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上奏《试办招商轮船折》

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轮船运输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用企业，是由李鸿章发起的“官督商办企业”。企业由商人出资，合股的资本为商人所有，公司按照自己的规范章程制度管理。企业在政府监督之下，但是盈亏全归商办，与官无涉。1873年1月17日在上海洋泾浜永安街正式开门营业，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牛庄、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横滨、神户、吕宋等地

2019年4月12日，入选由中国科协调宣部主办，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共同承办的“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二批）”。

轮船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自1872年创立，到1949年终结，77年间轮船招商局产权变化纷繁芜杂，是自强运动中开办的第一家民用企业，其官督商办，打破了晚清洋务企业纯粹官办的格局，首采股份制，也多为后世称道。在国内各大港口和日本的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等处设立分局，从事客运和漕运等项运输业务，为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1872年7 月李鸿章改轮船招商公司为轮船招商局。

1873年，李鸿章委任唐廷枢为首任总办，委任徐润、盛宣怀为会办，任命朱其昂兄弟、盛、唐、徐为招商局委员。其中，唐、徐二人是拥有实权的一二号人物 [1] 。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资本共计420余万两，是民用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企业之一。 [3]

1867年在总理衙门和曾国藩的来往信件中，已到通商口岸有不少商人购买或租雇洋船而又寄名在洋商名下。这种现象使清政府不得不开放购买或租雇洋船的禁令。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商人提出由中国人自组新式轮船企业。清政府其实相当担心中国航运业会完全落入外国公司手中，以致漕粮输受制于人。因此总理衙门对当时容闳建议按西方公司章程，去筹组新式轮船企业，有相当大的戒心。总理衙门对建议批示的条件是，轮船必须为华人所有。这事一再延迟，直到李鸿章改以官督商办方式才能成事。

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正式向清廷上奏《试办招商轮船折》。在这份奏折里，他重申成立招商局的目的是为了承运漕粮和与洋商分利，“翼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至为洋人尽占，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他也提出了“官督商办”的制度构想——新办的企业由商人出资，合股的资本为商人所有，公司按照自己的规范章程制度管理。企业在政府监督之下，但是盈亏全归商办，与官无涉。“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候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三天后，清廷就批准了这份奏折——1872年12月26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轮船运输企业正式诞生，次年1月17日在上海洋泾浜永安街正式开门营业。

招商局成立后，原本由旗昌、太古、怡和三家英美洋行瓜分长江内河航运的垄断局面被打破。经过第一轮价格战后，规模最大的旗昌轮船公司亏损越来越严重，股价大跌。正值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到1876年，旗昌的老板有了出售在华全部产业的念头，并放出了消息。徐润得闻消息后，和唐廷枢、盛宣怀商量。8月，三人到烟台找李鸿章秉明此事，李以“费巨难筹”拒之。不久，中间人找上门表示愿意降价，当时唐在福建，盛在湖北开矿，徐于是拍板先支付了定金。经两家商谈，最后招商局以220万两的价格吃下旗昌的资产，商定先支付白银100万两，其余欠款分年支付。

招商局并购旗昌，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吃下旗昌后，原本只有11艘轮船、资本额仅75万两的轮船招商局拥有了29艘轮船，成为中国水域上最重要的一家航运公司。经过惨烈的价格战，几年后，太古、怡和两家外资巨头不得不找上门来与招商局三次(分别为1877、1883、1889)签订“齐价合同”：中外公司在各条航线上共同议定统一的价格，确定水脚收入和货源分配方案。这是一个双方妥协折中的方案。但从招商局讲，却具有打破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积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利。轮船招商局是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企业之一。 [1]

在唐廷枢、徐润的主持下，轮船招商局经历了企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十年”。经过几年的努力，招商局不仅拥有了长江和沿海航运的大部分市场，还在菲律宾、泰国设立分局，拓展了南洋运输业务，同时远航英国、日本、新加坡、夏威夷和美国本土。招商局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轮船企业，经营的轮船由最早的3艘增加到30多艘。唐廷枢为了开展码头货栈和轮船保险业务，与徐润等人先后创办长源泰、长发两个货栈及仁和、济和两个保险公司，成为中国人自办保险公司的先导。

唐廷枢上任后，对轮船招商局进行了改组，提出以西法经营，推出合股投资体制，实施股份转让，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使招商局的股值一年之内翻了一倍半，开中国内地股市之先河 [5] 。唐廷枢、徐润二人自己率先入股。轮船招商局最早核定资本为一百万两，徐润议价前后认股48万两，唐廷枢个人至少有8万两，还把自己原来附入洋行的轮船“南浔”带入局中经营。在唐、徐的影响下，一些香山买办入股，股资达五六十万两 [1] 。1882年增至二百万两。

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有委任董事的权力。轮船招商局在李鸿章的保护下，除了有漕粮专利生意外，还得得到政府的贷款，兴建码头货栈所需的土地，而且所承运的货品还免征厘金。虽然有这样优厚的条件，商人最初对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十分怀疑，投资入股并不踊跃。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主要通过私人网路出售。直到1880年，情况开始转变，在上海买卖盛行。

成立之初，轮船招商局就加入与美资旗昌洋行和英资太古洋行的激烈竞争。1877年，轮船招商局收购了旗昌轮船公司的所有产业，包括船只、码头和位于上海外滩9号的办公大楼，成为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与2家英资轮船公司－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达成协定，共同垄断中国水运。由于在制度上落后于对手，英资轮船公司不久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

轮船招商局的受任者与作为主要股东的商人一起管理公司。然而政策性的决定都掌握在由政府委任的官董手中。公众持股并未象西方一样，带来经营权和拥有权分离，反而股份制适应过来吸纳到中国生意传统中。轮船招商局为了吸引商人入股，有主要持股人直接管理公司分号的安排。1873年章程规定（第一条）：将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在主要港口协助商总经营业务。最初上海设商董二名，天津、汉口、香港、汕头各设一名，以后如另有别口贸易，或遇附入股份较大者，再行酌量选充。在1909年由股东选举董事会以前，股东只能极少量地参与公司事务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