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PER ASPERA AD ASTRA ！

作者 | 郭振羽教授

郭振宇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创院院长、终身名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知名的传播学学者。出生于中国福建，成长于中国台湾，1972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73年移居新加坡。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2016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李光耀先生要压制方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深信方言对华人社群、华人社会的整合是负面大于正面的。从十九世纪开始到二十世纪，不同省籍的华人，帮派之间，有很多冲突，甚至于流血械斗，经过了许多时间的努力才慢慢融和。以华语弥平分歧，融合华族，是李光耀语言政策的一个重点。

大家容易忽视的是，李光耀生前最后一次就语言问题发表谈话，是2013年8月在他的选区国庆晚宴谈话。他引述美国心理学家研究结果说，同时教导两或三岁小孩多种语文并不会对孩子的学习造成混乱。“美国社会科学家已经证明，尽早教孩子更多语文，孩子掌握这些语文的机会就更高。”（早报2013.08.17）这段重要谈话是不是表示他老人家最后修正了他对语言学习“零和”关系的看法？如今斯人已逝，我们是无从查证了。

问：您刚刚提到方言文化与高一层的华族文化。请问在一个像新加坡这样的特定移民社会里，方言在保存与传承华族传统文化能扮演怎样的角色？

答：讲这个问题，要先知道方言对新加坡社会，对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定位在哪里，方言的重要性在哪里。从根本来讲，新加坡华族文化向来都是经过方言文化演变过来的。民间习俗信仰等等，都是以方言为载体，延续传承下来。当然这中间，延续下来之后有时会调整，有时有变化，这都属文化演变的一部分，但基本上是以方言群方言文化为基础的。这在人类学社会学上，称为“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

在小传统之上，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就是孔孟思想、文学、哲学等等，层次比较高的。都是经过文学、经过哲学、经过教育，经过高级知识分子来承传下去的。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到新加坡来，进入报馆、学校，包括短期来的，譬如巴金、郁达夫等等。有些来了之后，因种种原因，也许就长期留了下来。这些人把华族文化比较上层的，所谓大传统带过来，作用最高，贡献最大。不过外来的人才流动性很大，要让文化在这边能够生根，能够成长，当然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华校生。但是长年以来我们的华校教育基础不够，一直到南洋大学成立，才开始建立基础，才出现一个高潮，高潮就在南洋大学。当南洋大学成立，聘请到一批早期从中国出来（包括来自台湾）的学者，开启了海外中华文化的教授和传承。当年有这批老师辈传授下来，累积到足够的基础，就可以开始慢慢发扬光大。只可惜后来南大关掉了，新加坡就很难维系刚刚冒芽的本土华文传统，没有办法再传到下一代了。

而以方言为载体的小传统，长时间在本地华社将近两百年的历史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基本上当年华族文化靠的就是这个小传统。把这个基础拿掉，就有危机了。

讲华语运动的结果是打击方言，那就把小传统削弱了。与此同时，政府也很希望把大传统带进来。所以当时也提倡儒学教育、儒家伦理，这其实也是希望把传统文化的上层建筑建立起来。可是，这么做还是没有成功，因为基础已经削弱了。

再往前看，我要提到新移民的参与和贡献。这个课题到现在好像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我觉得九十年代之后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对未来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发展，会发生重要作用。这批新移民有其文化背景文化素养，有不少人多年来已经积极参与新加坡的文化活动，做出贡献。新加坡华族人口在50岁以上还有一批所谓的华校生，50岁以下就有了断层，而且逐年减弱。而补充接续这个断层的，正是90年代后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可以说是延续中华文化的生力军。

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郭振羽教授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多来自北方，跟原来这里以闽粤文化为背景的华族人口，不免有点距离，对近年新加坡要强调的本土意识本土认同，必然是一冲击。新旧华族人口的互动和交流，未来发展会怎么样，如何融合，对华族文化长期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是一两百年来中国文化本身的历史进程。新加坡和大中华地区的交流交往其实从来没有间断过，也是新加坡的重要文化资源。这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国力崛起，将会更趋加深。这方面的交流一向来新加坡是接受的多，回流的少。只有在大众文化上面，所谓流行文化方面，我们还有孙燕姿，还有林俊杰，占一席之地，虽然有限，却极有意义。

