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母亲是茹志鹃，她与老公，牵手走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王安忆，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移居上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赴安徽插队，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她著有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长恨歌》、《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天香》等；中篇小说《小鲍庄》、《我爱比尔》、《隐居的时代》、“三恋”、《月色撩人》等；另著有《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剃度》等多部短篇小说集，以及《独语》、《寻找上海》、《故事和讲故事》、《心灵世界》等非虚构作品。

《长恨歌》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王安忆除了是中国一位优秀的作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教授。

王安忆，1954年3月，生于江苏南京。

王安忆原籍福建省同安县，母亲作家茹志鹃，父亲剧作家王啸平，自幼受母亲影响很深。

1955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并在上海读小学。1972年，考入徐州文工团工作，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

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

像茹志鹃、王安忆母女二人同为当代重要小说家的例子，想来想去想不出之二。从我在大学期间听当代文学课程时起，就是这样，不过那时候母亲茹志鹃似乎是重心，《百合花》是课堂上必讲篇目，我也从图书馆借来《高高的白杨树》读了。而作为女儿的王安忆，彼时还是一位“新秀”。

2019年10月14日晚，在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图书馆报告厅，王安忆从母亲的祖籍绍兴说起，说到曾外祖父从绍兴到杭州创业且在杭州普安街建起大宅院的往昔。而提及外公，王安忆则以“不争气”三个字形容，家业便是在外公手里“败落”的，大宅院更是在1949年后搬入好多人，成了大杂院。母亲出生在上海，那是因为家业败落，不得不到上海投奔外婆的姐妹们，其实外婆祖籍在浙江南浔，姓庞，后来去了上海天祥里。

王安忆母亲三岁时外婆就去世了。

在王安忆看来，母亲从来喜欢文学。

王安忆父亲出身南洋华侨，性格大约是极为耿直的。这时候也是母亲茹志鹃《百合花》发表的时期，幸有茅盾先生在文章里对《百合花》作了非常高的评价，才似乎扭转了局面，不但是对母亲本人的肯定，也几乎是对全家的拯救。

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个性真迷人！

我看一本王安忆作品的评论集（吴芸茜《论王安忆》），书中说茹志鹃“是那种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也要给战士的枪筒插上几枝野花的人”。

茹志鹃的成长不太顺利。母亲早逝，父亲不知所终，少时是孤儿，漂泊流浪，住孤儿院，靠亲戚的接济生活，过的是仰人鼻息的日子。直到加入新四军，才体会到集体的温暖。按如今盛行的“原生家庭”理论，茹志鹃恐怕和好个性不沾边吧？所以人的个性也可能是有“天成”的机缘的。王安忆说，母亲始终保持了清丽的精神，生活的压榨非但没有使这精神萎缩，反而将它过滤得更加细致，更加纯粹。

但是，少时的漂泊也给茹志鹃留下了一点“后遗症”，就是她特别留恋家庭生活，喜欢让家人围聚在她身边，喜欢一家人热腾腾的氛围，她是中心，各种事都要她来料理，很累很烦，不过她大概乐于这样吧，弥补了小时候孤独无依的缺憾。

王安忆和母亲感情深厚，因此也很恋家。

我不了解王安忆其人，但仅凭她笔下那一个个宽厚通融的世界，料想她大概也会是通融之人吧。如果是这样，王安忆的个性，与她母亲的呵护和影响是很有关系的。

王安忆的父亲。

王安忆出生文学之家，母亲茹志鹃亦是著名作家，但对她的父亲、剧作家王啸平，公众则知之甚少，但他执导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却家喻户晓。

王安忆说，幼年时不敢问父亲生平，后发表一篇追忆父亲的文章，还引来父亲老战友的关心，言及她太不了解父亲，“你父亲是知识分子，地位很高的。”

