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名企：面试那些事儿

马丁，一名海归高知和失业的上市公司高管，先后经历二十余次面试，这些公司皆为全国知名的私企、央企和外企业。他见到了闻名全国的超级亿万富豪，也见到了很多知名的职业经理人。面试中的曲折复杂与大企业的勾心斗角，为读者展开一次惊心动魄、饶有趣味的求职之旅。

人，活着不易。

福祸相依，贵贱相转。时来铁似金，说你成你就成怎么着都成；运去金似铁，说你不成你就不成怎么着都不成。

其实说起来这世上每个人都是幸运的，从老爸全力向老妈的体内注入那十五亿精虫开始，你我他都是十五亿中跑得最快的那个。所以丑女丑男也不必怨天尤人，您尽管长得磕碜，可已经是父亲宝库中最拿得出手的了。当然，这只是个开头儿。

丛林法则从生命孕育开始就已经体现。这世上很多人的能力都差不多，唯独不同的是机遇。

有了机遇，意味着你的生活会好很多，房子车子工作也少着很多急，没老婆的可以有个贤妻，有老婆的可以锦上添花（社会上这方面的园丁还真不少）；没孩子的可以周游世界，有孩子的可以名校就读。有了机遇，奶茶妹可以并肩超级富豪；没了机遇，只能是韩信低头胯下爬，您就苦大仇深去吧。

虽说死了以后都一了百了，大家一样，可活着的时候，这中间的差别就大了去了。

您说呢？

所以孔子感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农民工杰出代表陈胜也奋臂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我，不是孔子，也不是农民工，就一普通北京人，海归高知。身高180，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我的相貌来自遗传，而我的风度，则来自渊博的知识和二十多年国内外走南闯北的见识。

我曾是国外的金领。1998年开始，我每年的收入就有几十万。尽管辛苦，但在国外著名学院教书和为跨国公司进行高级企业管理培训的经历，使我见识了很多人，也知道了很多事儿。

2005年，我从留学、工作和居住了十年的新加坡回国，担任中国第一间民办国际商业管理企业大学副校长。

我放弃了绿卡----后来还受到大学董事会表扬，董事长在表扬我时热泪盈眶----其实我放弃绿卡并没那么崇高，而是新加坡当年规定：只有放弃绿卡，才能一次性取走所有的公积金。而我所不知道的是，这间刚开办的大学，离职率比流行性感冒还要高得多。

这笔公积金，我可以在北京支付一套二百多米复试豪宅的首付、外加一辆不错的汽车。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我觉得叶落归根没什么不好。虽然我有一定的可观的积蓄，但既然已经决定回国了，我就没必要把银子存在一个六千公里之外的地方。俗话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想得开，也想得明白，还是把这笔可以流动的银子换成那套不错的复式大宅不动产，外加上到哪儿都一踩油门的汽车。

我应该享受生活，而不是看着钱在别人的口袋里变老。我留学的专业是MBA，我觉得中国将来的发展趋势，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值钱，也会越来越升值；而相应来说，现金的保值率显然比不上不动产。所以我决定：放弃绿卡，取走全部的公积金。

签署放弃绿卡文件时，那位新加坡移民局的马来族女官员悄悄问我：“新加坡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你为什么要放弃绿卡呢？”

我淡淡一笑。

是的，我在新加坡著名学府获得MBA，也在那里从事企业管理培训工作近十年。可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在自己的国家和土地上，应该活的更有自由和尊严，也应该活得更滋润一些。更何况，我来自首都北京，从小长在一环，和那些出国前来自小城小镇小乡的同学们比起来，我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离开一个大都市，又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另一个大都市，这没什么不同。

回国后，我在北京拥有两套房，一套出租，另一套二百多平米的复试房子自住。我也有辆中档实用的家庭轿车----在新加坡，要达到这样的生活品质应该算是前百分之十了，而要留在新加坡享受到二百多米的的住房面积和拥有不错的汽车，我恐怕得在那儿再苦干二十年。

我回国还有另外一原因：底气足。我受聘为国际商业管理企业大学的副校长，而大学的中方名誉校长是闻名国内外的民主党派人士，一位曾在全国人大担任过要职的知名文人；外方名誉校长则是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这样两位天神级人物保驾护航，大学的发展前程错不了。

