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架飞机三次呼救后爆炸，指挥塔大惊：机上有没有周恩来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印尼、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5国致电中国政府，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4月18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邀请瞬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因为这次会议非同寻常，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由印尼、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5国发起，有29个亚非国家和政府代表团参加。

对于中国而言，正是打破美帝封锁，建立同亚非国家关系的难得契机。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欣然应邀。

当时，周恩来总理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还没有完全康复。但他不顾身体虚弱，坚持亲自带队，率陈毅、叶季壮、章汉夫和黄华、乔冠华等人出征万隆。

万隆是印度尼西亚第三大城市，距离印尼首都雅加达大约200公里。由于当时中国没有直飞印尼的航线，只能取道香港，租用外国飞机前往。

结果几番周折，没有租到大型飞机，租了印度一架中小型客机，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这架飞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克什米尔公主”号。

4月11日中午12点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启德机场准时起飞，前往雅加达。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下午6点半，这架“克什米尔公主”号突然在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一连三次发出求救信号。

雅加达机场顿时一片惊慌，指挥塔当即对着对讲机高声喊问：“机上有没有周恩来？有没有周恩来？到底有没有？”

只听机长回了一句：“没有”，联系突然中断。

当晚，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接到印尼安塔拉通讯社发来的电讯：中国代表团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印尼领海上空起火爆炸，下落不明。

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惨案。

“克什米尔公主”号为何会突然爆炸？周恩来为何不在飞机上？这中间有什么隐情？事件后续如何发展？这一切要从缅甸总理吴努的两封电报说起。

4月初，就在中国政府确定周恩来带队赴万隆后，缅甸总理吴努发来两封电报，诚挚邀请周恩来总理赴万隆之前，到缅甸仰光去休息几天，由他们派飞机到昆明来接。除了周恩来，吴努还邀请了其他好几个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领导人。显然，这是一个开展工作的好机会，周总理欣然同意。

4月7日，周总理和陈毅等人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从北京飞到昆明，放弃了原先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计划，准备乘缅甸的飞机前往仰光，再从仰光直飞万隆。留下少部分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继续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由香港飞往雅加达。

所以，“克什米尔公主”号出事时，周恩来并不在飞机上，而是在昆明，焦急地守在电话旁。

事实上，从“克什米尔公主”号一起飞，周恩来等人就一直在关注它的动向。因为，他们提前收到了有人要炸飞机的消息。

就在周恩来等人前往昆明时，我外交部从特殊渠道获悉，国民党特务收买了香港机场地勤人员，要把定时炸弹放进“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油箱里。

外交部把这一消息紧急电告周恩来，周总理当机立断，做出了一系列指示：

一是派有关人员查明真相，采取防范措施；

二是要求外交部把台湾特务要炸机的情况火速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中国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请香港当局保证中方人员安全；

三是要求外交部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要他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上代表团成员的安全。

外交部和新华社严格落实了周总理的指示，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同志，凌晨一点半找到了印航驻香港分公司的经理，通报情况。当面得到保证：一定采取安全措施，派印度工程师去检查油箱，并将亲自在旁监视，不让任何人接近飞机，加油、增添食品、押运行李一律派公司专人负责。

但没想到，采取了这么多防范措施，悲剧还是发生了。

这起明显有预谋的惨案，为本来欢欣愉快的万隆之行蒙上了一层阴云。大家都为周总理的安全担心，很多人劝他不要去参加万隆会议了，毛泽东专门把电话打到了昆明。对此，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寥寥数语，展示了周总理的态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4月14日，周恩来率代表团飞抵仰光。当晚，中国，缅甸、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六国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影响，商谈亚非会议上可能出现的形势。

会上，周总理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 ”原则，鼓舞其他国家首脑一起把会开好。大家都为周恩来大无畏的精神所振奋，更为他的真诚所感动，打消了忧虑，决心共同为推动亚非会议的胜利而努力。

4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仰光，飞赴雅加达。在机场告别时，为了防止意外，他要求所有人都在距离飞机50米以外告别。

