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伊·弗拉姆（Faye Flam）：美国应学新加坡保持冠病信息透明

查看新加坡政府提供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信息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些追踪该国的冠病确诊病例相关细节的资料，被整理成一个内容不断演变的故事，并公之于众。

有关网站分享了每名冠病患者的年龄、性别和职业，最近所去之处，何时寻求医疗帮助，并说明他们何时住院和出院。当局还公布了他们在当地的行踪，包括他们是否参加了两个大型教会礼拜仪式中的任何一个，因为礼拜仪式与两个感染群存在着联系。

作者认为，特朗普政府试图控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信息流，这完全是开倒车。（法新社）

相比之下，在美国，网上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虚假信息，包括YouTube用户建议人们喝漂白剂。总统无视科学界的共识，保证疫情能够被遏制，疫苗也就快面世；而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在内的专家说，疫情不太可能被遏制；而疫苗的试验、研发和采用则可能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现在，特朗普政府试图控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信息流，这完全是开倒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或其他科学机构应该审查白宫的声明。

当然，新加坡可以自由地获取冠病的信息，是以牺牲病患的隐私为代价的。新加坡病患的名字虽没有被公布，但有足够的信息可以推断出他们的身份，这在美国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新闻报道还显示，在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国家，一些政府正在强制公民披露他们的行踪，而西方民主国家是无法接受这种做法的。

然而，美国的做法也有缺陷：传播信息的自由让各种猜测和阴谋论淹没了对冠病的负责任报道，使民众陷入恐惧和困惑之中。

其中一些错误信息源于科学家现在交流信息的方式——不是通过经过核实、同行评审的论文，而是通过仓促发布的信息，有一篇论文就认为冠状病毒和爱之病病毒有相似之处。一些阴谋论者利用这一点，来鼓吹冠状病毒是生物工程产物的观点。该篇论文受到了批评，谣言也被揭穿了，但科学家认为，为能够快速地传播信息，而可能让公众得到错误信息，乃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戈斯汀（Lawrence Gostin）将这种信息、猜测、阴谋论和虚假信息的大杂烩称为“信息传染病”（infodemic，又称作“信息疫情”）。解决的办法不是限制信息和新闻自由，而是提供可靠的消息来源。

“卫生局局长在哪儿？”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伦理学家阿特·卡普兰（Art Caplan）问道。在他看来，若能只是由一名可靠且负责任的专家来向公众说明最新情况，则将会让大家受益。其他的人选可以是福奇、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医生（Robert Redfield），或其他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向公众解释科学及其内在不确定性的人。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医生（Robert Redfield）（彭博社）美国还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冠病19检验方法。新加坡一直致力于使用抗体进行广泛的检验；抗体在病毒被清除后仍然存在，因此可以提供谁被感染的信息。这可谓一大进步，迄今所做的大多数检验，都依赖于检测病毒本身的遗传物质，因此无法检测到那些感染了病毒但后来又痊愈的人。对当前和过去感染病毒的人进行广泛的检验，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病毒的传播情况，并预测谁面临最大的风险。相比之下，美国在病毒检验工作的部署上行动缓慢。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住院妇女，等了一个多星期才有人为她检验，结果证实她是美国的第一起社区传播病例，即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和任何去过中国的人有过密切接触。 3月1日的《纽约时报》建议我们采取“中世纪”的方式来对付这一新的祸害，即使用强制检验（像古巴防治爱之病疫情一样）或隔离（自黑死病暴发以来一直使用）等手段。美国人不太可能会接受中国所实施的那种大规模隔离措施。然而，即使是崇尚自由的美国人也应该愿意牺牲一些隐私，以帮助专家追踪冠病的传播；要求一些可能受到感染的人呆在家里一段时间也并非不合理。广泛的自愿检验、监控和接触者追踪可能会奏效，并可以不必为了采取中世纪方式应对疫情，而得牺牲自由。然而，要以非强制性又合作的方式对抗病毒，可能需要公众对政府、媒体和科学家的信任。在美国，曾有一种制度能让媒体和社会分别向政府和报章问责。现在，人们的大部分信息都是从社交媒体上获得。总统指记者是人民的敌人，并利用推特发布关于疫苗和气候科学的误导性观点。冠病将考验民主国家的自由原则和对人权的承诺。我们将不得不在让透明度和理性占上风，以及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拯救生命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作者是彭博社专栏作家。黄金顺译）记者：费伊·弗拉姆（Faye Fl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