问：政府当初显然是以双语教育政策做为推广华语运动的理论根据。您曾在1986年说过，“双语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双文化’的学习，也就是对传统和现代文化精髓的吸收，必需有深度地去学习。”回顾近四十年的讲华语运动，您认为我们在培养双文化人才方面有了哪些具体成就？或在政策上有哪些不足？

答：记得吴作栋总理是在1993年才提出双文化这个的政策，我倒是更早就有此议。早期的双语教育失败的地方是只重教学，不懂教育。重视的都是在学华文，要认识多少字。考试是考什么呢，小学一年级要认识多少字，二年级认识多少字。因为有这个要求，学生就要很努力、很痛苦地过这个关。到最后既不懂文化，也不会欣赏文字，这是它失败的地方。之后政策上其实有调整，有浸濡，以各种方式提升学生对文化的认识。当然讲到最后，新加坡还是太重视考试成绩。我的学生有不少是特选中学出来的。毕业三年四年之后，华文书华文报都不看了。他考试过关，华文成绩不错，已经很高兴了，生活中再没有华语华文的影子。

不过，我还是要肯定李光耀先生的贡献。过去这几十年，要是没有他全力推动华语，华语的地位会更糟糕。这一点很多人可能有不同意见。内阁里面，所有比他晚一辈的，吴作栋这一辈的人，华语都是他逼出来的。我相信对于双语，李光耀是有诚意的。你不能说，他打击方言，也说他打击华文华语。但是他的认识只能到这里，也有现实的考虑，结果只能推动华语无法推动华文，最后只能讲不会写。这些是他面对的限度。如果说他的目标是希望新加坡成为一个完全讲英语的社会，那是不公平的。

问：从语言环境的变化来看，方言的没落导致华语的萎缩、影响到华语的整体能量，等到政府也希望把您说的大传统带进来，提倡儒家教育、儒家伦理以建造高层次的华族文化时就有点力不从心。记得李光耀很欣赏杜维明，原因恐怕就是杜维明同意说，儒学可以用英文来传授。这牵涉到的，是语言与文化学习之间的关系，您如何看待？

答：这是两回事。一般人，包括华社的主流，常常有这样的说法，认为学了英语你就变坏了。学了英文就会吸毒、犯罪、男女滥交，然后说一定要学中文才懂得什么是孝顺、什么是文化。这个论点我很早就表示不同意。

杜维明的话，我是同意的。讲到文化的学习，双文化的学习要是没有学好，就变成半文化，两边都没有学好。我很强调，把英文学好，把英国文学，世界文学、西方哲学这一套弄通，就是一个文化人。绝对不能够说，我懂中文你不懂中文，就自以为高人一等。所以，我可以理解杜维明为什么这么说。他也必需这么说，因为他要在本地传授的是儒学。

至于华语华文随着方言同时萎缩，这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七八十年代受打击最厉害的时候，这个是比较遗憾的。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崛起，社会大众对华语文的态度有某种程度的改变，开始出现更正面的态度。至于说到现在，对现在第三代第四代的领导人的双语言双文化的背景，我是蛮正面看待的。譬如王瑞杰、陈振声，现在的两位教育部长王乙康和黄志明，还有我们的几位女将，杨莉明、沈颖、刘燕玲。他们的双语程度，比他们的高一辈要强，比李显龙都强。他们的学习过程，真的就是从双语开始学上来的。我觉得他们对语言问题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就这一点来讲，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背景，在做决策的时候，比较可以理解到华语的重要性，制定语言政策应该是没有问题。问题是政治的干预，很少别的社会有这么强势、这么有效率的政府，可以彻底执行政策。假如政治影响的力量不要那么强，只是作为一个语言变迁的因素之一，民间还有足够的力量来做调整，就有自然的演变，这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问：要是没有讲华语运动，没有政府的行政干预，让方言自然演变，方言会不会沦落到像今天这样的程度？

答：我想不至于这样，但一定会减弱。你到中国去，到各个地方去，情况还是一样的，有些地方方言保留得强一点，有些地方还是不行。特别是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大都会。你到福建去，到永定，到龙岩，方言可能多一点。到厦门，方言用的就比较少了。一个大都会，肯定什么人都来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公共”的语言。在新加坡的演变，差异在因为有政治介入，所以情况有点受到扭曲。要是让它自然演变，自然有不同的力量在互动，发生作用。

