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改革一直在路上。
目录：
一，从农村副业到社队工厂（1958-1983）
二，从乡镇企业到上市公司（1984-2000）
三，改革一直在路上
在2008年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选出的改革开放18个典型地区里，江苏占了两个：昆山和江阴两个县级市。
两地在春秋时同属吴国。全国百强县的榜单里，前列总是铁打的古吴国地区。除了昆山江阴霸占前二，紧跟着张家港和常熟，并称江苏“四小龙”。但昆山和江阴属于绝对领先，两地人口比张家港多31%，比常熟多9%，而GDP均比张家港高39%以上，比常熟高58%以上。名列前茅的还有太仓、宜兴等。
这一代自古发达，既擅长商业，也重视教育。
本来还有两个能打的县级市，是昆山和江阴的老对手，佛山的南海和顺德。2002年和2003年南海顺德分别撤县设区，去做全国百强区的常年头两把交椅了。近年南海和顺德的发展数据比昆山江阴差一些。
昆山始终是百强县老大，江阴始终以极其微弱的差距屈居第二。江阴不太服气，所以政府报告中总说自己是工业百强县的老大。
两地的面积都在900多平方公里，最新常住人口数据都在165万。经济总体表现上，两地高度相似，2018年的GDP几乎相同（3800亿+），人均可支配收入几乎相同（5.5万左右），产业结构几乎相同（第二产业占54%，第三产业占45%）。但各自的情况又有不同。
例如，当地十强企业都不是国企，但昆山以港台/外资为主，江阴以本土为主。这一点和地理位置有关。昆山紧邻上海，尤其适合以上海为总部的港台/外资企业布局工厂，进而形成产业集群。而江阴缺乏这一招商引资的优势。所以，昆山的港台/外资企业数量直逼10000家，江阴约1200家；去年昆山的进出口额为891亿，江阴为244亿。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昆山的大企业多有外资支持，而以本土企业为主的江阴，必须找其他途径解决资金难题。于是乎，昆山目前的上市公司为13家，其中A股11家。江阴则多达49家，其中A股32家。
由此看，很难有一个地方可以彻底复制另一个地方的发展模式。每一个地区都在大同中充满小异，而企业和政府须捕捉细腻之处。
2010年，深入研究中国地方经济与社会现象、年逾古稀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中国城镇化道路》中写道：
一个地区有自己独特的解决生活问题的办法，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而是有历史传统的。
自60年前，江阴走着自己的独特之路，其中有两个改制转型，前后过程体现着江阴人和江阴政府的胆识。
一，从农村副业到社队工厂
（1958年-1983年）
农村的人民公社诞生于1958年，是一个同时负责政治、经济、农民生活的基层组织。经济上，人民公社实行集体所有制，统一核算和分配所有的资源和财产，统一组织农业生产。公社下一级单位是生产大队，再下一级单位是生产队。又或者没有生产大队，只有公社和生产队两个层次。
随之产生了社队企业，指以人民公社的“社”或者公社下生产大队的“队”为单位的企业。其前身是农村除了农业生产之外的副业，在1955年规范化为“农村生产合作社“。农村改为人民公社后，生产合作社全部划归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所有。
大跃进期间，在“公社工业化“的要求下，社队企业发展迅猛。牺牲农业投入工业的结果是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期，农副食品短缺。1960年，中央发紧急指示信，要求“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
在1961年发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公社办企业尚被有条件地允许：
公社管理委员会根据需要和可能，可以有步骤地举办社办企业
一切社办企业的举办，都不能妨碍农业生产
生产大队……可以经营一定数量的大队企业
生产大队兴办的企业和事业，从生产队占用的劳动力，一般地不能超过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五
但第二年的《条例》修正草案里，对公社办企业进行了严格的收紧：
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
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
个别企业，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由公社继续经营，或者下放给生产大队经营
公社经营的企业，都应该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都不能妨碍农业生产和增加社员负担，也不能影响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任务
