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以博物馆国际合作推动的国家文化身份建构
文 / 胡 超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国际著名博物馆陆续开辟了专门的韩国展厅，改变了启蒙时代以来博物馆对地理和人类文明的展示框架，从而象征性地建构了民族国家的“文化形象”。韩国支持创建专门展厅，强调和中国、日本艺术传统的区别，同时推广韩国艺术史观，反映了建立民族文化身份的国家文化政策。
关键词：博物馆 国家形象 民族艺术 文化领地 韩国展厅
1783年英国大英博物馆作为最早的现代博物馆开设以来，国际主要博物馆的空间陈列，基本都沿用启蒙运动以来对世界地理和文化划分的界限，其中东亚地区的文明和艺术展示，传统上都是以中国和日本展厅为主。这一局面直到1992年起才发生改变，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这一年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以下称V&A博物馆）开办了韩国以外第一个韩国艺术展厅，随后这种韩国展厅在世界重要博物馆里得到快速复制，形成了18世纪以来第一次全球主要博物馆大规模增建单个国家文化展厅的现象，不过一直都没有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1〕笔者以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韩国展厅为案例的研究认为，韩国推动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里开辟专门展厅来展示民族艺术传统，实际上是在博物馆现有的人文历史地理展示框架内，通过增设展示空间而建构了海外“文化形象”。
本文的研究主题起源于2013年笔者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发现始建于1998年的韩国专门展厅刚刚翻新，格外引人注目，随后发现美国其他一些博物馆也在近二十年里陆续新增了韩国展厅，资助署名都指向韩国外交部所属的“韩国国家交流财团（The Korea Foundation）”。笔者由此推断，这类韩国展厅同时期大量出现，背后可能有成体系的策略。
博物馆在建构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身份上有着重要作用，〔2〕而在海外博物馆里创建专门展厅，正是因为展览具有独特的传播特质：“展览是一种能够生产‘意义’和思考框架的认知活动”，〔3〕博物馆展览内容，引导人们该如何观看，从而影响观众认知。托尼·本内特在《博物馆的诞生》一书中指出，博物馆从藏品选择到空间陈列，都旨在传递特定意识形态。〔4〕讨论民族意识形成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也提示：“博物馆本身，以及把民族想象用博物馆来呈现，都是高度政治性的”。〔5〕事实上，韩国政府推动在海外建立专门展厅就体现了呈现民族文化身份的政治意味，符合“韩国建国以来，文化政策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国家文化身份”〔6〕。韩国国内也明确把这些海外文化政策和国家形象的建立联系起来。〔7〕而这里的国家形象，就和民族意识及国家文化身份紧紧相连。
韩国文物在世界博物馆的收藏和展览
90年代以后，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和韩国国家博物馆协力合作，通过国家博物馆的“海外韩国展厅支持项目”（Korean Galleries Overseas Support Program）等计划，〔8〕目前已经支持23家海外博物馆举办韩国艺术相关展览。韩国国家博物馆另外还有“博物馆国际合作项目”，推动海外韩国文物的建档和修复。据韩国国家博物馆统计，世界上37家著名博物馆或美术馆拥有重要的韩国文物和艺术收藏，其中至少有12家已建成专门的韩国艺术展厅。〔9〕这37家博物馆或美术馆中，有20座位于美国，5座位于日本，3座位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和俄罗斯都各有一座。这些收藏和展览韩国艺术（文物）的重要博物馆，都从文物和资金上得到韩国国家博物馆的支持，分布上有这样一些规律：
第一，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特别是英语国家。这固然跟美国国力强大以及韩国和美国的历史渊源有关，但也反映出英语国家的传播优势和国际影响力。
第二，合作对象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博物馆，比如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史密森学会的弗利尔和赛克勒美术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V&A博物馆，德国的科隆博物馆，加拿大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以及俄罗斯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等。
