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传奇崛起背后，依托的是民众超速的“国民身份认同感”

新加坡这个估计在世界人的眼中就像一个“天堂”般的存在，经济发达，环境优美，人民幸福指数极高。实际上新加坡于1965年才独立建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很多人把这种功劳大大地附新加坡政府的作用上。领导人的功劳无可厚非，然而在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独立成型过程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伟人，有的缓慢崛起而有的日趋落魄。唯独新加坡这个小岛国家，在狭小的国土和有限的资源环境下，短时间就创造了奇迹。这背后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它基本上占据齐全，其中最核心的要属“人和”。因为这个被李光耀称为“世界人种博物馆”的多元民族、文化、语言的社会最终走向凝聚和独立，靠的就是群体之间神一般的“自我认同”和“国家认同”。

崛起之前的认同危机

18世纪中叶时期，当时英国正在一边扩张其在印度的版图，一边忙于与中国的贸易，急需找到一个能够让其船只停泊、维修的港口，随后就把目标定在了马六甲海峡附近，分别在槟城和新加坡建立了贸易站。除了交通位置的优越，此地橡胶种植业也发展蓬勃，在当时新加坡成为全球主要的橡胶出口及加工基地。

1819年，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史丹福·莱佛士在登陆新加坡，并开始管辖该地区。自此开始，新加坡便走上了长期的被殖民时代，先后被英国、日本占领，在独立前还曾划分到马来西亚自治邦统一管辖范畴。也就是说新加坡这片土地上，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地带，不同的民族内部又有各种不同的群体，在语言结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甚至于宗教信仰层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众所周知，世界上很多国家实现统一和民族认同的基础，要么是语言的统一，如芬兰、德国、北美大陆等；还有一部分是宗教信仰的统一，如伊斯兰教地带和基督教地带的国家；还在一种依托长久的民族意识统一不被割裂，如中国。新加坡要实现民族身份认同和走向独立，现实条件可谓是困难重重，就单单宗教信仰一块，就涵盖了全世界最主要的五大宗教，如果一旦产生动荡，宗教就可能成为新加坡消亡的直接原因。

所以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的民族、种族和宗教文化，新加坡人民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国家”概念，如果说此时的新加坡人有“群体” 的意识，他们也属于各分散的种族，作为一个“国家人民”，这种互相间的认同方式是不存在的。

打破认同危机，多元文化并存的“新加坡人”认同感出现

二战时期，日本为了夺取东南亚的天然资源，应付战争的需要，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入侵马来半岛，于1942年2月15日占领了马来亚半岛，新加坡进入了3年多的黑暗的日治时代。日本战败投降以后，1945年9月，英军回到新加坡，英国军管开始，英军回来的时候虽然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但是他们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在人民的眼里，他们已经不是那么战无不胜的了。新加坡人民开始有了政治觉醒，沦陷期的苦难让新加坡人民开始相信要靠自己保卫这片土地，这间接地促成新加坡走向独立。

一直到1959年，新加坡才取得完全自治，并在当年5月新加坡的第一次大选举行，新加坡成立了自治政府，李光耀成为首任总理。不过此时它还被划分到马来西亚自治邦统一管辖范畴。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国会以126票的全部赞成票，同意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有主权、民主和独立的国家。

“新加坡人”的意识培养

李光耀组织的新加坡政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身份”认同组建改革。意识到新加坡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如果选择单一的民族或者单一的语言信仰，都可能成为将来动荡的潜在危机。鉴于此，新加坡政府时刻都在防止某一民族的文化成为中心，就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文化，也没有主张固守本国传统文化，而是因地制宜地整合东西方文化资源使之走向创造性的发展。简而言之，这种东方和西方的结合精华真正融入到多元人群当中，它不靠单边主义，而选择综合共生模式下的“文化再生运动”，一种有关“新加坡人”的意识形态开始出现。

因此，新加坡政府无论在政治还是法律上都没有明确地以不同民族来区分国民，而是统称为“新加坡人”，这就大大地弱化了原本的群体概念。但是一方面政府坚持承认国内是由多种民族和多宗教共生的，也反复强调和向人民灌输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社会，各民族平等，大家应该相互包容，和睦共处，这种模式让人异常熟悉，正是借鉴了中国2000千来统一状态下的多元民族政策。

