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中国：解读春节的十个关键词（上）

2020年的春节即将来临，我们精选出春节的十个关键词，力图展现春节那些最具传统味道的细节，唤起人们对春节传统文化的记忆与热爱，也借此向全世界展示独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精彩。

狂欢中国：解读春节的十个关键词（上）

策划/本刊编辑部

摄影/郭实 鲁忠民 徐学仕

春节俗称“过年”，年为何物？《说文·禾部》中说:“年，谷熟也。”即指“年”为谷的生长周期。正是在中国古代悠久灿烂的农耕文明中，产生出了“年”的概念。

夏历根据月亮圆缺的周期将一年划分为12个月，每月以不见月亮的那天为朔，正月朔日的子时称为岁首，即一年的开始，也叫年。年的名称是从周朝开始的，至西汉才正式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古时的正月初一被称为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等。

在农耕时代，没有什么比禾稼的种植和收获更加重要。所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元日”之际，盛大的祭祀和欢庆在庙堂和江湖同时展开，有如一场全民的狂欢。

至于“春节”一词的含义，则经历了一番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特指。汉朝时“春节”指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立春，南北朝时则把整个春季叫作“春节”。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顺农时”和“便于统计”，规定在民间使用夏历，在政府机关、厂矿、学校和团体中实行公历，以公历的元月一日为元旦。但一般人称公历元月一日为“阳历年”，仍把农历正月一日初一称元旦。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使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纪元，把公历即阳历的1月1日定为元旦，为新年；因为农历正月初一通常都在立春前后，因而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

几千年的岁月流转，并没有改变传统中国对过年的热爱与狂欢。自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除旧布新的庆典年年上演，不仅汉族，还有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参与其中，祭祀神佛、祭奠祖先、迎禧接福、祈求丰年。

热爱依旧，狂欢依然，但传统的“年味儿”却正在变得越来越淡，尤其在大城市，春节不过是七天假、春晚、贺岁片和集贸市场般的所谓庙会。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网络时代以及数字时代，这些与农业时代有着天壤之别的巨大变迁早已抹去了传统的诗意与缓慢节奏。“全球化”改造着我们，即便拼命保护传统，那传统也多少失去了味道。现代化是否一定意味着丢弃传统？

■ 春节前后，江西许多地方的傩舞开始如火如荼地举行。傩是中国一种古老的精神逐鬼、祈福免灾的文化现象。傩文化包括傩庙、傩神面具、傩舞、傩戏、傩符、傩服饰、傩兵器等组成的一个复杂整体。

年画——驱凶迎祥贴上墙

年画，是我国传统绘画的一门独立画种。因其以方寸容万有、以尺壁摄万象，理尽城乡风俗、情系时代岁月，而成为中国民间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岁时年节，人们将年画张贴于住宅内外，表达新年吉庆、驱凶迎祥的美好心愿。

■ 天津艺人正在创作杨柳青年画。

年画之溯本追源

年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原始宗教，孕育于汉唐文化高度发展过程中，形成于北宋繁华的城镇市井生活，成熟繁盛于明清各种艺术技法的融合及丰富的社会事件中。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年画的工艺技法、题材内容不断得到拓展和细化，它的用途和功能也因此越来越广泛。从工艺技法的角度看，手绘年画这种最古老的年画类型以山东高密“扑灰年画”和安徽凤阳“凤画”为代表；木版套色印制的年画是民间的主要工艺品类；而半印半绘年画则以中国四大年画中的天津杨柳青为代表；廓墨手工绘制的年画见于四川绵竹；套印背景的年画以山东潍县杨家埠最典型；仿版年画以纸马为代表；漏版印刷年画在今天漳州等地存在。

从题材内容上说，年画种类更是丰富多彩：有世俗生活类，如渔家乐；历史故事类，如文王访贤；神话传说类，如天河配；吉祥喜庆类，如五子登科；幽默讽世类，如三猴烫猪等。

■ 木版年画的套色印刷工具。

不同内容题材的年画有不同的用处，因此它本身的形式大小都会有区别，张贴的时间、位置也各有讲究。比如喜画，它是新婚或是生子等家有喜事时贴于炕头墙壁的年画，内容大多是“状元及第”“麒麟送子”等。门画，常贴于或绘于临街的门上，既为镇宅驱邪，又为装饰门庭。纸马，又称神马，民间祭祀用一种纸印神像，它不能张贴，祭祀完成将其焚毁。灯画，尺幅不大，四张为“一堂”，粘贴在春节时挂于庭院的灯笼四面。缸鱼，杨柳青年画的一种，是绘有鱼儿图案的小型年画，逢年过节贴附于水缸上，取连年有余、吉庆有余之意。

