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有港版阿甘正传之称，源自真实故事，李小龙通过特效“复活”

九十年代的香港影坛几乎是商业电影的天下，话剧以及舞台剧改编电影似乎一直处于“缝隙”之中，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显得是那样的“落寞”。

像香港知名导演高志森便曾联合知名舞台剧编剧杜国威在90年代将后者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人间有情》、《虎度门》和《南海十三郎》相继搬上大荧幕。

它们虽在艺术造诣上获得了多数观众的普遍认可，但在票房上却均是“一败涂地”，尤其在商业娱乐片犹如浪潮卷沙般的冲击之下，更使它们宛若遗珠弃璧，亟待以清水洗净。

但论品质，这四部作品却绝对经得起时间和岁月的磨炼与考验，无论哪个时代欣赏都不会觉得过时。

而其中的《人间有情》又显得比较“特殊”:它既不同于《春天》对爱情描写方面那样的温婉绵长，又不同于《南海十三郎》在荒诞不经之中又带着几分火气，相反其笔触和基调更暖更平淡，节奏上也更舒缓，没有太戏剧化的内容情节，但在视野和格局上却更为庞大:

它以香港百年老牌伞厂“梁苏记”为经，以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的时代变革为纬，尽最大所能道尽了“梁苏记”的风雨沧桑以及其家族三代人的情感历程。

↑本片在豆瓣评分8.4。

其实“梁苏记”伞厂的故事并非由编剧虚构而来，而是有真实原型作为依托:

1886年，爱国商人梁智华在广州创办了第一家“梁苏记”伞厂（即梁苏记总厂），其事业发展最兴盛时，在香港、澳门、 新加坡等地均设有分店，后因内部调整问题，“梁苏记”曾于1986年荣休结业，结业时，其无一分外债，未拖欠过老工人们一分钱工资的“诚信经营理念”被传为佳话（后“梁苏记”大幅缩小规模，以单家实体店零售方式使其生命得以延续）。

为此，“梁苏记”的第三代传人梁春发找到杜国威，希望他能够把这段历史以话剧的形式呈现出来，于是促成了杜国威写出了《人间有情》的小说蓝本。

既承载了如此的使命和意义，因此杜国威在处理有关“梁苏记”的故事线和人物关系方面，一方面是慎小谨微的，但一方面却也保证了一定程度上的“大维度”，因此，这注定了无论是舞台剧版本，还是电影版本的《人间有情》，都不可能会成为一部史诗又或者是“准史诗”作品。

但以“小人物来反映大时代变迁”的叙事技巧则是杜国威的拿手长项，他也深谙“在什么样的氛围和情境之中，情感表达会让人刻骨铭心”的逻辑条理——的确，不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若没有特定的环境作为支撑，会让人感觉味同嚼蜡，或“无病呻吟”。只有放在非同寻常的情境之下，才能突出“情”字的分量和价值。

为了让这个“情”字贯穿全片，这一次导演高志森威仍然没有为它加上任何的“商业负担”，在掌镜上依然维持了“纯创作”状态，在拍摄过程中尽量不带一分一毫“杂念”:

他用平静如水一般的电影语言，将杜国威笔下这个“梁苏记”大家庭的故事细致耐心地刻画出来，情节看似“普普通通”，但却没有放弃对任何一个人物，哪怕是一个小角色的个性展现。

因此，影片也在对人物的挖掘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梁苏记”能从一个小小的伞厂一步步成为“声名大噪”的大品牌呢？

这个答案，在电影里也许并不太“明显”。但中国人有句老话，“家和万事兴，治家也就是治心”。

关于影片的核心主旨，共分为“大家庭”和“小家庭”两个概念:

这个“大家庭”是传统概念——在梁家的大家族里，它既有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夫妻之间团结一心、相互扶持、相互包容的亲情观，也有梁家二少爷和歌女秀玲一见钟情私定终身，以及梁家小姐和革命党人白英之间匆匆而逝的既浪漫却又凄美的爱情故事，还有对仆人和工人们毕生服务于梁家的忠直精神的着力展现。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无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的概念，然后再通过对他（她）们一言一行以及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充分体现出了梁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的治家理念。

而“小家庭”，则来自隐喻。

梁家是以制造和售卖雨伞发家，“雨伞”自然在全片里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然而这个看起来不可能服务于电影“精神层面”的道具，却巧妙地被赋予了另一重含义已及超越它本身的意义:

在片中的梁家人看来，每把可以遮风避雨的雨伞都是一个个小小屋檐，而将一把把雨伞连结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所以这部影片是“完整的”，因为它完成了道具、主题表达和创作意念上的高度统一。

也正因如此，它也是一部很有“人情味”的电影。

也许是出于这部《人间有情》对电影观众吸引力还不够强的担忧，为此主创人员还在特效技术层方面加入了不少“噱头”——当年影片的公映版海报上便印上了“李小龙、吴楚帆重现大荧幕”的宣传字样，而制作灵感明显则来自1994年好莱坞的那部传世名作《阿甘正传》，它采用了以戏剧角色和真实的历史影像（人物）相互穿插的方式用于提升影片的真实质感。

而高志森也在《人间有情》里借助特效让周璇，吴楚帆，李小龙，林黛等大明星再次“复活”（将其生前电影片段以抠像技术提取出来），以实现几代演员的“同台飙戏”。

虽然这样的特效技术与今日的特效水平相比当然不可等量齐观，但在当时肯定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香港影坛也可谓是一项“创举”，故此还有媒体将之称为“港版的阿甘正传”。

拿本片与《阿甘正传》相提并论，还是有点儿“言过其实”了。

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群体，一个家族的故事，在人物个体塑造的“丰满度”方面不可能真正做到面面俱圆，特别是其叙事的时间轴上带有明显的断裂感和跳跃性，不过在真切的情感基调面前，这些瑕疵可以被忽略。

有心理学家曾经说过:怀旧源于渴望回归庇护的强烈向往。其实几乎每个年代都会掀起一股“怀旧风潮”，就性质来说，《人间有情》当然是一部“怀旧向”电影，不过不同的“怀旧向”电影在不同的语境之下也会引发不同的效应。

就像2010年的那部《岁月神偷》，一上映便造成了巨大轰动，它同样是以一家人（罗记皮鞋店）的悲欢离合作为故事主线，但放在特定的时代，片中角色们所经历过的苦厄困难无疑具备了勉励人们乐观看待未来的作用。

而相比之下这部《人间有情》当年上映时远没有《岁月神偷》那么“吃香”，仅位居95年票房榜第33位，不过后来它倒是成为了杜国威最受欢迎的话剧剧目之一。

虽然本片的勉励作用比《岁月神偷》稍弱一筹，但其中也不乏像“做伞跟做人一样，伞干要直，伞骨要直，要有韧劲，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和“怕辛苦的人不能做伞”这样的经典金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