几年里，社队企业大起大落。农村工业产值在1959年飙升到60亿以上，又在1963年坠崖，只剩4亿。
因物资供应紧张，1965年中央提出发展农村副业，1966年的“五七指示”提出农民除了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再度给社队企业以生存空间。
这段重工业历史及其政策的全过程又与当时中苏关系波动有关，此处不表。
紧接着文革开始，城市经济环境受到破坏，企业纷纷停产。1966年，全国工业每百元资本金可实现利润税金为34.5元，到了1976年，仅有20.4元。物资短缺形成的需求，反而成了催生农村地区工业生产的土壤。
而当时江青集团在江苏插手比较深的有南京、连云港、苏州、徐州，以城市为主。其它地区，尤其农村，有了喘息的空间。
另一方面，知识青年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人多地少的状况日益严重，剩余劳动力需要出路，恰恰江南人富有经商天赋。
三个原因的合力下，在渴望富裕而又远离极左权利中心的江阴农村，社队企业兴盛起来。
1969年，大队党支部书记吴仁宝发现，经过8年的粮食增产，在现有条件下，本大队的农业已经没有什么增长的空间。想要发展，必须从“无农不稳”走向“无工不富”。当年春天，他主持社队开了一家五金厂，做螺钉螺帽一类的产品。
这时候的政策，原则上允许搞副业，但目的是自给自足。若以赚钱为目的，一不小心就会顶上走资或者破坏“以粮为纲”的帽子。因此，这是一家地下工厂，以铁匠铺的门面打掩护。女工在里面常加班到深夜，产品远销东北和四川。
这是华西大队，也就是日后名满天下的华西村。
三年后，在与华西大队相距30公里的长江大队（长江村），后来的村委书记、时任副业办公室主任李良宝带着6个农民建小砖窑，起步资金是大家凑的700块钱。卖砖赚了一些钱后，长江大队买船，省下了运费，且能接活。第二年，烧砖和运输的盈利继续投入，买下10台仪表车床，开了7个草房车间。
华西村五金厂
1976年文革结束时，全国社队企业工业总产值244亿，其中江苏一省占了34亿。全国工业总产值比文革前增长30%，而江苏社队企业的工业产值是文革前的11倍。
文革期间，江苏社队企业工业产值增长远高于和全国
至1979年，全国社队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9%。这个数字在江苏省达到25%，在无锡县（今无锡锡山区）高达65%，在江阴县为55%。
全国各地社队中，以江苏省工农总产值最高，达到75亿。江苏内部，无锡县产值5.1亿，列第一；其次是江阴县2000多家社队企业共计4.5亿。和无锡县、江阴县形成社队企业铁三角的，是毗邻的武进县（今常州武进区）。
1979年全国社队情况
1980年，邓小平公开肯定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农村改革大幕开启。
江苏省于两年后全面实行联产承包制。但此前，激进的江阴社队企业已经在实质上进行分工，种地达人专心种地，其他人转移到非农产业。也早已执行和“一包三改”类似的按劳分配的制度。
早在1978年，华西大队通过五金厂已有存款100万，第一桶金为华西抓住了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机会。当年，五金厂正式挂牌，不再是地下工厂。同时，华西将全村600亩耕地交给30人承包，95%的劳动力全部转移到企业。两年内，华西大队的企业从4家增加到40多家。
相距华西村不到10公里的三房巷大队（三房巷村）在村委书记卞兴才带领下，贷款80万，开了一家合成纤维厂。在此之前，三房巷大队已经偷偷办过同样手工生产螺丝的五金厂。
而在长江大队，除了砖瓦厂和五金厂，还开办了化工厂和农机厂。
苏南农村纷纷农转工，使这一年江苏社队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5%，突破百亿（109亿）。巨变引起了全国的注视。1981年，中央调查组到江苏调查“三挤一冲”问题，即挤国营企业的原材料、能源、市场和冲击国家经济。结论是：
对国营大厂有挤有补，目前是补的多一些，挤的少一些……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一条路子。
有些观点认为，49年到改革开放之间，中国的民营经济是断层的。这种观点是对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和基础建设，以及躲在平房里进行“额外”生产的社队企业的否定。文一老师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里讲述了这一逻辑。
1978年到1988年，以农村社队企业为引爆点，中国的国内市场彻底建成，从此走出全世界最快的工业化之路。其中，苏南走在前线。
1983年，凭借胆量和努力，江阴社队企业取代了县属企业成为经济主体。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是1978年的1.4倍。这个数字在江阴是2.5倍。
