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 | 安赛龙，第一个吃到羽坛职业化“螃蟹”的人？

世界羽联巴厘岛年终总决赛，27岁的安赛龙两局完胜泰国人昆拉武特，又一次站上了男单冠军的领奖台——这已经是在东京奥运会夺冠之后，这个身高1米94的维京小巨人在2021赛季夺得的第二座单项大赛冠军了。

加上此前的丹麦、印尼两站Super1000公开赛冠军，这一波奥运后的高级别赛事三连冠想来也足以证明安赛龙现阶段在男单舞台的统治力。

更重要的是，在此前凭借印尼公开赛夺冠从而时隔四年重返世界第一之后，安赛龙更是进一步凭借这座总决赛金杯巩固了自己的世界排名王座，这似乎也意味着作为新科奥运冠军的他，终于回到了自己本应身处的位置。

如果说丹麦公开赛决赛上击败桃田贤斗夺冠是安赛龙面对旧日苦主的强硬反击，那么印尼公开赛的这次夺冠对于安赛龙来说，则可以说是一场“团队的胜利”——

安赛龙在印尼公开赛决赛的对手，是新加坡选手骆健佑，正是他在第二轮淘汰了安赛龙的主要对手桃田贤斗，为安赛龙扫清了夺冠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这位24岁的新加坡选手在近些年来逐渐崭露头角，早在2019年的1月就曾在当年的泰国大师赛爆冷击败林丹夺冠，本赛季前些时候的德国海露公开赛上，他也在决赛中战胜了李梓嘉，成为2010年的欣塔/姚蕾组合之后，11年来又一位夺得超级系列赛/Super500级别以上公开赛冠军的新加坡球员。

不过除开这些，骆健佑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安赛龙的陪练。

东京奥运会夺冠后，安赛龙宣布自己今后将定居阿联酋迪拜，在脱离丹麦国家队“单飞”的同时建立自己位于迪拜的训练营。此外，安赛龙还邀请了印度的拉克什亚、加拿大的杨灿、英国的托比·潘迪、瑞典球员布雷施泰特，以及上文提到的骆建佑担任自己的陪练。

安赛龙也给出了自己“单飞”的理由：

1. 迪拜地处中亚，是国际最大的客运航班中转地，无论是前往亚洲还是欧洲参赛都非常方便，能够最大程度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
2. 欧洲春夏季节花粉指数过高，定居迪拜可以有效缓解安赛龙的花粉过敏症状。
3. 迪拜完备的训练设施和保障条件更有益于提升竞技水平。

前两条暂且不表，只说最后一点——迪拜完备的训练设施和条件。

安赛龙在迪拜的训练场馆叫做NAS（Nad Al Sheba）体育综合中心。这个体育中心的主人是热爱体育的迪拜王储哈姆丹。

迪拜王储一出手，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绝不简单——这里拥有的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健身房、游泳池、小型游泳池、蒸汽浴室、桑拿浴室，还有高海拔训练室，能够模拟海拔2000米的高原训练环境，同时还有包括现场理疗师和按摩师在内的全套医疗保障服务，综合体育馆还能够随时调节空气湿度。

更有甚者，NAS综合中心的主比赛馆还曾在2014-2017年间连续举办了四届世界羽联年终总决赛，可以说在为羽毛球选手提供训练环境这方面已经堪称不折不扣的行家里手。

豪华的训练保障条件不仅让NAS成为曼联、利物浦、多特蒙德、拜仁慕尼黑等足坛豪门冬训的首选；范戴克、博格巴等大牌球星在遭遇伤病进行手术后也会选择NAS作为康复中心；德约科维奇、C罗等各项目的顶尖运动员都曾在这里进行个人训练。

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没有任何一支羽毛球国家队，能够提供得了这般奢侈的训练环境。

哦对了，这里甚至还接待过中国足球队……

不过，安赛龙单飞的决定也遭到了丹麦国内媒体和球迷的口诛笔伐，丹麦媒体TV2直接以“维克多·阿塞尔森背弃丹麦后还能成为民族英雄吗？”为题撰文，批评了安赛龙的单飞行为，甚至还批判上了迪拜的人权问题。

同时，丹麦媒体还指出了安赛龙定居迪拜的第四点原因：避税。

丹麦是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国民个人占个人收入的50%左右，收入越高课税越重，最高税率甚至超过70%。而除了高额的税率，安赛龙的比赛奖金还有一部分要分给丹麦羽协。

早在2019年底，安赛龙就曾向世界羽联的建议，比赛奖金应该直接发给运动员而不是各个羽毛球协会：“我希望将比赛奖金直接发给球员，而不是羽毛球协会。球员们都很感谢羽毛球协会的帮助，但奖金是属于球员的，而不是其他人的。”

定居号称“避税天堂”的迪拜之后，安赛龙的比赛奖金将不会再被丹麦羽协方面抽成，而安赛龙还可以避开丹麦高额的税率，损失仅仅是失去了丹麦国家队的教练支持，对于已经达到职业生涯巅峰期的安赛龙来说，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起码从目前来看，安赛龙选择单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不仅是自己拿下了最重要的两项赛事冠军，而且也帮助骆健佑、杨灿、拉克什亚等陪练们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明显提高，这支“龙之队”正在逐渐成为崛起于国际羽坛的一股不可小觑的新势力。

