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晓丽 叶茂
摘 要
新冠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风险和危机，呼唤媒体承担其应有的角色和责任。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新冠疫情媒体报道对专家所代表的知识话语的借用，剖析被打破话语界限后的专家话语如何进入公共表达和修辞，归纳总结了四种典型话语修辞框架:通过概念修辞框架来建构防疫的公共日常;通过隐喻修辞框架实现喻体资源的有限借用;通过故事修辞框架追求可述性的平衡;通过描述修辞框架坚守科学理性的表达。同时，本文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专家话语在与媒介角色互动中应当发展一种更为成熟的话语共生状态。
关 键 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专家话语;话语修辞
0引言
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伴随发生的是社会危害和信任危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所担当的相应责任和角色尤为重要。在经历了“非典”事件，尤其是2006年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200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一系列相关法规出台后，我国媒体在报道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积累了较多经验。在面对此次新冠疫情时，媒体充分动员了相关资源来承担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情绪抚慰等社会“瞭望塔”的角色。
然而，这次新冠疫情显然呈现了更为复杂的特殊性。首先是突发性，从2019年12月8日官方通报显示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到2020年1月20日晚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披露“肯定有人传人现象”，期间不到2个月;其次是传统疾控应对手段的失灵，从对病毒的起源、流行性特点到预防手段、治疗措施、患者愈后情况、药物研发、公共卫生应对管理措施等在公共场域中处于不确定的迷雾之中;再次是持续性，无论国内和国外，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反复性较强，持续引发社会关注。
这些特殊性造成了新冠疫情时期媒体报道上的一些挑战。可以看出，媒体相关报道进行了大量的专家访谈和访问，凸显了专家话语的地位，也引发一种新的话语观察角度。以往聚焦专家话语的研究更多地针对环境报道和健康传播，聚焦的是专家话语所带来的风险感知，其中讨论较多的是冲突叙事。而关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专家话语，观察其如何通过媒体来实现信息研判和预警，并形成一系列话语表达与修辞实践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1话语破界:来自媒体的“邀请”
如果说2003年“非典”事件中存在媒体角色的功能性失语，那么新冠疫情中则面对信息与风险的系统性不确定，因为大量的网络媒体本身也是“风险的建构者”[1]。无论是“情景状态”论[2]，“基本价值”论[3]，还是更讲究系统论的“复杂理论”[4]，都可以看到对“危机”理解的核心是由于传统失灵所导致的“失控”，媒体的作用则是通过信息组织与来实现某种确定性。在研究者看来，“非典”是我国最早建立危机传播话语体系的事件。[5]但另有观点则认为，危机传播范式过于精英化视角，不利于关照公共卫生事件在不确定性的历时性空间里多元主体的对话，因此更倾向于风险沟通范式。[6]在乌尔里希·贝克的界定中，相对于相关主体形象和利益的修复，风险范式更加注意危机情境下的沟通、回应与反馈，更为强调不确定性和系统性。[7]这次新冠疫情对于媒体来说，既符合危机传播关于传统失灵的“失控”界定，也符合风险范式中的“系统性不确定”的特点。
面对新冠疫情，新闻媒体在进行信息传递和社会心理沟通的过程中，基于事实搜集、查证和呈现已经不足以完整地进行报道，而需要较大程度上借助专家这一群体的知识和话语生产来介入。而流行病学、呼吸病学、药品与免疫制剂等领域的专家作为在知识领域攻克和应对新冠疫情的群体，也需要面对公众发声，以提升和组织公众的健康和安全意识。这在功能和角色上与媒体是一致的。因此，面对社会风险和危机的“系统性不确定”，新闻媒体对科学话语加强倚重的策略实质上是新闻与科学两个群体为了减少风险、增加确定性而在社会系统功能上的一种“耦合”[8]。可以看到，传统主流媒体例如《人民日报》的“权威解读”栏目、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中国科学报》(科学网)的“专家解读”栏目、《科技日报》(中国科技网)的“访谈”栏目都通过对权威专家的访谈来发布权威信息;而新媒体方面，川报观察的“战疫小课堂”、澎湃的“科技湃”、新媒体平台“知识分子”、在线科普杂志《朴返》等也通过专家话语的呈现来获得互联网空间的舆论话语权。