出生于新加坡的王啸平，早年在南洋即以文艺创作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弱冠之年飘洋过海奔赴中国烽火弥漫的战场，此后辗转苏北根据地、苏中解放区、华中解放区、山东等地，与远隔重洋的家人音讯隔绝。1949年后，王啸平方与家人重新取得联系，然老祖母已含悲仙逝，父母也已风烛残年。王啸平想用筹得的军饷汇款给亲人以表孝心的愿望也因时代原因无法实现。直至1989年离家整整50年后王啸平才重新回到新加坡，父母早已长眠地下。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华东军区政治部剧院、总政驻南京话剧团、南京军区政治部话剧团、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及江苏电影制片厂、江苏省话剧团等单位担任编导与领导工作；1962年，调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直至1982年离休。

王啸平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导演艺术家。早在部队文工团时期，由他执导的十多部大戏和十多出小戏，均产生了很强的反响，获得了广大指战战员的好评。进入上海人艺后，由他执导的《海滨激战》、《霓虹灯下的哨兵》、《姜花开了的时候》、《红鼻子》、《深深的爱》等一大批剧目，更是以严谨、质扑而又极富情感张力的特色，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同时，他早期撰写的一些涉及舞台艺术的论著，也曾在广大戏剧工作者、特别是部队戏剧工作者中，产生过很大影响。

王啸平一家堪称“文艺之家”，不过，尽管父亲在文学上颇有造诣，王安忆坦言父亲并没有对自己走上文学之路有过多的干预：“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妈妈还经常看看我的初稿，给我提提意见什么的。后来写多了，我爸爸就跟妈妈说，‘你不要指导人家，让她自己去写嘛！’”在文化圈里王安忆是出了名的好口碑，这也许跟她从小就受的良好家教有关吧。尽管父亲主张让王安忆走自己的文学之路，但却一直关注着女儿的创作。后来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被改编成话剧，作为上海人艺的老编导，老人也很关心，遗憾的是，老人没能看到即将要演出的话剧。

媒体：您有过什么遗憾吗？

王安忆：没上大学是我的遗憾。如果能够好好上大学，对我帮助会更大。我很喜欢听课，2004年进入复旦大学时，还选了两个老师的课听，一个是傅杰的《管锥篇》，一个是骆玉明的《世说新语》，每次听都要抢位子，他们的课很受欢迎，地上都坐满了人。一个学期的课程，我基本不落下。因为我知道我最缺乏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

王安忆与老公李章。

王安忆曾不止一次在作品里表露婚姻的重要性：“女性出嫁就是归宿。婚姻很重要，足以影响女性一生。”

在找到这个归宿之前，王安忆先是去淮北宿县插队，后来为了回城，费了诸多周折又考入徐州文工团。她一度觉得生活充满了动荡。不过进入文工团，成了她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因为就是在那里，王安忆认识了李章。“那时候文工团单身的很多，大家都在急急忙忙地谈恋爱。”王安忆当时是文工团的大提琴手，在文工团，听说她是单身，追求者呼啦啦地就来了，其中就有李章。李章有才华，人朴实但却不失幽默，于是很自然地打动了王安忆。

1981年，27岁的王安忆和李章领了结婚证。那时候王安忆已经调回上海三年，但是李章还留在了文工团。原本两个人打算都回上海之后再结婚，但是李章迟迟未能“回城”，所以两个人干脆先把婚给结了。过了五年李章调回上海，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结束了两地分居的夫妻生活。李章回到上海之后，两个人的婚姻状态不但回归到正常，王安忆也渐渐养成了规律化的写作状态。因为李章在出版社上班，八小时坐班，生活特别规律，受他的影响，王安忆开始上午写作，下午看书，晚上陪伴家人。

从牵手到现在，两个人走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其实没有遇到李章之前，王安忆曾经去算过命，算命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诉她，她应该嫁给一个属马的，但是她却嫁给了“非驴非马”的李章，却照样过得幸福。别人家是夫唱妇随，李章却打趣他们家是“妇唱夫随”。在家里，李章包揽了买菜、洗衣、洗碗等家务活，给王安忆腾出时间来写作;去国外旅行或者参加研讨会时，李章常常会陪王安忆同行，给她拿行李，帮她拍照。

