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中，那些永不满足的“作女”在想些什么？丁玲90年前就揭晓了

我真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我自己。有时为一朵被风吹散了的白云，会感到一种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难过；但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把眼泪一颗一颗掉到我手背时，却像野人一样在得意的笑了。——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如果说中国文化界也有类似于娱乐圈一炮而红、一夜成名的神话传说的话，那么丁玲就是传说中的一个。上个世纪20年代，当一众女作家如冰心、庐隐、淦女士等人早已蜚声文坛时，丁玲还一度籍籍无名。然而，随着《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她异军突起，一鸣惊人。

有人评论说这部作品“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可见《莎菲女士的日记》这部著作轰动效应之强烈。这部作品把丁玲推到了聚光灯下，是她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体现。

《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8年，九十年过去，它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女孩莎菲的形象在今天依然是特别的，而在当时更凸显其前卫性。如果一定要给她贴上一个现代化的标签的话，那就是在恋爱中患得患失、永不满足，在日常生活里变幻无常的城市“作女”。

丁玲采用日记体的表现形式，把主人公莎菲复杂多变的心路历程完美呈现。她的内心矛盾与苦闷在撕扯，理性和感性相互搏击，最终碰撞出一个在五四浪潮冲击下，寻求自身个性解放，追求灵与肉统一爱情的新时代女性形象。

在爱情里难以满足，“作”是女性意识的苏醒

今天，我们常听到有人说：“作”是女人的天性。女人喜欢通过“作”来寻开心和博取关注。也有人认为：女人之所以“作”，是为理想，为爱情，或为物质而折腾。

“作女”有几个显著特征：不知足、不甘心、不认命、不安分。对现有社会秩序和道德主动出击挑战，爱约会，爱交友，是集理想、知识、智慧于一体的都市叛逆女性。

莎菲在爱情里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作”女，她有一个忠实的追随者苇弟，他真诚可靠，对莎菲爱得热烈。然而莎菲对他并无兴趣，对于苇弟的殷勤，莎菲大多时候都是冷眼旁观，甚至经常还会嬉弄他。在莎菲看来，苦恋自己的苇弟是老实呆板的，是缺乏血性的无趣小男孩，并不符合她理想中的男友人设。

然而苇弟的悲哀在于莎菲并不爱他，但是却需要他。莎菲经常对苇弟的到来充满期待，并在他要离开时，又表现出恋恋不舍。苇弟就这样徘徊在莎菲矛盾的情感世界里，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卑微地游走。直到莎菲遇见了凌吉士，他彻底地沦为了她情感的“备胎"。

凌吉士是一位新加坡大学生，莎菲见到他的第一眼，便为他的丰仪折服。他高大帅气，举止潇洒，莎菲在他面前失了魂魄。

后来，莎菲为了亲近凌吉士，不惜搬到他住所附近，还借口补习英语，百般创造见面机会。但是她绝不会堂而皇之地去追求这个男人，对于想要的东西，她自有手段。

我把所有的心计都放在这上面，好像同什么东西搏斗一样。我要那样东西，我还不愿去取得，我务必想方设计让他自己送来。

莎菲在爱情里玩弄着自己的小把戏，有时欲擒故纵，有时大胆出击。她自诩为功力深厚的情场老手，不过最后却发觉：凌吉士空有一副好皮囊，灵魂与自己并不相称。此时的莎菲迷茫了，她一边贪恋着凌吉士的色相，一边又痛苦不堪。她在诱惑和抗拒之间陷入分裂的漩涡。

今天，热衷于爱情游戏的男女并不在少，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大家面对心仪的对象时，熟练使用着七分追求技巧，再抛出三分真诚，发现情况不妙后，立马逃之夭夭，和在爱里“狩猎“的莎菲并无二致。

莎菲的行为在现在看来似乎并不稀奇，但是在那个男尊女卑思想还很根深蒂固的年代，这样的莎菲无疑是惊世骇俗的。莎菲很“作”，她的“作”同时也表明着强烈的女性意识的苏醒。她很清晰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又如何去获取。她冲破了传统封建观念的牢笼，自由翱翔在感情世界里，用她的“作”弘扬着一首首女性崛起之歌。

在日常生活里不甘平凡，“不安分”源于对生活有更高的理想

在爱情里使劲“作”的莎菲，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她从舒适的家庭出走，来到北京一家小旅馆养病。也许是因为病中孤寂，周遭的许多事物经常能引起她的不快，比如旅馆外的噪音，简陋的伙食以及粗鄙的伙计等等。她就像一只小刺猬，对外界张开满身敌意的刺。