第三，美国是韩国合作的重中之重，目前有20个美国博物馆开设了韩国专门展厅或者拥有专门的韩国文物收藏，不仅包括国家级的史密森学会旗下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包括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民营机构，还有大学博物馆，从而形成多种层次的交流合作。
详细来说，世界上12家已经建有“韩国”冠名的专门展厅中，至少有7个著名的大百科全书式综合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等，同时也包括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休斯顿美术馆等重要美术馆。除了欧美这些世界级大馆，还有其他类型的重要博物馆。比如美国密歇根大学博物馆就建有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赞助冠名的韩国艺术展厅，是“第一个在美国大学博物馆里，为韩国艺术建设的专门展厅” 〔10〕。除此之外，韩国也积极向海外出借文物从而促成各种展览和丰富海外博物馆的韩国收藏。从这方面的数据，也可以看出韩国专门展厅的繁荣原因，以及韩国支持海外展厅的深度和广度。（见表1）
表1 韩国对部分海外博物馆的支持
* 数据统计分别来自韩国国家博物馆、韩国文物局以及各个博物馆网站，截取日期：2020年9月28日。
从统计信息来看，韩国和海外博物馆的合作，除了资金赞助，也提供展品、研究、修复和出版支持，比如大英博物馆的韩国展厅，就有51件常设展品借自韩国，而大英博物馆的馆藏韩国文物，也都由韩国出人、出钱、出技术进行文物调查、造册和出版。这种通过展厅和展览在国际上推广韩国民族文化，跟视觉展览的特点紧密相关。米歇尔（J. W. Mitchell）论及展览时指出：一个重要的展览可以持续几个星期，展览通常还配有显眼的招贴，营造的观看效果往往比展览本身还广泛，而且通过图册和其他的复制品，展览更能留下有形遗产，一个展览可能影响更多的公众和留下更久远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视觉艺术可能是传递一个国家形象或者改变一个国家形象最有利的途径”。〔11〕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韩国展厅——大都会博物馆收藏韩国文物100年特展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韩国展厅”
大都会博物馆1998年创立了韩国常年陈列展厅，开幕时组织了当时美国最大规模、最全面的韩国艺术展览，展出韩国瓷器、佛教雕塑、绘画、金属和装饰艺术。〔12〕从展厅设立到成立后所有展览的筹办，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以及韩国国家博物馆等韩国政府、基金会和企业等机构都鼎力相助。
韩国对大都会韩国展厅的重视，可以从一次围绕借展引发的争论中看出。2013年，大都会博物馆韩国展厅推出特展“新罗：韩国的黄金王朝”，全方位展示韩国历史上的全盛时代，以及它的艺术独特性。〔13〕这个展览中有一尊高93.5厘米的佛像，属于韩国最高等级的“国宝”级文物，按文物保护法规不能出境。但组织这个展览的韩国国家博物馆却坚持说，在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具有象征意义，必须展出这尊佛像，不惜申请特例来规避法律要求。几番交涉后终于运到纽约展出。〔14〕
随后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大都会博物馆韩国展厅组织了特展“韩国：大都会100年的收藏”，共展出77件文物，回顾大都会博物馆从1915年到2015年一百年间收藏韩国文物的历史。这个特展，“反映了现代西方对韩国的想象，以及韩国艺术在美国如何进入观赏视野和如何被看待”〔15〕。
但2015年这个展览同样也由韩国全方位赞助。国家文化展览固然常有各国企业或者文化基金赞助，但是像大都会博物馆韩国展厅的这个展览，从藏品、资金到出版，都由韩国包办，非常少见。主办机构署名为大都会博物馆、韩国国家博物馆及其光州分馆，核心展品借自韩国，三星公司赞助了展览和教育活动，大韩航空赞助了交通运输，韩国交流财团和韩国国家艺术基金也提供了支持，展览的图册也由韩国交流财团、LEE KUN-HEE韩国艺术基金和韩国私人赞助。这一包括政府、企业和私人的多层次支持，构成了韩国通过博物馆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的模式。〔16〕
