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心争剥复厚德育薪传——敬悼蔡仁厚先生

蔡仁厚先生在家中，身后是他终身服膺的牟宗三先生像。

蔡先生的著作极有助于初学进入牟宗三先生的学术思想。直到今天，我在上课时仍然会对学生说：“如果你们觉得一开始看牟宗三先生的著作比较困难，可以先读蔡仁厚先生的著作。”此外，蔡先生的文字说理平正、平实，同时饱含一种温厚而弘毅的情感，很容易感染读者兴发一种文化意识。

记得很多年以前，学术界的朋友已经不约而同注意到一个现象：在从事人文研究的海内外华人中，有好几位杰出人物都是1930年出生的。在这其中，蔡仁厚先生正是大家公认的一位。

这两年来，接连数位海内外士林景仰的老辈学人驾鹤西去，令人感怀不已。按照中国的农历纪年，1930年生人今年已经是九十华诞。所以，去年岁末我即想着要为蔡先生撰一祝寿小文。今年初春，我还专门给他去了一个电话，向他致意。我们很多年没有直接互通消息了，但是，他的状况，我不时从师友处得知。有时是师友主动提起，有时是我特意问到。他对我的关心，我也不时从师友处听到。例如，曾旁听过我课程的新加坡籍友人黄俊扬，5月17日曾在台中拜访过蔡先生。他在当晚给我发来与蔡先生的合影，并在给我的信息中说：“刚刚拜访过蔡老师，蔡老师和师母特别主动提起您，对您赞不绝口呢。”我之所以引述这则信息，是因为这件最近发生的事情恰恰足以说明，即便我久疏问候，蔡先生夫妇也一直对我常在念中。

我历来认为，真正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友道，无分长幼，贵在心意相通，而非行迹相接。回想我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和蔡先生开始通信，至今已近三十年。期间我们的见面和通信并不算多，尤其近十年来，几乎已经到了“相忘于江湖”的地步。但是，我相信，无论在蔡先生还是我的心中，都早已视对方为志同道合的友人。作为晚生蔡先生近四十年的后学，我这样说没有丝毫的不敬和托大。事实上，只有如此，才足以表达我心中最大的敬意。正如当初刘述先先生曾经称我为“忘年交”一样，我相信在蔡先生心中，一直是拿我当“友生”看待的；而在我的心中，蔡先生则毫无疑问是我的“师友”。

正是因为不久前接到消息并看到照片，我觉得蔡先生身体如常，想的是尽快抽出时间写一篇贺寿的小文，祝愿他福泽绵长，所以，上周二同时接到两位台湾友人发来蔡先生仙逝的讯息，实在不能不感到意外。我原本应写的祝寿文不得不改为悼词，心情沉重而难以下笔，是可想而知的。但无论如何，值此蔡先生遽归道山之际，就让我略述往事，略抒感怀，以表我个人对他的悼念之情。至于他的生平与学思，很多已是广为人知，相信也会有他的及门弟子专门表彰，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词了。

我在拙著《近世儒学史的辨 正 与 钩 沉》（2013，2015）自序和《学术月刊》的访谈（2018年第4期）中都曾提到，我大学时代广泛阅读人文领域的各种著作时，在海外华人学者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两个谱系：史学方面是从钱穆到余先生所代表的这一系，哲学方面则是牟宗三、唐君毅两位先生所代表的这一系。就后者而言，蔡先生无疑正是其中一员。

蔡先生的著作极有助于初学进入牟宗三先生的学术思想。直到今天，我在上课时仍然会对学生说：“如果你们觉得一开始看牟宗三先生的著作比较困难，可以先读蔡仁厚先生的著作。”此外，蔡先生的文字说理平正、平实，同时饱含一种温厚而弘毅的情感，很容易感染读者兴发一种文化意识。例如，《新儒家的精神方向》（1982）或许是其著作中最早为大陆学人所知的一部，他在其中“自序”部分提及自己“纪念或介述当代几位师儒的文字”时，是这样写的：“他们都是学术思想界的磐礴大才，都是可以为民族文化生命做主的人，我的‘介述’，只有‘不及’，绝无‘过之’。而且我深信，时间愈往后，他们的孤怀弘识和坚贞苦志，将愈发为人所了解，所仰敬；他们挺显的义理纲维和文化理想，亦将愈发为人所印持，所弘扬。”结尾则是这样的话：“敬祈邦人君子，各秉精诚，分工合作，以使儒家学术与中国文化，真正进于充实光畅之境。”如今读到这两段话，我仍然和当年一样感动。在我看来，“使儒家学术与中国文化，真正进于充实光畅之境”，既是蔡先生一生的心愿，也是他一生笔耕不辍的追求。当今之世，儒家学术与中国文化是否已经真正进于充实光畅之境，我不敢轻言。但是，我相信，只要他的这些文字存诸天壤，总有人读后会引发感兴、产生共鸣以至于发心立志，继而投身于这一文化建设的大业之中。

