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侨乡成田6家侨批局同时运作：“特殊纽带”联结侨情赤子心

初冬时节，坐落于汕头小公园开埠区外马路的汕头侨批文物馆，在暖阳下静静矗立，迎接着一批批前来学习参观的党员群众。馆内，一封封侨批背后的奋斗经历和感人故事在讲解员的解说下跃然纸上，让参观人员从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汕头是著名侨乡。上个世纪，大批潮汕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相隔甚远，只有通过书信与家人保持联系。“信”在潮汕话里称为“批”，侨批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具有“银信合一”的特征，因此侨批又称银信，蕴含着忠义孝悌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是“信而有征”“无征不信”的生动体现。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二楼，一幅《潮汕地区侨批局分布图》亦引来不少人驻足拍照。图上显示着当时潮阳、普宁、惠来、揭阳、潮安等地的县域图，还标注着各县侨批局所在地及数量，并注有一段文字“根据1946年史料记载潮汕地区侨批局共131家”。从图中可以看出，彼时的潮阳县成田乡就有6家侨批局，在当时汕头县域内首屈一指。

挂在汕头侨批文物馆二楼墙上的《潮汕地区侨批局分布图》。

一封封侨批，蕴含着旅外华侨的爱国、思乡之情；一个个侨批局，密切联结海外华侨与国内侨眷。那么，在抗战时期，缘何成田的侨批局数量就有6家之多？这些侨批局的产生反映了当时华侨怎样的血泪史？它们对于整个潮汕地区经济社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1 〗 近现代潮汕境外移民有三次浪潮

谈及汕头，必然绕不过“华侨”这一印记。汕头现有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正所谓“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一段段血泪史。

“华侨”一词的出现，大概在19世纪末。若论及潮人在境外的移民活动，则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当时主要是出洋贸易为主。两宋时期，航海技术有了显著提高，促进了远洋航线的开辟，可直航至东亚、东南亚。据有关记载，宋元两代到南洋定居的潮人近万人，主要侨居地是吕宋、真腊、暹罗、占城、三佛齐、爪哇等地。《汕头市志·华侨》载：“宋元两朝，随着对外贸易的往来，有一部分潮汕人在通商之国居留下来。”

明代中后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产生了潮人大量移居海外的现象。清朝初期延续了明末的动乱状态，并且受郑成功复台据台、以潮汕地区为抗清前线等因素影响，直接催生了潮人的移民潮。清代开海（1684年）至汕头开埠（1860年）前的这段时间里，潮汕地区逐渐出现规模空前的海外移民浪潮，移民数量不下百万。仅1782年至1868年，乘红头船移民暹罗者多达150万人。除暹罗外，潮人移民主要还分布在交趾、高棉、马来半岛、爪哇、婆罗洲等地。

1860年汕头开埠至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间，产生了规模空前的潮人海外移民潮，“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局面真正形成。

根据史料记载，近现代潮汕境外移民有三次浪潮。第一次为汕头开埠至辛亥革命时期。据估算，1864-1911年，潮汕人远涉重洋谋生的约有294万人。第二次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据统计，1904-1935年，由汕头出洋的多达298万人。第三次在抗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潮汕沦陷期间，对外交通阻断，故抗战一结束，潮人便纷纷出洋投亲靠友，谋求生计。据有关资料记载，仅1948年1月至11月在汕头侨务局办理出国手续的就达57628人，这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各口岸中居第一位。

马祯辉在其所著文章《田中央乡的批局》中如是描述：“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入侵，国势日蹙，中国东南沿海许多老百姓纷纷赴南洋谋生。当时离乡背井走出国门者以潮汕人居多。远涉重洋的潮汕人，大部分是到泰国、马来西亚、越南。他们凭借勤劳俭朴、奋勇拼搏的精神和诚信正直的优良品质，在国外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有的人开创生意以后越做越大，甚至后来成了富户，拥有可观的资产。潮汕人在东南亚国家有了立足之地，自然就会回来或托人带其亲属到海外去，一些亲戚朋友也闻风去投靠他们，这样一来，往南洋一带谋生的人与日俱增，遍布各地。”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潮人已经达到400万。其中，泰国是海外潮人最为集中的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印尼、越南也是潮人移民较多的国家。