通过全方位的支持，韩国能够参与设定展览主题，从而传递韩国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展览意图。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2018年大都会特展“金刚山：韩国艺术中的旅行和怀乡”。〔17〕这个展览由韩国文化和观光旅游部与大都会博物馆合作、由韩国国家博物馆组织，是大都会韩国展厅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之一。〔18〕除了资金支持，韩国各个文物机构都借出大批珍贵藏品，多半都是首次在北美亮相，包括韩国国宝级文物、绘画大师郑敾（Jeong Seon，1676—1759）现存最早的作品。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韩国展厅内景
大都会博物馆网站强调，该展览通过山水画反映朝鲜民族对风景名胜金刚山的向往，展示金刚山作为“文化符号，深入人心而且扎根于韩国的民族意识之中”〔19〕，把金刚山作为韩国民族意识的文化符号呈现给观众，整个画展围绕金刚山来介绍郑敾的“真景山水”绘画流派，也具有建构韩国民族文化身份的用意。
郑敾是朝鲜王朝时代的文人画家，他从用笔到构图方法等方面革新了当时的山水画。“真景”一词起源自1928年韩国美术史家对郑敾的评价，后来的学者借用这一词语，认为郑敾创造了新流派叫做“真景山水画”（진경산수화，True-View Landscape，jingyeong sansuhwa），特点是表现朝鲜半岛本土风景，郑敾也被称为“真景山水画”之父，开创了“朝鲜化（Koreanization）的绘画传统”。〔20〕而在此之前，韩国山水画多半绘制黄山、西湖等中国名胜，或者表现文人理想化的场景。“真景山水画”则强调朝鲜半岛的地理形状，在风景中包含半岛的艺术历史意义和民族心理感受。〔21〕
但是，“真景山水”和相关提法直到1998年才完整出现，2007年前后才开始在韩国受到重视。201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韩国学者吴映玟撰文指出，韩国美术史中的“真景”及“真景时代”概念，是韩国在明朝结束之后，开始全面建立民族艺术传统的开始，韩国的历史学家和美术史专家在郑敾所处的时期，找到了韩国独特的绘画表现，并把它上升到“韩国绘画的自尊心”的高度。〔22〕“真景山水”受到推崇，因为它象征着韩国绘画从中国山水画传统中脱离。
韩国成均馆大学2007年的研究还明确说明，“真景山水”早年提出是为了纠正日本殖民史观, 从中树立朝鲜民族文化的自尊。〔23〕但无论真景山水的提法是为了摆脱中国山水画传统，还是为了摆脱日本殖民艺术史观的影响，都明显有着建构韩国民族文化身份的目标。
由此可以看出，2018年韩国国家博物馆围绕“真景山水”的概念，策划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这个展览，把一种在韩国美术史体系内尚无定论的美术史观，通过展览推广为韩国独有的艺术传统。这或者正反映了韩国支持建立韩国展厅的动力和目标：在国际博物馆里提升韩国文化的能见度，并按韩国视角来建立文化叙事。
英国大英博物馆韩国展厅内仿建的古代文人书房
大英博物馆的“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展厅”
1783年创建的大英博物馆，今天藏有约四千件韩国藏品，是西方国家数量最大、类别最全的韩国收藏之一。〔24〕大英博物馆1999年开始考虑设置韩国专门展厅，同一年韩国国际交流财团（Korea Foundation Gallery）成立，支持大英博物馆开展韩国文物的收藏与研究，并赞助大英博物馆于2000年建成以“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冠名的韩国专门展厅（Korea Foundation Gallery），标志着韩国以外的韩国文物展览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14年，韩国国家博物馆又资助大英博物馆全面翻新了这一韩国展厅。〔25〕同样由韩国资金支持，大英博物馆还于2015年第一次设立了韩国展厅策展人这一职位。
虽然1992年V&A博物馆率先建立了韩国展厅，但2000年大英博物馆建立的韩国展厅，更引人注目。大英博物馆更有国际声望，同时它的韩国展厅面积，在当时欧美博物馆所有韩国专门展厅里最大，达到400平方米。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内部简报高度赞扬了大英博物馆韩国展厅成立的盛况：“英国媒体大量报道”，“凸显了在世界上最为崇高的一个博物馆里，开设韩国艺术展厅的重要性”〔26〕。同时，这则简报也强调了展厅规模的重大突破，“大英博物馆韩国展厅比欧洲和美国现有的（韩国）展厅面积都要大，接近400平方米，有250多件展品，对韩国的艺术、历史和文化都有全面展示”。〔27〕而简报中的一个细节，也体现了这个展厅对弘扬韩国民族文化身份上的意义：当时朝鲜派驻在伦敦的两名官员，也破例参加了展厅揭幕晚宴。这一事实表明，共同的民族自豪感压倒了朝鲜和韩国少有接触的政治常规。
大英博物馆的韩国展厅还有一项突破是展示传统的民族生活形态。展厅里重建了一个传统民居“舍郎房”（Sarangbang），首次直观反映了韩国的住宅建筑美学和生活方式，这种舍郎房虽然参照了实体建筑，但是本质上还是一种虚构的建筑形象，把韩国文化予以符号化呈现。〔28〕
