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城市低收入者而设计的住宅 八九十年前广州建设廉租屋
撰文/供图 彭长歆
壹
廉价住宅和廉租住宅 最早出现在欧洲
平民住宅,又称贫民住宅或劳工住宅,最早出现在欧洲,是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由政府主导建设并提供给工人、贫民等城市低收入者的廉价或廉租住宅。当时,欧洲各国的工业城市里产业工人剧增,住房紧张,加之环境污染、疾病流行,潜藏着引发暴力革命趋势,为缓解这一社会矛盾,英、德、法以及美国等主要工业国家的政府,陆续制定相关政策,开展平民住宅建设。
同样,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大城市由于人口不断聚集,也出现了地价快速攀升、住房短缺、房租上升的困境,尤其对低收入群体产生了极大困扰。
就广州而言,1912年民国建立以后,在市政改良及地方自治主张与实践的推动下,城市的工商业持续繁荣,吸引了大量就业人员,导致市区人口持续增长。1910年,城区人口仅50万,到1921年广州市政厅成立时,人口总数已达78.8万。1928年底,人口总数超过80万;到1932年,城市居民更超过了100万。
但是,与人口增长的趋势相反,城市住房并未因此增加。据有关住宅产权的调查显示,1929年,广州全市商店住户约16万余家,而自有住房者仅3万余家。地狭人稠和住房短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价和房租的大幅上涨。
1932年12月1日《中央日报》描述了当时广州房租上涨的情况:
仅以最近五年内比较,则前时足供小家庭居住之一厅两间房,其租金不过十元。倘仅赁居一房,前月租不过三数元,倘能月纳四五十元之租金,则可称为渠渠大厦。而现在则区区一小房,月租八九元。一厅两房,最低限度,非二十元不办。然此犹指旧式之平房而言耳。如为新式洋房,则其租价尚倍于是。白鸽笼式之洋楼,小小的一厅两房,月需二十余元至三十元,其他可以推见。
报道同时指出,由于房租上升,平民生计大受打击。房租一项,竟占全部生活费的20%到30%。许多低收入者因无法支付房租,不得不露宿街头。住宅问题已经成为广州城市现代化发展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贰
汕头的“平民新村”
广州市真正开始近代平民住宅建设工作,是在1927年林云陔就任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之后。林云陔(1881-1948),广东信宜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后入美国圣理乔斯大学学习法律、政治,获硕士学位。因曾经担任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杂志的主编,并曾将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英文稿翻译成中文,他对孙中山注重民生的执政理念非常熟悉。
林云陔上任伊始,就开始思考解决城市低收入者居住问题的解决方案。在1928年《广州市政府施政计划书》中,林提出了兴建“平民宫”(平民住宅)、“平民村舍”及“平民戏院”等的构想。
在此之前,两广地区的梧州、汕头等城市已先行开展平民住宅的实验。其中,汕头市市长萧冠英因目睹贫民棚屋区的住宅残破不堪,决定效仿西方国家建设“平民新村”。他遂在1927年拟定了《筹办汕头市平民新村意见书》、《建设汕头市平民新村计划》和《汕头市平民新村章程草案》等文件,并选择了厦岭港公地作为建设“平民新村”的用地。
1928年萧离任后,新任市长陈国渠继续会同汕头市工务局,于当年10月完成了甲、乙两款平民住宅的设计建筑。
甲等平民住宅每户有大小居室4间、1间厨房,可住7人,共建造56户,可容纳392人;乙等平民住宅每户有大小居室2间、1间厨房,可住4人,共建造了216户,可容纳864人。平民新村内还设有食堂和公共厕所,不仅满足了居民最为基本的生活需要,还为他们提供了相对文明的生活环境。
叁
广州工务局长对平民住宅的思考