如果我们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看，科学被视作嵌入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那么，专家群体的行为逻辑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现实语境，科学知识总是满足进步取向和趋新发展的规律，与当下社会和人的关切紧密结合;其次是问题原则，它总要回应和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是医学等功能性较强的应用型学科;最后是价值归宿，科学共同体总是奖励能突破禁区并最终带来人类福祉增加的研究工作。[9]如果沿着上述三个维度来进行类比分析，新闻媒体与专家所代表的知识群体具备类似的功能和属性。在现实语境中，媒体也是面向现实中的社会和人，在现实语境下进行信息的搜集、查证和呈现;对于问题原则，新闻媒体虽然不能直接干预社会的单项进程，但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和舆论影响来间接影响社会价值判断，并实现对现代公共生活问题的剖解;价值归宿上，新闻通过事实的记录和聚像(news icon)来共筑里昂·西格尔(Leon V.Sigal)所谓的“共识性过程”，彼此分享新闻人之间所共有的认知和价值观。[10]
因此，新闻生产与科学知识生产存在耦合的基础，而更进一步的举动就是打破边界。多位学者曾经在探讨新闻专业主义与阐释社群时，采取了“边界工作”(又称划界行为，boundary word)视角[11]，以重申新闻行业内部的自我认知和共识，明确专业与非专业的边界。实际上，边界工作的概念最先就来源于科学社会学家托马斯·基尔(Thomas Gieryn)对科学边界的研究[12]，通过对科学家、科学方法和科学论点的总结来达到区分、维护、扩大科学合法性空间的目的。在耦合过程中，专家突破科学身份获得媒体身份，专家话语突破科学边界介入媒体的公共表达。当然，不同领域的边界存在着高低的区别。相比科学领域的边界工作来说，新闻显然是一个“浅边界”的领域[13]，其开发性和包容性更大。因此，这场基于危机和风险范式下的二者耦合实际上建立在一种来自媒体的“邀请”上。
因此，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说，所谓公共性目标正是媒体和知识群体共谋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这种公共性集中体现在话语修辞的公共性上。话语是媒介在宣称权力时的核心场域。布尔迪厄在分析社会场域中的权力身影时，强调了话语的本质是一种可交易的资本，而其中的分量和价值不只是通过“说什么”而更是通过“怎么说”来得以兑现，这其实就是语言修辞，不只是一种话语的内容，更是一种使用和呈现策略。[14]
话语的核心是修辞。面向大众的新闻媒体需要借助专家的科学话语，而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共同体则需要借助传媒来面向社会发声。科学话语是一套以理性精神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它通过精确、客观、稳定的话语修辞来表达科学规范下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再现科学事实。而新闻话语则是一套讲究普适性、具象性、创新性的修辞话语，以期达到某种舆论层面的目的。
因此，当知识阐释社群所共用的话语进入到新闻生产的话语语境时，必须面临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问题。[15]它不简单只是意义的迁移，而是伴随着自身话语生产的目的、意义、背景、价值观、利益立场的切换所引发的旧语境的瓦解和新语境的产生。那么，从修辞的角度来说，研究和判断疫情趋势和给予社会预警的专家话语公共表达则需要“接合”(articulation)到不同平台的媒体话语表达中。
2话语修辞实践:四种框架
在文本在话语研究学者范·迪克(Van Dijk)看来，要考察话语修辞过程，需要放在修辞框架中来进行。修辞框架通过事实、认知和引述来实现一个双层结构，表层是话语组织框架，而底层则是劝服手段。[16]甘姆森(W.Gamson)认为可以对话语修辞框架进行回溯性分析，提出了“诠释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中的框架装置，并分为标签、隐喻、例子、描述等元素。[17]兼顾范·迪克和甘姆森的理论模型，结合新冠疫情媒体报道中专家话语表达修辞实践，总结出四个主要框架，即概念修辞框架、隐喻修辞框架、故事修辞框架和描述修辞框架，来考察以专家为代表的科学话语是如何介入到公共修辞(public rhetorics)中，并通过科学生产与媒体生产的双重机制最终达到社会劝服效果的。
(一)概念修辞框架:建构大众化知识单元