作为男主人书房和一家之主的专用活动房间，舍郎房有意识地和中国文人书房进行了区别，“在博物馆里建造舍郎房，展现韩国传统建筑形式，聚焦韩国经典的学者生活方式，韩国政府在技术、知识和资金等方面提供了支持，意图就是向欧洲人展示关于韩国独特民族身份的知识”〔29〕。学者 Park Ji Young 进一步比较了韩国在欧洲另一博物馆里建造的舍郎房，认为舍郎房的展示突出了韩国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朝鲜、中国以及日本都不一样，“舍郎房的展示也就能够成为一种媒介，激发民族和族群的情感，以及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具体展示”〔30〕。除了资金和展品等支持，韩国也影响了大英博物馆这个展厅的空间和陈列。比如，韩国参与者认为，“大英博物馆通常以对馆内展厅的改变比较保守，但是对于韩国展厅却给与了大量自由度，主要的设计、投资和建设其实都由韩国方面完成”，〔31〕这就说明韩国从展厅的构想、建立和展览等各个环节都深度介入。不仅如此，韩国机构还跟踪这些专门展厅的展览效果。根据大英博物馆韩国展厅的一份观众调查结果，2014年韩国国家博物馆资助大英博物馆对其韩国展厅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翻修。〔32〕同时，韩国也赞助和支持大英博物馆的韩国文物研究和文物整理。从2002年到2016年，韩国文物研究所多次对大英博物馆所藏韩国文物进行调查整理，最终完成了该博物馆四千多件韩国文物的藏品目录，并赞助出版了调查报告和图册。“这个目录代表了（韩国）文化界的远见卓识和努力，韩国的机构提供了慷慨援助，帮助研究和了解韩国丰富的文化遗产”〔33〕。
自身收藏的扩展，加上特别是韩国大量借展的支持，使得大英博物馆不断拓展对韩国文物的研究。2018年4月，大英博物馆宣布，在韩国公司的赞助下，大英博物馆在西方艺术机构里开设第一个韩国绘画艺术的保存和修复项目，“这项计划表明，大英博物馆对自身的定位是成为韩国艺术的欧洲权威机构”〔34〕。有了韩国展厅、藏品和研究，其他推广韩国文化形象的工作也就容易展开。比如2019年7月，在英国的韩国文化中心就组织了三天的公众课程《在大英博物馆里发现韩国文物——从三国时期到当代韩国》，主题是讨论“大英博物馆里韩国的特别地位”〔35〕。这个课程主题也说明，在大英博物馆里开设韩国展厅，一个原因就是要推广韩国的文化“地位”，这也是民族身份建立的目标。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韩国展厅内景
韩国展厅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策略
综合大都会、英国大英博物馆，以及其他一些博物馆的韩国展厅情况，韩国支持海外博物馆开设韩国专门展厅有两个特点：第一，支持博物馆在世界文明的展览体系中开办专门展厅，创造出韩国艺术的专属空间。第二，在东亚文明展览框架中和中国及日本做对比，从而强调韩国艺术传统的自有特色。由此可以解读韩国在国际博物馆里建构自身民族文化形象的两个策略：第一是在世界文明版图中确立韩国的存在；第二是以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东亚文化”为他者，强调韩国文化艺术的独特。
当然也需要指出，国际博物馆里增加新的专门展厅，符合博物馆发展的多元文化潮流。“韩国厅的推出，是我们的最后一步，让我们最终对亚洲有了全面的呈现”，但韩国展厅的推出，主要还是想增强韩国文化的存在感，正如大都会博物馆1998年韩国展厅建成时候的介绍：“在东亚传统艺术中，西方国家对韩国艺术了解较少”〔36〕，而展厅启用“有助于帮助西方观众增加对韩国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遗产的了解”〔37〕。
专门展厅的空间，也就由此成为展示韩国文明的物理空间。韩国的策略是先追求存在，再支持扩建面积。比如俄罗斯莫斯科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在韩国的资助下，2010年开辟了韩国常年展厅，面积仅为100平方米，“比中国和日本展厅要小一些”，展厅网站承认，“长期以来，韩国艺术不像日本和中国艺术那么有名”，“（但朝鲜半岛）许多艺术杰作，最终也成为世界遗产的一部分”。〔38〕这也就涉及韩国展厅强调韩国文化“存在感”的另外一个思路：把中国和日本当做参照，从而确定韩国民族艺术的“独特性”。
韩国国家博物馆馆长Chung Yang-mo如此评价大都会博物馆韩国展厅开幕的意义：“韩国特点鲜明的文化和艺术，在东亚艺术传统的形成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并不为世界所知”，随着韩国展厅的建成，“韩国的艺术史家们希望将更多的韩国展览和活动带给西方的公众观看。”〔39〕
为了强调韩国展厅内容的“独特性”，展览叙事也将中国和日本作为“他者”，强调和中日两国文化的区别。由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赞助，大都会博物馆出版了给教师使用的韩国展厅导览手册，第一段就强调，“尽管韩国和两个邻国之间有着重要联系，但是韩国艺术复杂又精美，和中国、日本有着鲜明的区别和不同”〔40〕。在2018年“金刚山”展览之后，大都会又推出了“地地道道的韩国”展览，强调韩国和中国文化有大量的“互相接触（cross-cultural contacts）”，“特别是对日本文化有着重要启发”。〔41〕即便在文物修复领域，大英博物馆的策展人也着眼于比较：“长期以来，欧洲和美国的机构主要收藏（东亚的）日本和中国文物，导致韩国的文物保护人才都很少”〔42〕。由此可见，把中国与日本作为参照物，强调韩国是中日艺术的平等交流对象，一直都是韩国展览的背景思路。
