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一人传染几十人上百人,“超级传播者”有多可怕?
要了解超级传播者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妨先看看历史上最著名,同时也是被研究得最全面的案例。
事情始于1906年,美国纽约长岛牡蛎湾突然出现了家庭内集体感染伤寒的情况,其中一个家庭11名成员中有10名都因伤寒而住院治疗。
伤寒在20世纪初是一种比较流行的传染病,它是一种由沙门氏菌引起的疾病,主要症状是腹痛,呕吐,便秘,高热等,有的感染者还会出现玫瑰色斑点的皮疹。
在病人急性感染期间,伤寒沙门氏菌通过单核巨噬细胞大量繁殖,并进入患者血液,之后入侵胆囊、胆道系统和肠的淋巴组织。如治疗不当,患者各个器官可能会出现灶性坏死,肠道出血或穿孔等并发症,严重者可致死。
伤寒沙门氏菌的主要是经过通过粪便污染饮用水或食物来传播,因此它的发病率跟卫生条件关系很大。在美国,伤寒主要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贫民区流行,在比较富裕的阶层中算是比较少见的。
而纽约长岛牡蛎湾并不是伤寒多发的地区,1906年接连四个家庭爆发伤寒是不寻常的,也引起了卫生部门的注意,但最后的调查结果认为是饮用水污染导致的。
1905年关于伤寒的通知
然而,接下来第五个受害家庭的出现,改变了事情的走向。
当年夏天,美国银行家查尔斯·亨利·沃伦在牡蛎湾租了一处度假别墅,并带全家人去那里避暑。可是没多久沃伦的女儿就得了伤寒,随后他的夫人和两名女佣也相继病倒,加上后来染病的园丁和另一个女儿,全家11人有6人中招。
当时人们并没有过多怀疑,认为是别墅受到污染。如果不能找到房屋里的污染源并清除,他们的别墅就没办法租出去,所以别墅的房东最着急。于是房东聘请了卫生专家乔治·索珀来调查。
索珀起初怀疑是当地的水产品质不好,因为牡蛎湾本就是以养殖牡蛎闻名,同时也出产很多种类的水产,但是调查却发现有一些伤寒感染者并没有吃过水产。
纽约牡蛎湾
接下来,索珀怀疑是地点被污染,他系统性的检查了水井、储水箱、食物储藏室、下水道和污水池等等可能被污染的地方,但都没找到有价值的发现。
最后,索珀认定伤寒的源头应该在人身上,致病原经过人和食物的接触传播。进一步调查,排除了需要加热烹饪的食物,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一道冰淇淋甜品,上面配有新鲜的桃子。
而这道甜品出自一位叫玛丽·玛伦的厨师之手,她是沃伦一家专门为这次夏季度假雇佣的。这一查不要紧,索珀还发现玛伦还与先前发生在牡蛎湾的其他伤寒爆发案件有关,很可能就是今天所说的“超级传播者”。
玛丽·玛伦是个爱尔兰移民,在美国没有太多的亲人,常年属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最初她也仅仅是在富人家庭里当当佣人,后来发现自己对做菜有点天赋便转行做厨师,待遇要比一般的服务型工作好很多。
从1900年玛伦开始做厨师以来,到索珀调查时,她一共为7个家庭当过厨师,大部雇主家庭都出现了健康问题。
1900年来到第一个家庭工作,仅仅两周后就有家庭成员得了伤寒,次年又到曼哈顿工作,同样有家庭成员染病死亡。1902年在纽约一位律师家工作,不久后全家9人有7人得了伤寒。在之后就是1906年来到牡蛎湾工作,同样不止一次爆发了伤寒。
玛丽·玛伦
玛伦每一份工作的时间都不长,最长也就几个月而已,每次都在雇主家出现健康问题后就换工作,因此她也从来没有被怀疑过。
虽然索珀已经基本确定是这位女厨师的问题,但他还需要找到她本人确认她的确携带致病原才能盖棺定论。但是由于玛伦的不稳定工作状况,索珀花了4个月才追踪到玛伦,而此时玛伦新雇主因为感染伤寒被送进了医院。
索珀与玛伦第一次谈话便交代了他的来意,并请求她提供粪便、尿液、血液样本,甚至保证她不必为后续的治疗花任何钱,但还是遭到了女厨师的“切肉叉警告“。
实际上玛伦的确脾气不太好,但她的行为没有任何过错。因为如果承认自己传播了伤寒也就意味着她会很难找到工作,更何况当厨师的这7年她从来没有得过严重的疾病,身体一直非常健康。
但出于对城市居民的负责,索珀又一次上门找到玛伦,毫无意外再次遭到不配合。无奈之下索珀请求纽约市卫生局拘留她,在羁押期间索珀对她的粪便进行了检测,结果为伤寒阳性。
玛丽·玛伦在1907-1910年隔离期间的报纸报道
像玛伦这样的伤寒沙门氏菌携带者其实并不罕见,在她之前欧洲就有出现携带但不发病的案例,但玛伦是美国发现的第一例。