她的“刺”不仅指向陌生的环境，也经常投向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对于朋友，没人看望她时，她自怨自艾。有人来时，又觉得厌烦。她在凄清的个人独处时光里，靠加热牛奶以及看废弃的报纸打发时间。生活平淡到极致，也沉闷到极点。

没有一些声息时，又会感到寂沉沉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垩的牆。

对于这样的生活，莎菲内心是不甘的，但是却也无能无力，或者说是毫无突破的头绪。尼采说：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被生活的冗长乏味闷得透不过气来的莎菲正是在“为什么而活”的问题苦苦求索而无果。

她的出走本身就是一种追寻，她以为远方会有答案，但是等她抵达理想中的诗与远方时，才发现那里同样一地鸡毛。亲人和朋友们虽然爱护她，对她百般体贴，但是没有人真正读懂她的内心。她们对莎菲越是骄纵，莎菲就越发感觉到这种不被理解的苦痛。

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爱惜我的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

莎菲代表了在“五四”浪潮冲击下，走出封建旧家庭寻找梦想的一批广大青年。她们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个性解放”迈出自己坚定的步伐。然而未来会是什么样，这种自我革新的意义何在？没有人能够告诉她。

她空有一腔解放自我的口号式理想，并不能真正地付诸实践去实现自我，人生的苦闷也就愈发浓烈了。

这种苦闷每个处于生命转折点的人都有相似的感受，她们如同离群的候鸟，循着海的气息，飞往春暖花开，然而因为失去导航人，茫茫长空，孑然一身，于是就很容易对这份追寻产生困惑和迷惘。这就是莎菲式苦闷，怀抱着对生活的更高理想，却宥于现实的琐碎和无奈里。

当理想照进现实，困惑和矛盾是人生的必然

故事的最后，在经历了爱情和日常生活的双重不如意后，莎菲悄然出走。她的离开，是对自身追求个性解放幻灭后的一种逃避，折射出特定历史背景下，部分知识青年对人生和爱情的困惑。

都说“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丁玲笔下的莎菲在爱情里渴望灵与肉的统一，在生活上期盼得到朋友和亲人的理解，在人生追求上希望实现自我，但当理想撞进现实时，她遭遇了失望和苦痛。这份苦痛不只是属于莎菲的，更是属于作家丁玲的。

丁玲的一生感情生活丰富多彩，莎菲式的苦闷和“作”正是她自身的写照。

上个世纪20年代，北漂的丁玲遇见了青年编辑胡也频，在丁玲遭遇家庭变故的时候，胡也频用他的温柔多情感动了丁玲，她们在一起了。但这份感情可能始于感动，也止于感动，并在日常的磨合中趋于平凡。

相比于胡也频的幸福雀跃，丁玲平静多了，直到她遇到了被称作文学天才的冯雪峰，丁玲仿佛找到了精神伴侣，她的爱火被点燃了。她曾在一篇叫做《不算情书》的散文中写道：

我这两天都心不离开你,都想着你。我以为你今天会来,又以为会接到你的信,但是到现在5点半钟了，这证明了我的失望。

丁玲像极了她笔下那个不安分的莎菲，一边与苇弟藕断丝连，一边对凌吉士爱慕有加。她需要胡也频的真诚和温存，也渴求冯雪峰的浪漫与激情。甚至后来，她还提出了“三人行”的方案，三个人在西子湖畔同居了很久。

无独有偶，同时期的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以及好友金岳霖也曾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相似的关系，她们热烈回应着第三者的感情，同时对伴侣极尽坦诚。

她们的感情里没有“随便”，也并不“薄情寡信”，你很难去指责这样的女人是否太三心二意，因为她们爱得勇敢而真，言行中全是对理想中那个纯粹的唯爱世界的执着。

但现实里，这样的关系痛苦多过甜蜜，丁玲理想中的“三人行”以精神伴侣冯雪峰的离开而告终。

在个人追求上，丁玲同样是“不安分”的，她的一生一边在文学上苦心孤诣，一边积极投身到时代洪流的斗争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成为无产阶级女战士和社会活动家，中间还有过几次牢狱之灾。可以说，对于莎菲式的人生苦闷，丁玲早有思索。但不一样的是，莎菲很迷茫，而丁玲清晰地知道自己将要去向何方。

《莎菲女士的日记》通过描写“作女”莎菲的两次出走，不断追求理想而又幻灭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作家丁玲以及同时代知识青年在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问题上矛盾与痛苦。

莎菲的“作”是不认命，不妥协，是对生活和爱情有着更高层次的理想化追求，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而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在幸福与安稳中追溯过去，正是基于上个世纪千千万万男女青年的努力，是她们推动了新文化思潮的流动，把理想的伊甸园变成了今天的美好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