大概是1991年，蔡先生在最初给我的来信中特别指出，“兴于诗”之外更要“立于礼”。对于文化的建设，客观深入的理性了解比情感的兴起更为重要。这在儒学与中国文化看似已呈“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的今天，尤其如此。而无论情感的兴发还是理性的撑持，如果没有“精诚”贯穿其中，前者其流不远，后者成为与自家身心无关的“职业”，便都是难免的。所以，儒学与中国文化真正进入“充实光畅之境”，标准并不在于权力和金钱所营造的种种外在的热闹。热闹之下的追随和趋附恐怕不过是“物交物则引之”和“从人脚跟转”的“随大流”与“攀援”，并非真正“先立乎其大”意义上的“兴于诗”。蔡先生当年因鼎革流离之际思考自我、人生和社会的种种问题而最终服膺牟宗三先生之学时，儒学既非显学，“新儒家”更是寂寞的少数和边缘人物。由此可见，蔡先生对于儒学价值的认同，绝不是趋炎附势，而是真正经过了他自己客观理性的思考之后做出的“存在的抉择”。由于这种认同正是经由“兴于诗”而“立于礼”并最终达至“成于乐”的境界，蔡先生对于儒学价值“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的一生，才格外的真实。我曾在蔡先生家中见到室内摆放的牟宗三先生遗像，印象深刻。我想这正是蔡先生尊师重道的体现。也许有人会认为蔡先生一生的学术大都“照着”牟先生讲，自我建立不够。但是，在我看来，无论在价值认同还是学术思想方面，他是真的完全信服牟先生的学说，并不以刻意标新立异为追求，做到了“循其性之所近，而勉其智之所及”。这恰是他为人为学极为真实的地方。还记得余先生曾亲口对我说过：“蔡仁厚人如其名，他是真正相信他所讲的那一套儒学价值的。”的确，在我看来，用“敬”和“精诚”来描述蔡先生一生的为人与为学，恐怕是再贴切不过的。

我大学时正处在从“兴于诗”趋向“立于礼”的阶段。但那时对于人文学术思想的泛观博览，完全是源于个人的兴趣，尤其是要为自己思考的从自我到家、国、天下的各种问题寻求答案，从未想到将来以此作为自己就业的工作。记得大三时写了一篇四万余字的习作，表达我对道德与知识关系问题在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中的理解和看法，蔡先生看后给予充分的肯定。我在大四时写的一篇反映我对儒学基本看法的小文“儒家思想是否精英文化”，蔡先生看后主动推荐给当时东海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化月刊》，成为我最早正式发表的论文。这在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许正是蔡先生和其他师友的鼓励，让我充分自觉到只有回到学校，自己的“兴趣”与“工作”彼此结合，“志”与“业”融为一体，才是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我和蔡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98年的5月。蔡先生应邀参加在香山举办的北大百年校庆纪念大会，我正好是从硕士升入博士的阶段。除了蒙他赐赠《中国哲学的反省与新生》（1994）等著作之外，当时具体谈了些什么，如今已不复记忆。但蔡先生给我的印象，一如在其文字（无论是其著作还是给我的信函）所获得的感受，的确是人如其名。那次见面不久，同样是在1998年，在济南举办的“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会议上，我和蔡先生再次见面。那次是不少台湾从事儒学的学者首次来大陆开会，因不少人的文字我之前都拜读过，所以见面并不觉得陌生，有的还一见如故。那些台湾来的学者尤其牟宗三先生门下，对蔡先生不仅都很尊重，同时也非常亲近。我想，这不仅由于蔡先生是牟先生赴台后最早的弟子之一，更是因为他的年高德劭。我清楚地记得，李明辉先生曾经向我提起，牟先生在世时，曾经对他以及那些晚年随牟先生求学问道的弟子们说：“你们不能叫蔡仁厚师兄，要叫蔡老师。”由此可见牟先生对蔡先生的看重。

2000年，我有幸得到陆委会中华发展基金会的支持，到台湾访学四个月。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台湾，也是我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年，正在准备我的博士论文。所以，我抵台后即刻全力以赴在台北的各个图书馆搜集资料，并未马上前往台中拜访蔡先生。只是在离台不久前，才与蔡先生约好到台中去看望他们，当时还在蔡先生家留宿一晚。虽然我1998年在北京和济南也都曾见过蔡师母，但那次住在蔡先生家中，承蒙她细心照顾，更是对她和蔡先生一样醇厚的性情深有感受。回想蔡先生一生家庭和睦，婚姻美满，得享牟先生一生所缺乏的天伦之乐，除了蔡先生自己禀赋深厚之外，恐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蔡师母常年的琴瑟和好。

我2000年访台的前一年，按照中国农历计算恰逢蔡先生七十大寿，蔡先生的门生故旧编辑 《蔡仁厚教授七十寿庆集》，我也应邀撰文祝贺。当时好像撰稿人中大陆学者并不多，而仍然博士在读的，大概只有我一位。还记得那篇小文的题目是“承绪慧命，接引后学——贺蔡仁厚先生七十寿庆”，同样如实记录了我那时的感想。

