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岁月——邹韬奋新闻出版事业的“黄金时代”

邹韬奋

卓越的文化战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邹韬奋先生与武汉的情缘从1937年12月开始，至翌年10月汉口沦陷结束，他在汉口工作、生活、战斗了十一个月。

生活书店总店迁往武汉

1937年7月31日，全国救国会的领袖人物、“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在被关押了243天之后被无罪释放。邹韬奋出狱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创办《抗战》三日刊。8月19日，与同人们经过五昼夜奋战，由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在上海创刊出版了。该进步刊物的创刊号上申言：“在这民族抗战的紧急时期，本刊的任务，在一方面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现其重要意义和相互间的关系；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以供国人的参考。”《抗战》在沪期间，每六天出版一期《抗战画报》。胡愈之、金仲华、张仲实、钱俊瑞、沈志远、柳湜、胡绳、艾思奇等为主要撰稿人。

邹韬奋撰文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加以抨击，主张彻底开放民众运动和言论自由，实行真正的全民抗战，强调真正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刊物遭上海租界当局的摧残，自1937年9月9日的第七号起至第二十八号将《抗战》易名为《抵抗》，在全国其他地方仍以《抗战》作刊名，第二十九号恢复《抗战》刊名。1937年11月9日上海沦陷，但邹韬奋坚持在沪继续出版了三期的《抗战》三日刊，1937年11月23日到12月23日停刊一月。

1937年９月13日，生活书店第20次临时常委会决定：为便于面向内地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决定总店迁往当时政治中心武汉。当年12月2日，邹韬奋和钱俊瑞、金仲华、张仲实、杨东莼、沈兹九等14人由广州绕道广西前往武汉，当月中旬抵汉口。之后，恢复出版了《抗战》三日刊第三十号。

主编《全民抗战》，发行30万份

1938年7月7日，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周年之际，《抗战》与李公朴主办的《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该在汉口出版的政治刊物，由邹韬奋、柳湜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邹韬奋、胡绳、柳湜、钱俊瑞、沈钧儒等。

推进全民动员、坚持抗战到底的《全民抗战》第二号刊发邹韬奋撰写的社论《关于保卫大武汉》。文中强调指出：“最近有些人对于‘保卫大武汉’这个名词，发生怀疑；他们认为我们所该保卫者是整个的中国，我们的目的是要收复一切失地，难道整个中国不要保卫而只要保卫大武汉吗？难道其他失地无须收复而只需保卫大武汉吗？他们因为有着这样的疑问，甚至觉得关于怎样保卫大武汉的办法也不值得提出来，这种误解在事实上对于争取第三期抗战的胜利是不无影响的，所以有迅速纠正的必要。”“用全力保卫武汉，所谓全力。不但是指大武汉的整个动员，而且是指各战区的整个动员，进行各战线的反攻，是指与大武汉相毗连的各广大区域的整个动员，是指要迅速把敌人的后方（即沦陷区域）变为前线。”

《全民抗战》所载文章主要是呼吁民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对鼓舞全民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专门出版了战地版与通俗版，前者赠给前方将士，后者用语浅白、多漫画木刻等。由于该政治刊物真正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公意，特别注重内容和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期销售数很快逾20万份，是当时最受读者诸君欢迎的刊物。由于武汉局势日趋紧张，印刷、邮寄等条件十分困难，1938年10月中旬《全民抗战》自第三十号起，移到重庆出版。

生活书店编印诸种抗战丛书

生活书店总店迁汉后，编审委员会出题目、众作家做文章，大量通俗化、大众化的丛书和抗战通俗读物的出版量创纪录。在汉继续出版“救亡文丛”“世界知识丛书战时丛刊”“黑白丛书战时丛刊”和“战时大众知识丛书”。在汉口新出的丛书有：“战时社会科学丛书”“问题与答案丛刊”“新知识初步丛刊”“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中国文化丛书”“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等等系列。柳湜主编的“战时社会科学丛书”，为一套适合知识分子阅读的中级读物。初级读物“问题与答案丛刊”解答各项重要问题，这套小丛书出了《我们要不要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英意协定有什么影响》《法国为什么常常发行阁潮》《究竟有没有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抗战时期能否实行民主》《抗战可以同时建国吗》等分册，新五号字排印的64开本小册子，每册定价仅售四分钱。

名记者范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作者均系名记者、名作家，以战地通讯与报告文学为主要内容，包括长江、徐盈、臧克家、谢冰莹、胡兰畦等名家的作品。出版周扬和艾思奇联袂主编的“中国文化丛书”，稿件来自延安，作者都是中共和八路军中的高级干部；包括洛甫著《中国革命史》、陈伯达著《三民主义概论》、李富春著《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郭化若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何干之著《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艾思奇著《中国化的辩证法》、吴理屏著《抗日统一战线》等7种著作。

据《生活书店史稿》，书店出过署名廉臣的《随军西征记》。作者“廉臣”是陈云的化名。陈云这本书，对广泛宣传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及其英勇的长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最早于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上登载，接着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此后便很快传回国内。

发行抗战通俗读物500余万册

邹韬奋在汉期间，除主持生活书店工作外，还积极参加抗战救亡活动。1938年3月，为向抗日前线军民供应书报刊物，由生活书店联合部分出版工作者，成立由钱俊瑞领导的战时书报供应所。是年9月18日，邹韬奋和沈钧儒、范长江、王炳南等由武汉出发，赴长江南岸德安一线慰劳抗日将士；生活书店运送大批图书给皖南新四军，并在那里建立了“抗敌书店”。

