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疗慈善：构建20世纪远东公共卫生的推手

1917年北京协和医院落成典礼上，部分洛克菲勒人合影。根据顾问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的说法，这将是“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暴发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让全球公共卫生的概念和治理的重回人们的视野。然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东亚，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之前的年代，东亚地区内的公共卫生条件改善与传染病疫情实时报告，便早已出现并开始发展。而在这背后，始终站立着一个身影——洛克菲勒基金会。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1904年成立之前，老洛克菲勒已经有一个卫生委员会，进行钩虫病防治工作。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注册之后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在基金会之下建立国际卫生部，把这一委员会合并进来。顾名思义，从一开始，洛克菲勒的意图就是把此项工作国际化。

194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逐步接管原来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所从事的工作领域；1950年，美国政府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其资助科研的领域和工作方式也是沿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模式，甚至接过其项目。195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关闭，其著名的病毒研究所和人员转到耶鲁大学。

独特的医疗慈善和国际卫生理念

洛克菲勒基金会（RF，Rockefeller Foundation）成立于1913年，旨在“促进全世界人类的福祉”。洛克菲勒家族成立之前，已经启动了一项与此主旨相吻合的计划，这就是成立于1909年钩虫病根除卫生委员会（Sanitary Commission for the Eradication of Hookworm）。此后，抗钩虫病的成果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后又发展成全球范围内发起的抗钩虫病运动。

为推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卫生理念，几乎所有的国际卫生委员会（IHB，后来改名为国际卫生部，IHD）工作人员都开始致力于剿灭钩虫病的事业——波多黎各和圣多明各的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中美洲和巴西的路易斯·哈克特（Lewis Hackett），锡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维克多·海丝（Victor Heiser）以及澳大利亚的威尔伯·索耶（Wilbur Sawyer）。这些人当中，约翰·格兰特后来到中国，维克多·海丝去了菲律宾，二人成为了促进东亚地区洛克菲勒基金会医疗慈善事业的关键人物。维克多·海丝促使远东热带医学会（FEATM ，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of Tropical Medicine）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东亚地区卫生贡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约翰·格兰特则致力于通过将国联卫生组织医疗总监卢兹维克·拉吉曼（Ludwik Rajchman）引入中国，促进实现该地区公共卫生条件的现代化。

中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实践其医疗慈善和国际卫生概念的主要对象。基金会成立一个月后，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 ，China Medical Board）便即刻归入国际健康部（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负责监督在中国的项目，并很快成为资助东亚地区各项卫生项目的中心。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疗慈善：构建20世纪远东公共卫生的推手

早期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婴儿护理室。

除了约翰·格兰特在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方面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及他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的慷慨贡献外，维克多·海丝在将远东热带医学会改造成为东亚地区医疗信息交流的殖民医学平台方面，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他还同时担任菲律宾卫生局局长（1905-1914）。此外，海丝后来于1915年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健康部东方分布主席（Director for the East of the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并可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财政支持和远东热带医学会的技术援助为该地区的各种卫生项目带来更大影响。海丝曾经说过，“远东地区没有一个组织......能够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实施有效的工作措施，达到我们的预期......”

资助国联卫生组织东亚工作

国际联盟卫生组织（LNHO，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是意图成为一个全球性组织的。但是，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不仅削弱了它的能力，还对仅有的两个主权国家——中国和日本的东亚地区带来了障碍。为避免疫情从东方传播到西方，国联卫生组织曾提出改进远东流行病疫情控制系统的建议，并特别在该地区建立疫情监测情报系统（epidemic intelligence system）。

1925年，国联卫生组织东洋分局在新加坡成立。该组织内部设立了该地区各国的咨询委员会，其部分财政来源为卫生组织的资金，部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另有部分由该地区各国的自愿捐助。