赛场之外，安赛龙也在逐渐尝试挖掘自身的品牌潜力，比如他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益生菌品牌，以此开始尝试拓展自己的商业版图。

其实说起来，以个人名义参加职业羽毛球赛事，安赛龙并不是第一个尝试“吃螃蟹”的人。

在安赛龙之前，也有一些羽毛球运动员脱离国家队，以个人名义参赛。但都是一种求国家队而不得的无奈选择，境况大抵不太如意。

马来西亚以陈炳橓、吴柳莹、吴蔚昇、陈蔚强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人选手，在脱离国家队后不得不抱团取暖，共同分担训练参赛的开销。陈炳橓也曾在直播中说过，Super1000级别的赛事，他们必须要保证自己至少打进八强，拿到的奖金才能够勉强确保这一趟参赛收支平衡。

吴柳莹也曾表示，由于缺少女选手共同训练，作为混双的陈炳橓/吴柳莹不得不与男双组合吴蔚昇/陈蔚强对练。而外出参赛时自己作为女球员，只能与同是自由球员的美国华裔选手张蓓雯合住以分摊住宿费用。

好在大马羽总“雪中送炭”，适时将吴顺发、赖洁敏、赖沛君、谢抒芽以及许嘉雯5位主力选手踢出国家队，还让曾经带着陈炳橓/吴柳莹拿到奥运会混双银牌的功勋教练陈仪慧离队，于是马来西亚的自由人团队进一步壮大。

这下混双女队员也有了，教练也有了，想什么来什么。

相比吴柳莹，她的“室友”张蓓雯则更是窘迫，作为自由球员的她为了参赛，已经不止一次需要在社交媒体上众筹路费。2018年张蓓雯由于缺少前往南京参加世锦赛的路费，不得不向球迷发起众筹，最后筹到5500美元才能成行——这还多亏了南京组委会给她免去了食宿费用。

这些自由球员们单飞后最大的问题在于，训练条件的一落千丈让他们冲击冠军的梦想变得困难起来。因为一旦失去了国家队不计成本的后勤保障，单纯依靠比赛的奖金和并不多的商业代言收入，要想复制国家队的保障条件几乎是痴人说梦，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勉强保持住竞技状态，让自己的梦想能够尽可能延续下去。

但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这些勇敢的自由球员们率先做出了“吃螃蟹”的选择。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还没有人能够真正吃到“螃蟹”。

安赛龙此举的意义在于，一个世界顶尖的羽毛球运动员，第一次主动尝试脱离国家队模式成为自由球员，并围绕自己组建训练保障团队，以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成绩。

如果安赛龙最终能够成功，他将为后来的羽毛球运动员开辟出一条新路，推动羽毛球向着个人化、商业化迈出一大步。让更多年轻的运动员敢于迈出单飞的一步。因为安赛龙向他们证明了羽毛球可以是一项赚钱的运动，成为自由球员不仅能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而且仍然有能力追求更高的荣誉。

世界羽坛“老四大天王”之一的丹麦羽坛名宿弗罗斯特则做出了更大胆的预测：“羽毛球这项运动一直以来都是围绕国家队模式建立的，但在未来，羽毛球运动员将变得更加个性化，他们会选择在更适合他们提高的地方训练——就像网球运动一样。”

“如果你在未来的10到15年内看到很多运动员追随安赛龙的脚步单飞，我不会感到惊讶。”

提到网球，“职业化”这一名词如今几乎已被视为了这个项目最广为人知的财富密码和成功密码，1968年开始的“公开赛年代”更是被公认为世界网坛整体竞技水准真正实现飞跃的决定性历史时间点。

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启蒙，靠的不是国家队模式，更多的是著名的网球学校。例如培养出阿加西的尼克·波利泰尼网球学校。

即便是以举国体制为发端的中国网球，也早在2008年就迈出了职业化的第一步，随着以李娜为代表一批运动员开始单飞并夺得多项大满贯的单双打冠军，中国网球的职业化道路也在这十余年间越走越宽。

而羽毛球“隔壁”的乒乓球，也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着职业化改革。

2020年3月，国际乒联成立世界乒乓球公司（WTT），致力于打造专业化的乒乓球赛事平台。初创的WTT几乎原版复刻了职业网球巡回赛体系，例如每年举办四大满贯，八站WTT冠军组赛事（ATP1000）。同时WTT大幅提高了赛事奖金，单项乒乓球大满贯赛事奖金为300万美元，除大满贯赛事外的赛事总奖金为800万美元。

可是直到2021年，羽毛球运动的职业化仍然裹足不前、道阻且长。

六年前的2015年初，已经成为双圈全满贯、羽坛历史第一人的林丹，仅仅是想要从国家队的集体赞助中”解绑“并单独与品牌方签下运动装备代言合同，都引起了各界舆论巨大的争议。

无独有偶，李宗伟在马来西亚几乎达到了民族英雄的地位，商业价值甚至超过了林丹，却也从未曾拒绝过大马羽总给自己安排的主管教练。

如今做出单飞选择的安赛龙，能否实现当年林丹、李宗伟都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通过运动员自身的努力，自下而上地推动羽毛球运动的职业化进程，成为世界羽坛第一个吃到螃蟹的人呢？

也许，一切还需要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