还有俗称西湖景的西洋镜，是类似幻灯片的画片，上面一般画有风景或是时事战争等内容，民间说唱艺人将画片放入特制的木箱内，让观众挨近箱上的凸镜观看画片，艺人则在箱旁边唱边换画片，引人观赏。窗画，流行于河北、山西一代，一般为四寸正方形，贴在窗格上，有美化居室的功效。格景，由多幅不同形状的画面组合构图，与组合的花窗和多宝格相仿，起装饰作用。对屏，是两幅立宫间称为一对的板屏。屏条，有叫四条屏或八条屏，一整张纸竖裁四或八条，内容多是连环画，常张挂于商店等等。

■ 色彩强烈、造型古朴的河北武强年画。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中国民间年画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地域分布广阔。全国著名的年画产地主要有河北、秦晋、山东、豫皖、湘鄂、四川、江浙、两广、闽台等九大地区。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晋南临汾、陕西凤翔、山东潍坊杨家埠、山东高密、河南朱仙镇、湖南滩头、四川绵竹、苏州桃花坞、广东佛山和福建漳州等地的年画久负盛名。其中，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四川绵竹年画（一说河北武强年画）被誉为中国四大年画。

■ 杨柳青年画《迎接福禄寿喜财神》。

天津杨柳青年画

杨柳青年画创始于17世纪的天津西部杨柳青镇,以产地得名。清朝雍正至光绪年间为其盛期，光绪年间每年印制两千多幅“细活”供奉内宫使用。那时，天津杨柳青镇及其附近田家庄、炒米店等村庄的农民大都从事年画制作，以至“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戴家和齐健隆是最早的两家画铺字号，以后又有了惠隆、美丽、宪章等作坊。

杨柳青年画分三个等级：细活、二细活和粗活。他们分别供应皇族、富人和普通百姓贴用。杨柳青年画采用朱、绿、黄、黑等色彩套色木刻与手工彩绘相结合的工艺，经过勾稿、雕版、套印、彩绘、装裱五大工序制成。由于工序复杂，技法要求高，画工有明确的分工。杨柳青既是京畿重地，又为南北交通要道，深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年画的取材范围广阔，娃娃、民俗、仕女、民间故事、神像等内容丰富至极，尤其是以戏剧和曲艺故事为题材的年画受当时戏剧在京城兴盛影响而在京津和东北地区极有市场。此外，乾隆驾崩的守孝三年期间还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年画——素画。在众多的作品中，“五子夺莲”“钟馗”“盗仙草”“玉堂富贵”是其代表性的作品，被我们国家的邮票所采用。

杨柳青年画保留宋、元、明、清传统绘画的技法，并兼收并蓄了清代画院派的木刻技艺和西方透视法，所以更接近工笔重彩的国画，形成了所谓“高骨俊逸”的风格。杨柳青年画构图丰满，线刻精致细腻，人工染色艳丽，风格独特。目前，“玉成号”的霍庆有、霍庆顺兄弟，年画戴的戴敬勋和十二色的缸鱼作者王学勤是杨柳青年画的传人。

■ 天津艺人正在创作杨柳青年画。

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

山东潍坊是我国著名的木版年画产区，其中杨家埠年画历史最为悠久，迄今有300多年的历史。清末之时画店多达百余家，著名的字号有“公茂”“永盛”“吉兴”“广盛太”等。潍坊年画影响并推动了高密等周边地区年画的发展，甚至波及到江苏和安徽。潍坊年画既有北派绘画的阳刚也有南派的阴柔，线条运用简练、挺拔、流畅。早期受杨柳青年画的影响采用半印半绘技法，后又与苏州桃花坞相互借鉴，最终另辟蹊径自成体系。

潍坊年画以木版套色彩印为主，造型生动，线条规整，重用原色，题材广泛，包括世俗生活画、吉利画、戏曲故事画和神话传说画。《同乐新年》《榴开百子》及当代年画《梁山一百单八将》等都是精品之作。“同顺堂”第十九代传人杨洛书，山东潍坊青云山年画馆的父子画家张殿英、张运祥，杨连元等是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的当代传承人。

■ 山东潍坊“同顺堂”第十九代传人杨洛书创作的以美人和孩子为主的年画。杨家埠人对色彩的运用非常大胆，鲜艳浓烈，十足的乡土中国特色。

苏州桃花坞年画

旧称“姑苏版年画”，因产于苏州阊门桃花坞而得名。桃花坞年画始于明后期，盛于清朝雍正乾隆之后，至今有近500年历史。画店集中地除桃花坞外还有虎丘山塘一带，山塘以手绘见长，桃花坞的画店以木版套印为精。著名的字号有柳双合、谢义合等。相传桃花坞的第一幅年画是翻印唐伯虎的《风流绝唱图》。

桃花坞的年画，既仿中国古画的风格，又仿西洋铜版画风格，其线条排列细密均匀，讲究明暗和透视，画风精丽，手法洗练，色彩擅用粉红、粉绿，鲜艳而不失雅致，有江南浓郁的地方特色。历史上桃花坞的年画曾风靡东南亚，它传到日本后，对日本“浮世绘”绘画艺术也产生了影响。题材内容包括民间故事、神仙传说、山水风景、花卉瓜果等。《虎丘图》等为上乘之作。桃花坞是中国江南木版年画的中心。房志达、魏阿毛、顾志军是该派年画现世传人。