邹韬奋一行在江西德安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到南昌、长沙了解民众运动情况，访问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长官薛岳、前线指挥官俞济时等高级将领，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情形有了切身感受。劳军归来后，邹韬奋将所见所闻所感写出，分5次发表于《全民抗战》上。

据生活书店汉口总管理处统计，1938年上半年，在武汉共出版新书69种，印数达56.5万余册；再版书74种，印数达73.6万余册；期刊初版共印123.9万余册，再版杂志共印1.9万册。生活书店在上海时，新书一般只印2000册，在武汉新书最少印5000册，有的还要连续再版。抗战前，生活书店仅武汉和广州两家分店。总店迁汉后，陆续派员在西安、重庆、长沙、成都、桂林、兰州、贵阳、南昌、昆明、福州、常德、金华、衡阳、柳州、南宁、宜昌、恩施、万县、梅县、玉林等地开设分支店，遍及全国14省市共56处。香港、新加坡亦设了分店。书店职工由60多人，增至300余人。

生活书店出版或经售的书籍很多，门类也广。仅抗战通俗读物就发行了500余万册。中国共产党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社和机关刊群众周刊部编定的10多种“新群丛书”，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朱德的《抗日游击战争》、《我们怎样打退敌人》以及《新华日报》社论集、《群众》周刊合订本等都委托生活书店经售。出版马列主义原著和结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著作及其启蒙读物，是生活书店服务大众，介绍进步文化思想的一贯方针。生活书店在汉出版和经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等。

邹韬奋的大众文化思想，其精要有二：即“促进大众文化是我们的第一个口号”，“要切合于大众的容受性”。生活书店十分注意出版物的大众化与通俗化。书店编印出版和经售的大众读物，有冯玉祥的《开步走》，杨晋豪的《八路军出马打胜仗》，赵景琛的《八百好汉守闸北》等，此类读物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影响广大。教科书——知名教育家张宗麟主编的《战时读本》深入浅出，多次重版，仍供不应求。书店出版、经售的文艺书籍繁多，如冼星海的《抗战歌曲集》，田间诗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劫夫、史轮、敏夫等的《战地歌声》等，一本风行，超级畅销。

武汉岁月是韬奋事业的“黄金时代”

邹韬奋总是以政治家的犀利明察，新闻记者的敏锐快捷，诗人的强烈感情，文学家的明快语言进行政论文写作。1938年7月，其政论作品集由汉口生活书店初版。他见诸《抗战》《全民抗战》上的政论文章《鼓励士气与民气》《敬悼不受伪命的刘湛恩先生》《欢迎战地记者徐州归来》《全民抗战的使命》《国际反侵略的力量》等都是风靡一时、脍炙人口的奋进篇章。

1938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汉口青年会二楼礼堂宣告隆重成立，范长江、钟期森、徐迈进当选常务理事。邹韬奋被推举为名誉理事，他出席大会并讲话。4月1日，“青记”在汉创办了16开本的《新闻记者》月刊（主编范长江）。该刊之创刊号，发了邹韬奋写的《新闻记者活动的正确动机》一文。文中首句透露，“我是在小学时代就认定了以新闻记者做我的终身事业的”，此为“初心”！邹韬奋认为，做新闻记者最应该有的是活动力，尤其应该有的是活动的正确动机。“就新闻记者的立场看来，所谓活动力是不怕麻烦的研究，不怕艰苦的搜索，有时也包括不怕艰险的奔波。”韬奋指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新闻记者就要有入虎穴得虎子的魄力和勇气！他强调，新闻记者的活动，尤其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动机；要为社会大众的福利而活动，不要为自己的私图而活动。

“韬奋是属于大众的，是为大众的。”诚如胡愈之先生所言，他只希望做一个新闻记者，拿办报办刊物作为他的终身事业。邹韬奋的影响普遍深入于苦难人民大众中间。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位置。据杜若君的回忆文章：1938年在武汉接触到的韬奋，比起1935年初见时的他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邹韬奋不只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在很多方面，更像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1938年在汉口，当时国民党用一切力量劝邹韬奋加入国民党，以官爵诱他，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诱他，但邹韬奋始终坚决拒绝了。这表明先生有一副硬骨头，有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英雄气概！

汉口在当时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也是全国交通动脉的要道。邹韬奋整天在生活书店（设在号称文化街的交通路上）二楼的一间斗室中紧张地写文章、看稿、看信，并且时常下楼去会客。每天有三四十封读者来信送到他面前，有五六起多至十余起的青年前来访问。邹韬奋热诚地给予指点、鼓励和安慰。并且把这些问题反映在主办的刊物上。他的口头禅，广大读者是书店事业的基础，为读者服务是书店发展的酵母。书店发行部的人住一个房子，编辑部的人住一个房子。过的是集体生活。编辑部十多个人住在金城文具公司楼上。除了编辑杂志书籍等本职工作以外，还参加救国会和各种团体活动，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整个书店从上到下，都是目标一致，亲如兄弟。人人都为这个进步文化事业自觉努力，真正做到各尽所能，废寝忘食。

在邹韬奋先生的倡导下，书店里的学习空气特浓。平日除鼓励同人出去参加游行、集会、宣传、歌唱等社会活动外，店里也经常举行周末晚会。周末晚会除报告店内情况、计划、号召和余兴外，主要是国内外形势、抗战动态等报告，有时由店内的编辑邹韬奋、金仲华、张仲实等先生主讲，有时向外界邀请。中共党内重要的领导成员周恩来、秦邦宪等不止一次地出席生活书店的周末晚会。(邓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