现在的研究发现,大约有1-6%的伤寒沙门氏杆菌感染者会成为健康携带者,研究认为之所以他们不会发病,是因为细菌在感染早期便入侵了巨噬细胞,使巨噬细胞变得温和,能够容忍病菌的增殖。
这些被感染的细胞藏在肠道、脾、胆和淋巴结中,如果这些健康携带者不注意个人卫生且常与人接触,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超级传播者。
1909年在诊所隔离的玛丽·玛伦
玛丽·玛伦的情况正是如此,她身为厨师却不爱洗手,病菌通过食物传播。在确定她为伤寒的超级传播者之后,玛伦被送往一家诊所隔离了三年,虽然拒绝了切除胆囊的建议,但她承诺以后不再从事厨师的职业。
然而,解除隔离后,玛伦并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她在洗衣店干了几年,可以薪资待遇实在比不上厨师,于是她改名为玛丽·布朗重操旧业,1915年在纽约市斯隆妇女医院当厨师,最终导致25名职员感染伤寒,其中2人死亡。
最后的最后,玛丽·玛伦再次被隔离,她仍然拒绝切除胆囊,从1915年一直隔离到1938年去世,尸检发现她胆囊仍有伤寒病菌的存在。
这就是“伤寒玛丽”的故事。
伤寒玛丽可能是我们最早研究的超级传播者案例,但她并不是影响人数最多的。据统计,确定由伤寒玛丽直接导致的感染有50例,其中3人死亡,而同时期另一位健康携带者托尼·拉贝拉导致了122人患病和5人死亡。
超级传播者的确对传染病的爆发有不可否认的影响,一些情况下甚至符合二八规律,即80%的感染者是由20%的传播者带来的。在“非典”期间,广东、香港、新加坡等地都出现了超级传播者。
广东某海鲜铺老板染病50天,先后传染了130多人,其中包括21位亲属和多名医护人员。
香港的源头病人至少直接感染了125人,另有淘大花园E座因为排水系统的原因导致300多位居民感染SARS。
新加坡SARS流行性期间共出现了5位超级传播者,他们分别感染了21人、23人、23人、40人、15人,对疫情的形势有较大的影响。
新加坡的“超级传染事件”链,1、6、35、130、127为“超级传染者”
又如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爆发中的超级传播者,2015年一名68岁的男性曾到多个中东国家旅行,在确诊前他到多家诊所看病,之后有29例继发感染可直接追踪到其身上,而其中的2例又导致了后续的110例,约有75%的病例可以追踪到这三位超级传播者。
当然,超级传播者的出现也并不是必然的,它也由多种因素相关。环境、宿主、致病原在满足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出现超级传播者。
在国内经历的这些传染病事件中,我们往往过于关注宿主,即超级传播者本人,一些媒体不但不使用化名报道,还夸大超级传播者本人的过失行为,甚至把一些人的死亡归咎于此。
SARS期间曝光的超级传播者则被冠以“毒王”的名号,他们在疫情结束后往往被迫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实际上超级传播者的确存在一些因对传染病认识不足造成的过失,可是其它因素也同样重要,比如最初接触到的感染剂量和感染者的身体情况等。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使用“超级传播者”来称呼这些患者,而是使用“超级传播事件”来描述,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避免某些同样身为受害者的人背上骂名。
最后需要强调一下,在致病原和宿主不改变的前提下,特殊环境因素,比如密闭空间,人员密集等是“超级传播者”出现的重要条件。
偶然的“超级传播事件”的确在流行病爆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也有学者指出它对疾病的流行趋势贡献并没有我们认为的大,它并非极端重要,但也绝不是无足轻重。
只要我们做到早发现、早确诊、早干预、早隔离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超级传播事件出现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做好个人防护,既不要让自己成为“超级传播者”,也不让自己陷入“超级传播事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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