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杨清：探索发展新理念 采用“GDP+”度量指标 助推发展新格局
围绕“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努力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先行示范者”的主题，建议深圳在产业优势与经济实力的基础上，采用“GDP+”度量指标，积极参与和推动国内大循环，构建产业与消费新格局。
一、从GDP到“GDP+”（GSP）
GDP是衡量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传统综合指标。但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家构建国内大循环，单纯的GDP考核逐渐被弱化，转向“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GDP如其定义，以“属地原则”为基石，对区域内企业在区域外的投资与发展关注有限，不利于引导和激励本区域走出去参与国内大循环。
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议升级经济发展的度量指标为GDP+：对于本地经济发展（即对内部分），在原来GDP基础上，侧重人均GDP等指标，以推动产业升级，聚焦GDP增长质量；对于异地经济发展（即对外部分），参照GNP指标，引导和鼓励本地企业走出深圳，推动国内大循环。
相对于GDP，GNP采用“国民原则”而非“国土原则”，即只要是本国（本地区）居民创造的价值，无论其是否在本国（本地区）内，均计入本国或本地区的GNP。
将其应用于深圳，我们可以定义“GSP”（S=深圳，可读为“G深P”） ，即只要是深圳本地的企业或个人，按照国家战略导向，在深圳以外特别是东北、西北等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地区开展经营活动或进行资本或商业投资所创造的价值，都可按一定折算口径，计入深圳的经济发展成果。
二、采用“GDP+”（GSP）度量指标的必要性
1.先行示范，升级发展新理念
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理念也需要革新,采用新的经济发展度量指标，也符合先行示范的探索精神。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积极引导企业从国内走向全球积累国家财富，是一个趋势。以日本为例，其人力、土地等资源有限，但资本充足，与深圳类似。日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启海外扩张，打造了庞大的海外经济体系。据统计，1983年到2007年近25年间，日本海外企业销售收入从零增长到2万亿美元，海外总资产达到5万亿美元，与日本当年GDP相当，在海外“再造”了一个日本。
根据2020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深圳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榜首。立足于打造全球标杆城市，深圳应升级发展理念，借鉴日本借助“全球化”取得大发展，在国内大循环这一“全国化”形势下,用“GDP+”鼓励和引导本地企业走向全国。
2.顺势而为，推动国内大循环
在美国对华持续遏制、新冠疫情叠加、外部形势动荡、逆全球化的不确定性短时间难以消除的背景下，党中央提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部署。深圳作为改革创新的前沿，通过“政策支持+市场引导”的方式，利用深圳的产业、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资源和优势，与其他地区形成优势互补，例如与西北和东北地区丰饶的旅游与农业资源合作，打造中国特色的旅游和高端度假休闲产业、绿色健康的生态农业等，实现资源的跨区域配置与流通。
在这一过程中，深圳得以助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落地，在区域发展中彰显深圳特色的同时，拓宽深圳产业边界和战略纵深，进一步增强深圳的综合竞争力。
3.产销对接，实现先富帮后富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受益于国家的优惠政策，率先富裕起来，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深圳秉持“感恩改革开放、回报全国人民”理念，以先富带后富，以先进带后进，一方面帮助后富、后进地区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利用深圳巨大的消费市场消化其产能，实现供给与消费的匹配，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在具体实施上，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基金引导、专业企业参与、扶持政策配套、物流航班对接等举措，支持双方消费市场与产能的对接，实现国家共同富裕的初心使命。
4.区域规划，未雨绸缪防突变
2019年深圳人口密度6730人/平方公里，高居内地城市榜首，成为“最挤”之城，与同期香港的6793相当。土地少，房价高，以及“大城市病”降低宜居指数，成为深圳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瓶颈，降低了对高端及年轻人才的吸引力，限制了企业发展，过高的人口密度，也埋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隐患。
早在2015年，比尔·盖茨就预言，全人类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再是核战争，而是全球疫情。2020年新冠疫情不期而至，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快速应对，以雷霆之势控制住疫情，但全球范围内疫情尚未过去，病毒变种还在继续，海外至今仍为疫情笼罩。试想未来一场传染性和致命性更强的未知疫情，如果突然发生在高密度人口集聚的深圳，我们将如何应对？
综上，深圳应未雨绸缪，着眼于将深圳打造成为聚焦高端产业的宜居城市，适当将产业链布局于内循环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以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带动偏远地区、欠发达地区共发展，实现更多共赢的财税收入，既惠及全国也惠及深圳。
三、具体建议：助力企业“内循环”，打造深圳新名片
1.落实理念，积极争取政策支持
明确深圳在国内大循环建设中的责任与担当，深化先行示范区优势，向中央申请在深圳试行“GDP+”（特别是GSP）考核，同步争取创新政策支持。比如，可以基于GSP区域外贡献给深圳以税收、发债支持，给“走出去”的产业及企业以税收、金融服务优惠等。
2.政府搭台，提供G2G支撑模式
参考早期新加坡在中国设立新加坡工业园的模式，深圳主动对接西北、东北等内陆区域政府，在目标区域设置统一标识和服务管理规范的深圳产业园，以G2G（政府对政府）的对接，解决深圳资本和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营商环境等痛点。
3.市场引导，推动深圳产业异地开花
梳理深圳在全国产业结构大局中的定位与发展需要，以政府投资基金为引导，组织民间资本跟进，推动深圳优势产业和企业在合适的地区延伸相关产业链，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与产业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比如做大消费市场，可以与东北地区合作打造高端旅游产业集群，与西北地区合作建立绿色环保农业基地，与中部地区合作开发制造业园区。深圳拥有多个消费金融总部企业，可以跟随产业和终端客户，提供贴身的2B2C金融解决方案，实现深圳消费市场、流量与目标区域产品、场景的深度结合。
比如金融科技产业，可以将研发、数据、营运等后台中心，在目标区域设立深圳产业园，高效打造产业集群，有效缓解深圳资源瓶颈，带动内陆发展。
一个极具张力的深圳，将更有条件聚集高端人才，造就高端产业，打造宜居城市新生态，形成更高质量的GDP+和更具使命的G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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