“成田镇海外乡亲近20万人，是潮南区乃至汕头市的重点侨乡，田中央居委曾被中侨委列为全国重点侨乡之一。”郑永槟在其撰著的《走进成田》（“潮之南”系列丛书，2008年6月第一版）写道，南宋末年，成田就开始有人离乡背井出洋谋生。

〖2 〗抗战时期成田有六家侨批局同时运作

即便是背井离乡，根与魂也始终在潮汕。与华侨相伴相生的就是“侨批”。抗战期间，海外侨胞捐献的款项，几乎都是通过侨批局或银行寄至国内，抗战侨批也成为侨胞和家乡人民团结一心抵抗外侮的集体记忆。

侨批是家乡侨眷和海外侨胞感情维系的纽带，也是华侨对家庭不忘根本的承诺。

对于侨批的产生，马祯辉在《田中央乡的批局》文章中写道：“身在异国的潮汕人，无论经济地位高低，他们都把部分积蓄寄到家乡赡养亲属，或接济亲朋好友。起初寄批款多是‘水客’代劳，水客从中收取一点佣金，但这并不保险，水客侵吞批款走人的事时有发生。这时候，设立侨批专业服务场所，张挂铺好的批局（银信局）应运而生。”

所谓“水客”，就是经常往来于海内外，专为侨胞带送侨批和小宗物品，并为侨胞眷属捎带回批或简单附言的人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水客最盛的时期，仅在汕头就有水客800人以上，上世纪30年代还成立了汕头“南洋水客联合会”。

后来，随着潮汕地区出洋人数不断增加，水客承接侨批的能力已适应不了新的需求。为此，较有积蓄的侨胞或托寄大宗款项的侨户便改为自派专人携带回乡，同时递送亲人集中托寄的大额批款。这些承办侨批业务的户头，便是侨批局的雏形。

相较之下，侨批局比水客具有递送时间短、资费廉宜、更讲信用、有固定的局址可跟进查询等明显优势，成为了侨批业的主力。不过，开设批局要有一定的可信度，而批局的可信度又取决于开创者的经济地位、威望和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否则，即使开办了也无人问津。

“潮汕人在国外开办批局，一般都要在汕头设立中转站，铺号大多是同一个名称。汕头中转站收到海外付来的信件和批款之后，就立即派人快速带到设在县城或乡镇的批局。”《田中央乡的批局》写到，这些批局的内勤人员随即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分线路，有的人负责打上港币折算为国币或人民币的“蕃茨码”，有的人负责统计各路线的总金额，有的人则负责汇总，确认金额无差后就发给批脚（即侨批局外勤人员），让其交点银项，调理派送批信的先后分发次序。批脚前期工作调理完毕之后，他们一手提着油纸伞，一手提着一大袋批信、批款就匆匆赶路送批了。如果从汕头带来的批信批款是夜间到达，批脚就在次日清晨才出发。交点完的批信批款就暂时锁在批局的保险柜里。

该文还写到，民国时期，田中央（今潮南区成田镇田中央社区）旅外乡亲在暹罗（泰国）就开设了好几家批局，如果以抗战前后统计就有6家。这6家批局的铺号分别是永振发、永顺利、协成丰、成昌利、德顺盛、泰盛。如果以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统计，则还有永丰发、永裕源等批局。

“一个侨乡批局如此之多，在我们潮汕地区，乃至我国东南沿海各地，是绝无仅有的。在过去，批局成为田中央的特色，见证了侨批业在这个地方的辉煌历史。”马祯辉在文中如是评价。

〖3 〗 侨批局背后是侨胞深厚的家国情怀

“田中央社区现有常住人口约8000人，从清代咸丰年间起，一批批当地村民远赴东南亚谋生，如今旅外侨胞及港澳台同胞多达6万余人，是本地人口的7倍多。”提及田中央侨胞人数，成田镇田中央社区居委会相关负责人说，田中央旅外华侨及港澳台同胞数量众多，汇款需求量大，是抗战期间产生多家侨批局的内在原因之一。

位于今潮南区成田镇田中央社区的德顺盛侨批局旧址，建筑虽已破旧，但通过一些建筑细节可见当时的辉煌。

该负责人表示，华侨及港澳台同胞虽然离乡背井，但人在他乡，心仍系于家园。当时由于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家国情怀深厚的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的通讯、汇款侨批就全靠侨批局传递。

