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变局下，追寻中国文化的更多可能
文/张录成
2020开局，整个世界的目光便不约而同地投向东方，聚焦于这个人口最多，也最具文化穿越的国家——中国。一场毫无预警的新冠肺炎打乱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切生活秩序，也前所未有地让整个国家、十几亿人经历了一次集体大“隔离”。
荒唐不少，质疑颇多，但更为难得的是，在这场被动的全民“停滞”中，中国人的关切不再仅仅围绕生活琐碎，而是油然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家国情怀，并开始审视思索起个人与社会，国家与民族，当下与未来等等更宏大的命题。
老子言：“祸兮福之所倚”。的确，一场灾难，若能让民众开始思考并质疑，发出集体的批判声音，便是思想萌动的开始；等一场雷雨的冲刷，洗净寒冬的残垢，当思想的萌芽在时代变局中破土而生，春风化雨，便是国家历经劫难与损失，最重要的意义。
我们所身处的，正是一个变局的时代。
中国经历百年变革与改革开放，从曾经的落败萎靡实现了如今令世界惊叹的自信逆袭，在世界舞台上日渐呈现出大国之姿与复兴之势。但与此同时，一些敏感又清醒的国人也愈发强烈地感知到，中国的文化与精神建设并没有跟上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
若做一个拟人的比喻，中国曾是一个形体消瘦却文质彬彬的书生，今日发财长肉，便脱下长袍，戴上劳力士，大腹便便，再难见儒雅气质。
张录成作品 塔克拉玛干野驼 210×500cm 2000年
中国人的精神，如今不再寄托于艺术与文化的品味，而是沉湎于低俗新鲜的趣味；中国人的道德，如今不再存在于涵养与思想的自觉，而是维系于法律与制度的准则；中国人的追求，如今不再仰望于智慧与学识的高深，而是专注于收获与变现的迅速；中国人的情感，不再浸润于人际与生活的温情，而是麻木于信任与道德的危机。 眼下中国人的日子似乎过得越来越好，但具体到个体感受，幸福感却越来越稀薄；中国社会似乎越来越进步安定，但思想与文化却越来越混乱甚至衰弱了。
查尔斯·狄更斯写十九世纪的英国——“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今日之中国，何尝不适用？
但我们也要继续深思并追问，今天中国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信仰之不存、道德之败坏、腐败之横行、诚信之丧失……许多晦暗不堪的源头，恐怕首先在于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真正的“底线”。所谓“底线”便是精神上的依托与制约。
当人没有精神的“底线”作为依托，便会自由地放逐人性之中的“丑”与“恶”。丑恶像传染力极强的病毒，潜移默化地四散蔓延，迅速传播；它吞噬良善，制造对立，煽动恐慌，使整个社会、国家惶惶不安。
法律也许能惩治罪行，却永远抑制不住丑恶。而法律也不该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底线，因为它无法解决日常生活的所有矛盾与问题。一个社会，若让法治成为一切行动的指南，就像一个孩子，完全靠规则去监管，他或许会成为一个规矩的公民，却不会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人”。
张录成作品《古木寒光》150x360cm 2007年
在西方，除了有基于理性的法治之外，还有宗教的制约。宗教给人的精神力量与行为指引，是更具说服力的。因为相信上帝的存在，人们心怀侥幸的几率就要小的多；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但凡想起了上帝，便更会感到无处遁形。 但在中国的集体范围内，其实是没有宗教的。尤其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人更是丧失了关于礼教与伦理的儒学制约。在学习“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发现了自己的矛盾：即无论如何穿西服、打领带、学习西方的课程、崇尚西方的文化，中国人的骨子里始终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处世态度与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是基于漫长的华夏文明而演绎出的，因此，大力西化，终无法适宜自己的文化土壤。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底线”，找到这个民族的精神依托，就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深耕。可是，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文明不曾间断的古国，我们文化的土壤，时至今日，却愈发贫瘠，鲜有耕种。这一点，虽叫许多民族自豪感极强的人士看来极难接受，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一跃成为如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赢得了世界的瞩目，但瞩目是不够的。国家复兴、民族自信真正得以实现，需要赢得的，不是世界对中国速度的惊叹、对经济军事实力的恐惧、而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由衷地尊重。
单做文弱酸腐的书生或财大气粗的土豪，恐怕都是落后、片面的；唯有使实力与修养并重，物质与精神同行，中国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
没有谁能够否定文化的重要性。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当温饱等基础的生存问题得以解决后，便要开始寻找更高的精神追求。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原始与文明的区别。
张录成作品 双雄图 140×360cm 2007年
但许多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往往容易偏于极端——要么是特别自信，认为中国悠久历史所沉淀出的传统文化不容置喙；要么是特别自卑，认为我们必须要摈弃自己文化的陈旧，全面吸收西方的先进。
这两种观点在某些历史时期，的确适用过，但今天的中国，在走过历史的漫漫长路后，在这样一个与以往任何时刻都截然不同的当下，在这样一个高度融合、高度互通、高度相关的“世界地球村”里，我们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要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特与水准，又要如何面向世界，获得更多元的认同？