四川绵竹年画

始于明末清初，盛于光绪年间，因产地四川绵竹而得名，著名字号有“粱云鹤”“傅兴发”等。绵竹是我国闻名的竹纸产地，又与成都比邻，这为年画的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环境。相传全盛的时候年画作坊300多家，产品行销华中、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以及华侨聚居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绵竹年画有门画、斗方、画条、拓片等种类。年画工艺分“红货”“黑货”两大类。“红货”刻、绘兼重，先刻印墨线，再描线施彩；特点是色彩鲜艳，造型洒脱，不拘一格；题材内容以门神、娃娃、仕女和民间传说为主。“黑货”专攻木刻墨印，风格沉稳古朴；内容包括民间神像、故事传说、名人字画等。

在这许多的绵竹年画中，还有一种叫“掭水脚”的画品。它是旧时年画艺人年终完成活计后，用店铺的剩余颜料做私活，涂绘门画赶往夜市销售的作品。“掭水脚”是绵竹年画极富特色的品种，风格粗犷洗练，笔墨挥洒自如形象生动。《迎春图》是绵竹年画横披的代表作，陈兴才、陈云禄、李方福等是此派画作的传承人。

河北武强年画

始于明永乐年间，盛于清康熙至嘉庆年间。历史上武强年画曾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当时以南关为中心的作坊画店毗连，享有“年画之乡”的美称，作品远销东北、华北、西北和华东的广大地区。制版技法以阳刻为主、阴刻为辅，并以红绿黄紫等套色彩印作品，色彩对比鲜艳，线条疏密有致、流畅奔放。

武强年画体裁类型相当丰富，包括门画、窗花、炕围画、中堂等。画面结构严谨，主题突出，有很强的装饰性和乡土气息。体裁内容有戏文故事、山水花鸟等。《群仙上寿》是其精品，当代年画《六顺图》获国际金奖。贾增起、贾增和两兄弟是年画的贡献者，他们保存和找到了年画的古版。

■ 河南开封朱仙镇的年画作坊。手工印刷年画的绝活正是这种传统手艺的魅力所在。

庙会——祭典集市与狂欢

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随后逐渐融入商品交易，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人们的需要，庙会上又增加了娱乐性活动，于是过年逛庙会成了一项重要的年俗。

■ 庙会上人山人海。

庙会起源：宗教的世俗化

关于庙会的起源，有专家认为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与当时的原始信仰联系到了一起。此说自然有其道理，但远古时的“庙会”毕竟与今日庙会差异极大，虽然可视其为“渊源”，但近源尚需在历史时期中寻找。

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作为社会风俗之一种，自然有其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实际上，这一“庙”字已经透露出其中秘密：庙会风俗应与佛寺道观的宗教活动有关。《现代汉语词典》对“庙会”一词的解释为：“设在寺庙里边或附近的集市，在节日或规定的日子举行。”这个解释至少说出庙会的三个特征：与宗教有关；集市是其重要表现形式；有其特定的礼仪制度。

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时期，中国本土的道教也在此一时期逐渐形成。佛道之间从一开始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然后至南北朝时期各成体系。及至唐代和宋代，两教都达到了自己的全盛时期，各种名目的宗教活动大量出现在典籍史册中。在各自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佛道二教虽然互有借鉴和交流，但竞争始终不断。为了争取信众，佛教和道教不仅极力增修庙宇道观，而且都在其宗教仪式上增加了取悦俗众的娱乐内容，比如乐舞表演、戏剧、出巡等等，不一而足。北魏时佛教“行像”盛行一时，即为一例。“行像”就是把神佛塑像装上彩车，走出庙宇巡行的宗教仪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大兴佛事，每年释迦牟尼诞日都要举行佛像出行大会。

“行像”之外，佛道二教还在寺、观中举办道场，定期进行法事或佛事活动。活动当日，四方信众蜂拥而至，斋戒听讲，顶礼膜拜，场面蔚为壮观。在这种社会风潮影响之下，原本只属于民间信仰的报赛酬神活动，开始大量与宗教结合，某些活动甚至从乡里搬到了佛寺和道观之中，与佛、道二教的各种节日庆典结合在一起。如此，宗教活动逐渐世俗化，而世俗活动也逐渐沾染了宗教的氛围，大大增加了这些活动自身的吸引力和热闹程度。

围绕在佛寺道观周围的现实俗众越来越多，久而久之，这些活动中的集市性质开始增强。虽然这一时期的庙会不论从其数量还是规模，在全国都已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但就庙会的活动内容来说，仍以祭神赛会为重点，在民间商业贸易方面相对薄弱。庙会的真正定型、完善则是在明清以至于近代。