1982年，新《宪法》颁布，对多项体制做出修正。24年前公社化的农村，在接下来三年进行体制改革，华西大队恢复为华西村，三房巷大队恢复为三房巷村，长江大队恢复为长江村。人民公社和社队企业这两个名词进入历史的尾巴。原社队企业成为乡镇企业的一个类别。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尽管距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八年之久，但这份决定首次触及了市场经济的涵义：
一、改革是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三、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五、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
六、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
七、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八、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
九、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
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这一年，费孝通发表《小城镇·再探索》，第一次提出“苏南模式”之概念，主要指今无锡地区，江阴是代表之一。而苏州当时的存在感还比较弱。学者研究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怎样转化为生产力，在群众中，则表现为最朴素的致富愿望。
4年后的1988年，华西村工农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成为继天津大邱庄之后的中国第二个亿元村，也是江阴第一个亿元村。次年，三房巷村成为江阴第二个亿元村。又四年后的1993年，长江村成为江阴第三个亿元村。十年后，华西村成为中国第一个百亿元村。
二，从乡镇企业到上市公司
（1984年-2000年）
乡镇企业一词涵盖农村的所有企业形式，包括原社队企业、联户办企业（多户办）、户办企业（一户办）。过去被压抑或被歧视的非国营企业的地位，开始和国营企业靠近。1984年当年，全国乡镇企业总数606万户，是1983年的4.5倍，印证了改开初期的“一放就活”。
这个过程中，浙北和苏南体现出民间经济性格的区别。由于担心意识形态斗争卷土重来，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许多私营企业挂集体企业的牌子。但本质上，浙江的乡镇企业以联户办和户办的家族/家庭企业为主。而有华西村等作为榜样的苏南，集体企业的比例比浙北高得多。
接下来的几年里，江阴诞生了许多后来越做越大的乡镇集体企业。
1984年，周庄镇，江南模具塑化有限公司成立。这是江苏省第一个乡镇合资企业。——后来的模塑科技（SZ.000700）。
同年，澄江镇，江阴要塞澄南化工厂成立。——后来的澄星股份（SH.600078）。
1985年，利港镇，江阴溴化锂制冷机厂成立。——后来的双良集团（SH.600481）。
1986年，新桥镇，江阴精毛纺厂成立。——后来的阳光集团（SH.600220）。
1988年，新桥镇，江阴新桥第三毛纺厂成立。——后来的海澜之家（SH.600398）。
1989年，周庄镇，江阴周庄机械铸造厂成立。——后来的华宏集团（SZ.002645）
澄江镇的江阴钢绳厂走得更早。这家企业建于1964年，70年代走上技术研发之路。1978年，钢绳厂申请到260万的国家技改贷款，进行高强度胶带钢丝绳的自主研发。1985年，钢绳厂参加东京国际钢丝绳博览会。——这是后来的法尔胜集团（SH.000890）。
改开头几年，乡镇企业获利丰厚。1987年，江苏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797亿，首次超过国营企业工业产值。1988年，该产值达到1078亿，是全国第一个乡镇企业工业产值过千亿的省份。
但进入90年代，乡镇企业的优势逐渐减弱。
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开初期，相对于国营企业，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表现出明显的竞争力。然而等到全国大幅度进入市场经济，国企进行改革和市场化后，又称“二国企“的乡镇企业的劣势显现出来。外部条件上，话语权小，资金少，技术突破无门。内部管理上，人员臃肿，理念陈旧。
另一方面，1987年中央肯定私营经济有一定的补充地位后，私营企业试探性地出现，江阴于次年产生了第一批共12家私营企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确立私营经济体更高地位后，江阴的私营企业数字彻底爆发，1993年310家，1994年1031家，1995年1478家。
乡镇企业腹背受敌。对上，打不过国营企业的资金和规模。对下，打不过私营企业的灵活和勇猛。
1994年，江阴启动乡镇企业改制，把乡镇集体企业变成现代制度的私营企业，最主要的内容是明确所有权人和其持有的份额。两年内，江阴绝大部分小企业改制完毕，紧接着，资产千万以上的企业改不动了。