在康德看来，科学是一种关于客观世界的感觉材料和知性范畴的结合，其核心工作之一就是提炼概念，作为对复杂现象和关系的一种创新性工作。因此，对于专家所代表的知识群体来说，概念是构筑知识思维的基本单位。在概念性框架中的修辞结合实践中，专家话语的主要功能是为公众构筑起新冠病毒流行病学与防治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说，当公众面对新冠疫情的到来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时，专家话语制造和传播了相关概念来厘定这些风险对象，使得风险对象成为可被公众认知的大众化知识单元。例如，从专家话语介入新冠疫情的概念厘定以来，通过输出“疑似病例”“确诊病例”“致死病例”三个概念来具象化新冠疫情的社会风险感知，通过三位一体的数据来引发整个社会的日常抗疫参与行为。而这三个科学话语领域中具备关联效应的语词的公共化生产就是一种典型的概念修辞框架。而更多来自流行病学的概念诸如“居家隔离”“自限性”“聚集性案例”“复阳”“接触性感染”“粪口传播”“清零”等也通过专家话语的概念修辞介入日常公共生活。
当然，概念性框架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而话语权的实现则是话语内部属性决定的。在常态上来说，新闻媒体是社会话语场天然的话语权控制方，但新冠疫情的概念构筑在修辞结合实践中更多由专家话语主导。“零号病人”这一概念性修辞框架是个较好的观测案例。
“零号病人”的讨论在网上引发热议，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曹务春、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金永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副院长邬堂春等在接受采访时均采用“目前尚未找到‘零号病人’”这一说法。[18]实际上所谓“零号病人”指的是流行病学中的指示病例或索引病例(index case)，即有助于最快、最准确锁定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案例。而当这个科学范畴的话语介入公共表达后，进行了“零号病人”这一概念性修辞，实际上，这个词语最先来源于媒体的使用，记者兰迪·希尔茨(Randy Shilts)最初在艾滋病报道中使用该词。[19]“index”所召唤的是流行病学病毒谱系意义上的追溯过程，但并非特指第一个感染者，而在“零号”这一意指下原有科学话语空间坍缩，而标出了“第一个案例”，暗含某种发动社会共同查找的呼唤以及问责疾病控制与管理的策动。
(二)隐喻修辞框架:喻体资源的有限借用
隐喻被认为是语言的一种最本质特征，也是最为常见的思维方式之一。按照符号学家赵毅衡的观点，当符号从理据性进入无理据的规约性，再用符号文本进行新的有理据的描写，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延伸下去，构成一种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观点。因此，当专家从科学手段观照这个世界，其秉持的是理性精神，而介入媒体的公共表达后，其观点往往伴随一定的隐喻修辞过程。
在新冠疫情的媒体报道中，最为突出的隐喻修辞是“疫情-战争”框架。专家话语中使用它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来自媒体的推动和引导，其次是在公共空间里将科学研究对象的危害和不确定性隐喻为“敌人”可以增加专家话语本身的正当性。例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时说“病毒没有了‘援兵’，我们强大了，它(病毒)就等着被‘围歼’吧”[20]，“围歼”既有通过药品和免疫制剂杀灭病毒的隐喻指涉，又有对科学共同体的群体指涉。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防治专家李兰娟关于“搞传染病的冲锋在前，大家才会一块往前冲”[21]的话语则表明了专家身份在整个抗疫行动中的引领性作用;钟南山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说，“就疫情而言，世界正在爬坡增加”[22]。“爬坡”意味着对疫情“坡度”喻体的存在，有“上坡”就有“下坡”，话语的对面则是处于下坡(已基本控制疫情、向好发展)的抗疫局面。
当然，被较多采用的“疫情-战争”隐喻框架是仍显单调的。专家话语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能获得较好的媒体价值和分量，取决于专家在选择喻体资源上的能力，搭建怎样的阐释语境。知识话语的“分量”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喻体资源的发掘和开发程度。选择什么喻体资源，搭建什么阐释语境，这是隐喻框架绕不开的修辞命题。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将新冠病毒形容为“很妖的病毒”。“妖”字既能通过隐喻来指涉新冠病毒的邪恶，还生动描摹了新冠病毒在流行病学上诸多规律不明、变化很多的状态，这样的话语表达迅速取得了互联网空间的“刷屏”效果。在接受同一媒体采访时，他还提到，中国上海的防控属于“少林派”，而新加坡则属于“武当派”[23]，这一话语修辞则通过少林派的“刚”与武当派的“柔”来类比了两种抗击疫情的公共选择:强化外部防护还是着重内化管理。张文宏还有其他含有隐喻修辞实践的表达，借助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实现了广泛传播，诸如“防火防盗防同事”“你在家里不是隔离，是在战斗”“最好的药就是免疫力”等，这些生动的公共表达使得张文宏被公众称为“医界段子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比其他专家话语，他展示了在修辞框架中对喻体资源开发和阐释搭建的丰富性和灵活性。