家庭意识形态的搭建

除此之外，特别政府推出了“家”的概念，因为家庭是建立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有了小组织的稳定，才有所谓的“国”的健康。那么的所谓的家庭组建首先考量的是居住问题。

实际上在殖民结束初期，整个新加坡的经济环境状态并没有想像中好，由于土地狭小，资源有限，就连居民的基本居住条件都显得炽手。当时200万人口中有40%的家庭住在贫民窟或棚户区，能够住上像样住宅的人口只占居民总数的9%，政府面临严峻的住宅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成立了建屋发展局，专门负责建造公共组屋。一方面是为了解决社会居住条件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新加坡政府有意去淡化原本的种族差异意识，通过“组屋政策”尽量地使多个民族混合居住，逐渐的用国民意识超越族群意识。

在所有的“新加坡人”眼中，当家庭组建形成后，要舍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就需要不断的了解彼此，那语言也是多元化又该怎么办呢？于是政府规定用英语这一国际语言来作为共同语言，小范畴保留民族语言，既不打压多元文化，也不让任何一种种族语言有高标准的位置。

飞速崛起的背后，是神一样的国民身份认同和价值观

在百年的殖民历史下，无异于造就了价值观上的多元特征，即便是靠着新型文化和家庭意识的建立，整个新加坡人对所谓的“国家”意识仍然比较淡薄。

国家认同感和价值观的塑造

除了李光耀执政阶段的强化群体意识手段，1988年10月，时任新加坡第一副总理的吴作栋提出要制定以新加坡各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国家意识之后，引起了一时间的轰动，最终达成共识。所以在1990年新加坡政府明确地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口号，并将此写进了国家《共同价值观》的文件当中。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整个新加坡人有可以拿出来的共同价值观内容，这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成了接下来新加坡经济飞速提升的法宝。一个国家想要快速进步，重点来源于稳定的政府和社会环境，人民之间的互相认同才不会产生分裂与暴动，如此看来，新加坡从内核上就建立了良性循环的基础。

《儒家伦理》的借鉴和传播

为了巩固这种来之不易的身份和民族认同，李光耀选择用“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作为新加坡的未来发展导向，因为这是符合国家地理位置和人口构成的现状，印度人的气质、马来西亚人的风俗、以及西方的理想，通通都是围绕着东方的儒家价值观展开。

所以当我们走在新加坡的街道上时，从校园中透出的教育气息，就有很浓厚的东方儒家礼仪精神。新加坡制定的《儒家伦理》课程明确地提出了教学宗旨“爱我们的国家——新加坡”，并且成为了中学生的选修课程，重点讲授“人民与社会”、“个人、家庭和社会”、“儒家思想和我国社会的关系”等内容。

这些千方百计的儒家传统价值观又带着新加坡的社会特色，最终在全社会普遍推广，上升到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观。换言之，新加坡在价值观的教育上表现出了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他们可以在原有的民族上找到自己文化的“根”，也能在再生文化里面找到相互之间的认同感。

小结：国家崛起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同心聚合力

由此看来，50年光阴似箭，新加坡创造了不可复制的辉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经是欧洲殖民国的附属殖民地，即便是在独立之后都带着很顽强的身份认同劣性，对于一个统一的国家来说这是致命的因素，如曾经的中南半岛分裂。但是新加坡处在一个民族、种族、语言和信仰多元的环境下，快速实现统一并且让经济飞升，一方面新加坡政府的“自我民族身份认同”推动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广大的群体对和谐社会的期盼有关。谁都不想回到旧殖民时代的混沌状态，都不愿屈尊在强国的压迫之中，所以一旦出现“国家认同”的向心力，多元民族选择殊途同归的模式。

把殖民历史抛弃，用民族身份和国家人民身份认同开拓出新天地的国家，比比皆是，如北美大陆上的美国，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处在欧洲分裂环境中的各个小国。治下人民如今能够安然生存，重点就在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凝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