从一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国联卫生组织的支持，就并非仅限于对他们在东亚工作的支持，还包括其对在西方工作的支持。同时，流行病对欧洲和美洲也是潜在的威胁。美国显然无法侥幸逃避其危险，必须对危机加以防范。因此，新加坡东洋分局咨询委员会成立以后，便受到了国联卫生组织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共同资助，并得到了不少该地区范围内的地方性捐助。

二战爆发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开始对国联卫生组织在东亚地区的工作进行财政支持。通过这样的做法，美国国际卫生理念便能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自身的内部卫生项目引入该地区。

为了与维克多·海丝所领导的国际卫生部进行协调，国联卫生组织最终采纳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模式，“在[美国援助]生效期间解散了国联卫生组织的远东项目”。当时，除了“改善农村（rural uplift）”或“农村福利”等术语在国联卫生组织成员之间传播之外，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多学科中国项目（1935）也放弃了其预先设定的目标来与之对接。

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疗救助机构仍坚持“即便只有60％的效率，也不求全照搬100％的西方医疗模式”的支持。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大众教育运动（Mass Education Movement）策划于河北省定县这个示范中心的那个颇显拙劣而脆弱的试验上。洛克菲勒基金会改善农村卫生条件的项目雄心勃勃，旨在展示美国有关现代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想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将国联卫生组织、远东热带医学会的架构毁于一旦。只有美国单方面的支持才能在战时维持下去。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西方强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并重拾决心，希望保留至少绝大部分的殖民地财产。

有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卫生组织的提议，后来1947年中国和巴西有关成立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提议，实际上并非凭空而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联卫生组织、远东热带医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做工作与成果，均留有一些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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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的试点项目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拉美、欧洲、亚洲等地建立了25个研究中心。

二战后私人慈善渐由国家取代

为了延续二战以前的医疗慈善事业，包括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医学协会在内的美国民间组织，在新的国际组织的早期构建过程中，提供了民间慈善资源。

最初，美国民间医疗资源对东亚公共卫生重建的参与，与过往一样，是以仁爱为出发点的。然而，东亚局势迅速恶化，共产主义盟国在1945年至1950年间显得势不可挡。美国对中国国民党信心的丧失，使得前敌对国日本在重建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51年标志着东亚地区国际卫生框架建立过程中的许多重要节点。例如，朝鲜半岛爆发战争，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撤出东京，以及其中最重要的，即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WHO-WPRO）在菲律宾马尼拉成立。中国曾经提议主办1948年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但遭到拒绝。

在马尼拉设立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的决定，实际是1950年，由方博士（Dr. I.C. Fang）领导的香港临时区域办事处提出，并得到第三届世界卫生大会批准的。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于1951年6月1日正式确立了遴选程序。故而，菲律宾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在马尼拉设立区域办事处的东道国协议。

1951年8月15日，该区域办事处正式由香港转移到马尼拉，最初被安置在市中市（Intramuros）港区检疫局。那里正是维克多·海丝（Victor Heiser）博士在菲律宾建立了第一个港口检疫站的位置。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WPRO）选址的确定，恰巧揭示了两次世界大战间，国联卫生组织、远东热带医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间的联系。

朝鲜战争推动美国与原敌对国日本以及老朋友台湾结盟。1951年的“共同安全法”（ MSA ，The Mutual Security Act ）是美国对东亚提供援助的法律基础。共同安全局（Mutual Security Agency）曾向许多东亚国家拨款以提供援助。为了履行该法令的使命，像共同安全局这类机构的建立，是基于“通过军事援助和经济复苏增强美国盟友实力有利于美国的长期安全”的理念。

由于东亚的紧张局势，随着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崛起，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机构的扩张，深刻地改变了国家间关系。继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1950年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51年成立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后，这种转变趋势愈发明显。

这三个组织都被特许发挥研究、工程建设和基础设施开发等方面的作用，这些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先所最经常承担的工作。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东亚地区医疗援助中私人慈善所扮演的资金来源的角色，于20世纪50年代完全由国家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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