代表团飞经新加坡时，突然下起了大暴雨。他们这次乘坐的是“中小型”飞机，不能超高空飞行，必须临时降落，等暴雨过去。

鉴于当时新加坡还没有跟中国建交，而且国民党在新加坡活动猖獗，有人对降落在新加坡表示担心。

这时，周恩来拿了主意：听机长的。

降落到新加坡机场后，闻听周恩来等人到达，机场老板亲自登机表示欢迎，邀请周总理到贵宾室休息。盛情难却，周恩来决定少数人下去，其他人仍留在飞机上。

刚进贵宾室，代表团里的廖承志就发现门口有两个人，是他在香港曾经见过的国民党特务。廖承志急忙告知卫士长成元功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两人高度紧张，一个在屋里，一个在屋外，密切关注周围动静。所幸，平安无事。

16日下午4点，中国代表团顺利抵达雅加达。

机场上早已变成了欢迎的海洋，人们都想亲眼看看，在空难发生后，依然义无反顾来赴会的中国代表团是什么模样，大名鼎鼎的周恩来总理又是什么模样。

周恩来一下飞机，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就急忙站在他跟前，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赶紧跟上，两人把周恩来夹在了中间。其他人，参赞、秘书、领事以及黄镇的夫人朱霖，纷纷簇拥在周恩来周围，筑起层层人墙，保护着他走出机场。

机场外，使馆为了转移视线，特地准备了三辆一模一样地挂着五星红旗的车。原计划周恩来坐第一辆，但黄镇和杨奇清临时改变计划，把周恩来送进了第二辆车，平安驶离机场。

第二天，中国代表团从雅加达飞到了万隆。终于顺利到达，大家不约而同松了口气。

哪知，刚过两天，突然收到一封署名“反省”的示警信。信中说原来逃亡到印尼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奉台湾“总统府”密令，组成了一个杀害周恩来的28人暗杀队，美国大使馆给他们配发了无声手枪和印尼币，扬言打中周恩来再加发奖金。

危险依然无处不在。

中国使馆当即把情报通告印尼有关部门。印尼对此高度重视，全面加强了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的安全保障措施，对信中提到的暗杀队成员进行了临时拘留。敌人的阴谋再次被粉碎，亚非会议得以顺利召开。

后来的事情举世皆知，在周恩来“求同存异”精神的感召下，亚非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亚非人民的团结，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此同时，“克什米尔公主”号搜救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值得庆幸的是，机上人员并未全部遇难，有三名生还者获救。他们还原了飞机失事的全部经过：

“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平稳地飞行了5个多小时。下午六点半左右，机舱里突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行李舱和二号发动机吊舱相继起火。工程师卡尼克迅速将灭火瓶射向起火部位。火势还未扑灭，三号发动机也起了火，接着是右加温机……火焰迅速蔓延，液力系统、电器系统相继失灵。情况万分危急，机长决定紧急降落。飞机在下降过程中，连发三次求救信号。

就在机长向雅加达指挥塔回答周恩来未乘飞机的同时，联系彻底中断。飞机急速下降，机组人员一边安慰大家，一边发救生背心。为了方便逃生，机长贾塔尔命令把所有出口全部打开，浓烟弥漫了整个机舱。

飞机接近海面时，贾塔尔试图把飞机降落在接近陆地的地方，但是机身受损严重，完全失控，裹着一团烈火，最终坠入了大海。

三名幸存者中，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是在飞机冲向水面的刹那间，被气浪甩出机外，落入大海的。副驾驶员狄克西特则是在飞机入海后，猛然踢开身旁的滑动窗，拼命钻出了水面。凭着强健的体魄和娴熟的水性，三人在海上漂泊了8个小时后，爬上了一座小岛获救。

其余5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全部遇难。

11名乘客中，有8名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工作者和一流的新闻记者，还有3名来自奥地利、波兰和越南的国际友人。

据3名幸存者回忆，在马上就要机毁人亡的危机时刻，这11名乘客并没有惊慌失措，始终高度服从机组指挥，穿好救生衣静静地坐在座位上，神色坚毅，充分表现了作为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

卡尼克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一书中写道：

飞机失事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机上的每个人在我的记忆中都栩栩如生。我从来没有想到，普通人能以那么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我从来没有见过对死神如此的蔑视，也从未见过人类的勇气可以达到如此崇高的程度。他们是真正的烈士，为崇高的事业—和平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绝不能让烈士白白牺牲！4月12日，中国政府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表郑重声明:

“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英国和香港政府对这一不幸事件负有严重的责任。要求英国方面彻底查处罪犯，将特务逮捕法办。