原因是没钱。没有钱平负债，没有钱补偿给老员工。乡镇企业承担了一部分社会责任，进而不可避免地拉进银行和政府，当时被总结为“企业负亏、厂长负赢、银行负债、政府负责”。要改头换面，老账怎么算？
1996年，包括时任书记袁静在内的主管领导到全国考察，其中有广东四小虎：顺德、南海、中山、东莞。顺德政府进行接待的同志问江阴考察团，江阴有没有上市公司。考察团说一个都没有。
顺德当时已完成当地乡镇企业的改制，并拥有两家上市公司。顺德美的于1993年完成改制、上市，是全国第一家从乡镇企业改制后上市的公司。另一家是万家乐。
回到江阴，市政府成立企业上市指导小组。这个指导小组的介入部门多达13个，包括江阴当地的发改委、体改办、人行、财政局、计委、政府办、工商、税务、审计、国土、环保、人事、社保。指导小组承担了年度和阶段性的工作计划，有责任考核和奖惩。
相应地，政府制定了《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上市工作的暂行意见》、《关于推进全市资本运作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全市私募股权融资和投资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
除了指导小组提供培训，年末，政府召开江阴市资本经营工作会，请来全国8家大券商，向企业宣传融资理念，安排券商和企业的对接辅导。
1997年2月28日，江阴钢厂改制而成的江阴兴澄冶金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上市，简称“兴澄股份”，代码000700。三年后，兴澄股份被江阴老乡模塑科技借壳。今年，兴澄特钢业务被中信旗下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收购。
6月23日，江阴申达集团、江阴黎明幕墙有限公司、南京塑料包装材料总厂、内江包装材料总厂、南京双惠新技术开发公司、北海中包工贸有限公司共六家企业联合上市，简称“中达股份”，代码600074。2014年，中达股份被深圳保千里伪造资料借壳，后于2017年事发。
1998年，四环生物、澄星股份上市。1999年，法尔胜、华西股份、江苏阳光上市。2000年，凯诺科技（海澜之家）上市。这五家企业至今都在A股上。
但完整的流程绝不仅仅是一家乡镇企业改制、上市。有机会上市的企业，或者效益好的企业，必须在融资后转过头来帮助有困难的兄弟乡镇企业。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是企业兼并，纳入资产，也承担负债。
无怪有人说股民（和烟民）是中国最可爱的人。这符合中国金融的基本目标：为实体服务。也是中国发展中，企业和个人永远不应该忘记的一条原则：先上了车的，不要想把后来者踹下去。
至2000年，江阴有6641家乡镇企业完成改制，尚未改制的只有500多家。上市公司共7家，累计募集资金21.6亿元。
2004年，江阴企业开始到流程更简便的香港上市。至今，江阴共有上市公司49家，其中A股32家。地方常住人口人均上市公司数量仅次于深圳，被称为华夏A股第一县。
但江阴上市公司的规模都不大，尤其不比诞生美的的顺德。按当下（2019年11月）市值，江阴上市公司多在20-50亿。最大的两家是超过300亿的海澜之家，以及被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入股的长电科技。不考虑上市部分的情况，看集团公司的总体营收规模，江阴企业十强如下：
1，海澜集团，主营服装
2，澄星集团，主营化工
3，三房巷集团，主营化工和纺织
4，华西集团，综合经营
5，新长江实业集团，主营钢铁和船业
6，华宏集团，主营装备和金属等
7，阳光集团，综合经营
8，扬子江船业，主营造船
9，双良集团，主营环保、新材料
10，法尔胜集团，主营金属线材
这十家企业，三房巷、华西、新长江、法尔胜是社队企业起家。海澜、澄星、华宏、阳光、双良是乡镇企业起家。扬子江船业是国企出身。
扬子江船业于1999年私有化，目前是全国第二大的私营船厂，子公司在新加坡上市。新长江实业就是当年的长江村，其主营业务没有上市。其余八家企业都在A股有上市公司。
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构成了今天江阴经济的大部。2018年，海澜营收超千亿，澄星在700亿左右，其他都在300-500亿区间。海澜、新长江、华西三家在无锡市纳税十强名单里。
三，改革一直在路上
拿1978年后江苏和浙江的人均GDP横向比较，呈现出不同时期的不同局面。
1978年-1984年江苏和浙江的人均GDP比较
第一个时期，1978年到1984年，江苏人均GDP保持高于浙江。在1978年，二者差距达到23%，其中就有社队企业发达的贡献。但1978年之后，差距逐渐缩小，到1984年，浙江人均GDP只比江苏低4%。
1985年-2004年江苏和浙江的人均GDP比较
第二个时期，1985年到2004年。1982年的修宪和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确认了改革已是出弓之箭，浙江私营经济随之爆发。1985年，浙江人均GDP首超江苏。