一中一外，两位东西方大师合力铸造的国际商业管理企业大学，前途应该一片辉煌。

可回国三年后，我就默默地离开这所大学。

我实在受不了，他们也实在受不了我。

校董事会的董事们一直很骄傲，不过他们对于专业业务的分析和掌控，我觉得有些不懂事。他们逢人便宣称新成立的大学位于北大和清华中间，最终目标是：用五年时间超过北大清华。

我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也特反对这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维方式（后来我在不少私企不断见识了这种可怕的思维），我们大学所有员工加起来，都没北大或清华食堂里的炊事员多。我们的教职员工一百来号人----和人家北大比，我们是北大荒；清华更沾不上边，就是洗澡修脚的清华池，那儿的员工和顾客也比我们的雇员和学员总和多。

人，应该实事求是，对不对？要是猛劲儿忽悠，甚至连自己都坚信自己的忽悠，那就是屎壳郎趴铁轨，硬充大铆钉，是不？咱不应该干家雀下鹅蛋硬撑的事儿。

豪言壮语每日环绕于耳，家雀下鹅蛋硬撑死扛的文化氛围充斥于校园每一个角落，董事们没一个懂业务懂专业----回国后很久我才知道，这几位董事没一位在年轻时上过大学，而副校长邹德华入职前是一个民办中小学的行政负责人，这样一群没上过大学的董事再加上三本毕业从事中小学管理的邹德华副校长，让我的头简直得比孕妇的肚子都大----不到一年，近视眼变成老花眼。那年，我刚刚三十九岁。

当年回国面试时，我惊诧于大学校园的简陋，也一度产生怀疑和动摇。看到我的疑惑和担心，董事长和温文尔雅的邹德华副校长向我展示了碧波荡漾、园青水秀、风光迤逦的幻灯片，以及拥有现代化跑道和办公教学楼的校园。他们再三向我解释，大学马上要搬到这个地方，搬迁日期就在我正式回国上班前后。

面试后坐飞机回新加坡，在曼谷转机时我又特意给董事长和邹德华敲了电话，他们再次对即将搬迁的美丽校园给了肯定答复。

放弃绿卡正式回国工作后我才知道，那碧波荡漾、园清水秀的地方是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而拥有现代跑道操场和办公楼教学楼的地方，是中关村一个新建小学的规划图。这两个地方，都和我们的大学一点儿不沾边不搭界。

我气急败坏地每日游走于海淀区那村委会办公楼一样的几幢白瓷砖外装修的陈旧小楼里。

董事长是位女士，她躲了我一星期，说是出差；六十多岁的外行老校长泪汪汪地向我讲起“振兴中华从培养企业家做起，当年八路军也是从贫瘠的延安发展壮大成百万大军”的神圣梦想和神圣故事。他尖锐地批评了邹德华副校长，说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和中关村某个小学的规划图给我下套确实不对。

“我们也确实有进驻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计划，不过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盈利。要是以后资金充足了，别说科学园，就是颐和园我也敢租。”老校长鼓着金鱼眼，铿锵激昂。

副校长邹德华每天赔笑，午餐的牛肉面、西红柿炒鸡蛋、沙县小吃、城都小吃、烤肉串外加饮料啤酒他都包了。我没让他花过一分钱，总是他请客，我付钱。后来我们熟了以后，他对我说，“哥们，我们里边就你一个人在国外活得滋润，这下好了，大家一起上梁山，谁都没退路了。”

除了苦笑，我能怎么着呢？

我们大学每年的营业额就几百万，后来政府支持了五百万，我主张用这钱的百分之五给教职员工上社保（从邹德华到我，再从我到员工，没一个人有社保），另外拿出百分之十去同行挖人----没有天罡地煞，又哪儿来的梁山泊呢？

董事长和校长阴沉着脸没言语----最终，这钱后来被董事会买了大奔、奥迪和克莱斯勒----几位董事一人一辆。

四位董事都没上过大学。董事长初中毕业，校长年轻时担任过村中学的物理老师，后来对外宣称是核物理专家，另一位董事则是大专文凭，以后熟了，喝醉后告诉我，那文凭是电大函授的，好像还花了点儿钱。邹德华，三本毕业。

这么几位学历有限、豪言无限的人，居然要为中国企业家走向中国、走向世界的培训担当大任。真是大跃进时代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糟心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