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住得起五大道？（上）

人们常说，天津人有洋房情结。可是我们很少反问，为什么天津人有洋房情结，而北京人没有？上海和天津同样是东亚最大的殖民地城市，为什么上海零星的洋楼如同美人胸口的朱砂痣，而天津的洋楼却如张爱玲心中的那片白月光？

天津多洋房，天津人爱洋房，天津人对洋房有着无限的崇拜和热恋，这一点已经成了天津的城市特色。然而，这种洋房情结由何而来？

这还是要从当年的九国租界和世人皆知的“五大道”说起……

租界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1861年3月21日。当时，英国的外交专员巴夏礼与湖北布政使唐训方订立《汉口租界条款》，“自定此约之后，即不准民人在租界内再造房屋、棚寮等”，这是汉语中首次出现“租界”一词。

所谓租界，就是由指两个国家之间签订租地章程，其中一国在另一国的领土上，租借一块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的外国人居住地。租界要有明确的地域四至，区域内的外国居民行使独立的行政、司法体系。特别要注意的是：租界并不是由租借国派遣总督，而是成立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进行内部自治管理，担任市政、税务、警务、工务、卫生等公用事业职能，并有西方城市议会和市政厅的双重职能。

▲1840年6月5日第一次定海之战

道光二十年六月（1840年），英国政府派出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指挥下，抵达广东珠江口外。自此，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把它叫做通商战争）正式开始。1842年8月29日，战败的大清派钦差大臣耆英与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从此开始了中国租界这一交织着民族情感和时代特征的历史现象。

自1845年英国取得第一块租界，到1945年日本战败我们收回最后一块租界，恰好是一百年的时间。在这一百年里，西方列强前后租借了27块租界，其中25块是单一国租界，2块是公共租界（上海、鼓浪屿）。

在这儿要补充一点，租界与租借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租借地具备殖民地的性质，是在一定期限内拥有管理权和使用权，租期从25年到99年不等，管理方式是租借国派出总督代表管理。这些租借地包括香港新界、威海卫、胶州湾、广州湾、旅大等。而租界则由租界内的纳税人选举代表组成工部局，行使管理的责任，与它们有本质上的不同。

▲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

左起分别为花沙纳、额尔金、桂良、西摩尔

说回天津的租界，它的历史差不多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美、法三国率先划城南紫竹林一带为租界。1894年，甲午战争后，德、日两国在天津划地设立租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俄、意、奥三国则以其占领之地区划为租界，而没有参战的比利时也乘机占据了海河东岸的一块土地辟为租界。

1860年12月4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向恭亲王奕䜣和直隶总督恒福递交照会，作为领事官署和商民的住房及栈房之用，“意将津地一区，代国永租”，要求在天津划出英租界。清政府允许了英国的要求，于是就有了西方在天津设立的第一个租界——天津英租界。

天津英租界的面积1860年开埠时只有460亩，位置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一带。到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被激怒的民众火烧望海楼教堂并打死法国领事，心有余悸的外国侨民们纷纷迁入租界，使得租界快速发展。随着英租界努力疏浚海河并建成租界码头，三岔河口的航运中心位置逐渐被英租界取代。此时，英租界内已设有众多的银行、洋行，其中尤为著名的是被称为英国“皇家四大行”的怡和、太古、仁记、新泰兴洋行。到1937年前后，天津483家较大的洋行中有404家集中于英租界。

十八世纪70年代初期，天津的对外贸易总值为1000多万海关两，1889年增至3124万海关两，1894年又增至4427万海关两。这样，天津一跃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重要通商口岸，而天津英租界，不仅是天津最繁华的地区，而且是当时英国在远东最繁荣、最发达的殖民地。

▲当年发行的明信片，上图为维多利亚花园

下图为戈登堂（丽思卡尔顿酒店所在地）

1897年，英租界向西扩展到了墙子河（今南京路），到1902年，原美租界的131亩也并入英租界，这新增加的1761亩土地被称作是“扩充界”。1903年，天津英租界再度向墙子河以西扩展了3928亩，称为“推广界”，于是就有了后来我们耳熟能详的“五大道”。

五大道，是指和平区的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西康路以东、马场道和南京路交口以西的这片长方形地区，其中共有22条长短不一的道路，总面积为1.28平方公里。如今是天津城市的一张名片，也在2010年当选“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称号。不过要是往前追溯一百年，这片地区还是天津城南的一片开洼，其中只散落着一些粗陋的窝棚，住着些贫穷的流民，所以当时被人们称作“二十间房”、“六十间”等很随意的地名。