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逐渐融入集市交易活动。这时的庙会又得名为“庙市”，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人们的需要，又在庙会上增加了娱乐性活动，于是过年逛庙会成了一项重要的年俗。但各地区庙会的具体内容稍有不同，各具特色。

■ 河南宝丰县马街书会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自元代以来的700年间，每逢正月十三这天，全国各地的说书艺人都会涌到马街，搭台唱戏。

特殊的集市，民间的狂欢

相传，神农时代就有“日中为市”之说，意即“太阳升到中天时进行商品贸易”。后来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民间商业开始繁荣起来，继而出现了相对固定的交易场所，这就是集市。

从其世俗功能来说，庙会是一种特殊的集市。在庙会上，传统农村的商品交易得以实现，进而又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及商业之发展。

乡村的庙会大多以村镇为举办地点，但一些历史久远、影响力大、辐射地域广的大型庙会，如山东以泰山、岱庙为中心的东岳庙会，山西的五台山庙会，安徽九华山的地藏王庙会，河南登封的中岳庙会，其举办场所则远非一村一镇可比。各地还有以村落为中心的庙会(或称庙集)，祭祀祠堂的祖先和当地寺庙神灵(如关帝庙、城隍庙、有地方特色的各类娘娘庙等)的同时，往往还请出神像祭祀、巡游，还要向各家摊派费用。庙会活动的细节种种，虽然在各地表现不同，但本质大体一样。

宋代以后，由于江南地区市镇逐渐发达，水陆交通便利，经济中心南移，中小市场沟通城乡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网络，因此，明清以来，北方地区庙会与农贸市集的结合比南方更为紧密。不过，即便在江南，如果是商业网络不发达的农村或偏僻的地区，庙会仍然发挥着商品交流的重要作用。

■ 对于在上世纪80年代度过童年岁月的人来说，庙会、糖人以及各种小吃是那段岁月最难忘的记忆。

庙会的商业功能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最为密切，庙会为百姓调济余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促使农民及手工业者的小生产能够正常运行，为生产与交换、生产与消费搭起了一座桥梁，使整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行。

庙会不仅是农民物资交易的场所，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孤寂、单调农村生活的欢乐，也是乡村社会的中枢神经。

庙会的形成与发展是农村民间文化市场需求的反映。

庙会期间的文化娱乐活动，分为几类：一类是搭台演戏，短则一天，多者有十余天，甚至一个月，戏种、曲目丰富多样，多具地方特色，河南的马街书会当为此类典型。还有一类是神像出巡(关帝、龙王、玉皇大帝及各类庙寺供奉的诸神)形成的沿街表演等，各种民间会社都组织各类表演队伍，“其间男女纷纷随之，盈街溢巷，万头攒动”，极其壮观。演出巡游队伍，从这村到那村，从城里到乡下，可以连续巡游数天，正如民间的盛大狂欢。

庙会的出现和红火，正是民众精神文化消费(敬神祈福、消灾避难，文化娱乐、旅游、休闲)和物质消费(商品交易)相结合的最好形式，因此，庙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面向大众、老少咸宜、不分贵贱的文化娱乐活动。

此外，大型庙会是各色人等汇聚之处，商人小贩、算命看相、江湖郎中、赌徒窃贼、唱戏的、耍杂技的、流氓地痞、僧人道士，都穿梭于庙会人群之中，从庙会上人们可以看到民间社会的众生相。

■ 庙会在中国分布极为广泛——当北方的人们在凛冽寒风中观看演出时，南方的“龙”正在宗族祠堂前舞得热火朝天。

京城庙会

过去，北京城内外，一年之中大小庙会数不胜数，尤以春节时为多。

北京的庙寺很多，据说城内外共有840余座，然而并非所有庙寺都有庙会。1930年时，城区尚存的庙会有20处，郊区有16处。按其庙寺的面积和集会市场面积的统计，以土地庙会为最大，以下的次序为隆福寺、白塔寺和护国寺，因此昔日北京有四大庙会之说。但按热闹程度而论，当推东城的隆福寺和西城的护国寺。

昔日北京的庙会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

一是以进香敬神为主的庙会。每逢祭日，庙中的主持人开庙，让信仰佛道的信徒入庙进香。虽然也有娱乐与做买卖的商业活动，但只是附属的。这些庙寺多是在阴历每月初一、十五开庙，如吕祖阁的庙会就属于这种形式。

二是借佛游春形式的庙会。此种庙会以游乐为主，宗教与商业为次要的活动，参加游乐的人又以妇女为主，昔日阴历正月初一到十九的白云观庙会、三月初三的蟠桃宫庙会都属于这种形式。

三是在庙中及庙外街巷设立定期集市进行交易形式的庙会。商业贸易是庙会的中心内容，宗教活动只留遗迹或荡然无存。像东城的隆福寺、西城的护国寺每月都要举行数次的庙会就是这一种。