一开始，英国对于中国的指责非常恼火，认为事件原因未查明之前，英国当局不应受到指责。

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周恩来总理再次展现了高超的外交艺术和天才的谈判技巧。

从万隆回到北京后，周总理约见了英国代办杜威廉，首先请他向艾登总统转达致谢的口信：

他在赴雅加达途中，座机曾因气候原因在新加坡机场降落，承蒙新加坡当局盛情关照，英高级专员麦唐纳亲自到机场迎送，特向英国政府表示感谢。

杜威廉本来以为周恩来也会像其他中国官员一样，大肆指责他一番，哪知恰恰相反。这让他感到非常意外和不安，之前想好的措辞完全没用上。

就在这时，周恩来话锋一转，谈到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他说，空难已经发生，互相指责无济于事，目前重要的是尽快破案，缉拿凶手。

杜威廉表示赞同。

周恩来继续说，飞机失事前，我方得到了特务机构要对代表团进行破坏的情报；飞机失事后，经多方调查，证明是国民党特务指使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进行破坏。当时香港当局采取的警戒措施是不许外人接近飞机，但对地勤人员未加防范，给了敌人可乘之机，把炸弹放在了飞机上。

杜威廉万万没想到，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居然对事件了解得如此清楚具体，而周恩来无懈可击的谈话艺术更是让他无话可说，唯有点头叹服。

最后，周恩来诚恳地提出，希望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同中国合作，尽快侦破此案，给死难的烈士和全世界人民一个交代。

如此友好、坦率、完全基于事实的谈话，迅速打破了中英双方僵持的局面，建立起彼此协调的工作关系，港英当局在中方的大力配合下开始全面侦破工作。

5月18日，港英当局逮捕了一批国民党特务。随后，根据中方提供的资料，共审讯了96名嫌疑人，其中19人被拘留。

经过半年多的取证、调查，案情逐渐明朗。主要犯罪嫌疑锁定在香港机场清洁工周驹身上，而周驹已经逃到了台湾。

1956年1月，港英当局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周驹犯有谋杀罪，要求台湾当局将其送交香港处理。

台湾当局却以英国和中国台湾不存在引渡条约为由，拒绝交出周驹。这样交涉了将近一年，台湾始终拒绝引渡周驹，同时矢口否认暗杀行为是国民党政府指使的。

就在中国政府全力斡旋交涉的时候，港英当局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顾中国政府一再抗议，以“证据不足”为由，先后将拘留的人犯全部无罪释放，并一一驱逐到了台湾。

原本已经明朗的一桩政治谋杀案，就此不了了之，留下种种疑云让后人揣测。

正义暂时缺席，但历史不会一直沉默，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上一篇“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报道，彻底揭开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幕后的真相。

谷正文曾任台湾情报局督察室主任，是台湾顶尖的大特务。此人退休后不甘寂寞，每每爆出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内幕。

据谷正文说，当年亚非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机构就获悉周恩来要率代表团，包租“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并将在香港机场停留加油。台湾特务决定趁机干掉周恩来。

几经寻找，他们物色到了一个既可以接近飞机，又不引人注意的“小人物”，周驹。以60万港币作为交换，收买周驹把炸弹放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上。

周驹当时20岁左右，是香港机场的清洁工，家境困难，还有一个嗜赌成瘾的父亲，60万港币对他来说，诱惑力太大了。稍一犹豫，他就接下了这个“任务”。

4月11日，周驹把炸弹伪装成牙膏模样，顺利通过安检，带进了机场。中午，“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机场，周驹借打扫卫生之便，钻进了行李舱，将定时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

因为太紧张，放完炸弹后，周驹马上躲到了附近飞虎将军陈纳德的民用客机里。结果歪打正着，不大会儿陈纳德的飞机就起飞飞向了台湾，从此被国民党保密局“保护”起来。

至于港英当局态度的突然转变，谷正文也给出了答案：事发后，台湾当局在香港的情报网负责人与港督达成了口头协议，对于台湾特务，港英当局可以破坏组织，也可以抓人，但是不能判刑，要直接遣送回台湾，由台湾自行处理。作为回报，台湾当局保证不再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港币假钞。

这个协议对港英当局相当有诱惑力，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匆匆结案和不了了之。

肮脏的幕后交易，终于大白于天下。

历史在谴责作恶者之余，将永远铭记遇难的勇士。

1955年，中国政府以“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的名义，将8名遇难烈士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并为他们修建了一座5米高的汉白玉纪念碑。碑的正面是周恩来总理亲笔书写的碑文：

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