在韩国国家文物局对海外文物调查中，也经常反映和中国、日本对比的意识。V&A博物馆建立韩国展厅已有20年历史，但“和（馆内）日本与中国展厅相比，仍然面积较小”；藏品数量上，“韩国文物总共503件，中国文物16,000件，而日本藏品则有48,500件”。同时，“韩国工艺品如瓷器和手工艺品体积都较小，不像日本和中国展厅有大型佛教雕像”，所以韩国展厅有较大局限，不能全面展示韩国文化和历史。为了克服这一局限，博物馆必须采取措施如增加韩国藏品。〔43〕这也说明，展厅空间的规模也隐约和国土的存在和规模对应，被赋予了民族国家形象的含义。
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开始推动和海外博物馆的这些合作呢？这应该和当时韩国追求国际地位的政策有关。1991年，韩国总统卢泰愚正式开始围绕“中等势力国家”的策略来建立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44〕“因为它曾经被殖民半个多世纪，然后在剩下的半个世纪又生存在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环境里。而韩国的经济成功，更在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上下都有了一种更强烈的外交地位追求，特别是1996年韩国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OECD，追求国家地位就成为韩国外交政策明确的定位”〔45〕。“中等势力国家”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追求足够的地位和能见度，〔46〕这种论述也能解释韩国在国际博物馆里创造专属空间和增加韩国文物能见度的动力。
结果也正如研究欧洲博物馆中韩国舍郎房的韩国学者所言，“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本来是在韩国国内研发的博物馆展览陈列方式或者艺术史叙事，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欧洲和北美博物馆中，从而展示韩国的艺术”。〔47〕这也符合博物馆学研究的观点，学者Peter Vergo就指出：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每增加或者减少一件展品，对展品的每一种综合排列与组合，和其他展品或艺术品一道，不管是临时展览还是永久陈列，这些安排都意味着对历史的一种建构。〔48〕
在海外博物馆运用空间和展览来建构韩国历史和国家身份，其实延续了韩国国内的经验。韩国从建国开始，就强调文化政策中的民族建设，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是“通过博物馆创建基于民族主义的官方历史记忆，催生了韩国的现代国家身份”〔49〕。这种经验，可能正是韩国同时期在海外博物馆里推动韩国展厅和展览的起因。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韩国展厅内景 图片来自博物馆网站
余论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韩国外交部是推动韩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政府部门。外交部编制中直接设有文化外交局，负责制定国家有关文化外交的战略和政策，并管辖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和韩国国际协力团（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两个直属半官方机构，开展公共外交和文化传播活动，和国际博物馆的合作则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50〕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理事长林成俊 2007年表示，“为了能在国际社会受到尊敬, 必须对外宣传韩国的文化，向全世界广为宣传韩国人民的优点，以此提高韩国的威望……这是一项提高韩民族形象的使命……而起核心作用的正是韩国国际交流财团”。〔51〕
为实现这一目的，韩国在海外博物馆展览方面的资助，也从外交主导扩展到国家和民间多重体系。2013年韩国成立了海外韩国文化遗产基金（OKCHF），2015年韩国文化部也推出一个海外博物馆支持项目，到2016年为止在海外开展了59次韩国文物调查。统计出韩国海外文物总数量为193,136件，分布在21个国家。〔52〕韩国民间组织、个人或者企业，也自发地成立了基金会或团体，参与韩国文化的国际推广。〔53〕
