都清楚现在的大学文凭没有上世纪那么“值钱”，但他们依然愿意大量投入以让孩子未来从事“政治工作”而非“生产工作”。

文凭，是文化通货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家庭背景最直接的体现。

在接受采访时，柯林斯也对中国的情况做出分析。现代中国与美国的文凭通胀略有所不同。中国教育体制的“精英性”更强，因为大学的录取极度依赖于考试成绩。美国大学的录取，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采用多项标准，包括标化成绩、课外活动、多样性等等，有一定的反智倾向，而中国则集中关注学生的智力表现。

兰德尔·柯林斯

由于人口基数够大，中国目前的情况并没有美国那么极端，但已初现端倪。中国的老父亲老母亲们，为了孩子教育，大量把钱投入课外辅导培训，或是将孩子低龄送出国留学。在中国，文凭也越来越成为家庭背景的投射。

也许是国家嗅到这其中危险的味道，所以在今年年中大刀阔斧地实施了双减政策，一时间搅动了行业内部和家长群体。

然而从长期来看，也许这一政策能有效阻止中国社会向极度文凭通胀滑落，也能让“寒门”再出“贵子”。

分流，也是阶层固化

中国家长们一直关心的普职分流情况，在《文凭社会》一书中也被提及。

在美国以外，很多国家将中学教育分为两三种机构：一是精英组织，如英国的公立学校，德国的高中，法国的国立高等预科学校，教授传统上流文化，目的是通向大学教育；二是商业高中，培养学生直接进入商界或从事文书工作；三是为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设置的职业技术学校。这被称为“保荐式流动”系统。

而美国则是“竞争式流动”系统，没有关键分流点，甚至在本科前两年也没有专业分野，而是秉承通识教育。

欧洲的分流系统早早将孩子分流到不同专业训练中，定下每个孩子的职业发展路径。

而美国则将专业划分推迟到整个教育体系的最末端。高中文凭本是精英教育中的一环，现在却几乎全民普及；本科训练被研究生教育替代，而回报率最高的专业，甚至需要博士后阶段的训练。

中国的教育模式介于二者之间。中考的普职分流意在学习欧洲、新加坡，培养更多“生产工作”劳动者，而那一半进入高中学习的孩子，则如美国的“全民精英教育”一般，从此就在学历竞赛中无限内卷，不得喘息。

由于中国固有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想法影响，绝大部分家长无法平和地接受孩子被分到职业教育系统中，职业教育出来的学生也处于社会的鄙视链下端，不但加剧了普职分流带来的提前阶层和职业固化，也将教育的“军备竞赛”提前到了初中甚至是小学，只为让孩子进入高中，然后继续“鸡”孩子进入名校、提升学历。

柯林斯认为，教育的基本作用是作为文化证书和社会流动的障碍——没错，教育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反而是障碍。教育是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卡，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关卡，要过关必须付出代价。而这一代价是越来越大的。

难道说，我们今天所依赖的教育系统，是完全无用的吗？

当然不是。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水平，全民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社会职能挑选一部分人进入“闲职”的情况下，文凭作为一种“通货”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也是唯一可行、相对公平的。

也许到了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人都可以用极少劳动获取舒适生活时，作为“文化通货”的文凭会自行消亡。但在此之前，我们除了接受这一文凭社会，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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