有人说，方言在没落。方言没有了，怎么办？新加坡的华人的方言，在方言的世界里面，是微不足道的。只要中国还在，新加坡影响不了方言的盛衰。重点还是在中国。现在有一些地缘会馆要再回中国去寻根，加强联系，都是努力在试图把纽带再接上去。刚才说的方言传统，譬如戏剧，特别是地方戏曲，经常有人把中国的剧团乐团带过来，努力推广推动，有不同程度的成功。我常常说，客家话从世界上消失，那怎么可能？但是你如果拿来跟一百年前，某个社区来比，不论是在新加坡或在中国，那情况肯定是有变化的。

问：事实是方言禁令不时引起争议，一路来也常有希望放宽方言禁令的声音，最近官方连续拍摄方言剧向老年人宣传政府施政，有论者认为这是方言的回潮，您有怎样的观察？

答：有不少以地缘与语缘为基础的会馆，还是在努力保留方言，并推广方言文化。在民间，也还有公民自觉和民间自发的“保留方言运动”。近年来，各个宗乡团体大规模举办世界恳亲大会，办“潮州节”“客商大会”等等，开展历史学者曾玲所称的“宗乡文化复兴运动”。在华语运动的大环境下，这些境内和跨境的努力究竟有何作为，会有何成效，还有待观察。不过凡是有这类活动，也都要注意到它都可能是双刃剑，要注意是否有重整帮派、排斥外人的倾向。

方言近年是不是有回潮的现象？现在每星期五中午电视有一个方言剧节目，以老年人为对象，我觉得这是一个松动的象征，但是也很诡异。允许方言节目，理由都是为了宣讲政策。用方言讲政策这是有前例的，沙斯时也是利用方言讲政策，再譬如“建国一代”的优惠的解说。当有需要的时候，部长用方言来解释，这是非常功利性的。虽然如此，在我看来还是有政策性的松绑。特别是到了“后李光耀时代”，少了老人家的关切，或许严厉管制方言这一页，可以翻过去了。

电视广播的管理机构早在90年代，新加坡广播管理局 (SBA)时 期就成立了一个华文电视节目咨询委员会，我在创立初期就受邀为主席。1996年和2003年的年度报告，委员会两度建议放宽方言禁令。有关方面很快就有反应，表示事关基本政策，不能接受；同时也说要是放松允许一种方言广播，就必须同时允许另五种方言广播。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说必须要播放方言节目，只是建议政府不要去禁止。假如没有观众无利可图，谁会要去做一个节目？现在星期五中午的方言剧节目，要不是政府给钱，谁要去做？

问：讲华语运动推行了三十多年后，李光耀说这个运动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再是方言，而是英语逐渐成为家庭的主要语言的趋势。在您看来，讲华语运动应该如何走下去？

答：其实早在1990年代开始，讲华语运动就开始转以讲英语背景的白领阶级为对象。2000年之后，更是集中力量针对年轻的一代，鼓励多讲华语。讲华语运动的目标和策略可以说是与时并进。讲华语运动推行37年了，今后要怎么走，还不知道。我想到的是，如此长期的运动要怎么结束啊？讲华语运动到底有多成功，甚至于怎样才算成功，都难有定论。我倒是很肯定政府的努力。如果不能成功，新加坡以后就变成一个英语的社会。你看外面那些家庭都在跟孩子讲不三不四的英语，到最后可能就跟在美国的华人社会一样。

我在李光耀双语基金会担任董事，一开始是王瑞杰做主席，现在是黄志明教育部长。跟他们开会时，我觉得他们的态度很积极，很开放，很努力。虽然这是个半政府机构，基金会的秘书处成员，很多都是教育部的。基金会的资金不少，这笔钱要怎么用，要鼓吹什么？鼓吹的对象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幼儿的双语教育。而且双语教育在这边的目标是很清楚的，没有一个项目是要推动英文。所有的重点，都放在怎么样推动母语的学习。很明显的，英语不须要推动，大环境已经在这里。双语就是英语加母语，资源都投放在这里，要我们的下一代，从幼儿时期开始，学好母语。在这一方面，我不怀疑政府的诚意。

整理：林清如，林沛

来源：《怡和世纪》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总第31期