此后几年，两者呈现胶着状。以价格闯关为主要因素，多个危机共存的情况下，1988年和1989年，江苏比浙江略高。其余年份，浙江比江苏略高。
90年代，对外开放加速，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浙江一往无前。而江苏陷在乡镇企业的困局里。1995年，浙江人均GDP的相对优势达到两位数，并逐年增长，在2003年和2004年相比江苏超过20%。
此时，浙江已经领先江苏20年，而20%的差距着实不小，以至于江苏的败北成了定论。人们总结道：
浙江打败了江苏；
温州模式打败了苏南模式；
小资本前店后厂+少数做大的私营企业+高度参与对外出口+政府不干预，已然打败了，以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为前身的企业+企业对当地建设（基建和民生）负有责任+非高度依存对外出口+政府干预。
仿佛前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终结形态。这在那个年头很好解释，因为自由主义在经济里理应是无敌的。
这种声音甚嚣尘上的同时，两地的人均GDP却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2004年-2008年江苏和浙江的人均GDP比较
2005年和2006年，两者差距缩小，并在200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进一步缩小，到2008年只剩3%。
一场金融风暴，江苏反获重生，浙江遭到洗牌。舆论风向骤变，如“江阴现象”从落后的集体经济本质成了穿越牛熊的典范。
2009年-2018年江苏和浙江的人均GDP比较
此后，浙江的落后不断加大。这且不能归咎于所谓的国进民退，因为在私营经济同样发达的福建，最近十年的成绩单比浙江和江苏都更好。
显然，不同的模式在不同的经济环境里面临不同的危与机。优劣面往往自我转换。大家都喜欢终结论，喜欢找一个万能的模式，通行四方与万世。然而唯一的不变是变化，唯一的终结论是没有终结。企业管理、政府治理都是这个道理，没有终结，只有改革一直在路上。
1978年到2018年，江苏和浙江人均GDP变化（对数坐标），蓝色为江苏, 橙色为浙江
2018年，江阴GDP总量增长7.4%，高于江苏的6.7%，也高于昆山的7.0%。另一方面，本来就比昆山差一大截的税收呈负增长。研发投入占GDP为3%，在苏南属于中游偏上水平。
不同于外商云集的昆山，江阴企业内生发展，内生转型。每一个历史阶段，江阴企业都要靠自己发现世界的新方向。
长电科技的前身是江阴晶体管厂，是由江阴长江内衣厂投办的县属国有企业。1984年，因为参与同步卫星发射，晶体管厂受到过中央军委的表彰。此后就是国有企业的通病，效益越来越差。经过几次改制和股份易手，晶体管厂成为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长电成为国内最大的分立器件制造商。2003年，长电以半导体封测为主营业务在A股上市（SH.600584）。2014年，长电收购新加坡星科金朋，成为全球第三大封测厂。头两位是台湾日月光和美国Amkor。
2017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介入长电，目前是第一大股东。长电科技去年营收238亿，净亏损10亿。封测在半导体产业中属于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环节，但对于半导体技术相对落后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必然的入口。
除了长电，更多企业和时代同行。
2007年，远景能源在江阴成立。次年，远景研发制造出第一台风电样机。2014年，远景成为中国最大的海上风机整机厂商。现在风电产业在江阴已经形成集群。
2010年，华宏集团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成为国家级工作站。2015年，公司成立知识产权工作部。
2015年，双良集团成立从事智慧能源管理的子公司，为已有客户提供云平台和节能服务。
2015年，华西实业成立全资子公司一村资本。几个月后，一村资本投资宁德时代。一村的投资项目不多但精准，还有澜起科技，盛大游戏，英雄互娱，迈瑞医疗等，方向是新兴产业。
今年，江阴高新区启星智能制造产业园开园，总投资1亿美元。这里原是污染型纺织工厂，2017年由高新区政府推动转型。产业园面向集成电路和智能制造产业。
江阴也依然有着独有的问题。三大村是其中之一。2013年吴仁宝去世后，舆论集中关注华西集团对华西村的政治权利（村委干部）。我个人认为这不难理解，举例说，如果华西集团只是一家企业，除了纳税之外没有社会义务，那么华西集团在华西村的基建和民生上的补贴怎么解释？从社队企业的政企不分，到现在的政企再度纠缠，都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很难粗暴下结论定是非。相信未来还会有新的改革解决这些问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