四是虽然用庙会之名，而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庙的范围，完全以交易为主，娱乐及宗教活动根本不复存在了，如昔日的花市。它本来是从火神庙会发展而来，但火神庙会早已停止了，于是交易活动便移至庙外的街上进行。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地城乡庙会又红火起来。不仅从历史传统中发掘出新形式和新主题，甚至还翻新出花样更多的庙会，强化了文化娱乐性，成为地方以旅游拉动经济、宣传地方特色、提高知名度的重要措施。

不同民族也有各具特色、源于“庙会”的节庆与物资交流大会，如大理白族的“三月街”，闻名遐迩，与汉族传统的庙会同样，成为节庆、娱乐、商贸、信息交流及男女传情、定情的盛会。

随着近代以来众多华人迁居海外，庙会这种形式也走出国门，成为海外华人怀念故土、祭祀先祖、认同与维系中国传统文化、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方式。

■ 北京庙会上的小演员。如今的北京庙会，虽然仍然有宗教祭祀的内容，但基本上以娱乐活动和商品交易为主了。

剪纸——又是一年窗花红

每到春节，人们就在窗户上贴上大红的窗花，这些剪纸寄寓着老百姓对新一年的美好愿望。可以这样说，剪纸是中国传统民俗生活中最普遍、最本原、最具文化象征的习俗之一，中国农村的春节大都开始于朴实自然、天真稚趣、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铰窗花。

■ 民间剪纸依附于民间生活的活态文化传统，是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剪纸源于汉、兴于唐、发端于民间，蕴藏着古老文化的内涵，凝聚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感情。民间剪纸依附于民间生活的活态文化传统，是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民间剪纸的活态性首先体现在传统的节日文化中。春节是中国古老隆重的年节，北方乡村的春节正是从铰窗花开始的，这个习俗至今仍然在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河北、山东、东北等许多地区延续。而在中国的南方，特别是西南以稻作山区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民间剪纸则和宗教、祭祀密切相关，有的地区还和服饰联系在一起。

■ 河北邢台传统的春分“打蘸”，用彩色剪纸制作出挂饰，民间称之为敬神的“宝”。

民间剪纸还是婚丧嫁娶等礼俗仪式的重要象征手段，人们在剪纸中表达生命情感，隐喻生与死的人生祈愿，营造仪式特定的文化空间。剪纸中约定俗成的纹饰符号，直观而鲜明地象征了生命相合相生、繁衍兴盛的婚俗主题。在许多地区，人们也习惯使用剪纸的方式表达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敬，对生存境遇的祈盼。

中国民间文化的传承发展，是通过地域文化的存在、发展、相互交融而进行的。剪纸也不例外，在使用功能和纹饰造型风格上差异显著，不同地区特别是不同民族的剪纸是这种差异性最鲜明的体现。正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民间剪纸丰富多彩的生命活力，使民间剪纸自成一体。

通常讲民间剪纸都是“北方粗犷，南方秀美”，但对于地域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而言，“粗犷”和“秀美”只是两个相对比较笼统的美学概念。北方的剪纸中不乏秀丽细致的成分，而南方广阔地域中从江南的鱼米之乡到西南少数民族的山区，以及沿海半农半渔的乡村，剪纸的“粗”与“细”也呈现出诸多交替。

■ 正在穿节日盛装的苗族姑娘和贵州苗族刺绣《人龙相伴》。苗族的节日盛装是一部穿在身上的史书。

陕西剪纸艺术因为其独特的文化和风格在民间剪纸中占据重头，陕西特别是陕北剪纸的整体艺术风格，体现出和陕北汉画像一样坚硬、粗犷的气质。陕北的乡村剪纸也更多地显示出黄土高原秦汉文化的底蕴，这是因为陕北地区在历史上较少受到官方儒家正统文化浸淫的原因。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江南地区，江南的乡村剪纸则表现出更多清秀的韵味，这与江南清秀灵气的自然和文化一脉相承，流传于江南市井的剪纸也更多沾染了文人的儒雅。

■ 陕西省旬邑县库淑兰制作的《剪花娘子》。

今天，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剪纸对少数民族族群独特而又重要的意义，比较典型的是苗族。和北方不同，苗族剪纸中没有窗花，也没有中原汉民俗中复杂的婚丧习俗剪纸，除去巫术、宗教相关活动中使用的剪纸外，苗族的剪纸主要用于刺绣花样。苗族刺绣是苗族最典型的族群标志，仍具有如古老部落徽记般的意义。具有地方特色的动物、牛羊、衣裤、器皿、人物等，造型简朴单纯，有一种原始稚拙的意味，而多张剪纸贴接在一起，折叠出重复的图案，往往折射出更神秘的宗教气息。

剪纸应劳动人民自身的精神需要而生，并以独特的方式流传，又因其植根于劳动者深厚的生活土壤，其中最本原的美学和质朴品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展。并且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劳动者将剪纸技法锤炼得日趋完美，从而使剪纸的表现力更有广度和深度。