当然，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讲，隐喻修辞框架寻求对世界更为简化的客观认知，一套这样的修辞框架需要表达从高认知到低认知的转化。高认知即意味着对客观事物以逻辑关系紧密的方式来进行认知，而低认知则意味着储藏和召唤了强大的暗示和劝服效果。[24]这是值得专家在喻体资源的选择和借用上需要注意和认识的问题。
(三)故事修辞框架:追求可述性的平衡
故事来源于情节(plot)。故事修辞框架并非能和事件呈现划等号，如果说事件是一个客观性过程的话，那么故事则是被讲述者“卷入的经验”，在修辞中某些事件被挑选了出来，并被按照某种方式来进行叙述。
在新冠疫情的媒体呈现中，当科学话语介入公共修辞，首先面临了“可述性”(narratability)的问题。因为科学规律本身作为理性认知的一种抽象活动是“不可述”的，而“不可述”既有“不具可述性”也有“不应可述性”两个层面，这是科学规约和范式所决定的。为了新闻生产的真实性和传播维度上的接受度，媒体的公共话语生产是希望具备一个连续、稳定和有机的故事修辞氛围的。那么专家需要配合媒体，在可述性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情节上的可构筑性(composability)，也就是说，应当追求表达修辞可述性上的平衡。
那么，一般什么样的话语被选择作为可述对象呢?按照符号学家赵毅衡关于叙述学的说法，要“有违常规”，也就是说一个故事被讲述出来，是因为这个事件中有一段隐含的剧本(canonical script)被某种逻辑打破和违反，那么这个事件就会被叙述出来，也就是被标出(marked)。[25]那么，通过这一过程，被打破逻辑的隐含剧本也就成为专家想要标出的某个话语要点。
当然，“有违常规”在新冠疫情的专家话语故事修辞框架中并非唯一或有意选取的标准。在故事框架修辞中，也有媒体基于读者或者观众的“阐释语境”而选取的一种话语策略，使得专家在对事件进行分析和评判的过程中来参与话语的修辞。这其中并没有非常规的“标出”，而是符合一种新闻公共表达的可述性话语。
国家卫建委第三批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袁国勇对财新网讲述“武汉封城”这一决策，采取了故事修辞框架。在描述话语中，他和同是专家组成员的钟南山、李兰娟、曾光和高福等乘车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进行了考察和回溯，他们在没有下车的情况下进行了细致的现场观察和工作。[26]在这个故事中，四个专家一边在媒体上对公众发出强烈的预警，同时在疫情最关键的时候冒着极大风险进入华南海鲜市场考察则是被标出的行为，凸显了科学决策背后的艰辛和严谨。
(四)描述修辞框架:坚守科学理性的表达
科学语言是高度抽象的语言，尽管其中也有日常和公共语言的部分，但是这些终究要服从逻辑严密的论述。例如，对于“物体在空中会重重落到地面”这一句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的表述则是“物体在忽略空气摩擦力的情况下会以重力加速度向下运动直至撞击地面”。因此，科学是从客观世界抽象出的一般性客观规律，科学语言修辞则主要是一种抽象话语，包括概念、命题、理论、数据等，这些语言又将科学演绎引致更高度的抽象层面。[27]
从修辞的角度来说，新冠疫情报道中专家话语在科学理性层面上的坚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客观修辞。科学话语尽量采取冷静和客观的视角来进行观察性和推理性叙述，因为科学结论得以确立的根基就在于可证伪性，也就是需要科学共同体的验证，因此需要尽可能地排除主观性和特殊性语境。2.数据修辞。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学科，其基础逻辑就是数理逻辑，建立在流行病学的参照标准也是数据标准。因此，征用数据来佐证观点，是专家话语与一般的公共话语所不同的表征方式。3.去修辞性。修辞的本质是对话语进行社会性的改造以达到某种话语目的，但修辞的结果却是以窄化话语的空间的方式换得一种“具象性”。而科学话语则为了更贴合客观规律，话语量和修饰功能需要尽可能少，用平实地语言来保证话语的准确性。
钟南山在央视《新闻1+1》栏目接受白岩松的采访中首次做出新冠病毒“人传人”研判的话语修辞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理性坚守（1）:
白岩松:针对人传人的判断是什么样的?
