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S教授评述新加坡、韩国、香港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
吴木銮: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公共政策副教授、助理院长
曾靖嘉: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公共政策硕士在读生
“ 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韩国采取了各种措施控制COVID-19的传播,取得了各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从他们的应对措施中看出听取专家意见的重要性。”
COVID-19
4月3日,新加坡政府宣布从 4月7日起,所有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工作场所将关闭生效,从4月8日起学校关闭生效,借这些措施以减少COVID-19社区传播。与此同时,新加坡领导人也承受着继续控制病毒传播的压力。
紧邻中国大陆的香港和韩国也一直备受关注,自2019年12月以来,COVID-19在武汉爆发并迅速传播。而新加坡作为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则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游客。
这使这些地区面临着疫情大流行的巨大风险,但是新加坡、香港和韩国政府为抗COVID-19采取了什么措施?决策者能从他们应对COVID-19的方式中吸取哪些教训?
从新加坡、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是,公共卫生专家,特别是那些从事传染病研究的专家,应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以支持各国政府迅速做出明智的政策决定。
虽然很容易把它们归为一类,但这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大差异,从政府与公民关系一般的新加坡,到政府与市民关系一般的香港。然而,在所有这三种情境下,通过颁布法令条例抗疫仍然相对有效,因此,在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遏制病毒的传播是可能的。
从3月23日起,新加坡和香港都对游客关闭了边境。新加坡卫生部宣布,短期游客禁止入境或过境。同一天,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宣布,香港边境对非香港居民关闭。
相反,韩国没有像新加坡和香港那样进行快速、严格的边境管制。到目前为止,韩当局对来自中国、意大利、伊朗和其他受病毒感染地区和国家的游客实施了更严格的边境检查。韩国外交部指示公众在一个月内不要出国旅游。2020年4月9日,韩国宣布,从4月13日起,所有外国公民的短期签证将失效。90个国家的免签证计划也将停止。
除了采取措施检查输入病例外,三地政府还采取了新政策来控制聚集性疫情。在韩国和新加坡,所有体育场、娱乐和宗教设施目前都处于关闭状态。其他场所,如餐馆、商场和博物馆,则被要求遵守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以保持安全距离。在新加坡,新的“断路器”政策要求5月4日前禁止在餐馆堂食。
2003年受到非典(SARS)疫情的影响,香港更早关闭了学校,暂停了部分政府服务,并建议企业允许员工在家工作。现在,香港大部分公共部门的员工都在家办公。
除了关闭非必要的服务和设施外,三个经济体还利用移动技术,实施了一系列接触者追踪,以便在发现病例时隔离相关密切接触人员。
例如,在香港,有关部门会向抵达香港的人发放电子手环,并附带一款应用程序,以确保他们遵守香港为期两周的检疫和医疗监控措施。类似地,新加坡的TraceTogether和韩国的Self-quarantine Safety Protection等应用程序也被用来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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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不同的背景下,对隐私的一些关注已经被提出,但是关于这一领域的公开辩论仍然有限,公众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对抗COVID-19上。
如果没有相应的检疫政策和基础设施的支持,仅凭接触者追踪并不能有效遏制COVID-19传播。三个政府基于专家的建议,并没有将所有患者送往隔离医院,而是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以及接触病毒的程度实施了不同程度的隔离措施。
例如,在韩国有基础性疾病的老人被送院治疗,当刚接触确诊病例且只有初步轻症的人只会被隔离在专门的社区医疗机构,由医务人员关照他们的健康状况(类似于武汉的方舱医院)。
在某些情况下,法律不断升级以加强这种检疫命令。在新加坡,《传染病法》被刊登在宪报上,以惩罚拒绝遵守这些限制的患者。同样,在香港,3月19日生效的《外国地区到港人士强制检疫规例》,强制从中国以外的所有地区的抵港人士进行检疫。
这些举措都反映了专家的建议,是对疫情作出良好应对的最关键因素。新加坡传染病专家撰写的一篇论文指出,理想情况下,应该采取不同干预措施的组合型政策,包括隔离受感染的个人、强制规定社交距离(包括工作场所隔离)和关闭学校,这对减少COVID-19感染数量可能非常有效。这就是这些地方抗疫取得成效的原因之一(虽然新加坡是在“断路器”政策生效之后关闭学校,不过之前学校都跟从教育部指令做足防备,校内学生之间零传染)。
虽然所有这些地区在他们的应对措施中都面临着独特的困难,但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共同遵循了专家的意见,并实施了有效的社会隔离措施,这样使疫情的情况在这个阶段看起来是相对可控的。新加坡近日的确诊数据是每日三位数上升,主要原因在于客工宿舍的问题。新加坡的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感染人数相对下降。这涉及了另一社会问题,希望新加坡目前出台的控制客工宿舍疫情的措施会是有效的。韩国和香港的确诊人数现在已降到每日个位数或者两位数,疫情控制已见曙光。
补充观点
唐安竹: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
新加坡通过边境控制、坚定的接触者追踪和无处不在的温度测量,在迅速识别和隔离COVID-19病例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功,为政府和人群争取了时间,为防控更大范围的疫情扩散做好了准备。由于潜伏期长和大量无症状携带者,遏制这种病毒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说,完全阻断其传播是不切实际的。
新加坡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挑战,即在外籍工人宿舍里出现了成群的COVID-19感染病例。高密度的生活环境和共用的卫生和饮食设施,使得病毒加速蔓延。找出出现病症的患者将他们转移出宿舍至其他地方隔离,观察和治疗,这样可以减缓病毒在宿舍区的传播。但无症状感染者仍有可能继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留在宿舍内,因无法严格保持安全社交距离而感染其他民众。
随着受影响的宿舍与其他人群有效隔离,当局可以将重点转移至治疗那些受影响的人。接下来,政府可以追踪已康复的病例,包括曾受感染但从未出现症状的个人,他们或已对病毒产生免疫。一项大规模的抗体检测制度将使当局能够确定哪些人不再具有传染性,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不仅是劳工宿舍里的人,还有一般人群中的人。随着免疫个体数量的增长,他们将从隔离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或者为基本服务业和其他行业提供支持。
作者:吴木銮,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公共政策副教授、助理院长曾靖嘉,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公共政策硕士在读生唐安竹,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部分图片来自网络本文内容来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官方机构观点,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NUSLKY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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