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有一把枪，陪她从中国到南洋

“ 大雨一来附近沙场矿湖水满大水很快淹没小溪石桥汹涌的流水带着垃圾冲过水面飘浮着肿胀的猪尸当时，淹水后常有溺水惨剧发生遇水不能上学的情况很普遍

” 不发一弹的枪祖母有一把枪，陪她从唐山到南洋。这把枪，害了她，也伤及无辜。它有两个极端的称呼，“雅片烟枪”“鸦片烟枪”。刚到南洋，家里有点积蓄，祖母吞云吐雾，并无顾忌。她半卧在床，床边小几摆一盏鸦片灯，除了照明，也用来烧鸦片。黑黑的鸦片包在小竹叶里，打开后取出一小团放到烟枪上的小孔，凑近灯火烧。烧到鸦片起泡，才把烟枪凑到嘴边，抽吸鸦片受热后产生的烟。祖母半闭着眼，陷入一种奇异的精神状态中。阴暗的房里烟雾萦绕，成了她虚幻的世界。烟后，祖母精神特别好，爬树采果，绝不脚软。

（档案照片。1920年代，抽吸鸦片烟。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Lim Kheng Chye Collection）好景不常，祖母的私蓄开始耗空，只好典当金器，甚至把小金块放到地上，用砍柴刀砍成小块，筹钱买鸦片。记忆中，五十年代后期一小颗鸦片要卖两、三元，难怪村里有人经营这种生意。终于，祖母再负担不起这种要命开支。看到家里小孩陪她受苦，餐桌上有时只有白粥加糖，她心里之痛加上烟瘾发作的辛苦，迫使她改去求卖烟人把提炼后的烟土廉价卖给她，自行加水煮热喝下解瘾。这种解瘾土方维持了一段好长时间。父亲去世后，母亲和祖母常为抽鸦片的事发生口角，但烟瘾并不因此消退，鸦片成了家庭走上贫穷破落的罪魁祸首。

祖母去世前几年，已经没钱、也无法买到烟土。烟瘾来时，只能躺在床上，眼泪鼻水齐发、呵欠连连、哀声不断地忍受这种身心煎熬。上了学校，在课本上读到鸦片的来源和它的祸害，一时间满腔愤恨。这有计划的毒害葬送了祖母的下半生，也影响我那一段可能变得好一点的童年。

（1955年9月，新加坡总督Robert Black爵士视察位于圣约翰岛的鸦片戒毒所。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奢侈的要求

小孩的童年，常会有梦，我也一样。与其说是梦，不如说是渴望。小时随母亲去买菜，走到甘榜菜市，就像进入花花世界。吃的、玩的，都是诱惑，小小眼睛睁得好大。母亲手里捏著小皮包，这边看看，那边望望，几张烂钞票在手里搓摸，就是不肯轻易出手。回程时经过卖潮州粥的小吃店，食物柜上摆满一盘盘熟食，有蒸鱼卤鸭，还有在锅里冒泡的不知名食物；顾客蹲在长板凳上，对着眼前美食大口吃粥。中午时分，诱惑变得更强烈，母亲总是一把拉着我，目不斜视快步走开。

（惹兰红山的夜来香潮州粥，当代。图源：Gramho Instagram）村民上菜市场，也顺便吃点东西。市场有一个角落集合好多小贩档，大家坐在小矮凳上，围着档口，吃碗肉脞面或咖喱面，谈谈菜价猪价，好不开心。母亲常说，她不习惯在人前吃东西，因为不好意思。我从不怀疑母亲说的话，但她这点苦心也要等到我年纪稍长才能体会。买完菜，还要光顾一间小杂货店，母亲就在这里买她养猪的饲料。那年我约五、六岁，身子刚好和店里装满饼干糖果的玻璃罐子等高。这一天发生的事至今未忘，画面里，一边是母亲和店主在计数赊账；一边是我目不转睛对着罐里一颗颗七彩小圆糖在交战。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竟然去扯母亲的衣袖，打断两个交谈中的大人。当母亲知道我想要那些小圆糖时，没好声气把我小手扫开：“欠人家的钱都还没还，买什么糖！” 我的梦碎了，生平第一次的要求和那股酝酿好久的勇气就像断片的电影，咔嚓停了。一切不会因此改变，大人们继续交谈，留下委屈的哭声继续哽咽…… 没人记得这事，但它始终在我记忆里。人在成长，时代在变，童年过去了，小圆糖早失去对我的魅力，如今再多小圆糖也弥补不了过去的缺憾。我告诉自己，只要能力所及，我会满足小孩心中编织的梦，我不想他们在遗憾中长大，永远无法弥补。