据介绍，那时的批局通常以一个礼拜为一个批期，批局收取客户的批款（信件常是批局聘请有书写能力的人为客户代写）集中起来后定期发出。信件是由批局派专人直接带到潮汕来的，银项则是通过私人钱庄汇到香港，再从香港汇到汕头中转。全面抗战爆发后，多处成为沦陷区，汇款网络随之也中断了，海外的批局有的把批款买为金条、钻石，派专人带到汕头出售，然后才付款给侨眷。那时，批局为了使华侨与侨眷取得联系，保障侨眷依然取得生活来源，他们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年过八旬的马陈宣是德顺盛侨批局创始人的后代，他清晰记得，德顺盛侨批局设有更楼、办公厅、银库、员工宿舍、食堂，还配有3辆自行车供外勤人员（“批脚”）送批信批款用，“在我12岁时，我时常跑到更楼（相当于现在的守卫室）上玩，楼上藏有一把长枪，那时我比较贪玩，拿着枪把玩了很久。幸好枪里没装子弹，不然很危险”。

马陈宣回忆说，当时侨批局内勤、外勤人员加起来有10多名。每领到侨批、批款，批脚们都要徒步或骑车去“送货”，“送货”地址通常是潮阳、普宁、惠来等地，也有梅州地区。这些批脚均是经过挑选的身强力壮、有责任心的小伙子，批局发放给他们的工具有一个褡裢（用于装侨批和钱财）和一把油纸伞（用于防雨、防狼狗）。

“批脚们都很吃苦耐劳，几乎都是风雨无阻地将侨批和批款递送到收信人家中。每当看到批脚进村时，村民都会热烈欢迎。”马陈宣表示，老一辈潮汕人听到“批到”，就意味着“钱到了”。

据介绍，在潮汕沦陷初期，原有的侨批邮路受阻，海外潮侨所寄侨批，必须通过一些秘密小道辗转递送，但批脚携带侨批款长途跋涉，往往险象环生。因此，为了保障递送侨批款的安全，侨批局便组织了几十人的护批队伍，荷枪实弹地押解侨批款。

田中央社区有一名百岁老人马灿英，是当年永顺利侨批局的内勤人员，小时候曾读过六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和算数水平。1940年，马灿英进入永顺利侨批局工作，负责整理侨批打理侨汇的内务工作。他至今依稀记得，一开始整个成田有7家侨批局（6家在田中央）。侨批通常都是晚上送到局里，他先将侨批上所写的地址和批款金额抄写下来留底，一百元港币写42.7元，两百元就是85.4元，抄完后再按照批上地址分区域归类。批脚们第二天就要一大早赶路去送批，收信人收到批款后还需要填写回批（相当于回执）交由批脚带回。

“收回批是相当重要的。收不到回批，批脚是要扣奖金的。”马灿英说。令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过年期间，因为那是侨批局所有人最忙碌的日子，因为过年期间侨批数量暴增，他们需要连续加班加点20天才把工作做完。

后来，直到上世纪70年代，侨批业务归口中国银行管理，批脚们也陆续随着各地侨批局的关闭告别了这一工作。

“可以说，每一封侨批，都是一部长篇小说，都承载着一个家族的辛酸家史。”长篇小说《铜钵盂——侨批局演义》作者郭小东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潮汕侨批源于民间，并且大量收藏于民间，能够“原汁原味”地反映出大至国家、海外，小至社会“细胞”——众多家庭的具体状况，因此内容真实丰富。

成田镇田中央社区的村道，可见画着当年几个侨批局的墙绘。

在郭小东看来，侨批直到1976年方纳入银行系统，才在历史上逐渐淡出。东南亚沿海多座城市都建有侨批馆，但是侨批在这数百年之中对潮汕地区的影响极大。曾有统计显示，在某些年代，侨批的金融输入总量占潮汕地区民生经济收入的百分之五六十，也就是说，曾有民生收入的百分之五六十是通过侨批而来的，它对潮汕文化在这七八百年里的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汕头侨批文物馆馆长林庆熙对此也持有相同观点。他还认为，侨批体现了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华人的故土情结，潮人们虽然身处异乡，但他们始终抱着挣钱回乡的信念；侨批还为潮汕地区解决外贸逆差问题，为保持经济社会相对繁荣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为侨胞报效桑梓、支持祖国的正义事业提供了方便。

【记者】 张伟炜

【通讯员】 黄晓杰

【作者】 张伟炜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来源：南方+ - 创造更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