总之，韩国推动海外博物馆和美术馆建立韩国展厅并组织展览，是韩国随着经济腾飞，试图在世界范围争取更多政治和文化地位而有系统的规划结果。这种对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身份地位的追求，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机构主导，体现着国家意志，但也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而最早由外交部主导，通过外交部下属的“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协调国家博物馆等机构与海外博物馆合作，由公共外交理念统领文化机构的国际合作，这种思路值得关注。
注释：
〔1〕韩国推动在国际博物馆开设韩国专门展厅和促进展览、借展合作，这方面国内还未检索到研究文献。而韩国国内对博物馆的国际合作研究较多，主要来自大学、政府和基金的简报；因为韩国赞助国际博物馆出版韩国文物藏品目录和展览图册，多为韩英双语，相关信息资料较易检索，本文使用的研究资料主要收集于这些渠道，以及国际博物馆的网站和各国新闻报道。同时，国内涉及到韩国博物馆和文化政策的研究也较少，少数研究韩国国际文化合作机构和体制的论文，偏重于对机构或者国家政策的介绍。如：牛林杰《韩国文化国际化战略的三种模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10期；沈仪琳《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9期。
韩国国内有一些讨论通过博物馆合作来提升国家形象的研究，也包括对围绕博物馆和展览开展文化外交效果的评价，这类研究包括：孙承惠《韩国文化接受与国家形象塑造的探索性研究——巴黎韩国文化院韩国语学员的文化接受过程与意义》，刊于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文化政策讨论》；洪钟弼（Jongpil Hong），吕善河（Sunha Yeo）《公共机构海外文化艺术事业特点对提高国家形象效应的研究——以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德国和法国项目为中心》，载韩文版《韩国传播》，以上信息来源，本文内另行注释。从这些以韩语为主的论文，英文标题及摘要可以看出，从博物馆角度研究国际合作的韩国论文，多半聚焦在单个展览或者展馆，还未查询到从国家整体政策和博物馆海外合作战略的整体研究，也没有揭示韩国展厅的出现实际上是博物馆理论的新现象。还有部分个案研究聚焦韩国和海外大学的博物馆合作，如：郑浩燮（高丽大学博物馆学学者）《海外展览和外国博物馆韩国室设置——希腊特别展览案例为中心》，载于韩国大学博物馆协会《古文化》第70卷，2007，第163—178页。
〔2〕胡超《建构国民身份》，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20。该文研究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体系的历史。
〔3〕Park Ji Young, Representing the Republic of Korea in Europe: The Sarangbang Displays in Copenhagen and London, The 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Studies, 2019 Winter, 10, no.2, pp. 171-193.
〔4〕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Museum-History, Theory an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26.
〔5〕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3. p. 178. 原文为：For museums, and the museumizing imagination, are both profoundly political.
〔6〕Haksoon Yim,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policy in South Ko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02 Vol. 8 (1), pp. 37-48. 原文为：As a whol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republic of 1948, the foremost challenge of Korean cultural policy has been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cultural identity.