紧随汕头等地之后,林云陔在1929年1月令财政局发出布告,征用越秀北路两旁空地以建设平民住宅(后因故没能在此地实施),由市工务局作为实施主体。
1929年4月,工务局技士雷瀚发表《工人的居住问题》一文,以其参观天津塘沽大盐场工人住所的体会并结合广州的气候条件,提出建设广州工人住宅的设想。他认为工人住宅应满足的最低要求包括:1、阳光必须充足;2、窗户至少每间两个,以便空气流通;3、阴沟必须畅通,务使秽物不能存留;4、洗晒场之设置。概括而言,即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环境卫生。
然而,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程天固并不满足用最低的要求建造平民住宅,他视改善平民生活质量为改造社会的必然。程天固早年曾辗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谋生,担任过机械厂学徒,对劳工恶劣的生活环境有着切身体验。当他留美回国创办实业期间,就十分重视劳工福利,并视改良劳工地位为己任。
程天固对平民住宅建筑策略的思考始于1928年对欧美国家的考察。期间,程天固曾考察20余国、100多座城市。每到一处,他均留意市政及社会问题的研究,并注意到失业与居住问题的恶化已成现代都市的通病。与此同时,程天固还注意到欧洲国家建造平民住宅的思路和举措:“其目的在救济市内平民之住居,使入宫(住宅)居住者,可以廉费而安居于适合卫生的寓所;同时宫内更附设公共食堂、阅书室、游戏场等,以利便住者,立意至善。”
在林云陔、程天固等人的构想中,平民住宅除了解决居住问题外,对于“人”的改造也是值得关注的。时任广州市警察局秘书方规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局设宫(平民宫)之意,住与养之想尚小,而训练之作用为大,革命性最大者为贫民,志力最坚者亦贫民……故本市平民宫与贫民住宅之建设,其意旨于消极方面使无归宿者而有归宿,而积极方面则本党所以训练民众之机会也。”
通过城市运营、慈善救济等手段消弭社会矛盾,并通过平民住宅建设完成对城市低下阶层的改造、进而实现社会改良。也就是说,将社会救济与社会改良结合在一起,成为广州平民住宅建设的基本宗旨。
肆
陈济棠划款建设“广州市平民宫”
广州市政府建造平民宫的计划,由于得到当时掌管着广东省党政军大权的“南天王”陈济棠的支持,得到迅速实施。1929年8月,陈济棠将“广西天一轮船案”罚款所得的六万元划拨广州市政府,并选择高第街、大南路之间原军事厅旧址建造广州市工人公共休息场所。
林云陔迅即指示广州工务局局长程天固负责这个项目的工作,并选定林克明担任建筑师,于1929年11月招商承建,1931年12月建成使用。
林克明(法国里昂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生)是广州市工务局除程天固之外,最熟悉平民住宅设计的建筑师之一。他曾任汕头市工务局工务科科长,并历经张永福、萧冠英等多位汕头市长任期,经历了汕头平民住宅从构想到实施的全过程。
为规范平民宫的建设,广州市工务局制订了《建筑平民宫章程》。1929年9月16日,《广州民国日报》有关平民宫筹备的新闻使用了“陈总指挥拨款建筑平民宫,设备力求完善德智体三育”的标题。而同时刊出的《建筑平民宫章程》更将“德智体三育”的培养物化为功能和空间的设置:
1、“国民革命军讨逆总指挥部”为谋一般无地寄宿之平民及工人利便起见,特拨款建筑平民宫。2、平民宫内应设置多数床铺,以广收容,而利普及。3、平民宫内应附设新式厕所、浴室,并随时清洁,以重卫生。4、平民宫内得附设图书馆、阅览室及夜校,以便工余修业而增长工人知识。5、平民宫内得附设游戏运动之器具场所,以便工余得正当之娱乐。6、平民宫之管理,由广州市政府负责,宫内应置管理员若干人,由广州市政府委任之。7、住宿平民宫的平民工人,一时居住,或永久居住,由本人任意定之,但须遵守宫内一切规则,并须服从管理员之命令。8、寄寓宫内之平民工人,如系无一定职业者,得由本宫管理员按其人之技能,介绍职业,或送往贫民教养院习艺。9、关于生产消费合作社事项,得于宫内组织,但须受本宫管理员之指导。10、宫内寄宿者,每人每日得酌收最低价银,以资弥补……