“剪彩赠相亲，银钗缀凤真。双双御绶鸟，两两渡桥人。叶逐金刀出，花随玉指新。愿君千万岁，无岁不逢春。”古代的人们在传唱这些诗词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经历了几千年的轮回，我们依然用这种方式传情达意、迎接新春。

■ 老一代的剪纸艺术家大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而掌握这门技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爆竹——千门万户日

爆竹声声辞旧岁，欢欢喜喜迎新春。爆竹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南方各地又称之为『纸炮』『响炮』。从古至今，弥漫于冬日空气中爆竹的火药味道，总是温馨『年味』里不可或缺的一道主菜。

从“庭燎晰晰”到烟火杂戏

放爆竹庆贺春节的习俗在我国最迟于汉代形成，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传说爆竹起源于“庭燎”，《诗经·小雅》上有“庭燎晰晰”的诗句。“庭燎”是当时作照明用的以松枝和竹子做成的火把。竹子燃烧发出“晰晰”的爆裂声，这就是原始形态的“爆竹”。据《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山臊是什么呢？《神异经》说：“西方山中有人焉，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令人寒热，名曰山臊。以竹着火中，扑噼有声，而山臊惊惮。”

到了唐初，相传一些地方天灾连年，瘟疫四起，有个叫李田的人在小竹筒内装上硝石，点燃爆炸，以巨大的声响和浓烈的硝烟驱散山岚瘴气，制止了疫病流行。这便是装硝爆竹的雏形。由此可见，对于古代先民来说，燃放爆竹是种驱鬼避邪、祈求平安的活动。

宋朝时期，人们用纸卷的筒子代替了竹筒，在其中装入火药，生产出了“爆仗”，还用麻茎把爆竹编成串，制造出“编炮”,因为其声音清脆如鞭响，也叫“鞭炮”。《通俗编俳优》简明形象地道出了爆竹的演变过程：“古时爆竹，皆以真竹着火爆之，故唐人诗亦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称曰爆竹。”考究的鞭炮全部用红纸制成，燃放后红纸片遍地，有诗道：“花爆聒新年，嘉名一一传；晴飞遍地锦，迅落霸王鞭。”这正形象地描绘了人们新年燃放爆竹，满地通红的吉祥如意情景。随着火药、导线技术的发展，南宋时期也出现了成架烟火—将各种各样的烟火、爆仗用药线按一定的顺序串联起来，绑架在高大的木架上点放的大型烟火杂戏。此外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生产爆仗、烟花的手工作坊和卖鞭炮的摊位。此时人们燃放爆竹已经不是单纯为了驱逐鬼魅，而是具有了除旧迎新的意义。王安石有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人们迎新去旧、喜悦轻松的情形跃然纸上。

■ 爆竹声声辞旧岁，欢欢喜喜迎新春。

除旧年之琐琐，卜来岁之蒸蒸

发展到晚明，烟花的品种花色已是五花八门、绚丽多彩。《帝京景物略·灯市》小注里有“烟花则以架以盒，架高且丈，盒层至五，其所藏械：‘寿带’‘葡萄架’‘珍珠帘’‘长明灯’等。”《陶庵梦忆》里也谈到有“黄蜂出巢”“百兽吐火”“雪里红梅”“双龙戏凤”等等的花式。燃放时，能使“月不得明，露不得下”。爆竹因其小巧轻便，响声宏亮，品种翻新，特别能够增添喜庆气氛而得到民间的钟爱。

清朝时期出现了“富家竞购千竿爆竹，付之一炬。贫乏家谋食维艰，索逋孔亟，亦必爆赛数声，香焚一柱，除旧年之琐琐，卜来岁之蒸蒸，此习尚类然也”的情形。爆竹的品种和形式也是越来越多，电光雷、一声雷、射天炮、双响炮、子母炮、大龙炮、老鼠炮、冲天炮、碎炮、百头、万头，还有能在燃放过程中随声响变化形态生成各种艳丽色彩烟火的爆竹。此时，民间燃放爆竹有了更新的含义。《燕京岁时记》有这样的记述：(除夕之夜)“及亥子之际，天光愈黑，鞭炮益繁，列案焚香，接神下界”。显然，放爆竹成了人们欢迎诸神下界的仪式——接财神、迎灶王，以讨个吉利，作为“爆发”的象征。娱神娱人的狂欢形式越来越突出，祈福纳祥的喜庆气氛越来越浓烈，避邪驱鬼的巫术意义被游戏娱乐的现实关照取代，人们尽情地宣泄着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和憧憬。

过春节燃放爆竹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全国无数人家都在除夕夜燃放爆竹，台湾省也不例外，娄子匡、许长乐所著《台湾民俗源流》中说：“台湾民间，春节迎新，谓之‘开正’，焚香、放鞭炮、开门大抵按农历历书上所定的吉时。”