〔7〕Jongpil Hong & Sunha Yeo,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rograms by Public Organization on Korea Country Image: Focusing on the Korea Foundation’s Projects in Germany and France, Korean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12-12-01, Vol.56, Issue 6. pp. 334-365; 原文为韩语，引文来自该文英文摘要，论文标题翻译为：洪钟弼（Jongpil Hong），吕善河（Sunha Yeo）《公共机构海外文化艺术事业特点对提高国家形象效应的研究——以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德国和法国项目为中心》。
〔8〕该项目的英文名称为Korean Galleries Overseas Support Program,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项目中文名称为本文作者翻译。
〔9〕韩国国家博物馆网页https://www.museum.go.kr/site/eng/exhiForeignMuseum/list/all，最后核对日期为2022年1月6日。
〔10〕这个永久展厅全名为：Woon-Hyung Lee and Korea Foundation Gallery of Korean Ar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of Art (UMMA)，见博物馆网址https://umma.umich.edu/floor-plans?location=korean_gallery，网页最后核对于2022年1月6日。
〔11〕J. M. Mitchell,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London: Allen & Unwin, 1986, p.180.
〔12〕〔13〕展览网页：Silla: Korea’s Golden Kingdom, Oct 29, 2013～Feb 23, 2014,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ttps://www.metmuseum.org/exhibitions/listings/2013/koreas-golden-kingdom，2022年1月6日核对。
〔14〕禾泽《韩国：海外文物展或只借复制品》，《中国文化报》2013年9月5日。
〔15〕Korea: 100 Years of Collecting at the Met, The New Yorker, 2015, February，这是《纽约客》杂志对展览的报道，原文为：This presentation also reveals the modern Western imagination of Korea, and the many ways Korean art came to be viewed and appreciated in America. 网页核对于2022年1月6日：https://www.newyorker.com/goings-on-about-town/art/korea-100-years-of-collecting-at-the-met
〔16〕Artsy艺术新闻网站展览消息，网页最后核对于2022年1月6日，
https://www.artsy.net/show/the-metropolitan-museum-of-art-korea-100-years-of-collecting-at-the-met-2.
〔17〕Diamond Mountains: Travel and Nostalgia in Korean Art, At The Met Fifth Avenue, February 7～May 20, 2018，https://www.metmuseum.org/exhibitions/listings/2018/diamond-mountains/exhibition-gallery.
〔18〕2015年，韩国文化部和大都会签订备忘录，韩国提供一百万美元，主要用于组织2018年这个重要展览。该协议在2019年续签三年。见大都会网站：https://www.metmuseum.org/press/news/2015/korea-mou-english。2020年12月1日核对。
〔19〕〔20〕同〔17〕。
〔21〕Lee Soyoung, (based on original work by Hwi-Joon Ahn), Mountain and Water: Korean Landscape Painting, 1400-1800. In: Heilbrunn Timeline of Art History.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大都会博物馆Heilbrunn Timeline of Art History艺术史和藏品论文系列。网页核对于2021年9月1日：Http://www.metmuseum.org/toah/hd/mowa/hd_mowa.htm (October 2004)。
〔22〕吴映玟《韩国美术史研究对于朝鲜后期绘画知识形成的作用——
以“真景”及“真景时代”概念为中心》，《艺术设计研究》2011年第1期。
〔23〕邢丽菊（成均馆大学）《当代韩国文化研究热点述评——朝鲜时期真景文化的实与虚》，《哲学动态》2007年04期。
〔24〕〔25〕大英博物馆韩国展厅介绍：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galleries/korea，2020年10月1日核对。
〔26〕〔27〕Sohn Hee-jeong, Korean Gallery Opens at the British Museum, Korea Foundation Newsletter（韩国国际交流财团通讯），http://newsletter.kf.or.kr/english/print.asp?no=119 网页截取2020年9月27日。
〔28〕〔29〕〔30〕同〔3〕。
〔31〕同〔26〕。
〔32〕展厅从开建到后来翻新，都使用了澳大利亚某木地板公司的产品，公司网站介绍反映了翻新信息。https://bona.com.au/project-gallery/ 76-world/127-korean-gallery-british-museum，2020年9月27日截取。
〔33〕哈特维希·菲舍尔《韩国文化财产在大英博物馆》一书《前言》，韩国文物研究所出版，英文版，作者系大英博物馆主任。
〔34〕Emily Sharpe, The Art Newspaper, 2018, https://www.theartne
wspaper.com/news/british-museum-positions-itself-as-a-european-expert-on-korean-art-with-conservation-project 网页截取日期2020年9月27日。
〔35〕Discover Korean Art at the British Museum--From Three Kingdoms to Contemporary Korea，大英博物馆网站，https://kccuk.org.uk/en/programmes/discover-korean-art-british-museum/lecture-series/ 截取日期2020年9月27日。
〔36〕〔37〕Judith Smith et al. (ed.), Forword. In: Arts of Korea--A Resource for Educators. MetPublications. 2001, p. 3. 原文：Of all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traditions of East Asia, those of Korea have received the least attention in the West.