尽管包揽的都是琐碎事，但是李章在王安忆眼里，却从来都不是“小男人”的形象，遇到一些小事，她会征询他的意见，请他“批准”，就拿学上网这件事情来说，王安忆一度觉得是赶鸭子上架，请示李章之后，她兴致冲冲地跟朋友说：“我们家李章批准了，可以不用学上网了!”她也并不认为男人提篮子买菜有什么不应该的，“如果男人的责任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

三十多年来，两个人在婚姻里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朋友们眼中，他们一个是好妻子，一个则是模范丈夫，而婚姻里轻松惬意的状态也让两个人在各自事业的发展上更游刃有余。王安忆在网上倒是小有名气，但是她的丈夫李章却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王安忆的丈夫李章，结婚时为徐州某乐团指挥，后调入上海音乐出版社任编辑，曾编辑出版文学传记《孤独与超越—钢琴怪杰古尔德传》。

王安忆随和得一塌糊涂。

在人们平日的印象中，王安忆衣着并不讲究，她的理论是：天天在家里，用不着买太多的“工作服”，再贵的衣服，一年也不一定能穿一次。但是她有“礼服”，一袭丝绸旗袍，淡淡海蓝之色，在中国香港作联20年隆重的庆典晚会上，她确实给中国作家代表团增了彩。

那天她特别地穿了一件“香蕉领”、蓝印花布的“短坎”，“民族”而时尚，凡有人拉她拍照，她都特别配合，镜头一对准她，她脸上就绽开灿烂的笑容，昂首挺胸地往那儿一站，高而挺拔的身材还带着点模特的“范儿”。

王安忆从不主动和人搭讪，显得挺孤傲的。

只要能有机会走近她，就会觉得她特别随和，无论吃住，无论讲话、拍照，无论什么场合，她一点都不拧巴，随和得一塌糊涂。

有学者或文学评论界将她归类为张爱玲的“延续”，把她放在“海派文学”的传统中来评说。

可我最终这样想：评价王安忆的文学创作，最好别给她“撮堆”分类，也最好不用“责任”二字，应该用“生活、生命”这4个字最妥帖。

王安忆的家庭，绝对称得上是“文学之家”。

母亲茹志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父亲是著名导演、剧作家，执导过话剧《白毛女》、《杜鹃山》；姐姐王安诺曾是文学杂志的编辑；弟弟王安桅从事文学艺术研究；丈夫李章则是上海音乐出版社的编辑。

不过，这个文学之家创作最多的，还要数王安忆。

父亲王啸平曾经排过一个顺序：“这些年里，安忆是我们家创作冠军，茹志鹃是亚军，我只能算是殿军。”

写了那么多，上海似乎是王安忆笔下绕不开的一座城，带给她盛誉的《长恨歌》更是把上海写得细致入微。但是对于王安忆来说，选择上海似乎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除了中间插队和文工团任职时离开过，从小就生长在这里，但是如果现在还能够重新选择的话，我也许就不选择上海了。”在她眼里，上海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其实并非最好的舞台。“这个城市的历史太短促，还来不及成熟她的文化和语言；中国的书面语又是北方语系，上海话根本排不上；城市里物质太多，离自然也太过遥远。这些对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先天缺憾。”

但是她又已经在上海住习惯了，不愿意到别的地方去。

王安忆：张爱玲是冷眼看世界，我是热眼看世界。

王安忆：很多人都有误读，把我说成是张爱玲的传人，其实我们的世界观并不相同。张爱玲对人生的解释太简单，就一句话，人生总是要走下坡路的。我不这样，我比她乐观，不愿意把事情推到那么极端的地步，我希望自己能处身得舒服一点。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张爱玲是冷眼看世界，我是热眼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