钟南山:在武汉有这样肯定的证据，在广东有两个病人没去过武汉，但是家人在去了武汉以后，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回到家里后，两个家庭都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现在可以这么说，肯定有人传人的现象。
可以看出钟南山回答白岩松的话语策略是先进行证据和数据的罗列，再进行逻辑的推导，最后再展示观点。在观点展示前，还需要交代“现在可以这么说”这一前提。这样的描述框架既摒除了表达的主观性色彩，还极大地弱化了逻辑演进的主导性暗示，凸显了推导过程的客观和审慎;最后，在给出“有人传人现象”观点前，加了“肯定”二字以示某种专业性的判断和社会预警式的强调。
针对危机和风险，媒体希望将置于风险社会中“不明确”的部分变得可感可知，实现社会压力和焦虑的纾解，并达到一定的舆论目的。但是在科学逻辑的组织和传播中又要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公正，这种矛盾自始至终是存在的。从《新闻1+1》主持人两次针对新冠疫情的最新数据连线专家所引出的话语修辞，即可看出这一点。一次是2020年1月31日，突然出现确诊病例数据暴增，当主持人表达忧虑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回复:“大家不要被这三天的数字吓倒”，并解释了这是前期病人积累所致。另一次是2020年2月25日除湖北以外确诊病例降为11例，主持人代公众表达了“松一口气”的观感后，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颖则告知需要2个最长潜伏期的考验才能放松，并呼吁高度警惕侥幸心理。这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了媒体需要作为公众代言人，通过和专家进行对话，来实现修辞公共化的完成，最终产生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劝服效果。
3对话:话语状态与媒体角色
面对新冠疫情这一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所代表的科学共同体无疑拥有定义、判断和解释风险的绝对威权，科学理性也是公共决策的最重要依据。在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中，科学理性的根本角色之一就是编织尽善尽美、无懈可击的安全光环，以解决社会公众的物理风险。同时，贝克也阐释了媒体以建构风险议题的中心角色地位，如果科学理性话语是解决这些风险的话，那么专家话语的媒体角色则是“驱散社会焦虑的乌云”。[28]
按照欧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香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观点，专家话语通过陈述事物和连接事物，意图重新组织和搭建意义。[29]在此过程中，科学话语将获得舆论场中的合法性。这也就是从科学语境到媒体语境、从“知识阐释”到“公共表达”在修辞学意义上的结合实践(articulation)。[30]如果我们对比分析2003年“非典”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期间我国媒体报道中的专家话语，会发现专家群体经历了三种话语形态的共时性变化:
(一)失语状态
在大众的长期刻板印象中，科学人士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公共表达并非其主业，因此其公共话语状态是沉默的。这种沉默带有某种以潜心从事科学研究作为代偿的合理性。在“非典”期间，这种失语体现在对于话语的沉默，对于公共表达的放弃和枉顾。而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失语则并非体现在沉默，而是话语修辞层面上的静默，也就是“去修辞”。
(二)坚守话语状态
借助权威主流媒体平台，在媒体的引导下参与公共表达，但在话语层面坚守科学思维话语，尤其是在修辞层面，将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作为修辞对象和目的，但保持较低限度的话语效果。[31]在“非典”期间钟南山成了公共空间话语坚守的代表人物。新冠疫情期间，大部分专家话语也属于此类，通过科学-媒体的结构性耦合，实现科学话语的媒介化途径，实现对公共理性的塑造，对公共策略的影响，对公共价值的守望。
(三)积极话语状态
