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向新加坡学什么？

超过70%的新加坡居民，居住在公房里。新加坡政府利用公积金制度，成功地帮助了几乎所有有努力工作意向的居民都能够“居者有其屋”，而不论他的收入高低。　　

作者 | 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 | 正和岛（ID：zhenghedao）

2014年4月，我们课题组一行四人到新加坡调研访问。带着问题来一个地方游历，就会观察得更细致。再加上几位前辈师长的娓娓道来，更加深了我们对新加坡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的认识。虽然新加坡是弹丸之地，中国是泱泱大国，但新加坡在若干领域，的确有独到之处，值得中国参考借鉴。本文是篇小文章，不可能详细展开论述，而只是记录下我头脑中的吉光片羽，以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主权财富管理的“三驾马车”

我们之所以选择新加坡进行调研，是由于新加坡在主权财富管理领域很有独到之处，产生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与淡马锡（Temasek）两家全球知名公司。事实上，新加坡在主权财富管理领域，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三驾马车”的格局。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负责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备，GIC是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而淡马锡是新加坡的主权战略投资者。三者的分工，从风险谱系来看，MAS外汇储备投资的风险水平最低，投资主要考虑流动性与安全性；淡马锡承担的风险水平最高，投资涉及对各种公司的战略性投资；GIC承担的风险水平则介于二者之间。从投资目的地来看，MAS外汇储备基本上投资于国外；淡马锡的投资可内可外；而GIC的投资原则上在国外，投资国内需要经过投资委员会批准。

新加坡“三驾马车”分工的优势，可以在与中国主权财富管理的比较中看出来。中国目前主权财富管理主要依赖于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与中投公司。新加坡的优势之一，在于GIC与淡马锡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GIC努力在全球扮演财务投资者，而淡马锡在全球扮演战略投资者。这就使得GIC在各国投资遭遇的疑虑与阻力较小。而考虑到新加坡是个小国，淡马锡在全球战略投资受到的阻力也有限。与此相比，尽管中投公司努力在全球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角色，但因为中投旗下有家100%控股的中央汇金公司，而中央汇金公司是国内四大商业银行与一批证券公司的控股方，一度被称为“金融国资委”，因此中投公司在全球的投资遭遇了很大的疑虑与阻力，尤其是中投公司投资于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较高时，更是如此。

我们到底向新加坡学什么？

因此，对中国政府而言，更加合理的格局，是将中投公司与中央汇金彻底分离开来，这样既能让中投公司继续扮演全球财务投资者，也能让中央汇金将战略投资的触角伸及海外。然而，中投公司未必愿意这么做，理由很简单，中央汇金实在太能赚钱了。中投公司自成立以来的资本扩张，绝大部分均来自中央汇金的国内盈利，而非中投的海外投资收益。因此，要实现中投与汇金的分离，就必须进一步明确未来如何扩充中投资本金的规则。

这就涉及新加坡主权财富管理构架的第二个优势，即MAS、GIC与淡马锡各自之间主权外汇资产的分布较为均衡，而不像SAFE（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与中投公司（目前总资产四五千亿美元）规模相差迥异。对两个规模相差太大的机构而言，是很难站到同一起跑线上开展竞争的。因此，中国政府应仿效新加坡政府，就如何定期充实中投公司资本金，制定一个明确的、公开的、可衡量的规则，通过这一规则来激励中投公司更有效地管理全球资产，同时也对外管局的外汇储备投资绩效构成了新的竞争。

淡马锡模式

淡马锡的故事就更值得玩味了。当年新加坡政府成立淡马锡时，并未给淡马锡注入任何外汇资产，而是将新加坡若干国有企业的股份交给淡马锡持有。淡马锡从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等国有企业的上市过程中淘得了第一桶金，之后开始在亚洲范围内展开各类投资（例如企业股权投资、房地产投资等），取得了不菲收益。

如此来看，淡马锡事实上就是新加坡版本的国资委。但与中国国资委仅仅是央企股份的被动持有者相比，淡马锡还利用自身收益在亚洲地区展开了大量的股权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一方面获得丰裕的中长期收益，另一方面盘活了自身的资产组合，可谓一举两得。

正因为如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之一就是组建国有控股公司与国有投资公司，允许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相互交叉持股，这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有意效仿“淡马锡模式”的举动。未来十年，中国国内有望出现一批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它们可能在国内以及全球范围内进行多元化投资。淡马锡模式在中国是会顺风顺水还是水土不服？这种模式的前景究竟如何？魔鬼在细节中，一切还有待观察。

我们到底向新加坡学什么？

公房与民族问题

在房地产问题上，新加坡取得的成就远高于中国香港地区。超过70%的新加坡居民，居住在公房里。新加坡政府利用公积金制度，成功地帮助了几乎所有有努力工作意向的居民都能够“居者有其屋”，而不论他的收入高低。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他能够在二级市场上通过买卖公房而改善居住条件，例如由一居室换为二居室。但每个新加坡家庭都只能享受一套公房待遇，如果还想持有多套住宅，那么就必须在商品房市场购买，而商品房价格完全放开。

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解决社会中大部分居民的住房问题，此外再通过商品房市场来解决中高收入人群的额外住房需求，这是新加坡政府的成功之处，也是中国政府在住房领域存在的较大问题。例如，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最终往往成为高收入家庭的囊中之物，而廉租房发展严重不足，近年来的房地产调控导致城市房租快速上涨，这极大地影响了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政府与市场这两股力量如何在房地产市场中达成有机平衡，从而既能实现低收入阶层的居住理想，又能实现较有效的资源配置？中国政府在此方面可以从新加坡经验中获益良多。

更令人赞赏的是，新加坡政府还把公房制度作为促进民族融合的一种手段。新加坡同样是个多民族国家，70%左右为华人、20%左右为马来人、10%左右为南亚人以及其他人群。新加坡政府在每新建一个公房社区时，就会按照国家的民族构成来分配社区的房屋，例如70%的房源给华人、20%的房源给马来人、10%的房源给南亚人以及其他人群。这就使得不同民族的人群混居在一起，促进了相互了解与交流，从而消融了很多隔阂与矛盾。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用混居而非分割的方式来促进民族融合，这也是新加坡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独到之处，值得其他多民族国家借鉴。

我们到底向新加坡学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