▲上世纪二十年代，五大道片区正在陆续建设中

在被纳入英租界的推广界之后，这片土地从1919年到1926年这七年间，英租界工部局用疏浚海河打捞出来的淤泥，在此填坑平地并修建道路。伦敦路、爱丁堡道、新加坡路、科伦坡道、香港道——这些以大英帝国殖民地命名的道路修建完成，从此时开始，五大道地区显露雏形。

到了1946年，为了去除殖民色彩，城建部门重新命名了街道，从此，以马场道、睦南道（香港道）、大理道（新加坡路）、常德道（科伦坡道）、重庆道（爱丁堡道）、成都道（伦敦路）为主轴的地区被统称为“五大道”。

要想读懂五大道，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有关它的故事、历史、建筑、制度等等，每一样都是精彩纷呈。如果您爱看，可以留言给我，我在日后详细讲给您听。今天我就讲讲：当年，是谁住在五大道？

▲图片来源网络

有学者说，天津租界里有着半部中国近代史。因为几乎出现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大部分重要人物，都在天津的租界里留下了他的生命时光。无论是政客、军阀，还是学者、商人，天津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重要舞台。

究其原因，天津不仅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经济要地，而且是当年中外之间、军政之间争权夺利的名利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天津是中国北方最繁华、最洋气的城市，当年的北平与天津相比，可谓是土得掉渣。

▲当年的中街，右侧是利顺德饭店，远处为戈登堂

所以天津的租界，是失意政客的隐忍之地，是解甲军阀的归隐之所，是工商巨子的兴业之场，是学者大家的报国之堂。也正是由此，五大道才为天津留下了如此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书写不尽的江湖传说。

不过，我要声明一点，当年还有不少名人的洋房居所并不在英租界的五大道，比如大总统袁世凯、冯国璋的宅邸就在奥租界，梁启超的饮冰室在意租界，而溥仪、张彪等晚清遗老则住在日租界。不过，住在英租界的历史人物却是十之八九，所以五大道才是汇聚了近代历史的最精华的所在。

根据天津历史学者和文化部门对五大道居民的整理，我们可以归纳住在五大道的近代史人物大致可以分为政客、军阀、商人、学者这四大类，另外还有一个被人们常常忽视的群体，本文将重点讲这个对天津产生巨大影响的群体。下面，我将主要为您概括一下五大道这些名人当年的轶闻和他们的居所。

▲1912年国务总理唐绍仪组建内阁

后排中间是陆军总长段祺瑞

第一类是民国时期各种从北平退隐到天津的政治人物，他们要么在天津等待东山再起，要么在天津安养天年。这部分人，从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到内阁总理、部长、次长以及各省的民政长官四十余位，均在五大道置业并居住过。其中，徐世昌、曹锟、张作霖、唐绍仪、朱启钤、龚心湛、曹汝霖、潘复、周学熙、金邦平……这些民国舞台上的主角，都一一和五大道发生了交集。

在马场道的东头，如今是二十中学。校园中就有一座规模不小的洋楼，这就是经过复建的“潘复故居”。

▲重建后的潘复故居

如今是二十中学的行政办公楼

潘复，北洋政府最后的一任国务总理，山东人，出生于官宦之家，清末举人。民国建立后潘复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财政部总长、交通部总长等职，1927年任国务总理，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潘复退任后寓居到天津马场道。

据潘复的后人介绍，潘复故居这栋洋楼有十一个卫生间、四个厨房（河南菜、淮阳菜、山东菜，还有一个专做西餐），光厨师就有二三十人，后来的玉华台酒楼就是这里厨师的后人开的。

▲国务总理潘复（前中）的洋楼里总是宾客盈门

潘复的洋楼里，每天迎来送往的都是民国时期有头有脸的政界要人和军阀名士。据潘复后人回忆道：“从记事起，院子里永远停满了高级轿车，宴会厅的大长桌上常常坐满五六十人……在院子里玩的时候，能见到很多衣着光鲜的人出入我家，我记得孙传芳、张宗昌常常来，司徒雷登也来过一次。四哥结婚时，张学良亲自来祝贺。我对曹锟最熟悉，他来我家偶尔在院子里见到，也和我打招呼。”