■ 随着民俗旅游开发，山西太谷的炮灯越来越为大家所熟识。

欢响神州、喜传寰宇

爆竹是新年的标志，更是节日使者。“封门爆仗”炸响于大年除夕，“开门爆仗”则在新春初一，“财神爆仗”准是正月初五……平日，中国人每逢红白喜事、新屋落成、开业志喜，也放鞭炮，以此来烘托热烈的场面。中国人喜欢放爆竹，当爆竹响彻神州、响彻厅堂院落的时候，当爆竹燃烧自我化作闪光、彩带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欢呼，还有祖先的叮嘱和祝福。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交映成辉的脸庞，更有如烟火般美妙的生活图景。你的愿景都可以实现——蹿天猴上天了，我们的飞船也上天了：它们的尾翼上都挂着白烟，都拔地而起！

烟花和爆竹都发源于中国，其中爆竹是中国的特产，除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等国家外其他的国家是没有的。而烟花则世界各国都喜爱，是国际市场上的热门货。我们国家江西万载烟花、北京礼花、广西玩具花炮、湖南浏阳烟花等在世界上素有盛名。每逢国庆节、圣诞节、世界杯等这样的重大节日、赛会的仪式，世界许多国家都燃放我国制造的焰火。1998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杯足球赛闭幕式上，燃放的就是浏阳烟花。烟花不但给我国新年夜空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欢庆节日增加了惊喜和乐趣。

爆竹让人联想到古老的中国，欢快的节日，喜庆的气氛。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天天过节日，岁岁添喜庆。

■ 南京市民放烟花过大年。灿烂的烟花让孩子的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

春联——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就是春联的魅力——许多年俗都被这个数字时代的人们抛弃了，引得保护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们唉声叹气，唯独春联，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发扬光大，与时代接上了轨、与时俱进了。

■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神话中起源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是宋人王安石描写当时春节的一首诗，诗名《元日》。所谓元日，即阴历正月初一。此诗描写了近一千年前宋代人过春节的场面：春风送暖，红日初升，照彻了千家万户；四处鞭炮声此起彼落，人们喝过屠苏酒之后，忙着摘下门上的旧桃符，换上新桃符，迎接新年的到来。

诗很容易懂，只有这“桃符”需要费一点口舌。

何谓桃符？简单说来，就是正月初一挂在门上的桃木板子，上面绘有辟邪的图案。挂桃符辟邪的习俗由来久远，秦汉之时已经十分流行，所以其产生时间当可更往前推。可是，为什么恰恰是桃木而非他木能辟邪呢？

据《山海经》记载，远古时有山名鬼域，即鬼的世界。鬼域门口，有大桃树，其树冠可覆盖三千里；树上有金鸡一只，负责每日报晓。每至清晨，金鸡啼鸣之，夜晚游荡的鬼魂就必须赶回鬼域。鬼域的大门两边有两个神人，名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坏事，神荼、郁垒就会将其捉住，送去喂虎，因而所有的鬼魂都畏惧神荼、郁垒。久而久之，民间就开始用神荼、郁垒和桃木驱邪、辟灾，每到辞旧迎新之时，他们用桃木刻成神荼、郁垒的模样，或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挂在自家门口，用以辟邪防害。

这个解释源出神话传说，不足为信。而庄子所说“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不畏，而鬼畏之。”也只是描述了桃木辟邪的效果，并没有解释原因。倒是明朝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解释多少接近了“科学”：“桃味辛气恶，故能厌邪气。”

无论如何，桃木具有辟邪作用的说法在中国由来已久，由桃人简化而来的桃符也逐渐流行于民间。随着时间的流转推移，中国历史到了五代。据《宋史·蜀世家》记载：“孟昶(chang)命学士为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即五代后蜀国君。这段记载是说在公元964年的除夕，孟昶令学士辛寅逊在桃符上写两句吉语献岁，但辛寅逊写完后，他又不满意，于是自己亲笔写来。孟昶所写的这一联语，不仅被公认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见于典籍的春联，而且也是在中国民间流传最广的一副春联，时至今日，无论都市乡村，仍处处可见这一春联的身影。

至此，春联的雏形已经具备。那么神荼、郁垒去了哪呢？原来，此二神已被大量印上纸张，贴在门上，成为门神。

然而，真正见之于史书记载的门神，却并非神茶、郁垒，而是古代的一个叫作成庆的勇士。据班固《汉书·广川王传》记载：广川王（去疾）的殿门上曾画有古勇士成庆的画像，其人短衣大裤长剑，勇武非凡的样子。