〔38〕MUZINE（韩国国家博物馆杂志）2015年总第57期，专访莫斯科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韩国展厅和活动负责人伊琳娜·埃里塞娃，http://muzine.museum.go.kr/2015/57th/accompany03.jsp，2020年9月27日核对。
〔39〕Philippe de Montebello, Preface, in Arts of Korea,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
〔40〕Elizabeth Hammer, The Arts of Korea--A Resource for Educator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2001. https://www.metmuseum.org/learn/educators/curriculum-resources/the-arts-of-korea 网页核对于2020年12月1日。
〔41〕大都会博物馆2018年6月7日到2019年9月22日展览Essential Korea展览前言。见博物馆网站https://www.metmuseum.org/exhibitions/listings/2018/essential-korea。
〔42〕Emily Sharpe, The Art Newspaper, 2018, https://www.theartne
wspaper.com/news/british-museum-positions-itself-as-a-european-expert-on-korean-art-with-conservation-project 网页截取日期2020年9月27日。
〔43〕韩国国家文物研究所网站：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藏韩国文物调查报告Korean Art Collecti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2013年，报告为韩文和英文双语， 网页核对于2020年9月27日，http://portal.nrich.go.kr/kor/originalUsrView.do?menuIdx=502&info_idx=687&bunya_cd=409#link.
〔44〕Shin Soon-ok, South Korea’s Elusive Middle powermanship: Regional or Global Player? Pacific Review, 2016. 29 (2): 187-209.
〔45〕〔46〕Moch Faisal Karim, Middle power, status-seeking and role conceptions: the cases of Indonesia and South Korea,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03. pp.1-23. page 14, DOI: 10.1080/10357718.2018.1443428.
〔47〕同〔3〕。Park Ji Young (2019), 原文为：this historiography has been undertaken with a view to producing and diffusing knowledge of Korean art and culture in ways suited to Western or global standards. With the grow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since the 1980s, museographic devices and Korean art-historical research paradigms developed in and for Korean museums increasingly mediate the way Korean art is presented i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museums, where installations receive financial and scholarly support from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48〕Peter Vergo, Introduction, In The New Museology, P. Vergo, ed., 1-5.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89, pp. 2-3.
〔49〕Sohyun Park & Hang Kim, Democratization and museum policy in South Ko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19, 25:1, 93-109, p.93. DOI: 10.1080/10286632.2018.1557650, 原文为: Many such studis have argued that the creation of an official memory based on nationalism through museums has produced Korea’s current national identity.
〔50〕牛林杰《韩国文化国际化战略的三种模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10期。
〔51〕洪广烨《中国是国际交流财团开展事业的主要对象国——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新任理事长林成俊先生访谈录》，《当代韩国》2007年第2期。
〔52〕这一段的数据来自OKCHF (Overseas Korean Cultural Heritage Foundation)的官网首页，注明数据截止到2020年4月1日。http://www.overseaschf.or.kr/front/comm/htmlPage.do?H_MENU_CD=100302&L_MENU_CD=10030201&SITE_ID=ENG&MENUON=Y&SEQ=106, 网页截取日期为2020年11月3日。
〔53〕同〔50〕。
胡超 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讲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