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特：新加坡疫情期间的餐饮业扶持政策和电商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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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包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

2020年初开始，世界多国相继发生的新冠疫情不但给公众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也对各国经济的运行，特别是餐饮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何缓解餐饮业在疫情期间遇到的客流减少甚至暂停为企业带来的运营和资金困难，帮助企业顺利渡过难关，稳定就业，就成了摆在相关国家和地区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的报道：今年1月爆发以来，市中心餐饮场所和邻里小贩大多声称生意大跌七八成，于是有的缩短营业时间，有的暂时关闭部分分店。新加坡餐饮业协会估计，约4000个餐饮业者可能无法撑过此次危机。按照新加坡共有约1.2万家餐厅计算，冲击的波及面可能在三分之一以上。同时，由于餐饮业提供了约20万个就业岗位，若餐饮业出现大规模倒闭和裁员，对就业和家庭生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对此，新加坡政府和工商界主要从两方面入手改善餐饮业从业者的经营处境，并稳定就业。

首先是降低餐饮业企业在实体店经营上的成本。在疫情期间，餐饮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客流减少的情况下依然需要支付员工工资和店面租金。新加坡政府对此的扶持政策是通过“同舟共济预算案”直接向因疫情停工的企业提供每名员工最高相当于75%月薪的雇佣补贴，并告诫接受补贴的企业不得解雇员工或放无薪假，避免企业短期资金困难成为员工被解雇和流失的理由。此外，为了缓解企业店面支付租金方面的困难，政府还通过返还最高至100%的房地产税给商场，并要求商场将此返还在租金里扣除降低餐饮业的租金成本。

同时，很多商场或购物街业主也以更改租约的方式对餐厅进行支持和让利，比如将租金的计算方法从固定租金改为在疫情期间按照餐厅收入的最高15%。也有些商场和购物区业主采取直接对固定租金打折的方式，比如在疫情影响最大的几个月30-50%的租金。总的来说，“同舟共济”是很多经营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共识。

包特：新加坡疫情期间的餐饮业扶持政策和电商化转型

第二是鼓励餐厅通过线上平台开展外卖业务。具体措施包括本地线上平台如Grab Food在疫情期间为餐厅线上开店办理手续开“快速通道”，要求所有手续务必在申请递交后三个工作日完成。为了消费者安全和信心，线上平台需要为外卖服务提供必要的清洁消毒工作。同时，在疫情期间，政府还向平台提供相当于订单总价5%，或平台向商户收取费用20-40%的补贴，并要求平台将补贴部分让利给商户，帮助餐饮业商户降低运营成本。

以我的个人经历和观察来看，这些政策对于新加坡餐饮业的持续经营和转型的帮助还是很大的。特别是促进电商化的相关举措，从我对我手机上常用的订餐应用软件的观察来看，它已经使得附近餐厅“上线率”从疫情发生前的不足20%增加到70%以上。而且，新的需求也促生了新的技术和工艺改进。比如在疫情之前，由于风味保持的困难，以面馆为代表的很多餐厅一般是不上线的。但面临疫情的压力，平台和商家积极合作，也研发出适合面条等特殊菜式外带的方法。比如在新加坡开业的著名中国餐饮企业舌尖尖兰州拉面，就研发了一种汤面分开的打包方法避免了面条在汤中浸泡过久带来的口感下降问题。

同时，外卖业务的增加还产生了新的就业需求。由于飞速暴涨的外卖和快递需求，新加坡的网购平台和外卖平台在疫情之初也经历了送货和送餐人员的“用工荒”。为此，平台思考了很多改进和优化物流配送途径，提高运力利用率的新办法。同时，在政府指导下，平台也将一些送货任务派发给了因受疫情影响而收入下降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在弥补增加自身运力的同时，也为缓解这些司机的收入下降提供帮助。

总的来说，新加坡政府和工商界对餐饮业扶助举措的出台和效果都说明了亚洲文化中“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思想对社会经济克服困难，走出困难的重要推动，和以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移动产业和相关新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提高经济稳定性的重大贡献。国内各地的政府和工商业团体，也许可以根据当地情况，灵活参考一些适合的政策或协调方式，促进当地餐饮业的恢复和进一步增长。同时，政府、工商业组织也可以和国内外卖平台进一步增强沟通，鼓励并支持后者以各种方式扶持中小餐饮企业和商户“上网”，并在疫情期间尽量提供必要的优惠和打折，将目光放长远，做好即将到来的5G时代的餐饮“物联网”产业和市场培育，而不是为了短期财务报表的数字牺牲了更为广阔而重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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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特：新加坡疫情期间的餐饮业扶持政策和电商化转型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江苏省首批重点高端智库，以南京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平台为核心，优化组合国内外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科和专家资源，以中国沿海地区高度开放、发达的实体经济为背景，深入研究探索中国实体经济的走势、趋向与政策，为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总结经验，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