到了唐代，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兄弟，逼父退位，当上皇帝之后，心中多有不安。此后又因魏征梦斩泾河老龙，每夜听见寝宫外有鬼往屋里扔砖瓦，奇呼怪叫。唐太宗无奈，把这件事告诉了群臣。开国功臣秦叔宝自告奋勇愿意到宫门口守夜驱鬼，另一位开国功巨尉迟恭也愿意陪伴守夜。当晚两人披戴盔甲，手执武器，在寝宫门口守了一夜。唐太宗果然睡了个好觉，接连几天，唐太宗身体逐渐康复，不忍心再让两位大将持续守夜，于是便命人将两位大将的威武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此事传播开来，尉迟恭和秦叔宝渐渐被奉为门神。

当然这也是神话传说，出之于《西游记》。

■ 自诞生之日起，春联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流行开来。每至岁末，无论城市乡村，写春联都是极常见的场景。

流布民间

自孟昶贵为一国之君写下“最早的春联”之后，文人学士便把题写春联视为高雅之事，其风气逐渐流传开来。及至宋代，春节贴春联已成为一种士族习俗，王安石的《元日》可为证明。另外，在宋人笔记中，也有大量关于春联的记载。张邦基《墨庄漫录》讲到苏东坡在黄州访王文甫，见他正在做桃符，就当场戏书一联：“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

元代初年，书画家赵松雪一次过扬州迎月楼，主人求赵松雪为其题写春联，赵松雪题曰：“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该联将酒楼的名字融入其间，又将酒楼大大夸奖了一番。主人大喜过望，遂以紫金壶相赠，以示酬谢。

但春联真正流布于民间，并且采用红纸书写，因而成为重要的年俗之一，则是在明代。陈云瞻《簪云楼杂记》上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副。”第二天，朱元璋微服出巡，到民间观赏各家的春联，以为娱乐。在巡游了一段路后，他忽然发现有一家没贴春联，便遣侍从去查问究竟。原来那家主人是阉猪的，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年前事忙，尚未请人代笔。朱元璋听后，叫人取来文房四宝，一挥而就：“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此联看似信手拈来，不够精雅，实则妥帖适度，语气不凡。主人知道这是皇上御笔亲制的对联，便装裱起来，挂在中堂，视为家宝，每日烧香敬奉。

这则故事编排的痕迹很重，但说“春联”两字的正式命名始于明太祖朱元璋，则可能有其根据。从那时起，春联在广大农村乡镇广泛流行，并且一直盛行不衰。尤其到了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 春节前，在集市上卖春联的比比皆是。

生存与传承

春联的格式最终定型以后，其种类也日益繁多起来。依照其使用的位置，大致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楣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具、影壁中。中国南北文化风土差异虽大，但春联的使用却大致相当。比如大门处必然会贴面积最大的“框对”，院门要贴“出门见喜”，卧室要贴“身体健康”，院中要贴“春光满院”，甚至连车上都要贴“日行千里”，而不管是汽车、马车还是自行车。至于倒贴的“福”字就更不必说了。

中原一带，倘若当年有老人去世，不贴春联；第二年则贴蓝纸或黄纸的春联，三年之后再贴红纸春联。

清末、民国时，每至年关将近，在热闹的大街上，总少不了许多卖春联、写春联的摊子。一般卖春联的过了“腊八”就开始筹备了。在大街上找个好地方，选定一家商号的门前不碍事的地方，和那家打个招呼，用一张红纸写上“书春”“泼墨”“借纸用字”等字样，贴在商号的门柱上。再托个熟人和南纸店联系好，南纸店就可以把大红纸、毛笔和墨汁，先赊给他，等他卖完了再算账付钱。贴红纸标志的地方放上一张八仙桌，桌上铺上红毯子，把笔筒摆上，里边放几支毛笔，放一个小炭炉，一个放写好了的对联的箱子和放钱的小盒子。炭炉上放一个墨砚，预备写对联的时候，把炭火燃着了温上墨水，因为在寒冬腊月，墨汁容易冻上。然后在墙上或者桌子的外侧，放写好的春联，用小线挂上几幅，用来做幌子，招引买主。过了腊月二十三，买对子的人就开始陆续到来了……

时至今日，每当春节临近，无论城市乡村，仍有许多卖春联、写春联的地方。这就是春联的魅力——许多年俗都被这个数字时代的人们抛弃了，引得保护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们唉声叹气，唯独春联，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发扬光大，与时代接上了轨、与时俱进了。

当然，春联还曾传入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去履行其“文化交流”的重任了——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古老的风俗。

■ 在白雪皑皑的东北，大红的“福”字显得格外醒目鲜艳。

>>> End <<<

本文原刊载于《文明》杂志2008年02期

扫描封面右下方二维码，关注《文明》杂志公众号：WENMINGZAZHI，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文明》杂志淘宝店订阅：打开淘宝app，复制链接并搜索进入店铺，即刻订阅各期文明杂志https://shop177692594.taobao.com/search.htm?spm=a1z10.1-c.0.0.3a613a27JW5D4Z&search=y

版权声明：《文明》杂志所使用的文章和图片属于相关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如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敬请相关权利人随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版权作品，未经《文明》杂志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客服邮箱：[email protected] 电话：010-67135553/67112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