至于那罐小圆糖，我在拍怀旧剧时常把它摆到景里。因为，它很快会带我们回到那个被遗忘的年代。

我的母校平仪中学附小 1960年，我上小学了。上学读书是村里大事，成绩好，全村人对你竖起大拇指，成绩不好，很快就面临退学寻生计的命运。我上的小学称为平仪中学附小，就在甘榜菜市尽头一个小坡上。这是一间民办学校，没办小学先办中学，再开个附小来收小学生，好奇怪。这可是村里仅有的一间华校，距离我家好远，步行要一个小时，却也没其他选择。记忆中，学校大门有一个黄色牌坊，写着“平仪中学”几个大字。上了斜坡，迎面一片水泥操场，是学校集会和活动场所。课室是几排木板屋，面向操场横行排列，中间有块长形沙地，每年运动会都在这里举行。沙场后面是校长室和教师办公室，常有学生挂着大字报在走廊罚站，最常见到的是“我上课不再讲话”“我不和同学打架”等忏悔文字。这种惩罚办法还真有效，我见到了立刻挺直身子，放轻脚步，快速操过，不敢正视那忍泪欲哭的容颜。办公室屋檐挂着一口铜钟，钟上垂著一条长绳迎风飘摆。这钟是学校的灵魂，当钟声当当敲起，不管老师同学，都得乖乖听话。上课时我常望着这口钟，盼望校工早点走入画框敲响钟声，让我离开这束缚的空间。第一天上课情形已非常模糊，只记得第一节课刚开始，老师匆匆赶到，和挽著菜篮刚要离开课室的母亲擦身而过。母亲带了菜市场买来的面煎粿给我当午餐，我刚张口想咬，就给老师厉声喝止了。课室纪律对一个乡村小孩简直是闻所未闻，眼泪当场就不听使唤流了出来。母亲还在窗外徘徊，又急又怕。而我自己清楚，那一个下午我是饿著肚子挨过的。小学教育是人生智慧启蒙，决定一个人今后的方向。学习的科目有华文、英文和算术，加上一门称为“伦理”，后来又改称“公民”的科目，说的是做人处事的道理。也许因为都在计较国内生产总值小数点，这门不具经济效益的科目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课堂里常萦绕朗诵课文的声音，华文第一课：“哥哥大，弟弟小。哥哥跑，弟弟也跑。哥哥跳、弟弟也跳……”，简明易懂，朗朗上口，其中还蕴涵长幼有序、快乐生活的正面观念。就在这片朗读声中，慢慢滋养了一个幼小的心灵…… 下雨淹水不必上学上学的路，是一条艰苦的路。这话有两个意思。先说第一个。每天，跟着两个哥哥走路上学，因为是下午班，要顶着大太阳。上学的路经过两条小溪，过小木桥、水泥桥，再沿着沙尘滚滚的红土路、穿过崎岖不平的山竹林，来到学校，鞋脏了，衣服也湿了。每逢雨季，上学的路常会淹水，淹水地段在永丰园大人公庙（又称祝福堂）旁边的一座石桥（今勿洛北路转进泛岛快速公路交叉处）。石桥下的小溪平常十分温顺，岸边长满青草野花，好看极了。这道乡野美景一直把人们的视线引到远处印度人养牛场，那里一片绿野，牛在草坡吃草，白云在蓝空飘。

（档案照片：1954年勿洛乡村水灾。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可是，大雨一来，画面就变了。附近沙场矿湖水满，大水很快淹没小溪石桥，汹涌的流水带着垃圾冲过，水面飘浮着肿胀的猪尸。如果淹水情况不严重，依稀还能辨认石桥位置，大家就脱去鞋子，手拉手勇敢走过去。如果是汪洋一片，水深及膝，就只能无助望着对岸的神庙戏台，不知如何是好。知道上学指望泡汤，两个哥哥倒是很开心转头回家报告。当时，淹水后常有溺水惨剧发生，遇水不能上学的情况很普遍。再说第二个上学之难。村里很多家庭子女多，同时要供几个儿女上学确是不易，学费虽不贵，每年买书及整装费常使家长做出错误决定。只要成绩不理想，这上学之路很快就告终，反正家里养猪种菜需要帮手，先图温饱再谈读书。女孩常是被牺牲的对象，离开学校后纷纷到坡底替人打家庭工。

(1960年代的马来甘榜，几个华族妇女在水井边洗衣。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Tan Kok Kheng 收藏) 我的两个哥哥都没法完成小学教育。父亲去世时，大哥十六岁就已投入社会，在咖啡店当童工。回头看我，仍然在上学路上，仅仅因为学业成绩还可以，母亲寄以重望，人前人后有一个可谈的话题，所以我留了下来。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都想离开这条上学之路，尽自己对家的责任。结果最终都没做到。 - 待续 -

李宁强“《回甘》发布会”

鉴于肺炎疫情，主办方决定取消22/3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李宁强新书《回甘》发布会，造成不便，敬请大家原谅！期待将来有机会再相见。

李宁强，祖籍福建金门，是一手拿笔，一手持相机的文图创作人。

他成长于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乡村，受教于传统华校中小学及末代南洋大学，投身于电视新闻编辑与电视剧制作。2008 年退出五光十色的传媒界，自学摄影，开拓摄影结合文学的创作道路。著有三本摄影文集、一本散文集、一本诗集，并参与三本诗歌合集。坚持，是创作的原则；分享，是最终的目的。

通过摄影，李宁强把一切负面的想法和郁闷尽情倾泄。每天高高兴兴出门，去见识新天地、去体会新发现。坚持做每件事，就算摸索也要闯出一道门路。通过摄影，让他慢慢悟出一些道理，从而找到一些正面的能量。

2015年创作《说从头》，停笔在离开电视台后，没想这才是真正精彩的开始，像自学摄影、文图创作、停笔四十年再续文字缘、重新写诗、出版五本书和历经七十八年找回金门祖居的寻根之旅，都在这时发生，这促使李宁强决定写《回甘》，算是《说从头》续篇。继续记录个人回忆，当成一种经验分享，分析过去对错、坚持不放弃、提醒和鼓励自己。《说从头》像是在心情亢奋中喝下一杯百味杂陈的茶，而《回甘》却是气定神闲喝着一杯苦茶，入口苦涩，慢慢甘甜。

《回甘》沿袭《说从头》写法，单篇独立却互有关联，每一篇都有画面，配文照片更是大幅度增加。为了不脱节和方便阅读，以感情为重点，保留了《说从头》部分篇章，并增加一些后续内容。全书分前辑《回》，后辑《甘》，图片以黑白和彩色区分。请读者共品这杯余香袅袅的人生茶，诚意推荐《金门寻根记》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