从《建筑平民宫章程》就可看出陈济棠、林云陔、程天固等人的认识,即平民宫不仅要为低下阶层民众提供简朴实用的居住空间,更要成为改造他们的容器,从而赋予平民宫以社会救济和社会改良的双重意义。
青年会于1844年由英国商人佐治·威廉在伦敦创办,最初以福音聚会形式,后来逐渐加入德、智、体、群等元素,以促进全人发展。通过长期的实践,青年会明确了属下会所建筑复杂的功能组合,包括宿舍、教室、礼堂、阅览室及运动场所等。上世纪初,广东青年会在广州长堤建成,是中国最早建立的一批城市青年会会所。
伍
平民宫除了有宿舍外,还有课室、储蓄所、职业介绍所
建筑师林克明忠实地执行了军政当局及程天固等人的建筑主张,他将平民宫设计成前后相连的两座,前座4层,主要作为公共活动空间,内设大礼堂、会客厅、办公室;后座3层作为宿舍使用,分甲、乙两等,共有床位350张。三层中,第2层和第3层为甲等宿舍,各有大厅式布局的宿舍多间,每间设30个床位。每床位配备一张桌子、椅子和带有蚊帐的钢床,租金每月4元。乙等宿舍位于首层,高低床用铜铁架制作,以确保经久耐用,每床位月租2元。宿舍设有统一的浴室,为入住者提供个人清洁卫生的便利。
后座的二楼除寄宿舍外,设消费合作社、储蓄所、职业介绍所等生活服务设施,同时还设有课室、阅览室以及“平民宫附设日夜学校”,用于知识的传授;并开展“识字运动”,凡有人问字,即由宫内派员负责讲解。
前座的大礼堂用于宣讲,以完善思想品格的塑造,每周聘请市内名人及教育专家至二楼礼堂作“四育”(德、智、体、群)演讲,市民皆可参加。平民宫的前后院落辟为花园,并在大南路一侧空地设置露天运动场地,供市民强健体魄。运动场上还不时放映电影,颇受市民欢迎。平民宫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城市低下阶层的会所,弥补了广州在该阶层公共交往空间的缺失。
统计数据显示,1932年12月到1934年1月,入住平民宫居住的劳工约占20%,售货员和学生约占15%,失业者超过租客总数的45%,其余为士兵。
陆
广州西村第一平民住宅区
在平民宫建成使用的鼓舞下,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广州市政当局开始大规模建设劳工住宅,此举与当时经济的飞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时,以陈济棠为首的西南政府因地方自治主张以及抗衡南京政府的需要,不断推进地方建设以增强经济及军事实力,许多大型省营工业项目如水泥厂、化工厂、糖厂、纺织厂、兵工厂等陆续建成投产,城市产业工人为此剧增。
据1932年广州市人口统计,在总计948191市区人口中,劳工人数达269564,约占总数的28.43%。为解决劳工居住问题,1934年7月23日,陈济棠与时任广州市市长刘纪文召集土地、财政、社会、工务、公安各局等机构的人员讨论大规模建设平民住宅问题,最后,责成工务局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于是,广州的平民住宅建设开始向有组织和系统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因为居住对象主要是劳工,住宅的名称有“劳工安宅所”、“劳工安集所”、“劳工住宅”等多种。
实际上,在此次会议之前,广州市工务局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平民住宅建设的先期讨论。1930年5月,工务局技士史箴完成了西村第一平民住宅区以及河南草芳街闸外第二平民住宅区的建设规划。
西村平民住宅区拟先建住宅100间(户),每间面积3.7195井(当时广州对房屋面积习惯以“井”计算,一井地面积约等于11.11平方米),约41平方米,主要提供给有家庭的平民居住。规划采用联排组团式布局,共设5个组团,每个组团可容纳20户;户型结构为广州地区常见的单层竹筒式布局,纵向布设1厅2房1厨,采用公共厕所。
为使住宅区内空气流通、光线充足,组团之间以道路分隔,道旁栽植行道树,另设草地多处。为管控劳工及社会教养的需要,西村第一平民住宅区内还设小学一所及警察派出所、消防所等。虽然上述规划因选址及资金等问题未能实现,但通过西村第一平民住宅区的规划,为广州市政当局完成大规模建设劳工住宅提供了准备。