中国人的“底线”问题，答案不在西方。西方的理性与科学自有值得借鉴之处，但中国人许多形而上的问题，却混杂着许多言不能尽的中国特色，西式的办法如同速效药，缓解得了一时的病症，却永远无法除根。因此，我们并非一定要让自己的灵魂由宗教主宰，中国人虽然没有宗教却有哲学。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在中国，哲学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关切的领域。”
只是，中国要在现代世界生存，必须放弃那些只属于某个时代、某个经济条件下的思想，而去吸取那些更具有持久价值、普世意义的哲学精华。例如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就曾点亮过中国文化的曙光，他的心学思想甚至传播到了日本列岛，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精神来源，影响了日本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但在国内，随着明清朝代更替，王阳明的心学未能在新的时局与风气中大行天下，而是逐渐沉寂于主流之外。
阳明先生的学问实则是中国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致良知”，在今日看来，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所谓“良知”，即是儒家所谓的“仁心”，佛家所谓的“佛性”，道家所谓的“天道”；而致，便是觉悟，寻找。若我们吸取阳明先生的智慧，去“致”那些被功利、被私欲、被现世种种所遮掩的“良知”，我们也许对丑恶便有了触电般的警惕，对良善有了顺心而感的自觉；做学问者，恐不至于丧失信念，做企业者，恐不至于有失情怀；人人因此有了圣人之性，人人便因此有了独立人格。
张录成作品 《庄子寓言之一》 141x68cm 2018
近些年，国内对王阳明的关注较从前的确多了不少，但关注的方式不是对其理论浮光掠影解读后以博名利，即是把某些语录演绎为成功学的依据，兜售给渴望速成的年轻人，或作为机场火车站里供人打发时间的阅读工具。若阳明先生地下有知，发觉自己被现代人做出了如此这番花样的解读，恐怕要气得再掘地三尺而不止！
我们是需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些自信的，中国人的精神，并非没有依托之处。只是当历史走到了今天，当中国要生存就必须现代化，要前进就必须打破刻板桎梏，我们必须对那些曾深深印刻在自己文化脉搏中的思想习惯加以辨别。倘能潜心析思，真正挖掘出中国哲学的种种精妙，再加之现代的诸多先进之处，以此作为中国人独特的思维与表达方式，我们便将有更坚实根基，更适宜的底线，以及中国人在现代与国际背景中独一无二的精神之所在。
但同时，我们也要正视自己文化的问题和糟粕。
中国文化的问题，大都与因循守旧有关，在相对封闭的路径中重复地走，以至于终习惯继承而无所创新，更不必谈对世界文明进程的贡献。中国，无论汉、唐、宋、明，曾拥有叹服世界的文化，但细数中国历史中的历朝历代，但凡衰落，也必与文化的衰落相关。没有文化的创新，便不会有新思想的产生，不会有交流互鉴的愿望，更不会有更新制度的动力，直至举国上下僵化腐朽，正义遭受打压，独立退化于奴性。
沿着古人的路径，的确更容易，但也因此丧失了创新的可能。创新是艰难的，不仅费时费力，有迷途之险，在某种固定的模式要求下，更有碰壁的可能。但，值此中国变局之时，中国文化转型的关键之际，真正堪当文化之重任者，势必要秉持风骨与决心，清醒地认识中国文化的薄弱之处，深思文化转型的懵懂阶段，我们追寻与探索的方向。
今天的文化发展方向绝不是复古，把前人走过的路再循规蹈矩地走一遍，更不是西化，所谓师夷长技、借鉴“拿来”。我们要做的，是用世界的高度和公正地视角审视自身文化的智慧与狭隘，我们要追寻的，是一个包容万象却独一无二的文化之源。只有我们真正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精神底线，让国家充盈起高雅的文化气质，我们才能让社会趋于良善，让民众获得自尊，让民族涵养有所提高，产生对美的欣赏需求，让自由之养料为科教的土壤增加肥力，以开出灿烂的文明之花，以赢的世界真正的瞩目与尊重。
张录成是当代中国画坛著名丝路大写意画家，丝路文化学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书画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中国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张录成生长在丝绸之路重镇酒泉，后扎根新疆三十余年，期间游学于中央美院、中国画研究院、北京大学，深入研究丝路文化，探索出了表现丝绸之路苍茫、博大、雄浑、悲壮的笔墨语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丝路绘画风格，广受名家高评，被誉为“在传统绘画笔墨语言、绘画境界、绘画美学三个方面有所突破的画家”。
张录成曾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并获奖，作品曾在北京、香港、日本、新加坡、法国、意大利等地展出，多幅作品被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和画廊收藏。作品《天马图》在佳士得香港2019中国当代水墨秋拍中领衔成交。
2012年，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摄制、播出张录成艺术创作历程大型专题片。中国教育电视台、旅游卫视等国内多家电视台，《人民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等50多家报刊杂志均以不同形式倾力宣传。2017年，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筹划、人民出版社出版《千古丝路 笔墨江山——张录成书画作品集》。
2017年以来，张录成受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之邀，先后多次参加“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字说中国·节传文脉”活动，在陕西黄帝陵轩辕殿、陕西白水仓颉庙内现场挥写巨幅主题创作作品《天马图》《奔向新时代》《共生共享》。后在连续两年“影像的力量”中国（大同）国际摄影文化展开幕式上，张录成的作品作为国礼，被分别赠予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荷兰王国、瑞士、芬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立陶宛、比利时王国以及云冈石窟研究院。
张录成笔下的牛、马、驼、胡杨，这些丝绸之路上生动的文化图腾，展现着原始生命的勃发与血性。天马奔腾，自由不羁，野牛相斗，独立威猛，胡杨沧桑，亘古不屈，骆驼悲壮，穿越风云。这些独立、奔放的生命力量借由作者多年深厚的书法功力与大写意的表现方法喷涌而出，形成了生命勃发的大气势、大意象，既具东方神韵又有国际视野，既具历史厚度又富时代气息，既表达出丝路的豪情与风骨，又展现着时代的开放与古老中华民族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