蔡仁厚1974年的著作《王阳明哲学》简体版（九州出版社，2013）

我博士毕业不久，曾将论文《王龙溪与中晚明阳明学的展开》寄给蔡先生，表示很乐意能在台湾先出繁体字版。结果蔡先生介绍给学生书局，很快被列入“中国哲学从刊”顺利出版。于是，我就请蔡先生和刘述先先生赐序。因此，我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最早是2003年在台湾先出繁体字版的，比大陆三联书店“三联—哈佛燕京丛书”2005年初版的简体字版还早了两年。这一点，恐怕大陆学界不少年轻的朋友并不知道。我大学时读到的那些前辈学人的著作，很多都是在学生书局出版的，其中除了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的著作，还有陈荣捷先生的著作，如《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1983）、《王阳明与禅》（1984）等。当然，蔡先生的著作，我印象中有很多也是在学生书局出版的，除了《新儒家的精神方向》之外，还有《孔子的生命境界》（1998）、《哲学史与儒学评论》（2001）以及晚年带病完成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2009）等。因此，我很高兴自己的第一本书能在学生书局先出繁体字版。而蔡先生当初的介绍，是我心中一直感念的。

2006年我在北京清华任教时，河北人民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新儒学与新世纪”的丛书，希望能将海内外老中青三代中一些认同儒学价值且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著作收入其中。老一代学人之中，蔡先生自然是我首先想到的一位。当时我想，他恐怕无法专门为此撰一书稿，而他在台湾出版的著作大陆读者也并不易得见，于是，我便提议从他已经出版的各种著作中选择相关的论文若干，编为合乎丛书主题的一册，题为《儒学传统与时代》。蔡先生不仅完全认可我的想法，还亲手补充了一两篇在我选择之外的论文。蔡先生也不用电脑，当时他亲笔重新誊写的完整目录随函寄来，我一直保留至今。

载有蔡仁厚十九篇论文的合集《儒学传统与时代》（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2009年暑期，我到台湾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驻访研究员，期间也曾专程去台中蔡先生府上看望他们两老。历史进入21世纪，大陆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思想文化界，儒学和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是批判的对象，从昔日意识形态的刀锋所及，一转而成了可以用来抵御西方价值的铠甲。昔日对儒学弃之如敝屣的一些商界人士，也突然变成了儒学的票友、护法和施主。对于这种变化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即便是如今一些认同和从事儒学的台湾朋友，似乎也未必能深辨其间的隐微曲折。还记得当时我和蔡先生见面所谈，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我向他表示我对这种变化的感受和思考。好像我还特别提到我2006年应《21世纪经济报道》之邀在其专号上发表的文章“儒学复兴的省思”。毫无疑问，儒学复兴是蔡先生毕生的心愿和追求。但是，对于新的形势下所隐含的诸多问题，他并非浑然不觉。我想，这不仅是他非常熟悉牟宗三先生的政治与社会思想所致，更是他自己一生于儒学传统深造自得而必然所有的识见。当时他对我说的话，我现在已不能记忆。但是，有一点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他虽然身在大陆之外的台湾，对我的观察和判断却能够同情地理解。这一点，恐怕是值得台湾年轻一辈中一些同样认同且从事儒学的朋友认真思考的。

2009年以后，我虽然也有数次访台，但大都短暂且日程满满，好像仅有两次得便抽空往台中看望蔡先生和蔡师母。有一次在场的还有时任东海大学哲学系主任的邝锦伦教授。我想，那应该是蔡先生特意的安排，因为席间邝教授专门表示了希望我能得便到东海客座的意愿。我相信这一定是蔡先生推动的。事实上，在那之前，我曾收到蔡先生的信，信中他不仅向我表达了他的这一想法，还特别提到了东海大学现代新儒学的传统，希望我能予以支持。这一点，足见他对儒学在东海大学薪火相传的珍惜。

正如前文提到的，我和蔡先生很早相识，虽然行迹上的相接并不多，但志同道合早已让我们成为心意相通的忘年之交。尽管并不常见面，但彼此之间的音讯一直通畅。例如，蔡先生每有新的大作，都会寄两本给我，一本送我本人，另一本托我转赠陈来先生。在我的印象中，至少有《孔子的生命境 界》（1998）、《中 国 哲 学 史》（2009）和《新儒小品长短篇》（2011）这三部。此外，我最近一次看望他，已是在他化疗多次之后。看到他红光满面、中气不弱，我心中欢喜，认为他已经完全康复了。这些年来，也足以证明我的判断不错。尤其是5月中收到的消息和照片，让我完全无法想到他会遽然辞世。写到这里，我仍旧不能完全释怀，心中感伤。不过，也许正是因为我和蔡先生近三十年来心意上的相通早已远远超越了行迹上的相接，即使他的仙去仍不免出乎我的意料，让我一时难以接受，但我想我终究可以告诉自己，正如横渠先生所言，人之生死不过是气之聚散，未可以有无言。或者用蔡先生自己在他《新儒小品长短篇》中的话来说，“幽明之际，有隔也可以无隔，惟诚能感而通之。”我相信，蔡先生此去，不过是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在他真正相信的价值系统之中，过他真正相信的生活。

谨以此小文敬悼蔡仁厚先生！

作者：彭国翔（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求是特聘教授）

编辑：陈晨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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