这就是五大道里，下野政客们的游戏，他们虽然远离了权力中心，但是依旧周旋在政治的周围，伺机东山再起。只可惜岁月无情，1936年潘复在北京病逝，葬于天津，一代风云人物就此在五大道里消逝而去。

▲颜惠庆故居

在睦南道24号，有一座高大的三层砖混结构洋房，它建于上世纪20年代中叶，是欧洲中世纪古典式主义建筑，红瓦坡顶，琉缸砖清水墙面，四联拱形外廊十分精巧。因墙体外檐凹凸结合，民间也称其为“疙瘩楼”（不是那座被野蛮商人用瓷片祸害过的“疙瘩楼”）。该建筑立面呈对称布置，端正规整。内部房间装修考究，并设有造型各异的壁炉。内部房间宽敞明亮，地板及门窗均为名贵的菲律宾木材，充溢着雍容华贵的欧陆风情。而它的主人就是当年曾经出席巴黎和会，并在中国近代史上大显身手的外交家颜惠庆。

颜惠庆出身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其父早年从福建来到上海，担任虹口圣公会教区牧师，还是圣约翰大学创办者之一。颜惠庆1897年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学习，1900年8月毕业回国，此后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1906年参加清朝政府举行的留学生考试，获得全国第二名和进士出身。

辛亥革命爆发后，颜惠庆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外交部次长，此后虽然外交总长多次更迭，但颜惠庆却一直稳居次长之席，人称“不倒次长”。在北洋政府人事跌宕的年代，颜惠庆从外交总长做到了农商总长、内务总长，并两次组阁失败。由此，心灰意冷的颜惠庆离开政治中心到天津做起了寓公，专心投资实业。

▲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外交家颜惠庆

颜惠庆在自己的日记里曾写道：“张作霖大帅以胜利者姿态进京后不久，我便举家迁往天津。我选定英租界安居，该地颇适合于家居生活，不仅区域街道开阔，拥有良好的市政管理和安全的居住环境，而且租界管理委员会依中英共治原则，双方各有五名成员。其他法国、意大利与日本租界，则全部由这几个国家驻津领事馆统辖，界内居住的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侨民均无权参与管理事务。而华界、前德国租界、奥地利和俄国租界，不是路途偏远、出行不便，就是拥挤不堪，难得舒适清静之地。”

在颜惠庆看来，天津的上层社会各界名流云集，有退休的大总统、前国务总理和内阁总长、下野军阀和各省督军，此外还有地方巨富望族、社会知名的银行家和实业家。因为几乎全是巨富，所以这些名流大都不惜斥巨资修建豪华宅邸，尽情寻欢作乐。所以他用“迷人而有趣”来形容天津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各政治派系集团，直系、皖系、奉系、国会议员、独立自由分子皆自成系统，纵然同处一城，鸡犬相闻，各派系成员都坚守各自的社交圈子，不越雷池一步。除非某些国际社交场合，否则绝少相互往来酬答。”

▲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故居在新华南路255号

在天津期间，颜惠庆与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人均有接触。日记里的零星回忆，也颇有趣味。他说徐世昌和曹锟 “两位前总统每逢寿辰，都要举行盛大宴会。昔日的同僚旧部、亲朋好友皆前来恭贺致意。徐大总统主要以诗文、书画消磨时光，此外还耕作园中，养花种菜。曹大总统闲居以后难改昔日的脾气秉性，确实也有报道说他索居无味，常常郁郁寡欢”。

与两位总统相比，段祺瑞“处境较为寒酸”。颜惠庆回忆，段祺瑞在天津没有自己的公馆，住在一位忠心旧部提供的居所里（鞍山道38号），平日里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佛经，虽然也玩麻将牌，但常以“八圈”为限，牌友们必须晚上10点钟之前散去。“那时，他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和下肢风湿症，常常不得不把双腿放进冷水中，使其失去知觉，以减轻痛苦”。

▲北洋军阀、国务总理段祺瑞

颜惠庆除了外交生涯外，还曾担任过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长一职。不过在九一八事变后，他重出江湖，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驻美公使，1937年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全力参与了抗日救亡运动。

“迷人而有趣”，是颜惠庆对他曾经生活过的五大道给予的最好注脚，虽然在津的五年时光短暂，但是迷人的五大道依旧成为这位外交家一生最美的怀念。

限于篇幅，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明天继续说住在五大道的人物的后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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