柒
“八旗会馆第一号” 电力照明和自来水供应免费
1934年,在工务局的组织协调下,全市“东南西北中”多处地点被拟选为劳工住宅用地。计有——
1、城东选址在广九车站附近、八旗会馆、东较场附近华侨安集所;2、城南选址海珠桥南岸斜坡底;3、城西选址黄沙车站附近、屠场附近;4、城北选址在飞来庙、造币厂附近;5、城西北选址在盘福路尾西华二巷口;6、城中为址官禄里警察医院附近;7、城西选址在西村工业区为士敏土厂附近;8、河南地区选址在义居里、太平坊东约先施工厂的后面、小港路天后庙附近。
从该选址方案可以看出,其遵循的原则为全市均衡发展及靠近劳工集中的区域,如工厂及交通设施等。
据广州市市长刘纪文《广州市政府三年来市政报告》中所说,至1935年12月止,共建成五处劳工住宅:“海珠桥南便桥脚劳工安宅所”“海珠桥北便桥脚劳工安集所”、“八旗会馆第一号”“八旗会馆第二号”“河南义居里第一号”。而即将要竣工的有“河南义居里第二号”“大南路平民宫侧”两处。
这些住宅大部分供单身劳工居住,少部分为家庭式单元。其设计考虑周详,与同时期普通民居无疑。其中,“八旗会馆一号”劳工住宅,楼高3层,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楼内全部单位为家庭式单元,内有16户,每户均有客厅、一间房可住3人,有厨房、橱柜和衣柜,并由政府免费提供电力照明和自来水供应,月租仅4元。但申请者必须书面保证其劳工身份,并由工会提供担保。该住宅的3楼设礼堂一座,以备市民举行婚礼集会及演讲之用;楼内还设公共贩物室(小卖部)、管理员室等。
“八旗会馆二号”劳工住宅,建筑面积217平方米,全部为单人式单元,可居住300人,每间房彻有上下铺水泥床两张,可住4人。
这批劳工住宅的建设,与早期平民宫的建议思路有所不同。平民宫是集各项设施于一体的住宅建筑模式,兼备社会救济与社会改良功能。而劳工住宅建设主要以社会救济为主要目地,形成了以住宅为主体、分离配套服务的趋势。这其中有财力不逮的原因,而更多的是发展与劳工住宅匹配的公共化及专业化的平民福利设施。
捌
开办平民男医院、女医院、劳工婴儿寄托所、平民会食堂、广州市民众教育馆……
1932年,《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公布,提出在加强平民住宅建设的同时,将平民福利设施建设制度化、系统化。广东省政府要求各重要城市建设平民医院,广州市工务局很快完成了平民男医院和平民女医院的设计,还将建造劳工小学、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平民工场、平民留产所及平民会食堂等纳入规划。同年,广州市社会局开办劳工婴儿寄托所,为广东首创。
1934年,广州市政府在石牌贫民教养院附近建造贫民医院一所,面积660平方米,里面有留医室(可容纳90人)和传染病室。同年,占地333平方米、楼高3层的广州市民众教育馆在海幢公园开建,平民福利设施的建设,扩大了平民住宅的内涵与外延,承担了平民宫所构想的改造社会功能,并与平民住宅一道构建了广州社会救济建筑的完整序列。
总而言之,由于中国近代地缘政治的特殊性,中央政府在对城市低收入者的住房救济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而地方政府通过军队、土地、财政、社会、公安、工务等各部门的协调,在工务局的具体实施下,使一定数量的城市劳工得到住房救济,并有大量的城市平民通过短暂使用平民宫度过住房危机,其组织方法和实践策略对建国后广州工人新村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实际上,平民宫的设计者林克明也是建国后广州第一个工人新村的主要技术制订者,其历史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州近代平民住宅建设的开创性与重要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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