看重科学-媒体的耦合关系，积极地参与公共表达，尤其借助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力，在深厚的科学底蕴基础上熟练运用公共修辞，话语指涉不仅限于自身专业领域，且完全介入公共空间。以“网红医生”张文宏为例，他不仅在权威主流媒体解答医学问题，还频繁出现在诸如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贡献“金句”和“段子”，这恰恰是积极话语态度的体现。他还对其他议题发表延伸观点，例如“孩子少喝粥，多吃鸡蛋，牛奶，三明治”，显示出他的公共表达已不受话语身份和话语框架限制。
相比专家群体，尽管媒体在舆论场中的话语角色占据绝对优势，但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则需要作出一定的话语让渡。以新冠疫情为例，权威主流媒体需要搭建舞台以供权威专家就重大疫情判断发声，而各个新媒体平台则以不同形式来对公众进行科学素养的普及。因此，媒体角色更像是公共论坛(public deliberation)的组织者，要统合政府、专家和社会等各方的关系，并充当翻译、沟通、代言、协调等中介功能。[32]与以上三种专家话语形态相对应，从媒体-专家的关系来看，专家话语则存在三类关系性话语角色:被动主导话语角色、被动引导话语角色和话语共生者。
(一)被动主导话语角色
媒体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完全主导整个媒体议程和话语表达，只是针对某个专业领域来寻求专家帮助，将专家话语作为信源来处理和加工。与此相对的专家话语状态则主要处于失语状态，而话语表达修辞则完全处于被动主导的态势。
(二)被动引导话语角色
作为引导者的媒体邀请医学专家所代表的知识群体进入应对新冠疫情的角色中，提供话语平台支撑和舆论权力授权，但体现出对专家话语身份的倚重，新冠疫情报道中的几位著名的专家如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王辰、陈薇等要么是院士，要么是国家级别的高级专家。虽然仍处于被动引导的态势，但这些专家的话语也早已超越所谓信源的意义，科学视角全方位地介入到公共表达(public expression)的领域中，相关的专家也就可以称之为公共科学家，专家的科学话语也可视为公共话语。
(三)话语共生者
“共生”(symbiosis)一词来自生物学领域，是指在一个生态体系当中，彼此的功能是互相嵌合而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共生的核心和目标是形成更为互融的话语共生态。这种话语共生态不仅是媒体报道中专家话语表达修辞的应然状态，更是一种成熟的媒体策略。
首先，因为一旦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公众的关注点就会从“大世界”收缩到身边的“小世界”，作为共生者的媒体不仅为专家群体提供信息发布和社会预警的平台，还能接受专家群体和个体以一个媒体IP的身份来定位自己的话语角色。为了培养和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增强社会的科学参与和科学应对，消解大众对于科学共同体的误解和抵抗，媒体应当认识到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知识性”，意识到与科学话语的长期性耦合和共振是在为大众建立一种新的媒介生态。
另一方面，与此媒体角色对应的专家话语应当是一种积极话语状态，即主动介入公共表达和修辞。在疫情应对上，科学知识和科学共同体能够通过媒体来有机嵌合到社会系统中从而获得社会认同和支持。在积极话语状态下，社会力量也能作为一种更为强大的决定性因素进入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生产之中，共同架构和生产所谓的“有机知识”，在整个社会系统和公共策略中发挥能动作用，并最终实现推动社会和人类福祉的抱负。这同时也是社会学家魏因加特(Weingart)“科学媒体化”的初衷。[33]
注释：
（1）语料来自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2020年01月20日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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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新闻界》2020年05期
编辑︱李佳效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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