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治稳定就定能重放光芒，西方国家的杂音最终都不值一提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在3月6日的《两会1+1》中，白岩松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梁振英表示，“我们接触的很多西方人，媒体的，外国驻香港使节，在香港的工商界代表等等，对这段历史不清楚，所以我们做这方面的解释说明工作问题很突出。他们也不能通过我们常用的中文来接收到我们这方面的信息，所以通过英文来做（解释说明）工作这个非常重要。”

这其实涉及到一国两制和香港回归背后的复杂政治安排，其实很多中国人也看不太清楚这些安排背后的原因，更不用说平时对此没有关注的普通西方人。一国两制的背景是中国需要解决台湾问题，因此针对台湾地区作为内战历史遗留问题的特殊定义和国共两党意识形态上存在着的分歧与民族主义共识，而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富有善意的大政治概念，并以此作为一种中庸妥协的和平统一路径。“一国”就是对中国主权地位的共同效忠，“两制”则是在历史积累的实际问题层面继续维持各自相对独立的治理体制。

一国两制如果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主权概念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基本的主权概念在西方理论中毫无疑问是国内的最高权威，而最高权威只有一个并以此作为对外唯一代表，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制度差别很大的政治实体共享主权的情况。虽然实践中西方国家中有很多也实施联邦制，州是与联邦平级的单位，类似还有英国的“联合王国”模式，但是这些都是国体上与之相一致的，政治体制也保持着一致。而一国两制恰恰就是在一个单一制国家中的下级国家机关内实施高度自治，甚至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都有较多不同，其中自然包括了诸多含混不清之处，也容易给人“独立王国”的想象。不过这种含混不清恰恰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智慧，背后是强势方的宽容和善意，也赋予了地方比联邦制的州更高层次的自治。

一国两制提出后台湾地区在蒋经国时代没有接茬，但香港回归问题随着1898年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即将在1997年到期而出现，中英双方就这一问题也开始展开接触。香港问题不同于台湾问题，其是作为殖民主义而非内战遗留问题而出现的。中国在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付出了许多主权代价（主权概念普及本身也是近代化的结果），而这些主权代价随着中国民族解放、国家发展需要而亟待进行处理。与此同时，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仍然是穷国，面对绝对强势的、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中国需要与世界（主要是西方）进行深度对接来实现发展，因此这两点导致了一国两制首先出现了“香港方案”。

香港回归的政治方案核心也在于主权与治权的分离处理，主权上香港彻底回归中国，而治权上香港则可以沿用原有体制继续在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中扮演角色，这也就是中国中央政府可以接受香港特区维持“高度自治”的原因。但是，这种“高度自治”并非没有前提，前提在于香港不能成为一个在内地旁边的反华反共基地。由于香港本身有着漫长的被殖民历史，内部既存了大量殖民主义代理人，因此确保香港特区政府是“爱国者治港”其实一直以来就是香港高度自治隐含着的前提条件，也是一条不能变的红线。

这种模糊中有底线的政治安排，外国人没有关注，或者对于中国运行逻辑不理解的人自然而然很难理解，也看不出特殊之处。这部分人就是真的看不懂。看不懂就会选择按照已有的标签理解问题，对于中国的合法立场他们自然不知所云。能真的看懂这种安排的外国人，绝对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

只要不触及“爱国者治港”这条红线，中央政府不会出手干预香港的自治，这样国际资本也可以放心在香港投资，因为这里不需要担忧政治关系变迁造成的风险，加上香港本身维持着英国式的经济制度，香港相当于一个背靠内地的国际金融资本安全港，也相当于一个背靠国际市场的内地资本运营中心。这一定位其实就足以保证香港自身永远不存在资本稀缺的情况，香港特区的繁荣恰恰可以非常轻易地实现，香港要衰弱那才是技术活。这也是为什么李光耀曾经对香港的地理位置表示羡慕，香港特区与新加坡定位基本相同，香港特区背靠的内地可比新加坡依托的东南亚要发达得多。

当然，在2019年以来，事实上从2014年占中甚至更早点的2003年反23条开始，让香港特区走向衰弱的骚操作就层出不穷，背后则是去殖民化的代理人利用特区政府治理漏洞，借助香港教育等力量，不断挑唆香港与内地对抗的结果。这类政治煽动造成的结果就是许多香港人看不懂香港的真正利益所在，看不懂中央对香港政策的用意，也看不懂并不承认香港与内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血脉联系，而仅仅将内地视为“野蛮”的他者，拒绝香港与内地建立更多的联系，甚至有意识地污名化内地。这种对立逐步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也让内地民众极为厌恶。

这些去殖民化的代理人看不见香港的真实利益，背后则是对利益认知的歪曲和纠结，再背后就是西方政治精英直接塑造香港社会对自身利益认知的能力，这就是软权力的真实使用，也是来自西方对于前殖民地思维上的降维打击。长期以来，这条暗线一直潜伏着，要用之需要西方需要。一些香港人不懂，因为一些西方人在装不懂。

西方政治精英真的不懂中国吗？很显然并不是，至少政治精英及其幕僚并不是不懂，他们是在装不懂。2019年“修例风波”的背后，是中美关系因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而全面恶化的一个表现，特朗普政府或者美国情报部门想给中国施加战略压力，甚至可能是涉及到“中美脱钩”的大战略目标中的一个组合拳。中国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借此机会煽动街头政治污名化大陆以此冲击2020年台湾地区大选，这两者应该是香港修例风波最主要的推手，也足足恶心了中国内地大半年。

当然，主权回归也意味着中央政府有大量手段可以采取，香港主权属于中国完全没有争议。因此，其实煽动香港的暴乱对于西方而言是个不有利的战场，在香港潜伏着的代理人们只有一次表态的机会，这里中国的主动权其实远比西方国家大得多。而如果香港局势稳定下来，只要中国内地的市场吸引力仍然存在，国际资本就仍然会闻香而来，因此长期看香港的风波也伤不了根本，相反西方埋下的殖民主义代理人则完全可能被连根拔起。如果西方还在逼逼，那么他们倒是派兵过来“保护香港民主”啊，他们根本不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又没那么懂中国，这也可能是西方整体战略决策水准下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